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器的发展——火器的发展和枪炮的制作

一、早期火药兵器

火药用于制造兵器，根据《武经总要》的记述，当时主要用于传统的火攻战术，作为纵火的一种手段。据书中所记载的三种配方分析，虽然已具有硝、硫、炭三种成分，但是这些配方中的硝含量低，又含有大量其他成分，通常只能速燃、发烟，还是一种低级火药，是近代火药的雏形。因此所制造的火药鞭箭，以弓弩发射的火箭（将原有的油脂等燃烧物质改成火药筒），以及“铁嘴火鹞”、“竹火鹞”等以木身、纸皮、竹编中实以火药的器械，都属于纵火器材。有时也在火药中增添毒剂等，制成播毒或发烟的毒药烟毬等兵器。最后，当时已开始认识火药的爆炸性能，制成爆炸时可发巨响的霹雳火毬。

到宋金战争中，火药兵器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随着火药性能的不断提高，利用火药爆炸性能的兵器开始大量使用。靖康元年（1126）宋军守汴京时，使用过威力较大的爆炸性火器“霹雳砲”。后来更以铁制造外壳，造出威力更大的“震天雷”、“铁火砲”等爆炸力强的兵器。第二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制造出单兵手执的喷火兵器——火枪。这是在一般长枪上扎捆一个装火药的筒，一般是纸筒，作战时点燃筒内火药使其喷火以伤害敌方。当火药燃完后，长枪还可用于扎刺格斗。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原始管形射击火器的萌芽，它引起了以后兵器制造技术的划时代的变革。

二、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

原始管形射击火器的萌芽，也出现于宋金战争时期，目前所知有以下两项：一是绍兴二年（1132），宋将陈规守德安时制作了巨竹火枪，这也是一种喷火枪。它以长竹竿制作，用以焚烧敌人的大型攻城器械“天桥”。由于它以竹筒喷射，所以与在冷兵器的长枪上缚附火药筒的做法有显著的不同。

二是开庆元年（1259），寿春府（今安徽省寿县）地方制造了“突火枪”，也用竹筒制成，内装火药，并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先喷火焰，火焰喷尽后，“子窠”发射出来，同时发出巨响。“子窠”是什么？记载不详，有人认为是子弹的雏形。突火枪用巨竹筒制作，故又称“突火筒”。它大约是最原始的管状射击火器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以上两类火器，文献记载过于简略，也无法获得实物资料。但是，仅据这些记载，还是可以表明当时确已出现了原始管形射击火器。

三、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使用和枪炮的制作

1．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

以金属铸制的管形射击火器，是现代枪炮的前身，它最早出现于何时，尚无确切资料，但从传世的元代大德二年（1298）和至顺三年（1332）两件有纪年铭文的铜火铳来看，总应出现在元朝末年以前，至少在公元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年已用于实战。（图19—19）据《元史·达礼麻识理传》记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达礼麻识理为了对抗孛罗帖木儿的军队，在铁旛竿山下布列的队伍中，已是“火铳什伍相联”，可以说明其所装备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数量已很可观。目前的考古发现中，也出土了一些大致可以推断为元代晚期的铜火铳实物。其中较重要的一件出土于西安市东关景龙池巷南口外元代遗址，铜火铳由铳管、药室和尾銎三部分组成，全长26.5厘米。药室呈椭圆状，有安装药捻的小圆孔，药室内还遗有一些残留的黑火药。与此大致相同的铜铳，在黑龙江阿城县半拉城子和北京市都出土过。由于原始的管形射击火器是以竹筒制造的，故称为火筒。改用金属铸制后，也随之出现了一个从“金”旁的新字来称呼它，但仍沿用“筒”的音，那就是“铳”字。据明代邱濬在他著的《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讲到“铳”字时说，在字书里过去没有这个字，只是“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亦谓之炮，又谓之铳”。说明这个新字的出现，正反映出大约在元朝晚期由竹制的火筒演变为金属制造的火铳的实际情况。

2．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发展

元末明初，金属管形射击火器有很大发展，火铳已为农民起义军广泛使用，朱元璋的军队中就装备有较多的火铳。《明史纪事本末》中曾记有朱元璋部将胡德济、谢再兴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用火铳守诸全（今浙江诸暨县）的史实。明朝建立初年，特别是洪武年间（1368—1398）曾大量制造铜火铳，使火铳制造工艺有很大发展，形制日趋规范化，与元朝晚期的制品相比，身管加长，口径略微缩小，制作更为精细。一般都是前有细长的直体铳管，管后接椭圆形的药室，药室后接铳尾，向后开安装木柄的銎孔，器形颇为规范，尺寸也大致相同。明朝火铳多在铳体铭刻制作地点、年月、重量及编号，还有制造部门及监制官员和制作工匠的姓名。这一时期的铜铳，在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江苏等省市都有较多实物出土。洪武以后，铜铳继续改进，形制日趋统一，并有统一编号，如以“天”字为头的统一编号的铜铳，口径为15毫米左右，全长36厘米左右。已发表的资料中，“天”字号铳，最小序号为“天字九十五号”，制于建文二年（1400），最大序号为“天字九万八千六百十二号”，制于正统元年（1436）。此外，还有“英”字、“胜”字等编号的铜铳。

从已发现的元末明初的火铳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上述洪武年间制作的火铳为代表，形体较小，尾銎装木柄，供单兵手持施放，应为后来枪械的前身。以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城址南墙内发现的洪武年造铜火铳为例，它们分别造于洪武十年（1377）和十二年（1379），全长43.5—44.5厘米，口内径2厘米，重1.9—2.1千克。其口径与体高之比约为1:20。另一类如元至顺三年铜铳，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重6.94千克。它的口径与体高之比，约为1∶33。其尾銎的直径7.7厘米，所装柄的粗度也应如此，这样粗的木柄是难于单兵手持，何况点燃施放时铜铳还要震动，所以只有用安放木架的办法才成。同时，铜铳尾部两侧各有一个约2厘米长的方孔，且方孔的中心位置，正好和铳身轴线在同一平面上，据此可以推知原来应是以金属的横栓从二孔中穿连，然后固定在木架上，这个金属栓还可以起耳轴的作用，使铜铳在木架上可以调节高低俯仰，以调整射击角度。类似的大型铜铳，有的铳管稍细但口部制成外侈的碗口形状，故又称为大碗口铳。又如中国军事博物馆中藏有一件明洪武五年（1372）造的大碗口铳，全长36.5厘米，口径11厘米，重15.75千克，器身自铭为“大碗口铳”，与元代的碗口铳相比，碗口不再是向外斜侈而是呈弧曲状，铳管加粗，药室明显加大。在拆除太原旧城时，还发现过洪武纪年的铁铳，长度已达1米，口径达21厘米。因此，这类大型金属火铳，需设置铳架，应该是后世火炮的最初形态。

3．西方火器的引进和仿制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也是最早生产火药兵器的国家，元末明初中国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但是这一优势并没能够长久保持。进入明代中叶直到清代末年，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后期。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状态的中国封建经济，以及统治阶级的禁海锁国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属管形射击兵器发展的势头停滞下来。火药兵器没有能在它的故乡引起革命性的变革，而当它传到欧洲时，资本主义的兴起却使它对社会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最终导致“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更促进了枪炮的改进和扩大生产。于是到了明代中叶，火器的故乡中国不得不从舶来品中汲取养分，仿制了比火铳先进的“佛狼机”和“红夷炮”，还有单兵使用的鸟铳等，并且制造了威力较大的“大将军”等大口径火炮，开始改变军队兵器装备的面貌。

佛狼机铳（佛朗机铳）约在明正德末年（1521年左右）从葡萄牙传入中国，它由母铳和子铳构成。母铳身管细长，口径较小，铳身铸有准星、照门，可瞄准射击。铳身后的腹部颇粗，开有长形孔槽，以装填子铳。子铳类似小火铳，上有提把，前无铳管，填入母铳后腹的孔槽后，其前口外接子铳的铳管。每一母铳备有五至九个子铳，可预先装好弹药，战时轮流装填入母铳发射，因而提高了射速。嘉靖初，中国开始成批仿制佛狼机铳，生产出大小型号不同的产品。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嘉靖二十八年（1549）造铜佛狼机铳，编号“胜字四十二号”，母铳口径38毫米，全长91厘米，子铳口径35毫米，全长23厘米。佛狼机铳虽有以子铳预先装弹填装，因之操作方便、射速快的优点，但是由于子铳装药量小，母铳口径不大，因之又有威力不足的缺点。

红夷炮，又称西洋炮，是一种由荷兰传入的大型火炮，约在万历后期传入中国。据《明史·兵志》记载，红夷炮“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炮身铸有准星、照门，中部有炮耳。与佛狼机相比，这种炮的口径较大，管壁加厚，并且从炮口至炮尾逐渐增厚，能承受较大膛压，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

鸟铳是由欧洲传入的火绳枪或燧发枪的统称，大约在嘉靖年间经日本传入中国。它与原来的单兵手持的火铳相比，身管较长，口径较小，发射同于口径的圆铅弹，因而射程较远，侵彻力较强。又增设有准星和照门，变手点发火为枪机发火，枪柄由插在火铳尾銎的直柄改为托住铳管的曲形木托，因此可稳定持枪进行瞄准，提高了射击的精确度。其外形与结构已接近于近代的步枪，正是近代步枪的雏形。至于为何称为“鸟铳”，有不同的说法，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认为“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另有说法是因其枪机形似鸟嘴，因而名鸟嘴铳。

佛狼机铳、红夷炮和鸟铳的仿制成功，使中国火器有了较优良的作战性能，改进了明军的装备。特别是明末与后金军在东北地区的战斗中，红夷炮曾起过很大作用。

清朝建立以后，军队中也装备了从明军装备中引进的火炮和鸟铳。清初颇注重火炮的生产，以适应统一全国及平定三藩叛乱等战争的需要。当时大量制造的火炮，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沿袭着明代的红夷炮制造的，称“红衣炮”也称为“神威无敌大将军”。（图19—20）这种炮还曾在中俄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作用，至今黑龙江省博物馆还藏有一门，为康熙十五年（1676）所铸造，铜铸，炮身前细后粗，口径110毫米，全长248厘米，重1000千克，装药2千克，铁弹重2.7千克。一种是子母炮型，类似明代的佛狼机铳。还有一种是大口径的短管炮，称为“冲天炮”、“威远将军炮”等。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一门康熙二十九年（1690）铸的铜威远将军炮，口径212毫米，全长69厘米，重280千克，以四轮车运载，能发射15千克重的爆炸铁弹。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从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清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约900门，但火炮的基本构造和性能改进不大，也可以说是沿袭着明代中叶引进欧洲火炮技术后的发展势头。不过清代中期以后，火炮发展的势头又一次被扼制下去。落后就要挨打，闭关自守而且妄自尊大的大清帝国，终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巨舰大炮面前惨遭败北，于是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至此，中国古代兵器史的后一阶段——火器与冷兵器并用阶段宣告结束。火药这个被恩格斯喻为“注定使整个作战方法改变的新因素”，没有能在它的故乡引起兵器生产的革命，更没有促成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这个历史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