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器的发展——青铜时代的兵器

一、青铜兵器的出现

在人们步入青铜时代门槛以前，对金属铜已有初步的认识，现在已经在甘肃、山东等地发现过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及齐家文化的一些小件铜器，有锥、小刀等物。经检验，其中有红铜、黄铜及青铜，但工艺技术还很差。其中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含锡6%∼10%），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物，约当公元前3000年。但是少量的小件铜工具的出现，并不足以改变生产工具的基本面貌，它们更不足以作为战斗的兵器。

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技术较成熟的青铜器，是距今32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的产品。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已发掘到化铜炉的残壁、铜渣和铸造铜器用的陶范残片，表明那里曾存在过冶铸青铜器的作坊，也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同时还从遗址和墓葬中获得了不少青铜制品，出土的器物中有饮酒用的青铜爵、盉、斝，还有小型工具、装饰品和铜铃等。这些充分表明二里头文化时，中国已迈入了青铜时代的门槛。在出土的青铜器中，也出现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中国青铜兵器。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兵器，已发现有远射兵器弓箭使用的青铜箭镞，以及格斗兵器中的青铜戈和青铜戚（斧的一种）。由于它们的铸造技术已具有相当水平，戈和戚的形制极为规整，特征明显，说明它们决非初创的第一代青铜兵器，因此推知青铜兵器开始出现的时间还应该更早。目前考古学界对二里头文化与古史传说中的夏代的关系还有争论。虽然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文化性质问题讨论尚在进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历史步入青铜时代应在商代以前，至迟在古史传说中的夏朝，即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古史记载夏朝“以铜为兵”，正反映出当时是中国古代开始使用青铜兵器的时期。

二、青铜兵器的发展

中国历史进入商代，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为了装备日益扩大的军队，商王朝必需努力增加青铜兵器的产量，提高质量，并不断改进它们的战斗效能。商代青铜冶铸业的发展，是青铜兵器得以发展的基础。当时的青铜冶铸工艺，已经超越了由矿石混合冶铸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以纯铜、锡和铅按比例冶铸青铜的较高水平。铸造青铜器的作坊也具有较大的规模，如郑州南关外的商代中期炼铜遗址，面积已达一千多平方米。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小屯东南的铸铜遗址，推测面积至少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已出土数以千计的各类陶范和大量坩埚残片等。这些充分表明当时已能大量生产优质的青铜制品。仅以殷墟的妇好墓一墓为例，即出土各种青铜器460余件，总重量估计超过1625千克以上。正是基于商代青铜冶铸技术的发达和生产的规模，大量生产精锐的青铜兵器才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商王朝对内镇压和对外征伐，更日益要求得到更多和更锐利的青铜兵器去装备军队，促使青铜兵器的生产日趋扩大。这样就使青铜时代的兵器进入发展期，与青铜兵器开始出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相比，商代晚期的青铜兵器不仅数量猛增，而且器类齐全，形成包括远射、格斗、卫体等进攻性兵器与防护装具的完备的组合。仅以安阳侯家庄1004号殷代王陵的墓道中发现的青铜兵器和防护装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出土铜矛730件、铜戈72件，以及不少于141件铜胄，按各类铜兵器的平均重量估算，总重量接近1／3吨，同时还有以皮、木等材料制作的甲和盾等，应是属于守卫殷王的部队的部分装备。

西周到春秋时期，青铜兵器进入成熟期，质量和产量都有较大提高，同时还总结出适合于不同器类和不同兵器的含金比例配方，《考工记》对此有较详细的记录。制造兵器的含金比例配方，见于《考工记》中的“六齐”，其中四项即“戈戟之齐”、“大刃之齐”、“削杀矢之齐”、“斧斤之齐”，都与兵器的制造有关。统一规范的配方比例标准的出现，保证了兵器生产质量的稳定性。在产量和质量日益提高的基础上，青铜兵器的性能和品种也出现新的变化，创制了新型的兵器，例如强力的远射兵器弩，以及格斗兵器中的刺（矛）、体（戈）联装的戟和剑。对传统兵器镞、戈、矛等的外形也都有改进，提高了杀敌效能，使兵器的组合更切合实战需要。在《考工记》中还详尽地记录了不同兵器的选材、技术要领和各部位的具体比例关系，使兵器制造日趋规范化和制度化。兵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利于军队的组训和战术动作的提高，也促进了军事科学的发展。

到战国时期，青铜兵器的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以满足连年战争的需要。各国都设立了专门生产兵器的官营作坊，在成批生产的兵器上铸刻了制造机构、监造官吏及工匠姓名，器形也更趋规范化。在新郑的“郑韩故城”遗址中就曾出土有大量铭刻着制造机构、官吏及工匠姓名的青铜兵器。同时青铜兵器的制作工艺也有新的提高，特别是对青铜合金成分配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例如能生产出脊部和刃部分铸而成的复合剑，脊部所用材料含锡较低，因此较坚韧不易折断，而两侧的刃部所用材料含锡较高，以保持性刚而锋利，二者结合而使剑体既坚韧抗折又刃口锋利，具有较完全的性能。陕西咸阳秦始皇陵侧陶俑坑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表明，当时还大量使用青铜兵器，而且制造技术更加精良，出土的青铜剑长度超过90厘米，比以前的青铜剑长得多，表面还经防腐处理，至今不锈，仍然锋利异常。不过，青铜兵器发展到高峰，它已经笼罩了衰落的阴影。因为钢铁冶锻工艺在西周晚期已开始出现，并从出现之始即已试用于兵器的制造。钢铁兵器较大量的使用大约开始于战国晚期，标志着青铜兵器无可挽回的衰落命运自此开始。

三、青铜兵器的类型

青铜兵器可以分为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两大类型。进攻性兵器中，又可分为远射、格斗和卫体三种。

1．进攻性兵器

（1）远射兵器

弓箭　弓由有弹性的弓臂和有韧性的弓弦构成，张弓拉弦，迫使弓臂改变形状，将能量储存进去。松弦时使已积聚的能量在瞬间猛然释放，就把扣在弦上的箭或弹丸有力地弹射到远方。从甲骨文中弓字的形态，可知殷商时期已使用了复合弓。据《考工记》记载，弓以“干、角、筋、胶、丝、漆”等“六材”制成。使用的箭多装有青铜镞，商和西周主要使用的是扁平的有脊双翼式镞，其中间是凸起的脊，两侧是薄刃，前聚成锐利的前锋，向后扩展，全镞呈三角形，两刃末端形成倒刺，使镞射入人体不易拔出，增大创伤面积。（图19—2）春秋时期开始使用新式的锥体三棱铜镞，增强了箭的穿透能力，又由于锥体周围匀称地凸起三个侧刃，加大了创伤面，使弓箭的杀伤效能有所提高。这种铜镞流行于战国直至汉代，并常在镞后装有较长的铁铤，再插合于箭杆之中。

弩　装有张弦机构（弩臂和弩机），可以延时发射的弓。在木制的弩臂前端横装弩弓，后端安装机括，弦张开后先管在机括上，形成准备完毕的待机发射态势，可选择最有利的时机扳动机括即可释弦放箭。因此既可从容瞄准以提高命中率，还可以形成多弩齐射突发而威猛的袭击。此外，射手还可借助臂力之外的其他动力，如足踏、腰引等张弦，从而达到比弓更远的射程。从春秋开始，弩上安装了青铜铸制的弩机，使它正式成为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兵器。春秋战国时的弩机，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即望山（瞄准器）、悬刀（扳机）和牛（钩心），用两个铜枢（键、栓塞）结合在一起，然后装在木弩臂后端的槽中。（图19—3）战国末年，为了增强弩力，开始在弩机外加装铜廓，然后再装嵌入木弩臂中，但这种改革到汉代才普遍使用。弩箭的长度一般短于弓箭的箭长，同样装有青铜的箭镞，都是锥体三棱形的样式。在湖南的楚墓中，曾发现过保存较完好的木弩臂和铜弩机，以及弩箭上的铜镞。

（2）格斗兵器

青铜制造的格斗兵器，主要有戈、矛、戟、殳、钺等，都安装有较长的木质或竹质的柄，春秋战国时期更使用了复合材料制造的柄，常以木为芯，外围以竹篾一周，有时多达十八根，再用丝线紧缠，最后髹漆封固，使得坚韧美观耐用，称为“积竹柄”。春秋时代以后，手握短柄的青铜剑日益发展，成为重要的近距格斗兵器。此外，也有一些使用较少而具有时代特征的异形青铜兵器，如西周时的背上附有多个銎孔以装长柄的青铜刀、星状的青铜锤状器等，都极为少见，使用也不普遍，不是军队中必备的主要兵器。

戈　是中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兵器，由长柲（柄）和横装的戈头组成，主要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它可能由镰刀类工具演化而成，是商周时期几乎每个战士必备的兵器，因此凡与战争有关的象形文字，大都绘有戈的图像，至今汉字“武”、“战”等字仍从“戈”旁，即起源于此。最早的铜戈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形体较直，具有前面的尖“锋”和戈“援”上下的利“刃”，援后有用于安柄的“内”。商代以后，为了使戈头和柲结合得更牢固，以避免战斗进行中戈头脱落的缺点，不断改进戈内的形状，并在援和内之间设“阑”，并增加了由下刃弧伸的“胡”，并在内和阑侧增设“穿”孔。西周以后，为了加强勾击效能，戈头与柲由垂直相交，逐渐加大角度，改成大于90°的钝角。春秋到战国时期，不断加长胡的长度和上面穿的数量，以更牢靠地缚扎在柲上。（图19—4）戈柲的长度据考古发掘资料看，长一百四十厘米左右，以利于一手执戈、一手持盾进行短兵相接的格斗。直到战国时期，戈还与剑、弩、盾一起组成步兵的标准兵器组合（见于《荀子·议兵篇》）。

矛　商代已普遍使用装有青铜矛头的长矛，它用在战斗中仅次于铜戈，是重要的格斗兵器。商、西周时期的青铜矛，一般是有中脊，两侧是扁平宽阔的矛叶，两侧有刃，前聚成尖锋。春秋以后，矛叶渐窄，更加锐利。

戟　是由戈与矛结合在一起而发展成的新型兵器。商代已出现过把戈和矛用柲联装在一起的兵器，构成戟的雏形，但极罕见。西周时期使用戟体与刺合铸在一起，整体呈十字形状的青铜戟，但因铸造困难，而且本身易于残损，因而使用不够普遍。春秋以后，改用把刺（矛）和戟体（戈）分别铸制，然后用柲联装而成的戟，解决了铸造方面的困难，又具有戈、矛两种兵器的优点，因此大量用于战争中，成为主要格斗兵器。（图19—5）还出现有在柲上自上而下联装二至三重戟体的“多果戟”，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有戟柲完整的多果戟实物。

殳　用于撞击的长柄兵器，又称“杸”。在长柄顶端安装青铜铸制的殳首，一般是平顶或有棱角的圆套筒状。也有的殳前制成矛尖形状，下面带有旁伸尖刺的圆球状物，可以扎刺或锤击敌人。

钺　两角上翘，具有弧形阔刃的大斧，由石器时代的石钺演变而成。形体巨大的青铜钺上常铸有狰狞的图案花纹以及铭文，常常是军中统帅权威的象征物。例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大型青铜钺，刃宽达37.3—38.5厘米，重达8.5—9千克，铸有“妇好”铭文。（图19—6）妇好是殷王武丁的配偶之一，生前多次领兵出征，是当时著名的女统帅，这两件大钺正是她的权威的象征。象形文字中的王字，就是钺的形状“”，正是来源于王权的象征。实战使用的钺，形体较小，适合于战士挥舞劈砍战斗。

剑　是以刺为主、直体尖锋、短柄的兵器，体侧有刃，也用于劈击。出现于西周时期，形体短而全形呈柳叶状，当时只能作卫体兵器用。（图19—7）春秋时期青铜剑有了较大发展，剑体增长，特别在江南的吴越地区的水战和步战中日益发挥作用。制造工艺日益精良，出现了长度超过50厘米的青铜剑，（图19—8）以在湖北江陵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最为名贵，剑长55.7厘米，锋刃锐利，遍体满布菱形的暗纹，衬出八个错金的鸟篆体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鐱”，鸠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卧薪尝胆终于灭吴的越王勾践。

（3）卫体兵器

主要是青铜制作的匕首、短刀和短剑，它们不适用于在正式的战争中格斗厮杀，仅能用于在特殊危急情况下，护卫自己。商代常见一些柄端作成马头或其他兽首的短刀以及铃首的短剑。西周时期的青铜兵器中，有长度仅20厘米到30厘米的短剑，以及形状特殊的匕首。

2．防护装具

青铜时代的防护装具，主要有甲胄及盾牌。

（1）甲胄

在殷墟发掘中，发现有青铜铸造的胄以及皮甲的残迹。青铜胄的数量较多，集中出土于侯家庄1004号大墓中，胄上饰有牛、虎形图案等纹饰，顶上竖有装胄缨的铜管。（图19—9）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青铜胄也有发现，在沣西的西周墓里也发现过少量青铜甲片。在各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常发现有髹漆的皮质甲胄，都是先将皮革裁制成甲片以后，再编联而成的，表明当时主要使用的是皮甲胄，在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皮甲胄，已经复原，一顶皮胄一般由不同形式的18片皮甲片编成，一领皮甲由不同形式的183片皮甲片编成，具有甲身、甲裙和甲袖三部分，都用丝带子编联，外表髹黑漆。（图19—10）

（2）盾牌

商周时期多使用呈长方形的大型盾牌，以皮革、木材制作，表面髹漆彩绘，又常在盾面上装有青铜的盾饰，有的盾饰呈现狰狞的人面形象。

四、青铜兵器与车战

在青铜时代，从商代晚期开始，大量使用以马拖驾的木质战车。在安阳殷墟的历次发掘中，发现不少商代晚期的埋有马匹和车辆的车马坑，所埋的车都是木制的，为单辕、双轮、方舆（车箱）、长毂的形制，在辕的前端横置木衡，然后在衡上左右对称地缚上呈“人”字形的“轭”，用以驾马。发掘情况明确的车子，都是前驾两匹马，过去报道的也有个别称前驾四马的例子。在有的木车上装备有兵器，说明是用于作战的车辆。（图19—11）因此当时的青铜兵器，主要是在战车上使用的。战车上的战士一般是三个，一人御车，另外两人作战，其分工一般是左侧的以射为主，右侧的以格斗为主。他们装备的兵器，进攻性兵器中包括远射兵器弓箭，格斗兵器戈和矛以及钺和大刀，卫体兵器青铜兽首短刀和铃首短剑等。防护装具，主要是青铜胄、皮甲，以及大型盾牌。

西周以后，战车在战争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木车大致仍沿袭着商代的传统，但前面拖驾战车的辕马增至四匹。到春秋时期，这种驷马战车是军队的主力兵种，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和规模不断扩大，车战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交战双方出动的战车总数，从几百乘扩大到上千乘，随车徒兵的人数也由一乘几人增到几十人。车战的发展促进了车战兵器的发展。首先是战车的制造更为精美，轨宽减小，车辕缩短，轮辐增多。还在车上增加防护措施，如在车舆四周加钉由大型青铜甲片组成的护甲；或在车軎顶端增置矛状长刺，用以杀伤靠近战车的敌方徒兵。同时，用于车战的兵器组合更加完备。据《考工记》记载，车战用的一组格斗兵器包括戈、殳、戟、夷矛和酋矛五种，它们的柄长由短递增，插载在战车上，可随情况不同而选取其中的一种进行格斗。从考古发掘的实际出土物观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兵器最为典型，远射兵器是弓箭；格斗兵器有青铜的戈、戟和矛，还有带尖锋和刺球的殳，装有多戟体的“三果戟”，并普遍采用“积竹”柲，长度多超过3米，以适宜于两车交错时与敌人格斗。防护装具有盾牌和整套的髹漆皮甲胄，并有防护马匹的髹漆皮马甲。达到了中国古代车战兵器最成熟的阶段。直到秦代，还可以从秦始皇陵侧陶俑坑中，看到驷马木制战车的原尺寸模型，以及车上站立的三个模拟真人的披铠陶俑。这些战车仍然在队列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俑坑中还有大量制造精细的青铜兵器。这大约是在古老的战车和车战用青铜兵器改革以前，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遗迹了，因为那时更新的金属材料——钢铁制造的兵器已出现了，这预示着冷兵器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