晚清不归——痞子运动



社会失序、失范后，群众运动变质，痞子运动盛行，社会也就成了丛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弱肉强食、机诈者胜。在暗夜的阴影下，不安的气氛在蔓延……

1911年8月5日，成都城里到处都充满了兴奋、期待、紧张与不安。昨天下了一天的暴雨，令成都暑气顿消，凉爽怡人。大雨也带来了麻烦，设在川汉铁路公司内的特别股东大会会场“积水盈寸”，股东大会的开幕式只好延期一天。

一鼓作气

四川地方政府对这次股东会予以了高度重视。四川总督赵尔丰亲自带队，省各部门负责人、首府成都府、两个首县成都县与华阳县的领导也列席了会议。

可能因为领导们的莅临，这个会议比起三天前四川保路同志会欢迎各州县股东代表的会议，花架子的仪式感似乎还少了些。三天前的那次欢迎大会，不断地演奏军乐：会议开始，奏乐；主持人致欢迎词后，奏乐；同志会会员与股东各站一边，先是同志会会员向股东行鞠躬礼，股东们还礼，奏乐；各种报告之后，股东们向同志会鞠躬，同志会还礼，奏乐……尽管烦琐花哨，却令来自州县的股东代表们大大领略了同志会的手段和能量，等于是为今天的股东大会做了精神上的动员。

股东大会宣布开幕，主持人通报，到会股东364人，股东代表237人，共601人。随后介绍到会的省领导，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第一项议程，就是请省领导赵尔丰训话。赵尔丰的讲话十分低调、诚恳。他表示自己“频年边疆戎马，与诸君别久矣”，现奉命回到成都，下车伊始，正好赶上铁路公司股东大会，“良深欣慰”。赵尔丰说，川路公司之事闹得沸沸扬扬，自己在边疆时就已经听说不少，但信息都相互矛盾，现在刚刚到任，还谈不上“训词”，只是想提醒大家：“兹事关系重大，必须慎始图终，在诸君具爱国之热忱，事必期于有济，惟当维护秩序，恪守范围，无事浮夸之议论，力求适当之解决。”这等于说，在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前提下，他作为四川总督，并不介意保路运动，只要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将“相见以诚，折衷至善”。同时，他也希望川路股东们“毋舍事实以求结果”，把股东大会开成一个务实的、解决问题的大会。

领导简短的讲话后，便是股东演说。前面两位无非控告盛宣怀如何卖国而已，老调重弹，大家听得生腻。而第三位登台的股东代表将矛头直接指向在座的赵尔丰，令会场气氛登时兴奋而紧张起来——

“适才赵大帅说，大致谓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赵大帅的话我们股东是很明白感激的。但是大帅所说，我们股东究有不解之处。”

“如说川人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试问所谓川路的界限若何？川人所修的路本自宜昌起手，即谕旨收路为国有亦只言哪境。何以盛宣怀定约将我们夔府数百里的路凭空攘去，抵补于四国？所谓川人筹款来修川路，如只修成夔的路，则我们四川的路算得是完全的川路吗？如仍照川人从前所修的路来修，则当兼修宜夔。宜夔已被盛宣怀卖与四国，既要保路，安得不说破约！”

“又谓因民间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此回因收路国有而借外债，因借外债而有用人用钱查账悉归外人之约。在朝廷一面不可谓无深意苦心，但其停止租股而借外债以为是深恤民艰似矣。然试问：朝廷于租税之外取于百姓的如新常捐输、肉厘、酒捐、油捐、糖捐种种，皆有加无已，何不一恤民艰？独于租股一项要恤民艰？明明夺我们百姓的权利，反以为恤我们百姓的艰难，有此谓吗？”

“至将修路的用人、用钱、查账之权悉交外人，此策我从前曾闻某巨公（指端方）说过：今日修路定要借外债，且中国官绅对于公款多半侵蚀虚糜，既借外债，便要把用人、用钱、查账之权悉交外人，方免侵蚀虚糜诸蔽。不料今日竟实行其言！我们中国官绅之坏，诚多侵蚀虚糜。试问朝廷操用人大权，何不选贤者？”

“今乃不信中国人而信外国人，譬如有肉于此，因防鼠子窃食而使老虎守之，此肉有能存在的理莫有……以这样失败的约都叫我们不说！假使明年我们股东为朝鲜的人，如朝鲜与日本结的约，我们大家也可以贪生忍辱地不说吗？”

“我们川人是较贫穷，但为修铁路，我们再难也要出钱。只要朝廷以至诚之心待百姓，一般官吏不剥克人民，我们的公司总理举得其人，信用能立，则莫说七千万修路之款，即使再筹七千万，亦莫有筹不起的。”

“倒款的总理为奏派，安得归过于我们川人？如使公司总理为我们股东所公推，倒款我们任咎。且倒款之害比较盛宣怀所定的约丧失国权之害，孰为重大？倒款之罪便以归诸川人，丧失国权又是谁人的罪？”

史料没有记载赵尔丰在场的反应，但股东代表将矛头对准的还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对于赵尔丰来说未必就是刺耳的。实际上，之后赵尔丰对保路运动一直给予很大的宽容。

股东会开幕之前，保路运动其实已经疲软，8月2日的《西顾报》就指责同志会说：“同志会成立之初，诸君子奔走狂呼，夜以继日，其热潮不可谓不烈也……乃曾几何时，而景象全非：前之志在进取，今忽变而为严防暴动；前之力主公开，今忽转而为谨守秘密；前之逐日开会，今又变而为月余始举。观此情形，日缩一日，真有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股东会令原本已经疲软的保路运动再次坚挺起来。第二天的《西顾报》详尽报道开幕情况，印刷了创纪录的15000份，依然供不应求。

针锋相对

川路公司的高层虽然在企业管理和修建铁路等“立”的方面极不在行，但在动员民众、挑战政府等“破”的方面却展现了卓越的才华。为了开好股东会，其筹备工作做得相当细，不仅精细筹备会议议程及材料，甚至连代表住宿这种细务都考虑周详，指定铁道学堂为“股东招待所”，“如客满时，可推广悦来旅馆暨青石桥客栈”。

两年后，民国国会议员蒲殿俊、罗纶同赴北京开会前，在重庆合影（摄于1913年3月）。

专门的筹备机构“股东准备会”在7月30日即已成立，成为实际上的常委会。几个人拍脑袋定下来的东西，在周密的会场操控下，很容易就成为上千人的全体决议，并进而扩展为数千万人的集体行动，影响到数亿人的生活，而且还能打着民主与宪政的旗号。股东准备会为股东大会确定了四条基本议程：一是“遵先朝谕旨，保全商办”；二是“请停常新捐输，以备宽筹款项”，川路公司虽然私下抱怨政府停止租股，但公开场合不会公然反对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创办一文捐”，也就是每人每日捐一文，仍然是变相的摊派；四是“设立清算机关案”，也就是查账机构。

在筹备机构编印的白话《路事问答》传单中，详细地解说了川路公司的各项主张，无非是大到爱国，小到保产。这份传单强调指出，盛宣怀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未经过资政院批准，政府落下的这个把柄正是川路公司的最好砝码：如果中央政府“改换心肠，欲与人民共谋交通”——当然，必须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人民，他们就积极协助筹款、推进建设；如果中央政府对川路的要求“出以责难手段”，则用此冠冕堂皇的官话来对抗；如果依然无效，则上升到“内阁以假立宪欺人民”的高度；再不行，就出以“最终之激烈手段”。传单没有明言什么是“最终之激烈手段”，但也心照不宣。

对于股东大会，中央政府一直十分关注和担心。在大会之前，负责铁路改制的两位朝廷大员盛宣怀和端方，一方面不断致电仍在藏边的赵尔丰，催促他立即到任，以便掌控局面；另一方面也连连致电四川省政府班子里比较可靠的藩司尹良，要求他立即取缔各种非法集会，坚信这些“所希图滋事者，年少学生居多”，而“川省正绅”并不反对铁路国有。

盛宣怀在成都的眼线周祖佑在股东大会前也报告说，已经赶到成都的股东“意在图财者居多，正绅股东少有到者”。端方希望能够阻止股东大会的召开，或设法将会期延后。在关键时刻，急于建功的端方想了个新主意，提出川路公司再闹下去，中央政府干脆宣布铁路另行改线，绕开工程艰难的川东地区，避免与已经相当成熟的长江航线争夺市场，而改走陕西。这一方案本身当然是两利的，但端方在这种时候提出这种方案，真正是在火上浇油，给了同志会更好的理由以凝聚本已松散的川人。

强势的端方迅速地成为继盛宣怀之后的第二大“卖国贼”。8月7日，特别股东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批斗端方成了焦点。而起因就是端方在日前发了一份电报给川路公司，宣布除了股东会之外禁止其他任何理由的集会。这本是依法办理，不必再作强调，端方此举有点多余，是在滚烫的油锅中泼了一瓢水。保路派们如获至宝，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宣读，“顿时会场声如鼎沸，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重庆代表、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朱叔痴）跳上讲台，逐字驳斥端方电文，认为它“蛮野诬人”，“众辄狂叫以应之”，随即便以大会的名义起草了复电。

此时，根据最近朝廷下达的命令，电报局已经停止拍发任何与铁路相关的电报，股东会就强烈要求列席会议的商业厅厅长（劝业道）胡嗣芬、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请他们转呈赵尔丰代发，并且表示全体代表将在会场上集体静坐，等待赵尔丰回音。

两位被弄懵了的官员赶紧前往总督府请示汇报，没想到赵尔丰痛快地答应了。两位官员通过电话向股东会作了通报。于是，又一个极具仪式感的场景出现了：在主持人的指挥下，“会众一起起立，对赵督表示谢意，然后散会”。

次日清晨6点，赵尔丰将此前一直负责与川路公司沟通的原劝业道、现提法司周善培请去，给他看了电报，说：“我已预备发了，幕府里却说发不得。”

周善培说：“论道理，是该代发；论事势，发了之后，部里不免怀疑大帅太站在川人一面，以后大帅再说话就有点为难了。幕府说发不得也是有理由，大帅想怎么办呢？”

赵尔丰是想请周善培拜访下谘议局议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蒲殿俊，代为解释一下他的苦衷。周善培无奈，只好赶到蒲家。蒲殿俊还高卧未起，听了之后，很生气地指责赵尔丰：“他对会众要面子，答应代发；现在不肯代发，却给我穿小鞋。当众答应的事，还是请他当众去反悔。”

周善培赶紧劝：“你们不要他替你们对政府做个桥梁，也可强迫他代发出去；如果要这桥梁，就得把他的身子让开。”最后，两人花了一个多小时，删除了一些内容，赵尔丰也就同意代发。

但是，保路派们并未就此罢休。8月9日，股东会又是一致怒斥卖国贼盛宣怀、端方，“藉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仍决议请赵尔丰代奏。与会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反对，认为请赵尔丰代奏弹劾盛宣怀，会令赵难堪。没想到，罗纶本人立即成为股东们的攻击对象，“谓罗纶如萎缩不前，当以激烈手段对付也”。罗纶无奈，只好去求赵尔丰，没料到赵尔丰又痛快答应了。此时，赵尔丰已经基本按照王人文的路数在走，只要保路运动不影响四川稳定，他就不会采取对抗措施，这背后除了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外，还多少有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当年在藏边英气勃勃的“赵将军”，此时已经完全蜕化为一个只求平安降落的老干部。

地方大员的不作为，令川路与朝廷的对抗不断升级：

成都，十字路口，似乎看不到风雨欲来的迹象（摄于1910年）。

8月12日，股东会通过决议，要求川路继续商办。这等于彻底否决了朝廷的国策，朝廷所定的“买断”或“合股”两个办法，一个也没被接受。

白帕缠头的川民和鸡公车（1910年）。保路运动成为一场庶民的狂欢。

8月18日，同志会例会上开始组建纠察队，要对付风闻中的砸场者，以牙还牙。砸场者没有出现，同志会却开始设立保卫部门。就在这次会上，同志们决定集体欢送王人文，“欢声雷动，皆谓以我保路同志会送‘国之爱国者’，非以四川绅士送川省大官也”。同时还决议将同志会名单送一份给端方，他如要抓人就全抓，“有一人不到者，非四川爱国血男子”。会场上“有痛哭陈词者，捶胸顿足慷慨请死者”，一片混乱。

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在近距离观察后，认为保路运动就是由邓孝可等一帮“劣绅”煽动、“学界中无知年少者随声附和”的盲动。他进行了深入调查，认为“正绅”和一般的百姓都为取消了租股的仁政而高兴，根本不可能去掺和。保路同志会号称人数有好几万，但都是虚张声势，每次开会时，同志会要求一切来宾包括随行的轿夫等都必须签名，然后当做会员统计进去。“更可恨者，川省向有哥老会匪，党羽甚众，历经大吏惩治，近年多已敛迹。乃因此次各州县协会一开，一般会匪死灰复燃，争赴协会书名。现假协议名目，煽惑滋事，其祸尚小，诚恐将来愈聚愈多众，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应该说，周祖佑的观察并不偏差，保路运动后来果然被会党所操纵，而成为政治工具。

英雄典型

而在同志会的宣传中也逐渐开始出现了血腥味。同志会的赴京代表刘声元从北京写公开信给股东们，明确希望大家学习同志会的“烈士”郭树青不惜以死相争，而不能学习湖北张伯勋（就是向杨度发出追杀令的那位）半途而废。

这郭树青就是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会精心制造出来的一个英雄典型。同志会的机关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曾先后给出了有关他死亡的三种不同版本。

版本一：

【死亡时间】1911年6月23日（农历五月二十八）

【死亡原因】投井

【死亡地点】成都东御河街庄公馆

【得病原因】“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

【死亡过程】“二十八夜，出大厅且哭且呼曰：‘吾辈今处亡国时代，幸我蜀同志诸君具热诚，力争破约保路，但恐龙头蛇尾，吾当先死以坚诸君之志。’当郭君大声疾呼时，厅前人咸以为病愤语，未之怪也。后二日郭君竟不见，六月初一日晨，寓中厨役突见井中一人浮水面。”

【遗书】未提到。

版本二修正之处：

【得病原因】“五月某日，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常住寓未出。”

【死亡过程】“前月二十三日，友有举盛宣怀卖国事详细以告者，烈士闻之，连以手捶胸，顿足大号，语不成声。由是病越剧，对人、独居皆涕泣，常愤恨曰：‘卖国奴，竟无杀尔者乎？予病甚，可奈何！’对同居语及同志会，则欢呼；及盛则大詈；恐同志会不能贯彻，则大忧。二十八夜乃有厅前大呼事。”（之后同版本一）

【遗书】“初一晨，厨役发现其遗同志会书，录如下：‘同志会诸君鉴：破约保路，关系全国存亡，所虑者死志不决，虎头蛇尾，吾国危矣！青请先死，以为坚诸君之志。树青临命留呈。’”

版本三继续修订：

【死亡时间】1911年6月24日（农历五月二十九）

【得病原因】到成都后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第一次大会。“归而瞑目卧，似有所失者。同人疑其病，劝之药，曰：‘我何病，病在天下人心耳！’”三天后，还在与友畅谈同志会大计，再“越三日而狂，时嘻嘻有喜容，若甚自得者；俄而号啕之声大作。烈士窃知人之议其狂，哗辩曰：‘我不狂，狂者天下人也！’后二日不出一语，食锐减。”

【死亡过程】“五月二十九日夜，烈士翔中庭约半时，同人尤谓其强步如平日，不之异也。既之溲所，久不至，遍觅之，得之井中，已僵，不可救疗。”

【遗书】“六月初四日，其家人检烈士衣物，得绝命前手书，一云……（之后与版本二相同）”

在洋洋数千万字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中，这是极少数具体而微的“先进人物”事迹报道，吊诡的是，三个不同的版本却充满了矛盾：郭树青究竟是病故，自尽，还是因病恍惚而不慎落井？如果是自尽，究竟是因贫病交加而寻短见，还是为唤醒民众而自我牺牲？其病因究竟是“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还是“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这都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疑惑和悬念。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郭树青所参加的法官养成所考试，在新任司法厅厅长（提法司）周善培的严格要求下，淘汰率超高，导致80%的考生被淘汰而深受刺激，其中完全可能包括郭某。法官养成所是根据中央政府指示而进行的改革大政之一，在法部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前任提法司江毓岷开始主办，由全川142个州县各保送学生8人，共1100人。开课后，谘议局发现，“各州县报送学生有差役讼棍、地痞、烟馆堂倌，品类甚杂，法司不予甄别，全部收录，毕业后派充地方法官必为地方之害”，要求政府“严行甄别”。但江毓岷退休在即，根本就不想管。直到7月份周善培接任，在谘议局再三督促下，他就给这1100多人安排了一场考试，结果大吃一惊：交白卷一字未写的有500多人，只写了两三行字的有400多人，勉强留下了240人，其他的全部淘汰。据周善培回忆录，这些被淘汰的人几乎都进了各州县的保路同志会，这也在日后造成他这个保路运动的同情者及幕后主导者却被保路派们当做了“人民的敌人”，甚至名列赵尔丰之前。

郭树青死在客栈之中，显然他并未被录取为法官学员，则他完全可能是交白卷者之一。果真如此，他那份政治觉悟奇高而且毫无旁证的“遗书”，又是出自谁人的手笔？他果真是为保路运动而愤激成疾乃至自尽捐躯，还是受刺激于被法官养成所淘汰且贫病交加？

在那些充满了激情和慷慨的数千万字的保路运动史料中，这样的问号可以从头勾到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