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花甲回忆：丁韪良的在华六十年

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百年前一位名叫丁韪良的“洋书生”却提供了一个反例。丁韪良，原名威廉·马丁（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他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父及兄弟皆为牧师。1850年，24岁的丁韪良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毕业后不久被派到中国宁波一带传教，因其熟谙汉语，后在1858年中美谈判签订《天津条约》时承担了文件起草与翻译工作。

让丁韪良感到吃惊的是，中国官员在谈判过程中对国际事务与国际法几乎一无所知，之后他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将美国学者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翻译成中文，给中国的官员们好好补一补课。美国公使蒲安臣对此十分赞同，随后将他和翻译计划引介给了负责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奕訢听说后很有兴趣，他问丁韪良有何要求，丁说需要一名中文助手，并在翻译完成后能以官费印行。

奕訢本以为洋人会乘机索取高额报酬，没想丁韪良没有提及一个钱字，于是他大为高兴的给丁韪良派去了四名中文助手。1863年5月，丁韪良完成了《万国公法》一书的翻译，总理衙门后按之前的承诺以官费印行。

一年后，德国在中国领海捕获丹麦船而引发国际纠纷，总理衙门的官员对此很是茫然，为难之际，他们忽然想起了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于是按书中所说的先例加以交涉，最终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并使丹麦船只获释。由此，丁韪良广获赞誉并赢得了恭亲王奕訢的极大信任。

在是否学习西方律法的问题上，清廷官员们的心理也颇为矛盾：一方面，来华的洋人们潜心学习中国文化，遇到中外交涉时，他们往往援引中国典制律例相辩驳；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外国的律例条文懵懂无知，而同文馆刚刚设立，学员们通晓外文尚须时日，如果请外国人帮忙翻译的话，他们又担心为人所乘。

一些外国官员也抱有“秘而不宣”的自私想法，他们对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一事大加反对，如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士吉得就扬言：“这个家伙是谁？竟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招来无尽麻烦的。”《万国公法》一书在中国印行后，一些外国人甚至大骂丁韪良，说他将这么重要的秘密，都告诉中国人了！

中西交往之初，能承担如此翻译工作的人凤毛麟角，因当时中国的法学与西方法学大相径庭，西方的一些法律术语很难找到中文对应词，如果翻译者没有很好的汉学与法学水平，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丁韪良恰好是合适的人选，因他来中国后，不仅系统学习了“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著作，而且在英文发音的基础上编出了一整套音标，根据这套拼音系统，“当地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只学了几天就能够阅读，都感到十分惊奇，因他们学汉语，往往要经过数年的悬梁苦读才能做到这一点。”

丁韪良对中国文化的钻研也赢得了士绅们的尊重，据其回忆，“当时懂得中国学问的人甚少，所以当恭亲王了解我熟知中国的作家、作品后，立即对我另眼相看，并给我起了一个‘冠西’的雅号。此后许多中国人都尊称我为‘丁冠西’。”首任留美学生监督、后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也不无赞赏的说，丁韪良“居中土久，口其语言，手其文字，又勤勉善下，与文章学问之士游，浸淫于典雅义理之趋，故深造有得如是。”

1865年，同文馆第二任英文教习傅兰雅辞职前往上海，丁韪良随后接替了他的职务。4年后，丁韪良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升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对其才华，赫德也极为欣赏，早在翻译《万国公法》时，他就表示大力支持，并承诺从海关关税中提取白银500两予以资助。

京师同文馆给予丁韪良的待遇很好，据其所说，光“车马笔费”就高达1000两，而其薪水则是这个数字的5倍。尽管如此，丁韪良在上任数月后却出人意料的提出辞呈，这让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大为惊讶。任职于总理衙门的两位官员，户部尚书董洵及曾任总督的刑部尚书谭延骧派人把丁韪良请去，询问他辞职是否是因薪水太低或者有人冒犯了他？丁韪良坦言，与他付出的时间相比，薪水决不算低，而且所有人都很宽容友好；但是，“照管十个只学英文的男孩子，对我来说是太没有出息了，我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

丁韪良的前任傅兰雅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向那些本已无缝的小脑袋瓜里死命地填充知识，实在是苦差一桩。而丁韪良辞职的另一个原因是，同文馆在扩展上遇到了问题，他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悲观。

了解了丁韪良的想法后，总理衙门的官员笑了，他们说，“如果你因这个而辞职的话，那你就想错了。你不会永远只教十个孩子。而且，你要想想这些孩子今后的前程，他们或许有一天会替代我们的职位。还有，皇帝也许也会学习外语，谁知道哪一天你的学生会被召去教皇帝学英语呢？”听了官员们描绘的“美好前景”后，丁韪良犹豫了，而他之前找好的替手不愿意脱离传播福音书的工作，于是他只好继续留任了。

丁韪良的失望，其实主要来自当时官员们对新事物的漠然，譬如在设置电报课程的问题上。为把电报这个“奇妙的发明”介绍到中国来，丁韪良曾在费城学习了整个课程并自费购买了两套电报设施带到中国，但他请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前来观看实验时，对方却都冷冷的看着，既不了解，也毫无兴趣，其中有一位翰林甚至不屑一顾的说，“虽然中国四千年来都没有电报，但仍然是泱泱大国”。令丁韪良感到哭笑不得的是，那几个人对他拿来的一些新颖玩具譬如带磁性的鱼和鹅却极有兴趣，并被逗得哈哈大笑。

丁韪良叹息说：“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却仍然是孩子！”为证明电报是有用的，丁韪良之后又要求到总理衙门亲自为官员们展示，但结果还是一样，那些官员们看到火花从一根铜线跳到另一根铜线、报锤滴滴答答的响起来时，他们一个个狂笑不已。很显然，他们依旧把这个所谓的“新玩意”看成是玩具。唯独让丁韪良感到欣慰的是，户部尚书董恂和大学士文祥对此极有兴趣，前者甚至学会了如何收发电报。但其他人对此仍熟视无睹，电报机在总理衙门整整放了一年后，最后被当成了“无用的古董”而送回了同文馆的陈列室中。

在丁韪良看来，同文馆同样问题多多，当时馆中洋教习很少科班出身，多数为半路出家的谋职者。在《同文馆记》中，丁韪良记述了一个名叫方根拔的德国教习，此人思维敏捷但性格怪癖，而且一向自高自大，他在同文馆中担任天文学教授时，曾放出话说要推翻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但很不幸的是，有一次他去北京西山度假时，路上遇上暴雨，结果车上的书籍、笔记等都散落在雨水的泥泞当中。丁韪良对其遭遇表示安慰时，方根拔痛心疾首的说：“唉，这可恨的雨水啊！我二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牛顿的统治又可以苟延好几个世纪了。”不过，这位一向以“科学界要人”自居的方根拔的水平到底如何呢？俄国天文台的费利敕教授曾对丁韪良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也许是语文学家，但绝不是天文学家！”

同文馆的学生们也让丁韪良感到头疼，当然，这是指学生们的素质而不是指馆内的教学秩序。据丁韪良说，在他的任职期间，学生们总是十分的温顺，从来没有发生过学潮。但由于整个社会对新学的普遍轻视，同文馆很难招到优秀的学生，一些学生的年纪明显偏大，不堪造就。有一次，丁韪良看到一个学生带着一个孩子在街上走，于是顺口问道：“这是令郎吗？”对方微笑着答道：“是我小孙子。”

尽管同文馆的学生在待遇上堪称优厚（学员学制8年，奖学金最高可拿到1000元），但科举社会下，他们仍遭到士林的歧视并被视为“假洋鬼子”，一些学生甚至“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由于新学基础和本身素质过于薄弱，很多学生都未能完成学业而中途被淘汰，能够顺利毕业的学生则主要进入外交界或电报局之类与洋务相关的行业，其中也有少数做了知县或进入武备学堂。如当年的预测，同文馆的毕业生张德彝、沈铎后真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这对丁韪良来说是一个无上的荣耀，他在回忆录中不厌其烦的描述了给皇帝上课的情景——尽管他不曾身临其境。

在此期间，丁韪良还在北京创办了崇实中学（即现在的北京二十一中），并在1865-1885年担任校长。1894年，丁韪良结束了长达25年的同文馆总教习职任，不久后返回美国度假。不幸的是，中国在此期间遭遇战争惨败，当丁韪良于1897年再次返回时，国内已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浪潮。1898年，清廷在同文馆的基础上成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也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丁韪良被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并授二品衔。

开学之际，身为传教士的丁韪良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尽管此举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对上帝的“背叛”，但在文化意义上，丁韪良之举不失为中西方文明交融的典范。

庚子年中，作为“戊戌变法”中的唯一幸存，京师大学堂在义和团及八国联军的双重摧残下毁于一旦，房屋、书籍、仪器荡然无存，而作为总教习的丁韪良也在之后的历史记述中蒙受污名。事情的起因是丁韪良在《北京被围目击记》中的一些记载被不当引述，以至于这样的观点一时成为主流：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传教士也同样地参与了抢劫并陪同侵略军搜索义和团乃至勒索赔款，而丁韪良即为其中一例。

事实的真相是否如此呢？丁韪良主要作品的翻译者、学者沈弘对此作出了否定性回答，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之前的研究者对丁韪良文章的断章取义，由此造成了不应有的误读和以讹传讹。

据丁韪良的记载，慈禧太后逃走后的北京陷入了混乱，“有一大半居民放弃了他们的住所……他们的衣柜塞满了之前的皮货，地板上撒满了最华丽的绸缎，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问题的关键在于，接下来的抢劫活动是八国联军干的，而所谓丁韪良的“抢劫”，则是因“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我为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运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给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就是我的回声……”

至于义和团研究中津津乐道的传教士“抢皮货”问题，来源同样是丁韪良的记载：“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不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另一个雷思德牧师……买了四大箱皮货拟拿到纽约去转售，为的是要帮助受难的教徒……我很荣幸在他们蒙受的责难中我也有份，我承认自己与他们一样有罪，虽然我侵吞为我个人使用的唯一物品是一条羊毛毯……”

部分传教士参与了皮货的发现与拍卖事宜，其动机是为解救中国教民的生命，这听起来似乎是合乎人道主义的，至于丁韪良拿了一条“羊毛毯”，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似乎也无可指责，因丁韪良当时已74岁，他在京师大学堂中的宅邸早已被摧毁，作为难民的他，在入秋后需要一条羊毛毯御寒似乎也不算过分。

1902年，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场时，一场意外的纠纷却让他的计划戛然而止。原来，原京师大学堂的一些洋教习要求清廷补发之前的工资，纠纷之下，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随后以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所有洋教习——丁韪良躺着也中枪。

风波之后，丁韪良仍留在中国从事教育和传教活动，直至1916年12月病逝（后与妻子同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丁韪良去世时89岁高龄，其中在中国的时间超过一个甲子（1850年——1916年，中间有4年多时间不在中国）。

丁韪良的一生著述颇丰，据不完全统计，他总共出版中文著译42部、英文著述8部，并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至少发表了153篇文章。其最重要的三部作品，一部是1896年出版的《花甲忆记》（The Cycle of Cathay），一部是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另一部是1907年出版的《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三部作品实为一个系列，其中第一部对1850年至1896年在华所经历事件的一个回顾；第二部是对中国及其文化的观察集；第三部则是前两部书的后续，补充描述了1902至1907年间的经历与观察，其中对清末新政做了重点记述。

对于清末新政和改革，丁韪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热切的期盼，他在《中国觉醒》一书中满怀信心的宣称，“中国是一个具有无穷精力之民族的故乡，它如今之伟大和未来之繁荣都足以令人仰慕不已……用蒸汽和电力将这个庞大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凝聚在一起时，我们很难想象它未来将会变得多么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