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原来是这样——三国礼仪制度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中，“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学礼，无以立”，儒以礼立。具体来讲，“礼”是古代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交往规范，以及主流的道德价值观。

一代儒家圣人孔子就说过：“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历代统治阶级都异常重视“礼”，举止必遵礼数，半点马虎不得，帝王也不能特殊。如果谁违反了礼数，史必讥之，会收到大批封建卫道士的口水。

一般来说，“礼”分为大礼和小礼，小礼是指非正式场合中的人与人交往的行为举止规范，这个没有硬性规定，跟着惯例走就行了。大礼是政治场合中的正式礼数，非常严格正规，每一步怎么走，该说什么，该穿什么，都有严格规定。

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是什么样的礼仪制度，最终享受到最高礼节的肯定是高高在上的帝王。汉高祖刘邦称帝后，接受群臣三呼后，就非常得意地说：“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是多么的快乐！”古代的礼仪制度的核心，主要还是围绕着帝王做文章。“礼”是等级分明的，没有帝王这个源头，什么都谈不上了。

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博大精深，即使是三国的礼仪制度，内容也非常多。因为篇幅有限，所以只能挑一些重要的礼节制度简单地讲一讲。

因为从王莽以“禅代”的方式夺去政权，直到宋朝陈桥兵变，政权之间的权力更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所以各朝更迭、新建之际的礼数特别繁杂。在汉之后、唐之前，凡是权臣加九锡、给予“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者，多是篡位的前兆，三国头号枭雄曹操就是如此。

汉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汉献帝刘协在各方面势力的胁迫下，给予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

按照严格的古礼制度，大臣在正规场合见皇帝时，必须由近臣通报该大臣的姓名。曹操可以不必通报姓名，这就是“赞拜不名”。

大臣见宫殿上见皇帝时，要迈着小碎步，快速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跪坐，曹操可以大摇大摆地慢行，这就是“入朝不趋”。

大臣在进宫殿之前，必须把自己的佩剑解下来交给近侍，同时要脱掉鞋子进殿跪坐。曹操可以佩剑上殿，同时不用脱鞋子，这就是“剑履上殿”。

在曹操之前，除了西汉开国名相萧何，一般很少有人享受到这三种待遇。曹操接受这三种待遇，当然不是为了学萧何，曹操和萧何也不是一种类型的人。曹操这是在向天下人进行心理暗示：要变天了……

公元213年，刘协策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走出了篡汉建立新政权的正式一步。九锡，本来是帝王专用的礼仪器物，九锡是指车马、衣服、乐县、朱户、纳陛、虎贲、斧、弓矢、秬鬯，合称九锡。九锡是轻易不授人臣的，像齐桓晋文这样的天下霸主，都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

曹操的这个“魏”，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汉朝内部的一个异姓诸侯国，既然是“国”，曹操就有资格在“魏国”内建置自己的权力机构，比如尚书、侍中、六卿等。曹操的魏公爵位不算最高，上面还有诸王，但“魏公位在诸侯王上”，从爵位角度讲，汉朝除了皇帝刘协，就是曹操（当然是在他的统治区内）。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进爵为魏王，曹操可以建天子旌旗、在魏国内建立曹氏宗庙。在第二年的十月，曹操加快了篡汉的步伐，刘协被迫给曹操加了“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的特权。

按古代制度，只有皇帝才有资格戴十二旒的冠冕，乘金根车、享受六匹马拉的车。到了这一步，曹操基本完成了掏空汉朝的伟大计划，虽然他始终不想当皇帝，但（中原）天下，早已经成为曹家的囊中物，只不过具体仪式由曹丕来完成了。

新旧政权的“禅让”更迭，过程非常烦琐，首先要由皇帝刘协下退位诏书，然后派近臣奉着皇帝玺绶，“命令”魏王曹丕接受“禅让”。曹丕当然不会接招，要虚伪客套一番，曹丕推说自己无德无能，还是另找贤人吧。都这个时候了，上哪找“贤人”去？即使找到了“贤人”，谁敢接招？

曹丕表演完了，接下来出场的是魏国群臣，这伙人不知道从哪翻出几本古书，编造所谓的谶语，劝曹丕登基。不过他们都不是玩谶语的专家，说服力不够，接着由太史令许芝出场，胡说什么某地黄龙现，某地麒麟出，乌龟兔子大麻雀们上蹿下跳，齐声高呼请魏王即皇帝位。

群臣们随后再出场，打着许芝的旗号，再劝曹丕称帝。曹丕继续装十三，说什么无论你们怎么逼我，我都不上钩，“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知道曹丕是不是笑着写下这句话的，他不想当皇帝？鬼都不信。

不是曹丕不怕麻烦这么折腾，而是这是当时设计好的禅让程序，他必须三揖三让，以此证明他的帝位是刘协强行塞给他的，不是他自己抢的。让了三次后，曹丕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不再演戏，再装下去，大尾巴就要掖不住了。

按制度，新政权建立时，需要在京城外建一个受禅台，曹丕缓缓登坛，有侍臣在他旁边念禅让诏书，然后百官伏拜三呼。在登基仪式进行的同行，在坛下还要放几把大火，这叫“柴燎告天”，给老天爷塞银子的。随后要改元，大赦天下，最终完成禅让仪式。

作为曹魏的敌国，刘备称帝，不是“禅让”，而是“上绍汉统”，以汉朝正统继承人自居。在官场上混，个个都是演戏高手，刘备的称帝过程也非常麻烦，不比曹丕轻松。先是蜀国群臣以曹丕篡逆，请汉中王继帝位，刘备也是再三推辞，戏谁不会演啊。

然后由懂谶语八卦的学士出面，开始牵强附会地给刘备称帝找“依据”，凡是古书上带有“备”字的，全都当成刘备应该称帝的理由。刘备虚伪地推让一番，还是羞羞答答地在成都建汉称帝，史称蜀汉。过程和曹丕差不多，在郊外设坛，柴燎告天，改元大赦。

新皇帝登基后，一般还有个祭天诏书，向老天爷汇报自己为什么要称帝。自蜀汉迄隋唐，近乎所有的开国皇帝都会在祭天诏书上这么写：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

所谓玄牡，其实就是黑色的公牛，是古代统治者专门用来祭祀天地的牺牲（名词）。不过在孙权赐辽东军阀公孙渊的诏书中，却提到了玄牡二驷，就是黑色的公马。不过后来西晋、宋、南齐、梁、陈、北齐等政权在祭天诏书中都用的是玄牡，没有提到“驷”，用的应该都是黑色公牛。

在中华古代文明中，有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五德说。所谓五德轮回，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是火德，然后商是水德、周是土德、秦是水德、西汉先称火德，后水德土德、最后又回到火德，新莽是木德、东汉上继西汉，也是火德。

到了东汉末年，天下三分，魏蜀吴各自称正统。“德”是一个政权是否正统的极关键标准，半点不能马虎。曹魏方面翻了一大堆古书，最终给自己定的是土德。蜀汉方面以东汉正统自居，自然继续称火德。至于孙权，他比懒羊羊还懒，直接抄袭了魏国的土德。至于统一三国的晋朝，属金德。

五德不是随便起的，与五德相对应的是颜色，金色尚白，土德尚黄、水德尚黑、火德尚赤、木德尚青。曹魏既然是土德，所以曹魏的服色以黄色为主调，甚至连第一个年号也叫“黄初”。孙权也一样，连续两个年号都带有黄字：黄龙、黄武。

在古代的政治语境中，“天地”“社稷”“祖宗”都具有同等的尊崇地位，帝王们不但要祭天地，更要祭祖宗，这就有了宗庙。祭祖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属性反应，普通百姓家谁还没有几座祖宗的坟头？帝王家是人类社会的统治者，他们的宗庙制度更加完善和严格，因为这事关统治的合法性，没人敢开玩笑。

按古代礼法制度，天子可享用七庙，诸侯可享用五庙。七庙，通常是指开国皇帝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高祖父的父亲、祖父，再加上该政权认定的最远古的祖宗。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建立新政权后，必须要给祖宗们上一个合适的庙号以及谥号。举个例子，比如曹操，他在史书中正式的尊称是太祖武皇帝，“武”是谥号，“太祖”是庙号。

庙号制度本来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在西晋之前，各政权很严格地遵守“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旧制，非有大功德的皇帝，只有谥号，没有庙号。汉末董卓和蔡邕等人商议，自东汉和帝以下，皆无庙号。不过到了东晋十六国之后，庙号开始泛滥成灾，遍地祖宗。

在唐朝之前的庙号制度中，最常用的有以下几对：太祖太宗、高祖高宗、世祖世宗，以及显宗、肃宗。但三国的庙号制度还在遵守旧制，像刘备这样的开国皇帝，就没有庙号，只谥为昭烈皇帝。

阿斗更惨，因为是亡国皇帝，连个谥号也没有。还是几十年后的刘渊发善心，送给阿斗“汉孝怀皇帝”的谥号。不过刘备虽然没有庙号，却还有专门的祖庙，北地王刘谌在自杀前，就哭拜了祖父的庙。

曹魏皇帝的庙号比较齐全：太祖武皇帝曹操、世祖（高祖）文皇帝曹丕、烈祖明皇帝曹叡。后边的三个小皇帝曹芳、曹髦、曹奂因为都是末路皇帝，没有庙号，只有曹奂捞到了一块“元皇帝”的铝合金招牌。

曹魏完善宗庙制度是在曹叡时期，为了凑够七庙，曹叡搞笑地把自己也算成了曹魏“祖宗”，一头扎进了死人堆里。从曹节开始算：曹节——高帝曹腾（大太监）——大帝曹嵩（曹腾养子）——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曹叡，也只有六庙。

东吴的庙号制度也不健全，只有两个帝王有庙号：始祖武烈皇帝孙坚（后来追谥）、太祖大皇帝孙权。孙策开创了江东百年基业，却只捞到了“长沙桓王”的名号，自然也没有庙号。一般祖宗庙都设在京师，孙坚庙却设在长沙，但滑稽的是，京城建业却有长沙桓王孙策的庙，孙和就是去了孙策的庙才出事的。

人臣一般是没有资格建庙的，但有一个人例外，就是大名鼎鼎的蜀相诸葛亮。在蜀汉灭亡的那一年（公元263年），刘禅就下诏在沔阳（今陕西勉县）给诸葛亮立庙。其实在此之前，蜀汉民间就已经私下拜祭诸葛亮了。在蜀汉还没有灭亡的时候，诸葛亮就已经被神化了，罗贯中不过是将神话诸葛亮集大成而已。

历代帝王在给祖宗建庙时，都要将祖宗的妻子们一同供在桌子上。父亲是“考”，母亲就是“妣”；祖父是“祖考”，祖母自然就是“祖妣”，往上以此类推。不过皇帝的考、妣之前都要加个“皇”字，以便与老百姓区别开来。

虽然古代讲究的是“男尊女卑”，但这是在民间，在帝王圈中讲究是的“妻以夫贵”“母以子贵”，谁敢瞧不起皇帝的老婆？当然这是在帝王得势的时候。皇帝处处与凡人不同，皇帝娶妻不叫“娶”，而称为“纳”，一字之别，等级分明。顺便闲插一句，古代婚礼其实正确的写法是“昏礼”，“婚”字是后来改的。

皇帝纳后是封建政权中的重大事件，礼节非常烦琐，三国的皇帝纳后制度今已不存，以东汉制度为准，简单讲一下。皇帝在纳后时，一般先要给女方家下聘礼，汉桓帝刘志给了梁皇后家两万斤黄金（应该是黄铜）。

在纳后的这一天，皇帝正装面向南端坐在殿上，殿下百官陪位，皇后则面向北站着。太尉站在殿下，手上端着一个漆盘，漆盘上放着皇后的玺绂。婚礼开始后，由宗正面着西，朗读册封皇后的册文。

宗正读完后，皇后要跪在地上，给皇帝行大礼，要自称“臣妾谢恩”。然后由太尉亲授玺绂，中常侍（宦官）跪地，双手平伸，手掌向上，接过玺绂。接着由女史（宫中女官）出场，将玺绂依次交给婕妤、昭仪等人，最终转交给跪在地上的皇后，这就算基本完成了册后仪式。

一个女人做了皇后，她就是“天下之母”，除了皇帝，天下人见着皇后都要行跪拜大礼的，包括皇后的父母。在《红楼梦》中，元妃贾元春回宁国府省亲，父亲贾政、母亲王夫人都要跪在府门外恭迎贾元春。汉末三国同样如此，汉献帝的岳父伏完在朝堂上见着女儿伏皇后，也要跪拜如仪。不过父女之礼亦不可废，在非正式场合，皇后要反过来给父亲跪拜。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与此类似，就是在位皇帝不是出自帝系的旁支，那么皇帝的本生父也必须向皇帝儿子称臣，跪拜如仪。比如魏元帝曹奂是燕王曹宇的儿子，但曹奂入继的是曹丕一系，所以在名义上与曹宇不再是父子关系。

曹宇给曹奂的贺冬至表，开始就称“臣”，这是规矩。随后曹奂的答复格式是“皇帝敬问大王侍御”。不过曹宇毕竟是曹奂的本生父，在待遇上要提高不少，他的名字也要避讳，“其非宗庙助祭之事，皆不得称王名，奏事、上书、文书及吏民皆不得触王讳，以彰殊礼”。

诸侯王虽然也非常尊贵，但毕竟不是皇帝，所以各方面的待遇都要低一等，活的时候是这样，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皇帝的大丧，不是一家一姓之私事，而是整个天下（统治区内）的国丧。

介绍几个专用名词，皇帝如果生病了，叫“不豫”；死了叫“崩”“登遐”；在皇帝死后还没有得到庙号或谥号的这段时间，称为“大行皇帝”。历代新君皇帝继位后，都会下诏称赞先帝，格式基本雷同：“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焘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某月某日奄忽升遐，臣妾号咷，若丧考妣。”

给皇帝办丧事可是一个技术活，而且手续非常繁杂。首先百官要尽穿孝，披上一层白衣，不能戴帽子，现在民间办丧事，也基本如此。然后由皇后、皇太子、诸皇子跪地号哭。至于是真哭还是假哭，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百官也不能闲着，都要上前号哭，这是政治任务。

老皇帝虽然挂掉了，但他毕竟是天下的君父，儿女们给亡父母守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按古礼，天下臣民要为先君守丧三年，三年丧期满了，才能“除服”，也就是脱掉丧服。

汉文帝刘恒曾经对丧礼进行了一次历史影响极大的改革，就是将服丧三年改为三天，不能让死人干扰活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不过从王莽开始，又恢复了服丧三年的制度，直到曹操死前，再次取消了服丧三年制度，而是“葬毕，便除服”。刘备临死前，也要求诸葛亮等人给他办丧时，以服丧三日为准。

皇帝下葬后，埋葬皇帝的坟墓称为“山陵”，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坟墓，自然就是秦始皇陵了。秦汉帝王本着“事死如事生”的原则，拼命地往坟头里塞金银财宝，最终都便宜了曹操。因为曹操盗过墓，所以他不希望后人也来砸他的墓，所以曹操用的是薄葬，没有太多的随葬品。

不但皇帝死时称大行，皇后死了也要称大行皇后，始作俑者是魏明帝曹叡。魏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已经失宠的毛皇后被薄情寡义的曹叡赐死，可能是曹叡觉得对不住前妻，就在葬礼上大搞文章，企图弥补自己的罪恶感。

曹叡下诏称毛皇后为“大行皇后”，遭到了尚书孙毓的反对，孙毓的理由是汉朝皇后及本朝前几任皇后崩后都不称为“大行”。曹叡是出了名的自恋狂，根本听不进去，依然强行下诏定规矩，以后皇后崩了，要称为大行皇后。

下面我们讲一讲帝王的服饰。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穿黄袍，黄色成为帝王的专用颜色，除非是出于特赐，否则臣民是绝不能僭用黄色的。其实黄色成为帝王的专用颜色，是从唐朝开始的。唐高祖李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皇帝，从此之后，黄色为帝王专用。最有名的黄袍故事，自然是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了。

唐朝因为是土德，所以服色尚黄，李渊穿黄袍也算有理论根据。不过三国的魏和吴都自称土德，却并没有对黄色有什么偏爱，而是严格遵守周汉以来的服色旧制。

皇帝在正式场合，比如在宫殿上召见群臣，或举行什么盛大的活动，都要戴冠冕、穿衮服。冠冕，就是皇帝的帽子。冠冕的样式大体是这样：先用上等好玉制作一块长七寸、宽二寸的长方形冕板，不过前面稍圆一些。然后在这块冕板的前后两边各装上十二道旒，旒是用白玉珠串成的，冠冕通常为黑色。

不过魏明帝曹叡喜欢和祖制作对，没事就在礼法制度上搞创新。他可能嫌白玉珠不好看，平时喜欢玩弄女人装饰的曹叡将白玉珠换成了珊瑚珠，颜色上可能更亮丽一些。

这种前后挂着二十四串珠子的冠冕戴起来非常麻烦，看不清眼前的东西不说，叮叮当当的也闹心。除了冠冕之外，还有一种大裘冕，就是没有珠帘子的玉板，大裘冕戴起来比较舒服。

衮服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称“衣”，下半部分称“裳”。关于衮服的颜色，一般是赤黑色的上衣、大红色的下裳。衮服和冠冕是一个整体，合称“衮冕”，不能分开穿戴，否则就要闹笑话。

至于公卿大臣们正式场合穿的服装，就是朝服。汉魏时代的公卿在朝会时一般穿的是深衣，不分上衣和下裳，相当于袍。根据季节的不同，公卿朝服分为五种颜色：春天着青色、夏天着红色、夏秋之际着黄色、秋天着白色、冬天着黑色，不过通常情况下，都以着黑色为主。

前面也讲过了，公卿百官参加朝会时，要解下佩剑，脱下鞋子。汉魏时代的朝会很有古风，通常在一个很大的宫殿里议事，皇帝坐在最上方，两边放上许多席垫。大臣们要跪坐在席垫上，后脚跟紧顶着臀部，双手垂放膝上，这是汉魏时代朝会时大臣们的标准坐姿。汉魏时代的皇帝不像后来的明清皇帝坐在龙椅上，那时只有御床。两个漂亮宫女脱掉鞋子，上御床跪坐在皇帝身后，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公卿大臣在朝会中，每人手上都会竖拿着一块长方形的玉板，称为“笏”，也称“手板”。大臣们执笏奏事，一来为了点缀，二来可以把今天要奏的事情提前写在笏上面，直接看着笏读内容。如果大臣忘记了要奏事的内容，这是欺君，轻者罚俸，重者贬官。

重臣的笏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在笏上可以挂着一支白笔，比如尚书台、中书省及二品以上的文官，王公武将则不加白笔。笏一般有两种携带的办法，一是直接将笏别在腰带上。一是在朝服的肩上搭一个紫布兜，将笏放在布兜里。

如果是德高望重的老臣，皇帝会允许他们拄着木杖上朝，誓死不降曹魏的东汉太尉杨彪就享受过这个待遇。曹丕篡汉时，杨彪已经近八十岁了，杨彪出身东汉第一等的清流名门——弘农杨氏，再加上杨彪的儿子杨修被曹操给杀了，所以曹丕特别优待杨彪。

帝王虽然在宫殿里生活办公，但他们也要经常离开宫殿，去祭祀天地祖宗，或者巡幸地方，这就需要交通工具。古代的车主要是指马车，条件稍差些的有牛车、驴车。如果想玩风雅，可以坐羊车，比如晋武帝司马炎和宋文帝刘义隆。搞笑版的还有狗车，几十条狗拉着车，汪汪乱叫着满世界撒欢，场面非常滑稽。

在古代官场上，坐车是有严格讲究的，什么身份坐什么样级别的车，否则就是越制。自从秦始皇以来，皇帝们坐的专车是用金子装饰的金根车，金根车由六匹马拉着，正式称法是“驾六马”。曹操在封魏公时，就得到了“乘金根车、驾六马”的政治待遇，明显是要篡位。

古人坐车时的马匹数量体现了等级制度的森严：帝王驾六马、诸侯驾五马、公卿驾四马、大夫驾三马、士驾二马、庶人驾一马。当然这个庶人也是指没有官职的富人，草根百姓谁坐得起马车？古代的马可是珍稀的资源，汉魏时代的一匹好马至少要三万钱（约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辆豪华摩托了。

除了正式场合出行的金根车，皇帝还有许多专业用车。比如皇帝要去郊外耕种示范天下，就乘坐用四匹马拉的耕根车（也称三盖车）。曹魏时皇帝到郊外耕作时，一般要打着红旗。皇帝去郊外打猎，就乘坐用四匹马拉的猎车，曹魏称为蹋兽车。这名起得真好，皇帝到郊外打猎，不就是去糟蹋野兽的吗？

如果皇帝去参加军事活动，就乘坐四匹马拉的戎车。如果皇帝要出远门，身边还会带有许多专业的车辆，比如放衣服的车、放书籍资料的车、放药品的车，这些车都是用牛拉的。

还有一种车比较罕见，就是大象拉的车，象车不是皇帝坐的，而是皇帝为了安全设置的。历史上只有晋武帝司马炎用过，他灭吴后，得到了许多头大象，司马炎每次外出，都要派象车去踩桥道，看看是否结实。如果大象都踩不塌的桥，司马炎才能放心地坐着马车通过。

皇帝大多数时间还是在皇宫里的，宫内殿阁林立，坐车不太方便，那就坐轿子。汉魏时代的轿子称为“舆（软舆）”，其实这种舆就相当于一张床，床下有洞，将杆子横竖插进去，由人抬着前行。一般这种舆都是有靠背的，皇帝可以半躺着，上面还撑着一把伞，用来遮阳或挡雨。

下面还有一点篇幅，简单讲一下古代帝王避名讳的问题。在专制社会中，帝王与众不同，他们的名字也绝不能被人随便乱叫，所以就产生了避名讳。无论是非帝王的人名，还是地名、山名，只要与帝王的名字相同，就必须要改。

关于避讳最有名的一个典故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宋朝某个州官名叫田登，这位大爷不允许百姓点灯，因为“灯”“登”同音。正月十五按风俗要点花灯，州里不能提“灯”字，只好改成“放火”，成了官场著名的笑话。

五岳之一的恒山，因为与汉文帝刘恒的名字相同，被汉朝强行给改成了“常山”。秀才这个词，在东汉要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称为“茂才”。东汉著名隐士严庄，因为名字冒犯了汉明帝刘庄的讳，被改成了“严光”。晋人为了避司马昭的名讳，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被改成了“王明君”。

晋元帝司马睿的妃子名叫郑春，所以凡是地名带“春”的，都改成“阳”，比如寿阳、富阳，甚至连经典巨著《春秋》都改成了《阳秋》。宋高宗赵构更狠，为了避他的名讳，民间绝不能提“狗”这个字，一律称为“犬”。

三国时的避讳也不少，比如后来叛蜀投魏的孟达，他本字子敬。后来为了要避主公刘备的叔父刘敬的名讳，被改成了“子庆”。比如现在的浙北名城嘉兴，东吴初年从“由拳”改名为禾兴。孙皓即位后，为了避父亲孙和的名讳，将禾兴县改成了嘉兴县，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