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民间庙会

庙会导源于古老的祭社活动，但与祭社的社会相较，其内容更为广泛，每年的活动也更为频繁。庙会大多在当地的各色神庙中举行，以神庙的神灵偶像为祭祀中心，故又称“神会”。

假若说民间的社会祭祀，仅仅局限于社坛、社庙与土地庙，其活动也以春祈秋报为主，那么，庙会则以形形色色的神庙为依托，其中既有佛道寺庙宫观，又有朝廷祀典所规定的神庙，甚至还有民间私自创设信奉的神庙，即所谓的“淫祀”。而其祷祀赛会的内容，也不仅仅限于春祈秋报，举凡祈雨、止雨、驱邪、除蝗、禳灾，均可成为举行庙会的借口。

一 庙会的起源

庙会的兴盛，起源于“淫祠”的泛滥。什么是“淫祠”？唐人段成式言：“大凡非境之望，及吏无著绩，冒配于社，皆曰淫祠。”可见，除社坛、社庙以及朝廷祀典所列神庙之外，凡是民间私自创设而不被朝廷承认的神庙，均在淫祠之列。

自唐宋以后，尤其是到了明代，此类祠庙遍布城市坊厢，即使是乡村一隅，除了有土地庙之外，也必然会有几处民间信奉的土神之祠。据《如梦录》一书记载，明代开封宗教性的坛庙，分为寺、庙、杂神之庙、观、堂、阁、庵、祠、坛。其中寺，有祐国寺（即上方寺）、香山寺、相国寺、卧佛寺、观音寺、龙华寺、清风寺、国相寺（即繁塔寺）、白云寺、铁佛寺、华严寺、宝相寺、孝严寺、大佛寺、天王寺、绽梅寺、千佛寺、回灵寺、礼拜寺；庙，有三皇庙、玉皇庙、日光庙、星君庙、府城隍庙、县城隍庙、泰山庙、玄帝庙、济渎庙、关圣庙、二仙庙、梓橦庙、三灵侯庙、武庙、旗纛庙、东岳庙、五瘟、天仙、回龙、大圣、文武二庙、阎王、八蜡、三官、姜太公、皮场公、大王、洪山、玄坛、岳王等庙；杂神之庙，有土神、三神、盐神、狱神、院中白眉神、宫中罕神、库神、财神、禄神、机神等庙；观，有三清、延庆、玉阳等观；宫，有大道、五龙等宫，泰山行宫、玄帝行宫；堂，有观音、吕公、延寿、庆安、白衣、老君、三圣、安乐、万寿等堂；阁，有玉皇、观音、梓橦等阁；庵，有吕祖、水月、海潮、开天、总圣等庵；祠，有士地、张仙、十贤、包公、少保、信陵、许公、张公、五公、烈女等祠；坛，有天地、社稷、孤魂等坛。福建惠安一县，幅仅80里，却有神祠551所，有时一里（里甲之里，计110户）可达数十所，“家为巫史，享祀无度”。

庙会源出于祭社的社会，故起源也较早。当社神偶像化及社坛庙宇化之后，正式的庙会随之兴起。到了宋代，庙会就已经很盛了。如福建漳州，城邑到村墟，各种庙寺，不下数百。一入春首，民间就开始筹措迎神的财物。有些人装扮成土偶模样，号称“舍人”，“群呵队从，撞入人家，迫胁题疏，多者索至十千，少者亦不下一千”；有些人装扮成土偶，号称“急脚”，“立于通衢，拦街觅钱，担夫贩妇，拖拽攘夺”；有些人印成百钱小榜，“随门抑取，严于官租”。所有这些庙会，一般都由游手无赖或好事之徒张罗其事，当然也拉出一些地方有名望的人，作为实际的主持者，如“签都劝缘”一职，则由乡秩之尊者为之。“劝首”一职，由宗室为之，而一些豪猾胥吏则成了“会干”。每当一庙迎会，动辄塑数十像，“务以悦神”。一些地方官员对此不加禁止，也张帷幕以观之，以示与民同乐，甚至对迎会之人赏钱赐酒，对庙会更是推波助澜。另外，每当三月廿八日东岳帝生日，福建百姓也“结社荐福，观者如堵”。

二 神庙与庙会

明初，朱元璋对民间的迎神赛会进行了限制，并制定了一套里社祭祀仪式。所以，明初民间只有春秋二社的祭社活动，庙会暂趋沉寂。

中期以后，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各种庙寺的增建，再加之官方限制的松懈，因而各地的庙会重又盛行。如浙江杭州仁和县，庙会就形成于成化末年。当时正值承平，地方富庶，其地有一姓鲁之人，“纠率一方富家子弟，各出己资，妆饰各样抬阁及社火，备极华丽”。自此以后，地方转相效尤，庙会不断。

明代庙会，总是与各色神庙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庙会总是依托某一神庙的神主诞辰而举行。以杭州为例，其庙会主要有：九月十五日，千胜庙庙会，在众安桥东；九月二十八日，华光庙庙会，在江涨桥东；十月初三日，晏公庙庙会，在夹城巷。明代杭州风俗崇尚释老，每当相传仙释诞辰，也“多往炷香设会”。如正月六日，在南山法相寺；正月九日，在城中宗阳宫玉皇殿；正月十五，在吴山三官庙（七月、十月望日同）；二月十九日，在西山天竺寺观音殿；三月三日，在城中佑圣观；三月二十八日，在古荡东岳庙；六月二十四日，在北山雷院。

在北直隶的广平府，明初也没有庙会。自正德初年，始有庙会此俗。广平府的庙会以永年县的娘娘庙、肥乡县的赵王庙、曲周县的龙王庙最为闻名。每当庙会时，“先期货物果集，酒肆罗列，男女入庙烧香，以求福利”。

明中期以后，庙会遍及全国各地城乡。在南方，如福建寿宁县，俗传六月十六日为马仙诞辰，县官设祭。里中百姓岁聚敛为迎仙庙会，专设一人负责，称“仙首”。关于马仙庙的庙会，冯梦龙记其事云：“自十二日迎之出宫，一日两斋，午斋则轮家供养，晚斋则架台于街次，鼓吹彻夜。如此三日，城中已遍，则往乡，又二日乃还宫。各乡也有社首，或于八月收成行之。其部下名‘元帅’者，乃有牲醴。”从各乡的马仙庙会“于八月收成行之”来看，马仙庙会与民间的社祀又可合而为一。又如福建崇武所，每年正月终，民间百姓也作庙会，“涂面作鬼蛾之状，结巾穿红绿之衣，锣鼓喧天，烟火沸地，本是以神为戏，实乃以逐役为名”。在北方，如河南夏邑县，正月二十八日有东岳庙会，四月八日有佛会，五月十三日有关王庙会。河南尉氏县，三月十六、十七、十八三天，“赛城隍之神。庙中盛设祭品，张乐，男女剧戏，宴赏亦盛”。三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天，“赛东岳之神于其庙，如前仪”。五月十三日，关王庙赛神，仪式如前。

三 悦神娱人

明代民间的社会、庙会，一方面祈祷上苍神灵，以求佑护他们一年发财有望，灾患不生，是人力不能左右自然的一种无力表现；另一方面，百姓在一年的辛劳之后，庆其有成，借庙会以求娱乐、享受。概言之，名为悦神，实则娱人。

每次赛神，均要演戏，百姓借此以得娱乐，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古代戏剧的繁荣与发展。社会、庙会的赛神仪式，始终与戏剧相生相伴，尤以明代为盛。如漳州，时常在秋成以后，优人互相凑在一起，做“淫戏”，弄傀儡。又据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上记载，绍兴人喜演戏剧，当地优伶人数，可达数千人，而且“百事皆赛戏愿，病棘亦为之，往往锣鼓声未及，而其人已死”。绍兴这种戏班，同样也服务于民间的庙会。尽管很多民间庙会抬阁，只是由民间百姓自己饰演，但也有一些庙会，专门聘请戏班赛社演戏。如绍兴陶堰严助庙，每年上元设供，城中及村落之人，水陆奔逐，随路兜截转折，谓之“看灯头”。在仪式举行时，除了由童崽扮故事进行赛愿之外，还专门在庙里演剧，戏班必请越中上三班，或从杭州雇请班子，所演之戏有《伯喈》、《荆钗》。福建寿宁，民间醵饮，也喜欢用戏班演戏，演一二出不佳，就更换别本。江苏昆山，每年四月十五日为五神会，也做杂剧诸戏，观者如堵。

根据现有的材料，明代民间祀神活动中的演剧，其中全本戏的演出仍较折子为多。这是因为，祀神活动多半一连举办数日，据《远山堂剧目》载，目连戏就必须“以三日夜演之”，“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共分上中下三卷，很显然，为每天演一本，三天换三本。浙江诸暨杨神庙的抬阁，所演传奇，也是“三日三换之”，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明末刊本《鳌头琢玉杂字》中的演戏赛愿部分，搜集了明末福建一带庙会活动期间或演剧时张贴在神庙舞台上的对句，共有40种左右。从这些对句来看，除了特别点出忠孝节义等道德主题外，也同时涵括了完整的剧情大纲，显然是针对全本戏而言的。由此可见，敬神祭祀演戏主要流行全本戏。不过，据明代《礼节传簿》一书，民间赛社也演折子戏。这当然与礼节的仪式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此书的记载，官赛赛期只有三天，每天一早由“维首”主祭，“主礼生”唱礼，向神明敬奉供盏七次，节目则是穿插在七次供盏的仪式中进行，因此，时日的限定与供盏的仪式，应该是只演单折的主要原因。

明代民间的赛社活动，具有文化娱乐功能。生活困苦而又整年劳顿的平民百姓，需要有神的寄托，更需要找到逗闷的乐子。所以，赛社祭神事实上就是通过悦神以达到娱人的目的。《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明人王稚登也明确指出，“里社之设，所以祈年谷、祓灾祲、洽党闾、乐太平而已”。这虽是中国老百姓的穷欢乐，但至少可以说明，赛社的娱乐功能也是源远流长。

与此同时，社会、庙会的兴起，事实上为百姓提供了极好的社会交往的机会。尤其在明代，泰山、武当、普陀等地的庙会，都带有全国性的规模，民间百姓千里走集，路上所闻所见，均能开阔他们的视野。尤其是妇女，平常被锁闭在深宅大院与绣房闺楼，或被庖厨一类的家庭琐事所缠，只有社会、庙会之时，她们才得以自由外出，参加集会和看戏，这对于扩大妇女的社会交往以及妇女的解放，同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