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御史尸谏：清末宫荒下的言官棱角

公元1789年，即光绪继承皇位后的第五年，京城发生了一件非常之事：在前任皇帝同治的惠陵移葬大典结束当晚，一位名叫吴可读的六品主事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在惠陵附近的一个荒僻小庙中服毒自尽……

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消息传出后，州官驰报，全城轰动，人们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的疑问：吴可读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玄机与隐情？

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因从吴可读的遗折来看，他的举动完全是出于主动而且早在计划当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位道光年的老进士，按例并无参加移陵的义务，而事后据其长官所述，其随同吏部参加祭礼原属主动要求，因其对先帝至忠至哀方获允准。旁人或许要问，吴可读既然“至忠至哀”，那何以要在此敏感时期、选择在皇陵禁地做出此等不敬乃至于惊世骇俗之举呢？

七十老翁何所求，吴可读当时已近七旬，按官场前例完全可以告老还乡，回家含饴弄孙，共享天伦之乐，可又为何要选择曝尸荒野、不得善终呢？

问题的答案，还在吴可读那道遗疏上。可以肯定的是，吴可读的自殉绝非无由头的自寻短见而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一种谏议方式，即所谓……“尸谏”。在这道生前便已拟就的折子里，吴可读公开的指责慈禧太后没有为同治皇帝立嗣，以至于皇位承续的头等大事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将酿成“纲纪不振、礼法大坏”的巨患。由此，他决定用以“死谏”的方式来要求慈禧太后明降谕旨，确保新皇帝光绪在将来生子后以同治之子的名义承继大统，以防止因同治无后而紊乱皇位世系。

同治系慈禧太后的亲生子，也是咸丰皇帝的唯一继承人，但这位天生顽劣的小皇帝在大婚后不久便突然驾崩，由于其生前并未留下任何子嗣，这就给皇位继承出了个大难题。按清朝祖制，皇位父死子继，同治无子，理应为立嗣。但这个问题操作起来却颇为复杂，因同治（载淳）属“载”字辈，如要立嗣，理应从“溥”字辈中挑出一合适人选，而人选是否合适，主要的标准取决于血缘的亲近。

遗憾的是，当时的人选均不符合要求，因在皇族近支中，“溥”字辈只有两人：溥伦和溥侃。溥伦和溥侃均为道光皇帝的长子奕纬（咸丰皇帝之长兄，死于道光之前）之孙，当时溥伦十七岁，年龄偏大；而溥侃只有八个月，年龄又偏小。年龄的大小尚有余地可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血缘，因溥伦和溥侃的父亲贝勒载治是由旁支过继而来的养子而不是奕纬的亲生子，因此从血缘上来说，不应算是近支宗室。

当然，溥伦与溥侃的落选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一旦立“溥”字辈为嗣皇帝，慈禧太后势必要变成“太皇太后”（慈安太后当时也在世），之前的“垂帘听政”议政模式也将无法再续，这也是慈禧太后所不愿意看到的。由于各王公大臣们在此问题上拿不出主意也说不出所以然，慈禧太后断然决定，以醇亲王奕譞之子、三岁的载湉（即光绪皇帝）作为咸丰皇帝的子嗣继承皇位。对此安排，朝中重臣私下里虽颇有微词，但慑于慈禧太后的威势，当时也无人敢公开表示反对。

立载湉为新皇帝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光绪与同治均属“载字辈”，两人为堂兄弟关系，这在继位制度上与礼法不合，势必引发皇帝世系的紊乱。圣贤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历史上因礼法问题而发生激烈冲突的案例不可胜举，其结局大多以悲剧而告终。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往大里说，合乎礼法的皇位承续乃数百年立国之本；往小里说，这也是朝政正常交接运转的根本保证。

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皇帝的七弟，但这并不是慈禧太后选择其子载湉为皇位继承人的主要原因。奕譞的好运气主要来自于他的福晋，因她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如果单纯的从皇族血缘之亲近来说的话，载湉未必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问题的要害在于：宗法制度如何解决？

慈禧太后提出的折中方案，其要点有二：一是宣布载湉承续的是咸丰皇帝的皇位，她仍以皇太后的名义承担将小皇帝抚养成人的责任；二是光绪将来生子之后，其子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以将继位名分及皇帝世系的问题加以纠正抹平。

就实用主义而言，慈禧太后的方法称得上切实可行，但以往并无先例且有违祖制，因而言官们在背后不免议论纷纷。光绪继位后的第一年，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道折子，其在对光绪未来的皇子承继同治的安排表示颂扬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要求，即请求慈禧太后立下铁券，昭告天下，以免此事在将来旁生枝节。

铁券之典故出于宋朝初年，据说，昭宪太后临终前告诫宋太祖赵匡胤，宋之所以得天下，“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太后之意，赵匡胤的儿子太小，其“百岁之后”当“传位于汝弟”，以避后周覆亡之前鉴。赵匡胤表示遵从后，昭宪太后命宰相赵普制立誓书，“藏之金匮”，以保证之后再传位于太祖长子赵德昭。但是，这种“兄终弟及”再“还政归本”的继承方式显然是昭宪太后与赵匡胤的一厢情愿，因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即违背诺言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恒，嫡长子继承制再次成为主流。

慈禧太后未必充分知晓前朝故事的利害关系，但她心里清楚，这次的皇位安排虽有不得已之苦衷，但毕竟经不起儒家宗法制度的严格推敲；倘若将此事公开讨论，势必令问题更加复杂化，稍有不慎即有无穷之后患。因此，慈禧太后从一开始便十分坚决，她在下发的谕旨中将广安疾言厉色的申斥了一顿，并称其为“冒昧渎陈，大胆妄为”，硬是将一场潜在的风波给强行打压了下去。

5年过去了。正当慈禧太后以为人们已遗忘了此事之时，“吴可读事件”在同治移陵大葬的敏感时期发生了。

中国的士大夫饱受孔孟之道的浸染，对于不合祖制的安排往往会采取极端行为，譬如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狱”一案，一些大臣宁可被廷杖打死，也绝不让皇帝违反儒家礼法。即便是吴可读的“尸谏”之举，道光年间也曾有过先例，当时军机大臣王鼎弹劾朝中第一权臣穆彰阿“奸诈害国”后仿“史鱼尸谏”之义，自缢而亡，朝野为之震惊。由此，光绪初年的清流党们对吴可读的义举大为赞叹，并称其为“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之勇，是君子道义之勇”。在这些士大夫们的眼中，吴可读是一个真正崇高赤诚的殉道者，其非常之举绝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据野史传说，慈禧太后在接到吴可读的遗书后勃然大怒，她掷折于地，拍桌大骂：“不要让此獠走掉！”身旁大臣从容上奏说，此人早已将身后之事安排妥当，现已从容赴死。慈禧太后听后大为震惊，对折拜读再三后，她也被吴可读的忠诚所感染并勾起了对亲生子同治早逝的伤心。最后，慈禧太后颁下谕旨再次申明，光绪生子后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事无更改，而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命廷议加恩按五品官例议恤。

既获天语褒奖，清流们随后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内为吴可读设奠开吊，那天的场面可谓规模空前，盛极一时，上至大学士各部堂官，下至各衙门的一般司员，素车白马，人来人往，就连那些一向自视甚高、清贵耿介的翰林御史们，也都自发的代丧家接待吊客，极尽一时之哀荣。

在众多的挽联中，翰林院编修黄贻楫所撰最为人称道：“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原来，这年三月下旬的某日午后，京城忽然飘起了“太阳雪”（白日飘雪），虽然时间很短，但街上的人都亲眼目睹、亲手触碰，众人议论纷纷，以为近日必有奇冤（如家喻户晓的《窦娥冤》之故事）。“吴可读尸谏”一事后，士林于是将之比附为“奇节”而不是“奇冤”。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黄帝鼎，前星犹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处，五更风雨蓟门东。”吴可读死后，这首生前所做的徇道诗在光绪年间为士大夫们传诵一时，但令人无法预料的是，慈禧太后看似圆满的安排，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又遭遇变数。

这次的问题出在光绪身上。光绪亲政以后，随着醇亲王奕譞及福晋的先后去世（失去了调解的中间人），慈禧太后与光绪的“母子失和”现象日益严重。光绪的“忤逆不孝”，令慈禧太后一度萌生废黜皇帝的念头，但最终因中外阻力而不得不放弃。次年，慈禧太后宣布“已亥建储”，即选中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储并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大阿哥”。

这事颇有些吊诡，光绪当年不过28岁，为何不待他生下子嗣而急于为同治立嗣，其中必有隐情。最合理的解释是，光绪皇帝很可能因长期的肾炎等疾病而导致无生育能力（甚至性能力）。对于此点，慈禧太后未必不是心知肚明，因隆裕皇后乃是她的亲侄女。

后光绪无子嗣的事实固然证明慈禧太后提前立嗣是正确的判断，但因所选非人，“已亥建储”引发了更大的一场灾难，即“庚子国难”。由于端亲王载漪等人的胡乱作为，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勉强在八国联军攻入皇城前逃出北京，在吃了一场大苦头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的关系有所改善，“大阿哥”溥儁则在返京后不久被废出宫。皇宫恢复了昔日的平静，但帝、后之间的矛盾仍旧长期存在，在光绪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煎捱中，如此又过了8年。

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年仅38岁的光绪于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黯然离世。一日后，慈禧太后也宣告死亡，并在死前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

“国无长君、妇人执政；国运已堕，事不过三”，如果说同治未能生育是因死得太早，那么光绪与溥仪很可能是没有生育能力。在古代皇权社会里，国事即家事，皇家之事便是国之大事，要是皇帝生不出儿子，那就成了天大的事。晚清七十年，连续三个皇帝都没有子嗣，这在以往的历史上实属罕见。从这个角度上说，导致清廷覆亡的，或许就是“宫荒”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