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原来是这样——始皇帝及其帝国

秦从一个周的附庸国开始，历时数百年，最终取代周室，扫灭群雄，一统中原，其事业不可谓不伟大。秦的兴起，见证了春秋战国时代经济、政治制度、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先前的夏、商、周三代，虽有统一之名，但无统一之实，原因很简单，以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中央政权无法长期、大规模对外用兵，故而地方之实权操诸诸侯之手，诸侯有自己的财政权与军队，足以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到了秦统一六国之时，秦之军队，可以有效地对数千里之外的反叛力量发动毁灭性的打击，这背后显然有经济及技术进步之支持。

统一六国，是嬴政最伟大的事业，在他之前，没有人取得过如此辉煌的成就。然而，这功劳又不独嬴政一人所有，而是与他之前的诸位明君的奋斗分不开，只是嬴政比较幸运，站在前代伟人的肩膀上，以高屋建瓴之势，冲决天下。运气固然重要，个人能力也不可低估。嬴政即位后，内有吕不韦擅权、嫪毐之乱，外有荆轲之刺杀，亦可谓如履薄冰。他意志坚强，以强有力的手段维系独裁；他知人善任，善于纳谏。郑国本韩之间谍，他能不计前嫌，终开通郑国渠，造福关中；李斯本一客卿，他能抛弃成见，废除逐客令；王翦为一代名将，他能委以重任，知错便改，亦可衬其胸襟。

六王毕，四海一。其他王都不在了，只剩下一个秦王。

“王”这种尊号，对嬴政来说，实在太小了，不足以衬其大。自己的成就，超过夏、商、周任何一位王，怎么还可以用“王”的称呼呢？说白了，他的虚荣心在作祟。他把丞相、御史、廷尉等高级官员召来，说道：“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在嬴政看来，更改尊名是为了“称成功、传后世”，他要的不仅是今世的名，也要让后世传颂其不朽的、伟大的业绩。孔子不是说要“正名”吗？似乎没有尊号，他的伟大将很快被遗忘似的。

要用什么新的尊号呢？自有一群刀笔吏绞尽脑汁，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亲自参与，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选了一个名字：泰皇。泰皇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的说法，其中“三皇”是哪三皇，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天皇、地皇、泰皇。泰皇就是人皇，人中之最尊贵者。

这群马屁精上表，吹嘘秦王“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宜上尊号为“泰皇”。秦王一听，有些不太满意，他亲自改了一个字，保留“皇”字，加一个“帝”字，合称“皇帝”。这一改动，使“皇帝”这个称号沿用了两千多年，也算是嬴政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贡献吧。

嬴政是第一个皇帝，故而称为“始皇帝”，又称“秦始皇”。在秦始皇看来，他的帝国将万世不灭，以后的皇帝，就叫秦二世、秦三世，乃至千世、万世，传之无穷。

新的帝国，万象更新，不仅尊号要改，其他称呼也要改。皇帝发的命令要称为“制”或“诏”，以前“命”与“令”是不同的，“命”是发布与制度有关的政令，故改称为“制”或“制书”；“令”是皇帝昭告天下的文书，故称“诏”或“诏书”。皇帝自称为“朕”，这个字别人统统不能用。其实，在先秦，“朕”相当于今天的“我”，谁都可以用，自秦始皇后，“朕”便成了皇帝专用词。

当然，皇帝不可能一个人管国家，他需要一帮大臣。定完皇帝尊号后，便定百官之制。皇帝之下设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管政务、监察、军事，是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三公之下设九卿，分别是：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这就是“三公九卿”，对后世官制产生重大影响。

新帝国争议比较大的一件事，是要采取分封制，还是采取郡县制呢？

丞相王绾与廷尉李斯在这个问题上见解不同。

王绾认为：“燕、齐、楚等地距离较远，倘若不设置封王，难以统治，应该立诸皇子为王，坐镇远疆。”

李斯则批驳说：“周王朝成立时，文王、武王大肆分封子弟，随着时间的推移，封王们的后代血缘愈加疏远，互相攻击，如同仇敌，诸侯混战，天子没办法禁止。如今赖陛下神明，一统海内，四海之地皆为郡县，至于诸皇子以及功臣，只要从国家赋税中拿出一部分赏赐就足够了。如此一来，天下就没有人对朝廷有异心，这是安邦宁国之术，不应该再分封诸侯。”

在这一点上，秦始皇亦颇有主见，他说：“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同意李斯，仍保留郡县制，废除分封制。

改分封诸侯制为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无疑是制度之一大创新。不过，这种制度也不能称得上尽善尽美，不久后便暴露出巨大的问题。当地方叛乱兴起时，地方官吏对朝廷的忠心，显然比不上自家子弟。作为一种新的制度，郡县制避免了诸侯分封带来的相互杀伐以及中央政权的旁落，但是这毕竟是崭新的制度，对可能到来的危险，非朝廷所能预见。后来汉取代秦，索性采取分封与郡县的混和制度，这种制度仍然有问题，导致后来七国之乱，地方诸侯与中央的战争。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把封国最大程度弱小化，诸侯不复成为朝廷的威胁，不过仍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由于封国太弱，又致使王莽篡汉时，朝廷没有藩王作为外援，最终覆灭。其实，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已经不是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是否合理，而在于君主专制的国家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就略过不提了。

秦国将全国分置为三十六郡，后来陆续征服一些新的土地，再置四郡，共四十郡。每郡主要长官有郡守（掌政务）、尉（掌军事）、监（掌监察）。郡以下设县，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万户以下的县设县长。郡、县长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不设世袭。

秦统一中国后，实施统一的货币、度量衡、文字标准，此举意义重大。

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里，由于诸侯林立，争战不休，各国都发行自己的货币，样式五花八门，大小、轻重各不相同，给不同地区间的货币流通交换造成极大的麻烦。古代货币与今天不同，金、银、铜、珠玉、龟贝等都曾具有货币职能。秦统一后，只保留两种，即黄金与铜，其中黄金为上币，铜为下币，其余银、锡、珠玉、龟贝等只作为装饰品，不再具有货币属性。铜采用的是方孔圆钱，每币重半两，又称为半两钱。秦国采用方孔圆钱的形式，成为后代中国铜钱的标准样式，使用两千年之久。

战国时代各国的度量衡制也不同。各国都使用“丈”“尺”这些长度单位，长度却各有差异。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就推行全国统一的长度单位，故而秦国制造的兵器是比较标准化的。在一些内政相对混乱的国家，比如楚国，同样“尺”的单位，在各地也是有不同的，这种标准化的缺失，也可看出这些国家不如秦国的一面。

与长度单位相比，量度单位的差异更大。秦以升、斗、斛为单位，齐国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赵国以斗、升、分、益为单位等等。而同样的“斗”“升”，在不同地区的实际容量也是不同的。重量单位同样如此，五花八门，令人头昏脑涨。

秦国制造标准度量衡器，推广全国，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表明秦国各地的度量衡器都是一致的，这种统一大大方便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功德无量。

文字的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

战国时代的文字就如同今日之方言，各个地方都不同。大家想想，这对普及文化来说，是一件何等困难之事。虽说文字出于同源，但写起来都有所不同，不易辨认。秦始皇着令李斯等人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并写成范本。小篆是由大篆演化而来，笔画更加简单而均匀，易于识别。为推广小篆，李斯、赵高（中车府令）、胡毋敬（太史令）等人分别编写《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以为范本。

文字是文化的基础，统一文字，其功绩是伟大的，其影响是深远的。自秦以后，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分分合合，无论是统一或是分裂，“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即便是分裂，文化也没有分裂，文字也没有分裂。文字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刻影响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因此，只要使用的文字相同，说的话相同，中国最终都会走向统一。

统一后的中国，自然打破以前诸侯割据时的界线，道路交通也随之得到迅猛的发展。秦王朝仍定都咸阳，在地理位置上偏西，在古代没有电话、手机、互联网这些通信工具的条件下，信息只能靠人来传递，因此道路必须要通畅快捷。

公元前220年，秦政府以咸阳为中心，兴修“高速公路”。秦时的“高速公路”称为驰道，顾名思义，就是马匹可以高速奔驰的通道。最重要的驰道有两条：一条通往齐、燕，一条通往吴楚。秦的驰道，与今天的高速公路一样，都是封闭式的，这样马车才能高速行驶。史料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就是说，驰道宽度是五十步，每隔三丈便有植树，两旁筑起厚墙，还加有金属物以坚固，两侧植种青松。这个工程不仅浩大，而且壮观。

在咸阳以北，修有直道，直达九原郡，这也是秦重要的交通线。这条直道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全长一千多公里，用于防御北方匈奴骑兵。一旦北方有警，秦的军队可通过直道快速抵达前线。如此浩大的工程，竟然是完工于两千年前的秦国，这不由得令人钦佩秦人的雄心与智慧。

有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后，秦国还统一车轨，规定轨距离为六尺，即所谓的“车同轨”。不过，现在一些史学家、考古学家对“车同轨”提出不同的看法。在河南南阳山区的考古中，发现秦时的“轨道”。轨不是现在火车开的铁轨，而是木轨，车子当然也不是火车，是马车。既然是轨道，车轮当然也与普通的马车轮不同，而是类似于火车轮，能够卡在轨木上，这样子马车高速行驶时，车轮不至于滑出。也就是说，秦国不仅创造了类似于高速公路的“驰道”，而且可能还是类似火车的轨道交通。这些细节，对我们理解秦之伟大，实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