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干弱枝”的新尝试：北宋与南宋（含辽金西夏）时期的疆域与政区

历史大观园历史图解 2020-07-14 17:43:20 0

1.宋的统一与路制的推行/h3>
后周的归德军节度使兼禁军首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显德七年（960年）奉周恭帝之命前去讨伐辽（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983-1066年又重称契丹），当军队行至开封以北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时，发动兵变。由赵匡胤的弟弟匡义（后改名为光义）等人授意将士，把只有皇帝才可以穿的黄袍加在了赵匡胤的身上，拥戴他做了皇帝。赵匡胤于是回师京城开封，逼迫当时只有七岁的周恭帝郭宗川禅位，不费一兵一卒，便顺利地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

宋朝建立时，北方有势力强大的辽和得到辽支持的北汉政权，南方则分布着南唐、吴城、后蜀、南汉、南平等割据政权。赵匡胤没有采取后周世宗柴荣北征辽王朝的策略，而是先集中优势兵力前去征服南方。他先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剪除了南方的一些割据政权。到了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平定了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纷争割据的局面，基本实现了统一天下大业。

行伍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在建立宋朝以后，深知部下握有重兵所潜在的危害性，因此他在统一天下的同时，也在着重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削弱地方权力，将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政府，以使唐代末年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割据局面不再重演，从而避免宋代成为五代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

建隆元年（960年）末的一天，宋太祖向大臣赵普询问道：“从唐末以来，在短短的几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老百姓深受其苦。我想要从此息灭天下的争战，制订一个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赵普精通治道，对这些问题也早有所考虑，听了太祖的发问，他便说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治理的办法也没有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全明白了”。于是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划就这样酝酿出来，并逐步付诸实施了。

宋太祖先是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闹剧，在建隆二年七月的一天，他利用召集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喝酒之际，话中有话，让石守信等宿将意识到自己手中握有兵权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不得不被迫称病交权，从而不费吹灰之力便将这些人的兵权彻底解除。

其次，是对地方藩镇采取强干弱枝的方法。唐朝最终由于藩镇割据而灭亡，并祸延五代十国，造成长期分裂的局面。这活生生的事实，使宋太祖强烈地意识到道——州——县三级制的行政区划对于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是绝对不可取的，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有效方法来改变这种局面。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削弱节度使的权力，首先是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当时借用西汉初年诸侯王国属郡的名称而叫做支郡（如山南东道节度使就统辖襄、均、房、复等四州，节度使驻在襄州，其余三州就称为支郡），收归京师，由中央政府直接统辖。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地方官——知州，负责管理各州事务，但是仍然保留了原来各州的州刺史。知州的全名是权知军州事，意思就是暂时负责该州的军民事务，其实这一职务是一个固定的官职，只不过当时为了让那些节度使们易于接受而在名称上玩了点花样，等到后来州刺史被废掉，这一名称中的“权”字也就省去了。知州每三年更换一次，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命于地方上的节度使。至于县一级政区官员的情况，也与州类似，由中央政府派遣中央官员担任知县以代替原来的县令。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割据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重施故伎，施展“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将他们逐一罢免。后来，为了防止知州在地方上的权力过大，又设置通判作为知州的副手，让他们相互牵制，以便起到分知州权力的目的。

宋太祖把各地节度使所统领的各州收归中央后，本想由中央政府直接来控制州与县，实行行政区划的二级制。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疆域如此广阔的国家中，想要推行纯粹的二级制几乎已成为一种梦想，特别是在州这种统领县的一级政区数目很多的情况下，不在二级制政区之上设立监察区，中央政府想要进行有效的运作，是根本办不到的。然而一旦设置监察区，又很难避免不发展成为三级制政区，从而削弱中央集权的统治，导致分裂局面的再度发生。

后来，宋太祖从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中得到启发。唐朝的转运使在最初设立时，叫做水陆发运使，负责管理洛阳与长安之间的粮食运输。之后，又设立过江淮转运使，掌管江淮各道与全国各地的粮食、财赋的转运。唐代宗以后，又常与盐铁使并为一职，称为盐铁转运使。这是一种纯粹的临时性的理财差遣。在乾德年间（963-967年），宋太祖把唐朝这一制度稍加改造，把这个临时性的差遣变成了固定的官职，让转运使负责征收和转运地方上的水陆两路财赋。由于要转输，就需要与交通路线发生联系，所以宋代统治者又按照全国的地理形势，重新划分辖区，让这些转运使分路而进行管理，转运使的全称是“某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但地方上的实权仍握在州的长官手里。路在当时与宋朝承继唐朝而实行的十三道并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下诏把十八个节度使所领的诸州全部收归中央，彻底废除了支郡制度，使转运使的权力逐渐扩大，进而发展到了将地方上的一切行政管理事务全都交到了他的手中，成为州之上的地方行政长官。道则变得有职而无权，到了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道便被废掉了。这样，宋朝在州之上，便形成了新的一级行政区划——路。

因为转运使拥有地方军、民、财、刑大权，并辖有幅员广阔的区域——路，这无疑便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割据力量。宋朝统治者不愿意把一路的大权长期集中在转运使手中，为了分夺转运使的权力，景德四年（1007年），真宗正式设立提点刑狱司，长官叫做“提点某路刑狱公事”，简称提点刑狱或者提刑，负责掌管一路的司法、刑狱和监察。另外，还有荐举官员的权力。

除去转运使司和提点刑狱司之外，在宋朝的一些路一级的行政区划中，还设有提举常平司和安抚使司，前者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后者掌管一路的兵民之事。除安抚使司（简称为帅司）之外，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通称为诸监司，又分别简称为漕、宪、仓三司。这种将一路之中的军、民、财、刑各权分散于上述四司，使路不能成为单一的一级政府机构的做法，是宋朝统治者的首创。在此之前的各个朝代，仅是在每一级的行政区划中，设立一个单一的地方政府与一名行政长官。

在地域上，这些监司的管辖区域虽然都叫做路，但是各监司的路并不完全一致，而是互有交叉，在转运使司看来是一路的，在提点刑狱司却可以是两路，在安抚司路则又可以是四路，甚至是六路。我们看了下面的这个实例，就会对这种情况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当时在西北地区，从转运使司来说设立了陕西一路，但是从提点刑狱司来说，则设置了永兴军路与秦凤路两路，再以安抚使司来看，则又分成为永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泾原路及河熙路等六路。另外，即使有两司路在所辖领域上完全吻合，其治所也会有意地被安排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从而让他们形成各自独立的权力管辖范围。

宋朝中央政府就是利用以上这些办法，让各监司彼此之间相互牵制与制约，加之让路之下的各州依然保持直接向中央奏事的权力，这样就使路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州之上的一级政区，从而收到有效控制地方、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

总体来说，虽然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来看，宋代实行的是二级半或者是虚三级，但如果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宋代实行的是路——州——县三级制。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这些与前代不同的变革，一方面可使地方路一级组织不能形成单一的权力机关，从而不会形成割据一方的地理基础；另一方面，宋代路、州、县各级行政区划的官员都由中央朝官担任，可以避免出现地方分权的人事基础。

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宋朝中央集权高度强化，地方分权则大为削弱。这种做法被称为强干弱枝，又叫内重外轻（朝廷是干、内，而地方为枝、外）。但是这样做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地方的对外防御与对内治安能力都不得不大打折扣。因此，宋朝虽然可以使自己的政权免于被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灭亡的危险，但是却无法逃脱亡于外敌入侵的厄运。后来北宋亡于金人、南宋又亡于蒙古，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2.崇宁二十四路

北宋时期，路的划分以转运使司为主，初期路的分合极不稳定，省并频繁。到了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才将全国定分为十五路。后来又有所分析，真宗时分为十八路，神宗变成了二十三路，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增加到了二十四路（参见《北宋二十四路示意图》）。

这二十四个转运使司的路名、治所及今地的详细情况，请见下表：

“强干弱枝”的新尝试：北宋与南宋（含辽金西夏）时期的疆域与政区

另外，由于河北、陕西在当时是边防重地，与辽和西夏分别接壤，因此在河北的两个转运使司路河北东路与河北西路，又分设了四个安抚使司；在陕西的两个转运使司永兴军路与秦凤路，又分设了六个安抚使司。这十个安抚使司的具体名称，请见下表：

“强干弱枝”的新尝试：北宋与南宋（含辽金西夏）时期的疆域与政区

北宋二十四路示意图

中国古代在划分政区方面，主要运用了两个原则，用古书上的话来概括，就是“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所谓“山川形便”，就是以天然的高山、大河作为行政区划分的边界，使行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互一致；所谓“犬牙交错”，则是基于统治者的需要，人为地打破自然地理的区域，使行政区的界线如同犬牙一般，相互交错。宋代在划分上述这些路时，主要遵循的是从政治因素考虑的犬牙交错原则，而不是按照自然地理形势的山川形便原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地方势力不能据有完整的形胜之区，不至于产生割据力量，从而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

例如北宋的淮南东路，从名称上看，虽然是用淮南来命名的，但是有半个路的统领区域分布在淮水以北，而且淮南东路的北界还有一段与京东东路在边界上形成犬牙交错的状况。又如，与今天的江西省面积大致相当的区域，属于一个较为完整的地理单元，在宋朝之前，也一直是属于某一个行政区划的，但是在宋朝，这一区域却被人为地打破，一分为二，东北部向北划归了江南东路管辖，而把余下的大部分区域与今湖北省的东南一隅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江南西路。另外，像西北地区的永兴军路，辖区的大部分地区虽然是在今天的陕西境内，但是还辖有黄河以东与河南西部的各一小部分地区，秦岭以南的商州也被划归在该路的范围之内，这样也使得永兴军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领有秦岭南北的行政区划。

还有一些路的统辖范围的形成是军事因素导致的结果。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章惇率兵从荆湖北路出发，向南沿今天湖南境内的沅水而上，将湖南西部的南北江蛮地区平定，正式纳入宋朝中央政府的版图之中，并且把那里原有的懿、洽、鼎三州改置为辰、沅、靖三州，交给荆湖北路管辖。于是就出现了今湖南境内的沅水、澧水流域不就近隶属荆湖南路或者夔州路，而北属荆湖北路的现象。这样就使得荆湖北路的辖区看起来很特别，从今湖北向西南伸出一块地区，插入荆湖南路与夔州路之间，南与广南西路接壤。

在路之下，宋代的二级地方政区有府、州、军、监四种，其下各自辖县。府、州的名称承袭的是唐代的制度。府就是地位特殊的州，又细分为京府与次府两种。所谓京府，就是首都或者是陪都的所在地。北宋时期，共设有四京四府，它们是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其他与皇帝有关的州，则称为次府，地位与上州相当。府的长官本来叫做尹，也就是府尹，由于宋太宗赵光义当过东京开封府尹，因此便改府尹而为知府。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包拯就曾知开封府，他天性峭严，平时不露笑容，老百姓都称他“笑比黄河清”。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他知开封府时为官清廉公正、秉公办事的美谈。

宋代的州在统辖范围上与前代相比，大大缩小了，居然出现了有十分之一的州只领一县的情况，这主要是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分权割据发生而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但是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地方政府权力过轻，当地方发生叛乱，或受到境外侵扰时，就会显得有些无能为力。宋代的州按照地理位置的冲要、辖区的大小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分为几等，在京师及其附近地区的州，分为辅、雄、望、紧四等，不论户口多少，一律视为上州；其他各路的州，则依据户口的多少，分成上、中、下三等。各州的长官实行军制；由朝廷委派京官管理各州事务，称“权知某州军州事”，简称知州，表示全权管理一州的军、民事务。知州可直接向朝廷奏事。

军与监又分成两类：一类直属于路，与府、州同级；一类隶属于府、州，与县同级。军原为唐代的边戍设施，其将领称“使”，边戍军队所驻地方称“军”。安史之乱后，因军事行动的需要，军的设置推行到内地。但此时只是节度使之下的一级军事单位，还没有成为行政区划。到五代时，随着军事活动的增多，已有军设置到了县。军一旦设置到县，往往干涉县令的职守。由于当时政局混乱，武人权重，索性把县令废掉，听军使兼管，于是军也成为了与州并列的地方行政区划。宋代的军即因旧制而来。当时从边地到内地都设有军，目的是为了边境的防御与内地的治安。统领县的军，地位等同于下州。如果其政治地位提高，也可能升为州，由准州级政区变为正式的州级政区；如果州的政治地位下降，也可以退而变成军，从而成为准州级政区。

监在五代时期，是为了管理矿冶、铸钱、牧马、盐产区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宋朝时期兼管民事，也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划。统县一级监的地位比同级军的地位要低，如果这一级监的地位提高了，也可以升为统县的军。下面的事例就是很好的说明：北宋时期荆湖南路统辖的桂阳监，是为了管理当地的采矿业而设置的。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其政治地位的上升，而由监成为了军，并不是因为当地的采矿业出现了什么变化。

3.宋辽之争与“澶渊之盟”

自从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把幽蓟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契丹便以这一区域为基地，不断派兵南下侵袭中原地区。951年后汉灭亡后，辽在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南）北部扶植建立了北汉政权，作为幽蓟十六州地区的屏障。

十六州中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的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对于中原政权来说，失去“山后”，还有绵亘于太行山脊内的长城雁门关寨可以把守，但是如果连“山前”也失掉了，那么河北地区的藩篱就会全部丧失，辽的骑兵也就可以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一带。由于幽蓟十六州所处的这种特殊地理位置，使中原王朝统治者强烈地意识到，幽薊十六州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社稷的安危。于是从后周起便开始了与辽人对这一区域的争夺。

960年，赵匡胤代后周而建立宋朝后，虽然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但他对幽蓟十六州一直念念不忘，在南方大体平定之后，曾有先攻取北汉、再进而收复幽蓟十六州的企图。但是，由于辽军的支持，宋太祖虽然两次率兵亲征北汉，却都未能获得成功。一直到宋太宗赵匡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宋才将北汉灭掉，同时也为进一步从辽国手中夺取幽蓟十六州创造了条件。于是在同一年，宋太宗亲率十万大军，想趁辽军不备，先夺回幽州。宋军虽然初战告捷，但是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结果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战中，被辽军打得大败。宋太宗本人也被乱箭所伤，只得乘驴车南逃。此后至太平兴国七年，辽军又多次出兵，向宋的边境地区进攻，但都被宋朝军队一一化解。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趁辽（契丹）刚刚继位的圣宗年幼，由太后萧绰摄政、内部不稳之机，分兵三路，大举向辽进攻。东路军进攻涿州（今河北涿县），中路军进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进攻“山后”诸州。虽然宋朝的中路军攻下了蔚州，西路军攻克了寰州（今山西朔县东）、朔州（今山西朔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及云州（今山西大同），但是由于东路军遭受了辽军的重创，宋军只得全部撤军，放弃了已经夺得的地区。西路军的统帅之一、人称“杨无敌”的杨业，也在撤军途中遭到辽军的伏击，身负重伤，被辽军俘获后，坚贞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后，被迫在战略上采取了守势，产生了放弃用武力收复燕云的想法。但是辽军却趁宋军势衰、士气低落的时机，大举南下进攻。辽军主力攻克了深州（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北安国）、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后，满载金帛等战利品北还。自此，辽军利用自己的骑兵优势，不时侵扰北宋的边境地区。

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1004年）秋末，辽军在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率领下，再一次大举进攻宋朝领土。辽军扬长避短，发挥其善于野战的优势，绕开宋军把守的城邑，直趋黄河沿边的澶州（今河南清丰西北，古称澶渊）城北，对东京开封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时之间，宋廷上下惊恐万分，大臣中形成了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与坚决抵抗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最终新任宰相寇准等人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宋真宗亲往澶州前线督师，以此鼓舞士兵们的勇气。由于宋军的坚决抵抗，并用弩弓将辽军的主将萧挞凛射死，使辽军士气大挫。

由于此次辽军南侵的目的，在于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一旦阵前受挫，便表示愿与宋朝议和。宋真宗原本就不愿同辽军作战，而且害怕辽军攻破澶州后危及东京开封，这时见有议和的希望，就不惜代价，派官员前去与辽议和。结果宋辽双方达成和约，宋每年向辽缴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自此以白沟河为界。历史上称这次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会盟为“澶渊之盟”（参见《北宋、辽时期疆域形势示意图》）。

对于宋朝来说，“澶渊之盟”所缔结的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不但没有能够把幽蓟十六州收回，还不得不每年向辽纳送币帛。不过，“澶渊之盟”毕竟把宋辽之间先后长达二十五年的交战画上了一个句号，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澶渊之盟”的订立，对双方边境大片地区的生产发展、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都还是大有好处的。

4.辽、金、西夏的疆域与政区

（1）辽五京

唐朝末年，契丹在今天东北内蒙古一带兴起。907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主，将契丹八部合并为一国，于916年称帝。随后征服了周边的一些少数部族，到926年，把渤海国灭掉。936年，又从后晋石敬瑭的手中接过了幽蓟十六州的控制权。938年，改国号为辽。983年，辽圣宗复国号为契丹。1066年，兴宗复称辽。到1125年，天祚帝为金兵所擒，辽亡。

“强干弱枝”的新尝试：北宋与南宋（含辽金西夏）时期的疆域与政区

北宋、辽时期疆域形势示意图

辽朝先后设有上、东、中、南、西五个京城，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五京的具体设置情况。

一、上京临潢府。神册三年（918年），耶律阿保机在契丹的发祥地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筑城，作为皇都。天显元年（926年），又对之进行扩建，营造宫室。到了会同元年（938年），更名为上京临潢府。这是辽朝早期的政治中心。史书上对这一地方作了如下的描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

二、东京辽阳府。契丹在临潢筑城的第二年（神册四年），对辽东之辽阳故城（今辽宁辽阳）进行重修，设立了东平郡。天显三年（928年），契丹把所灭掉的渤海国人民迁往东平郡，升为南京。后来由于在幽州设立了南京，便又将这一南京改称为东京辽阳府。

三、南京析津府。天显十一年（936年），后晋皇帝石敬瑭将北部的幽蓟十六州拱手献给契丹以后，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非常重视，因为幽蓟十六州地区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决定把幽蓟十六州中的幽州（今北京市西南）升为南京（又称燕京），称幽州府。于是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也改为了东京，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出现在宋朝的北部边境之外。开泰元年（1012年），又改称析津府。

四、中京大定府。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圣宗在所征服的奚王牙帐所在地，建立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将不少汉人迁到中京附近，随后又将都城自临潢府迁到此处，这里便成为了辽朝后期的政治中心。

五、西京大同府。重熙十三年（1044年），兴宗又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由于这里是辽西南的要冲之地，于是规定“非亲王不得主之”。

辽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与区划，基本上承袭了唐代的制度，从太宗时期开始制订，到圣宗以后趋于完备。辽以五京为中心，分全国为五道，并以京号为道名，合称五京道。上京道的辖境大体相当于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境，辽宁、吉林、黑龙江西部，内蒙古北部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东京道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东部，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东到库页岛，还包括朝鲜东北部的一部分地区。中京道的领域大体相当于今天内蒙古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的地区。南京道的辖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北部、北京市和天津市北部。西京道的区域大体相当于今天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和河北西北端。

然而由于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与北宋同时，因此辽在道一级的行政机构设置上，也不免要受到宋朝的一些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辽的道也是三权分立：都总管府，负责掌管一道的军事，与宋朝的安抚使司（帅司）大体相当；处置使司，负责掌管一道的司法监察，与宋朝的提点刑狱司（宪司）大体相当；转运使司（只是南京道如此称，其他各道，名称不一：上京道称盐铁使司，东京道称户部使司，中京道称度支使司，西京道称计使司），负责一道的财政管理，与宋朝的转运使司（漕司）大体相当。

道下面的一级又分成府、州、军、城四类，这四类的再下面一级则是县。辽代道以下所领的府、州大致为同级，但在细节上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府有自己的直属县，又统辖领县的州。至于州一级的政区，则更为复杂。辽代的州有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及刺史五个等级。此外还有一些不加这些名目的州，地位当又在刺史州之下。节度州与府为同一级，都隶属于道；观察以下诸州，级别则高低不一，有的直属于道，有的隶属于府或者节度州。所有的州都可以领县，但是节度州除了领县之外，还可以统辖领县的其他州。

另外，辽代对北方原游牧部族不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州县制，而分为部族、属国两类。部族置节度使，分别属东北路招讨司、东北路统军司、东北路兵马司、东京都部署司、西北路招讨司、西南路招讨司、黄龙府都部署司、乌古敌烈统军司等边防官司。属国则“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依据《辽史·地理志》的记载，辽代在五京之下，有六府，一百五十六个州、军、城，二百零九个县，五十二部族，六十属国。

（2）辽代的头下军州与斡鲁朵制

辽朝的头下军州，又称投下军州。有关“头下”一词的语源和具体含义，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一般认为，“头下”是契丹语的译音。

唐朝末年，日益强大起来的契丹族屡屡南下侵扰唐朝北部边地，并且把俘掠来的汉人，放在仿照唐朝的州县而设置的城寨中居住。这些早期的城寨大都隶属于各级军事贵族，这就是头下城。

契丹建国后，宗室、外戚、大臣及诸部所拥有的头下城，凡是由朝廷赐给州、军称号的，便成为了头下军州。这一制度，早在耶律阿保机当政之初就已实行。辽朝前期的头下军州几乎全是以战争中俘掠的人口建立起来的，但是自澶渊之盟以后，依靠战争获取的头下人户大大减少了，而且辽政府对头下部曲也开始加以限制，这样头下军州的数目便逐渐减少了，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赐额的丰州，是现在有年代记载的最后一个用战争中俘掠的人口建立的头下私城。辽朝出现过的头下军州，现在已知的一共有四十多个。头下军州的名称，通常采用所俘的汉人原籍的名称，例如以卫州民所建的头下军州，就称为卫州。

本来辽朝一般的州规模就很小，头下军州的规模就更小，除去个别的拥有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居民外，一般的头下州，只有几十户到几百户居民。沈括就曾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属于头下军州的澄州的萧条景象：“州有土垣，崇六七尺，广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二百，屋多泥墁，间有瓦覆者。”头下军州按人口的多少，分为州、军、县、城、堡五种。县、城、堡规模较州、军为小，但在数量上可能较州、军为多。

从辽代的头下军州的地理位置来看，都分布在上京道、中京道和东京道境内，尤以潢河流域最为集中。由现在考古文物工作者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这些头下军州基本上是沿着草原的边缘地带建立起来的。这主要是因为组成头下户的汉人们不能脱离自己发挥技能的农耕区域，而这些头下军州的契丹领主们又不可能把他们的私城建在远离草原的汉地，所以就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选择这样一个农耕和游牧的结合部来建立他们的头下私城。

在辽朝的头下军州中，头下户与头下领主之间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头下户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是头下领主的私奴和部曲。这些头下军州的领主，主要是横帐诸王、国舅和公主。领主的继承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度，通常只有在叛逆或者绝嗣的情况下才会被朝廷籍没。像当时的耶律察割由于犯了弑君僭立之罪名，才把他名下的贵德州、双州以及他的父亲安端名下的白川州同时收归国有。又如采访使耶律颇德所领的遂州，也是一个头下军州。辽穆宗时，耶律颇德绝嗣，遂州才被收归辽朝政府所有。

斡鲁朵制，即宫帷制。斡鲁朵为契丹语，是皇帝、皇后的宫殿、行帐所在。辽代共有十二宫一府（辽代九帝各一宫，另两位摄政最久的应天、承天两皇太后各一宫，皇弟置一宫，丞相耶律隆运置一府）。这种以皇帝或皇太后私奴所建立的州县，属该皇帝的某宫（斡鲁朵）所辖，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头下军州。由宫卫统辖的州县大多集中在上、中、东三京道，即契丹腹地，有利于保卫辽代统治核心集团。

另外，辽朝在地方上还有一种边防城，这是设置在辽西北边界上的州、军、城的总称。这些边防城是为国防需要所设置的，不承担赋税，虽然也称州，但实际上与中原地区的州的性质不同。

（3）金的五京与十七路

建立金王朝的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北方民族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春秋战国时期，称作肃慎；两汉时期，称为挹娄；在南北朝时，又称勿吉；隋唐时，则称为靺鞨;到辽宋对峙时，才被称为女真。他们的活动地区包括了今天的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北方周边的少数民族时，女真族即是其中之一。契丹为了削弱女真族，曾将其中数千户强宗大族迁往辽阳以南。这部分被迁的女真部落，逐渐接受了辽的文化，被编入辽的户籍，称为熟女真，又称“曷苏馆女真”，意思是篱笆内的女真；没有被迁而分散在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以东的女真诸部落，保持本民族的习俗，不编入辽的户籍，叫做生女真。

11世纪中叶，生女真完颜部联合其他部族，组建了部落联盟。1114年，担任部族联盟长的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1115年，阿骨打仿照汉族制度，称皇帝，立年号收国，建国号金，营建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作为首都，正式建立了与辽对抗的政权，阿骨打即金太祖。

收国元年九月，阿骨打率军攻下辽北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辽天祚帝得知此事后，率领十多万军队前去亲征，结果在护步答冈（今黑龙江五常以西）又被金兵打得大败。从此金兵取得了主动权。收国二年，金朝派兵出击辽东，占领了辽朝的东京辽阳府。

北宋政府看到金兵与辽作战接连获胜，便决定与金联手，共同灭辽，趁机收回幽蓟十六州。于是在天辅四年（1120年），北宋与金订立“海上盟约”，议定南北夹攻辽人。这一年的五月，金兵攻占辽的上京临潢府。天辅六年，金又攻下辽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辽天祚帝仓皇出奔，逃往夹山（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西北），同年年底，金军又轻取了辽南京析津府。

金太宗继位后，联合西夏，追击辽天祚帝。天会三年（1125年），辽天祚帝在逃往党项的途中为金兵俘获，辽亡。至此，金只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将辽朝原来统治的全部州县占领了。

金灭辽之后，基本上承袭了辽的五京，在名称上没有作任何改变。到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把都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所在的会宁府升为上京后，才将辽的上京改为北京。另外，金一般把辽的南京称为燕京。

1127年，金朝灭掉北宋以后，原来北宋的都城仍叫做汴京（今河南开封）。因此在金熙宗在位时（1135-1149年），金共有七京，即上京会宁府、北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燕京析津府、汴京开封府。

由于金的政治中心上京会宁府远离中原地区，对其统治十分不利，于是在贞元元年（1153年），金便正式迁都到燕京，并改名为中都大兴府（今北京西南）。随后，金又将原来首都上京的称号去掉，而北京临潢府已在此前废去，因此，这时便把中京改为北京，又将汴京改称南京。于是形成了中都大兴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东京辽阳府及南京开封府。

但是，这五京的规模只维持了二十年的时间，便又被打破。大定十三年（1173年），金又重新恢复了会宁府的上京名号。从此到金朝末年，大体是此六京的规制。

在地方行政制度上，金在其发祥地仍然采取部族制度，但是在所占据的原来的辽、宋地区，则承继的是北宋的制度，进行分路治理。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年）时，共设有十七路：上京路（治上京会宁府）、北京路（即辽上京道，1138年改名，治北京临潢府）、东京路（即辽东京道，治东京辽阳府）、中京路（即辽中京道，治中京大定府）、西京路（即辽西京道，治西京大同府）、燕京路（即辽南京道，治燕京析津府）、汴京路（即宋河南故土，治汴京开封府）、河北东路、西路（改宋之河北四路为东西二路，东路治河间府，西路治真定府）、河东南路、北路（分宋河东路为南北二路，南路治平阳府，北路治太原府）、山东东路、西路（沿袭宋的京东东、西二路，东路治益都府，西路治东平府）、陕西四路（改宋之陕西六路为四路：京兆府路治京兆府，庆原路治庆阳府，熙秦路治临洮府，鄜延路治延安府）。

金代的路与宋代的路一样，也是分权而立，只是金设置的是以下四使：一、都总管府，这是承袭辽代都总管府而来的，起先负责管理军、民事务，后来分设统军使司后，才专管民政。金的分路大体就是依据都总管府来分设的；二、转运使司，负责管理财政，与宋代相同；三、提刑使司，负责司法监察，和宋代的提点刑狱司相同；四、统军使司，负责管理军事，与宋代的按抚使司大体相同。在路的区域划分上，都总管府、转运司及提刑司三路的分划也不完全相同。

金的各路下面统辖州与县，州一级政区又有散府、节镇州、防御州、刺史州、军的分别。还有隶属于上京路的蒲与、曷懒、速频、胡里改四路和隶属于东京路的曷苏馆、婆速二路，也是相当于州一级的政区，由于不领民户而只领猛安谋克，所以不叫府州而称为路。另外，上京、北京、西京等路又辖有边境诸部族。

金十七路的政区后来有所变动。正隆二年（1157年），变为十九路。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又成了二十路。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再回到十九路的数目。根据史书的记载，泰和十九路以下领属散府九、节镇州三十六、防御州二十二、刺史州二十三、军十六、县六三二。

1211年起蒙古侵金，1214年金避蒙古迁都南京开封府。1217年由于金侵宋而两国战事又起，1233年金帝避蒙兵出奔蔡州（今河南汝南），1234年蒙、宋军破蔡州，金亡。

（4）猛安谋克

所谓猛安谋克是以女真人为主，包括归附的契丹人、汉人在内用军事编制组成的地方行政机构。“猛安”，又译萌眼，是女真语的音译，意思是“千”、“千夫长”；“谋克”，又译毛毛可、毛克，也是女真语的音译，意思则为“百”、“百夫长”。

完颜阿骨打在其建国前一年（1114年）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相当于一县，十谋克为一猛安，相当于一防御州。在猛安谋克之下的基层组织是村寨，寨有寨使，统辖户数在五十以上。金代初年，女真统治者曾一度把收降的契丹、渤海和汉人置为猛安、谋克。金占据中原地区以后，又将这一制度推广到汉人所居住的地区。金熙宗之后，这一制度演变成为军事编制、生产单位与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基层组织。金海陵王时，把在上京的猛安谋克大批南迁，金世宗时陆续又有迁徙。这些南迁的猛安谋克广泛地分布在金中都附近及河北、山东等地。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一共有二百零二个猛安和一千八百七十八个谋克。后来，由于这些猛安谋克人户既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又不愿参加军事训练，他们的战斗力逐渐下降了。

（5）西夏的疆域与政区

党项人在夏州建立的“定难”政权，在北宋初年与宋的关系极为友好。982年，党项首领李继捧降宋，宋太宗授以夏州刺史之职。后李继捧族弟继迁率部反宋，屡败宋兵，传子德明。1034年，德明子元昊建年号，1038年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的领域，东起黄河，西到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南止萧关（今甘肃环县北），北抵大漠。1044年，西夏与北宋达成和议，不久又在击败辽军后与辽议和，从此形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夏地方行政区划分州、县两级。据历史记载，1111年，元昊曾孙乾顺在位时，西夏共有二十二州：河南之州九（灵、洪、宥、银、夏、石、盐、南威、会）、河西之州九（兴、定、怀、永、凉、甘、肃、瓜、沙）、河外之州四（西宁、乐、廓、积石）。但实际上西夏州要比二十二州之数为多，现在有名可考的西夏州就有三十六个。另外，西夏又按其军事机构左、右两厢而在地域上分设十二监军司，即十二个军区，军司多以州治所在或其他军事要地为驻所。

西夏在边防要地还有郡的设置，兼理军民，如五原郡、灵武郡、蕃和郡、镇夷郡等。

西夏在1205年遭受蒙古军的首次侵掠后修复城堡，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其后连续被侵，终于在1227年被灭。

5.岳飞北伐与“绍兴和议”

“靖康耻，犹未雪”，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的《满江红》中的这句话，道出了北宋亡于金的一段辛酸历史。

1125年，金灭辽之后，随即调整部署，将进攻的目标转向了宋。同年十一月，金太宗完颜晟兵分两路，发动了对北宋的侵袭，想要分进合击，夺取北宋的东京开封府。虽然遇到宋朝军队的抵抗，金西路军被阻止在太原城下，但是金的东路军却攻下燕山府，并在燕山府守将郭药师的引领下，迅速南下，强行渡过黄河，直逼北宋的东京。

刚刚从宋徽宗赵佶手中接过皇位的钦宗赵桓，得知这一消息后，想要弃城逃跑，但被兵部侍郎李纲劝止。于是钦宗命令李纲为东京留守，统领兵士守卫东京。但是由于钦宗惧怕金兵，一心想要议和，因此没过多久，便将李纲的职务罢免，遣使与金议和，同意把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割让给金。金东、西两路人马先后北撤。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以宋未能履行和约中的条款为借口，再次兵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这次金兵来势凶猛，很快便形成两路会攻东京的局面。由于这时宋廷主和派大臣已占据了上风，宋钦宗对金提出的宋、金两国以黄河为界的苛刻要求完全接受。本来钦宗以为如此金便会退兵，但没想到，金兵仍继续攻城，最终将东京攻下。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把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等俘虏北去，北宋灭亡了。这就是“靖康耻”。

金兵北还时，将宋宗室人员全数掠走，亲宗室中只有在河北部署军事的康王赵构幸免于难。于是在同年（1127年）的五月，宋朝旧臣共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1138年，又将都城设在了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这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历史上被称为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

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本想偏安于他的半壁江山了事，但金并不给他这种机会，仍然长驱南下，进攻南宋。因此，南宋与金之间的争战又连年展开。在南宋抗金的过程中，岳飞（1103-1142年）就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民族英雄。

早在北宋末年，岳飞就从军参加过抗辽的战争。南宋初，他又随王彦渡过黄河，在河北一带抗金。后又参加开封保卫战，被东京留守宗泽所赏识。绍兴二年（1132年），他三十岁的时候，便已经成为了守卫长江中游的主帅。

绍兴四年，岳飞奉命率兵北伐，自鄂州（今湖北武昌）趋襄阳（今湖北襄樊），向金在1130年所册立的统治河南、陕西大部地区，与南宋对峙的宋朝降将刘豫的傀儡政权——齐国的守军，发起猛烈进攻，很快就收复了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州市）、邓州（今河南邓州市）、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等六州军之地。这是南宋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由此控制了长江中游，打开了通往川陕的渠道。此后，岳飞又带兵收复了今天河南西部与陕西南部的大片失地，击败金与伪齐军的反扑，兵临蔡州（今河南汝南）。

金朝在军事进攻南宋失利之后，采取了“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在绍兴九年废掉刘豫的齐国，将伪齐政权所占领的河南、陕西地区归还给南宋，双方达成和议。

岳飞对这次宋金和议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多次上书要求收复被金占领的失地，但是都遭到了力主投降的宋高宗与宰相秦桧的拒绝。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朝撕毁与南宋订立的和议，分兵两路向陕西和河南大举进攻，在很快占领了河南、陕西之后，又率大军向淮南大举进攻。这时宋高宗又慌了手脚，急忙下诏让岳飞从襄阳出击，牵制向淮南及陕西进攻的金兵。

岳飞派一部分兵力迂回侧击金朝东京一带的军队，自己则率主力人马从正面反击，直趋中原，很快收复了颍昌府（今河南许昌）、淮宁府（今河南淮阳）、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形成东西并进之势，威逼东京的金军。在随后的偃城（今河南偃城）之战与颍昌之战中，两次击败金军的反攻。连金兵也不得不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正当岳飞准备挥师渡过黄河、进一步北伐时，宋高宗为了向金乞和，下诏命令岳飞等各路抗击金兵的宋军班师回朝，使得岳飞想要恢复中原的计划功亏一篑。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双方订立和议：南宋对金称臣纳币割地；金与南宋两国以秦岭、淮水为界，中间唐、邓二州属金。由于这个和议是在绍兴年间签订的，因此被称为“绍兴和议”。从此，南宋与金两国形成了较长时期对峙的局面（参见《南宋与金对峙形势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