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宋朝——繁华的海上贸易

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凭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宋朝船坞造出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可以自由放倒、竖起，其中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宋朝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或越过苏伊士地峡入地中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宋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但不允许“擅载外国入贡者”，宋王朝轻朝贡、重通商的近代品质，从这里可见一斑）。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人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闍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这是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泉州港的繁荣不让广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

从海外诸邦进口大宋的宝货，多是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而从大宋出口至诸蕃的商货，则主要为陶瓷、丝绸、纺织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这完全是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每一年，宋朝市舶司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以百分之十的税率计算，可以推算出，宋代每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

宋政府非常注意保护来华蕃商的利益。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下诏：“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绍兴十六年（1146年），曾有三佛齐国王投书广州市舶司，称近年由于市舶司抽税过重，“商贩乳香，颇有亏损”。宋高宗得悉，重申“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将广州市舶使袁复降了官职。

为保护海上贸易与商人安全，打击海盗，宋政府还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在海面上置寨兵。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广东近海的溽洲岛，便有寨兵哨望、守卫，商船每次行使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则相庆贺”。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安全了，这时候，“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每一年，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约三千贯），设宴相送，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宴会非常盛大，“番汉纲首（相当于船长）、作头、梢工人等，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

一位宋朝诗人写过一首描述泉州港贸易的诗：“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首诗总是让我联想到唐朝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如果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表达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荣耀，那么“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体现的便是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我喜欢“万国商”，因为它更有近代气质。

从开放到封闭

宋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励海外诸国来华贸易，也欢迎远人在华定居——我们现在都认为唐朝具有高度开放的气度，却不知道宋朝的开放性半点不亚于大唐，如果不是超过的话。

在北宋的汴京，有犹太人的聚居点，宋人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在泉州与广州等口岸城市，则生活着大批阿拉伯人，当地的姓蒲之人，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蒲”即阿拉伯语“阿卜”的发音。广州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与东非的黑人，他们是被蕃商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据宋人朱彧的《萍州可谈》记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髮鬈而黄。”黑人在宋代中国虽为奴仆，但际遇比后来在美洲白人那里好多了。

宋政府还在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都获得宋政府的尊重。宋政府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蕃学，如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八百年后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提出的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施行的开放政策。

宋朝的法律明确保护在华蕃商的财产权、遗产继承权。乾道年间，一位真腊商人不幸死于明州，留下巨万遗产，却没有亲人在侧。当时有吏人提出将这笔遗产没收入官。明州政府不同意，而是“为具棺敛，属其徒护丧以归”，将商人的遗体与遗产送回他的国家。真腊国王很受感动，致谢说：“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宋朝也允许蕃商跟华人通婚，前面提到的阿拉伯商人蒲亚利在绍兴年间“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还有一部分蕃商被吸纳进政府当官。

中国是在明清时期才走向封闭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立即扭转了宋元以来开放的市舶制度，厉行海禁：“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与此同时，“厚往而薄来”的朝贡贸易却重获重视，朝廷将互市纳入朝贡系统之内，非入贡不准互市，市舶司彻底沦为接待朝贡使团的机构。朱棣时代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下西洋的目的并非开拓自由的海上贸易，而是耀兵异域，招徕朝贡，民间的互市依然在禁止之列，“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现有者，限三个月内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唐宋时期一直保持互市与朝贡两套系统，宋朝甚至有意抑制朝贡、发展互市，但明王朝却干脆让朝贡系统吞并了互市系统，开历史倒车。

从洪武朝到隆庆朝二百年间，明王朝基本上都在推行海禁之政，只不过时松时严。而随着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民间也盛行海上走私之风。到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才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但即便是隆庆开关，也只是开放一个月港，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二三万两银，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每年抽税以百万贯计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

清室入关之初，立即又恢复了更加严厉的海禁，“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者，俱以通贼论，处斩。”平定台湾郑氏政权后，才放开了海禁，设云台山、宁波、漳州、广州四个海关口岸，准许商船出海贸易，史称“四口通商”。但清代的海外贸易很快形成了所谓的“公行”制，由“公行”垄断与外商的贸易，其他商人不得分享特权。到乾隆朝时，“四口通商”又变成“一口通商”，只特许开放广州一个口岸，所有南洋、西洋商船必须从广州入关。乾隆还对在华外商实施严厉的管制：禁止外商在广州自由出入；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即使有事必须住冬，也只能“往澳门寄住”。与唐宋时期政府在口岸城市设蕃坊供蕃商定居、置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的开放胸襟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

英人遣使洽商之路既行之不通，最后竟以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的国门，迫着清政府签下《南京条约》，其中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条约签订那一年，恰好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完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这部著作介绍了海外诸国的地理、商业、社会、政制，魏源也因此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另有说林则徐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第一人”之说，容易让人误以为中国历来均闭目塞听，只有到了魏源时代才晓得去了解海外世界。其实这是错觉。早在南宋时，赵汝适出任福建路市舶使兼权泉州市舶使，即于“暇日阅诸蕃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写成一部《诸蕃志》。《诸蕃志》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北非、远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经济政治，覆盖了东北亚、东南亚、南海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意大利半岛、东北非等地域，并记录有自大宋国航海至海外诸国的里程与日程。在赵汝适的《诸蕃志》之前，600年后编写《海国图志》的魏源岂敢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