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角落——侵略者竟为大清强国献计谋

英国将领戈登，在咸丰十年（1860年）随着英国侵略中国时，直接指挥了圆明园的大烧杀、大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当时他还留下了名言：“我们用最野蛮的方法践踏着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英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提出，“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国商住屋、栈房之用。”戈登充当英租界内规划设计，从而为后来源源不断的英国传教士、商人、淘金者进入天津奠定好了一块落脚地。

同治二年（1863年），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朝廷成立洋枪队，所有的指挥官都用欧美人。华尔战死，白齐文接替后不长时间又被戈登替代，他成为洋枪队的头子，在李鸿章麾下听遣。戈登与起义军激战于江浙两省，在中国两年内参加了三十三场战役，攻克城池数十座，其中一个战役历时一年半，仅费军需一百万两，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功。戈登十分谦逊地说：“平叛如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官兵也可以平叛的。可是中国的上级官僚急功近利，于是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让这些人平乱；不知道这群人完全是冲着利益来的，反复无常，将会为中国留下无穷祸害，比土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我得以带领这只部队，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让他们留下隐患。这是我为中国立下的一点微弱之功。”

然而就是这个侵略者洋鬼子，一个双手沾满太平天国鲜血的刽子手，却对清政府很有感情，提出了很多有利于中国强大的建议，甚至于有利于抵御外侮，对大清朝十分有宽裨益。

清人李岳瑞撰《春冰室野乘》有《戈登遗言》一文说：“戈登，曾经为中国立下功劳，他隶属李鸿章帐下十余年。后来回归英国，死在埃及任上。我国的朝廷官员提及他，认为其不如英人华尔。可是华不过是一战将，戈登则具有文才武略。况且他忠于我国，这些是不可淹没的。他回英国时，曾经给李中堂上书献出十条策略，论外交军事十分详细，可惜的是我们对他的所言不能认真对待。假使及时听从他所言，何至有后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祸端？这些大不幸正是戈登所提醒的，我们事事没有不遭此祸乱的。现在戈登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情况却是每况愈下，糟糕透顶之极。倘若戈登知道了这些，也会哀叹他对中国所说的那些话不幸被言中啊。”

戈登所献出的十条策略，其主要内容于下：

一、以后中国与外国缔结条约，当在中国进行，此为原则。以前我国与各国立约，没有这样做的实在是不可胜数。《马关条约》还不计算在内。

二、与外国缔结条约，要多用文字，少用语言，条文文字要简单。签署前先咨询别的国家，因为各国为了各自在华利益互相猜忌，肯定会指出涉及最为重大利益的条款。只是这招十年前可以用，现在各国均势已定，他们经常串通，所以这条不灵了。

三、中国首都只要是北京，那就不要与人开战。首都离海太近，无险要可依赖。这条有人不以为然。即使如此，旅顺威海已经证明其不能守了，因此我坚持此意见。

四、如果没有强大的陆军部队，则海军就没有可以后退的余地。现在应该先训练陆军，等陆军训练好后再练海军。

五、北洋水师购买了诸多船炮，是十分失误的。当时如果拿这个钱来买新式枪支，是有好处的。等陆军强大后，再建海军。以购船炮之款，尽购新式枪，等到陆军练成劲旅，再购船炮。

六、对那些嘴上好战却又不会战、不能战的，都应该斩首。

七、政府应该鼓励帮助本国商人出国，直接向外国制造厂订货采购。

八、海关总署应该设在上海，权限必须限于进出口税务，不让赫德插手其他事务。如果他动不动就和外国官员商议，那岂不是干预中国内政了？赫德如此专权，居然没人提这个，还谈什么别的呢？李文忠在海关总署时就不喜欢和他谈论内政，只因我的告诫。

九、政府应当责成专理大臣采办国防军火大事。如果遇到与各国公使谈论有不顺畅的地方，当令出使大臣，在外商办。

十、当务之急应该大力开办税务学校，让大量的中国学生学习关税知识，做好替代洋人的准备，薪水也应该按照外人的待遇优厚发放。赫德总领税务已经五十多年了，而这件事却是从来无人提及，这怎么能说是做得好呢？

最赏识感激这位“洋鬼子”的是李鸿章，两人首次见面以后，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英酋戈登翩然来此，此人英姿飒爽，向所未见，且颇驯谨，了无跋扈恶态，不特韬略娴习，抑且质直明达。”戈登所率领的洋枪队是李鸿章清剿太平军时的得力力量。在攻打常熟的激战中，戈登指挥得法身先士卒，打了场大胜仗。李鸿章向朝廷保奏戈登为总兵官，封提督，领二品武官衔，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仿照西方式样给戈登制作了一枚特大的纯金奖章。还赏赐戈登万金，戈登辞谢不收，说：“我为中国效力，实是因为悲悯中国百姓所遭到的涂炭，我不是靠打仗来获取利益的人。”

戈登从中国回国，临走时向大清官员赠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又说：“中国海军利于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临行，他的行囊仅带走了那枚奖章和黄马褂。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得知戈登毙命于非洲后，在天津为戈登建一座纪念堂，挥泪祭奠了戈登。

戈登所谋划的“在中国开议”、“先练陆军，后练水军”、“直接向外国制造厂订货采购”等策略就是现在看来也不能说不对。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对当时清政府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指责。戈登认为“总税务专管税务，不令擅越他事”，“亟设税务学堂，以备代替外人”。赫德在中国当政总税司近五十年，干涉政务，到处伸手，泱泱华夏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最后，“检举”他的居然是他的同胞，值得人思考。

戈登杀害我们的同胞，抢夺我们的财富，从这点说，绝对是我们的敌人。但他却表现出对中国前途的忧虑和同情，因而侠肝义胆为中国的军事外交出谋划策，在维护清政府国家利益方面比朝廷的那些贪官污吏们更具有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