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常识——地理

历代地方区域的划分，各有不同。有时候，同一个区域名称，而涵义大有区别。有些名称则是上古所没有的。现在举出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

州——相传尧时禹平洪水，分天下为九州，即冀（jì）州、兖（yǎn）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又相传舜时分为十二州，即除了九州外，又从冀州分出并州、幽州，从青州分出营州。这样，疆域的大小是一样的，只是州的大小稍有不同罢了。到了汉代，中国的疆土更大了，于是增加了一个交州，一个朔方。后来朔方并入并州，改雍州为凉州，梁州为益州。东汉时代，共有十三州，即：司隶（直辖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凉州、并州、冀州、幽州、扬州、益州、荆州、交州。晋初分为十九州，和东汉十三州比较，增加六州：（1）把梁州分为雍、凉、秦三州；（2）把益州分为梁、益、宁三州；（3）把幽州分为幽、平两州；（4）把交州分为交、广两州。

从汉到南北朝末，州基本上是监察区（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分全国为十几个监察区，称为州或部。每州置刺史〈后或称州牧〉一人，巡察所属郡国。后来刺史都掌兵权，不是单纯的监察官了。），有时也是行政区。不过从南北朝起，州的范围渐渐地缩小了。在唐代，全国共有三百多个州，是行政区，宋元所谓州，则与唐代基本上一致。明清改州为府（将元代的路、府〈州〉、县三级简化为府、县两级），所以有“兖州府”“扬州府”等名称，只留少数直隶州直辖于省，散州隶属于府。

郡——郡是行政区域。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著名的有陇西、颍川、南阳、邯郸、钜（jù）鹿、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河东、上党、太原、代郡、雁门、云中、琅琊（yá）、汉中、巴郡、蜀郡、长沙、黔中。后来又增加桂林、象郡、南海、闽中，共为四十郡。此后历代都有郡，但是区域变小了。直到隋代才取消了郡。唐代州郡迭改，都是行政区域。宋废郡。

国——国是汉代诸侯王的封域，也是行政区。国的区域略等于郡，所以“郡国”连称。

道——唐代的道是监察区，略相当于汉代的州。贞观年间，分全国为十道：（1）关内道，即古雍州；（2）河南道，即古豫、兖、青、徐四州；（3）河东道，即古冀州；（4）河北道，即古幽、冀二州；（冀州共出现两次，表示是冀州的一部分。下仿此。这些说法根据郑樵《通志》卷四十《地理略》。）（5）山南道，即古荆、梁二州；（6）陇右道，即古雍、梁二州；（7）淮南道，即古扬州；（8）江南道，即古扬州的南部（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9）剑南道，即古梁州（剑阁以南）；（10）岭南道，即古扬州的南部。开元年间，又分为十五道，这是从关内道分出一个京畿（治长安。畿，读jī），从河南道分出一个都畿（治洛阳），再把山南分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把江南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

路——宋代的路最初是为征收赋税转运漕（cáo）粮而分的区域，后来逐渐带有行政区划和军区的性质。最初分全国为十五路，后来分为十八路、二十三路（此外还有少数特为军事而设的路，不领民事）。和今天的省区大致相似。例如福建路、广东路、广西路、湖南路、湖北路、陕西路、河北路等，都和今天的省名相同，区域也大致相当。（广东路又称广南东路，广西路又称广南西路，湖南路又称荆湖南路，湖北路又称荆湖北路。）（路是介乎行政区和监察区之间的一种区划。路并没有成为州的上一级行政机构，它只是中央为便于在财赋、兵政及国家掌控的垄断经济等方面管理地方所设的机构。州级政府也不对路长官负责。）元代也有路，宋代的路大，元代的路小，相当于州府。

省——省，本来是官署的名称。元代以中书省为中央政府，又在路之上分设行中书省（略等于中书省办事处或中书省行署），简称行省。后来行省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域名称，简称为省。

府——依唐代制度，大州称为府，因为这些州都置有都督府或都护府，唐代府隶属于道，宋代府隶属于路。（按：唐代的道是监察区。宋代的路是中央派出机构。唐宋的府都直属朝廷。“隶属”之说不确。元代的府只有三十多个，其中有路辖府，也有省辖府。省辖府直辖于行省。原书关于“府”的论述有疏漏，这里我们仅指出，不对原文做改动。）元代的府，有的隶属于路，有的直辖于中央。明清改州为府（见上文）。

军——军是宋代的行政区域，一个军等于一个州或府，直辖于路。宋代的平定军即清代的平定州，宋代的南安军即清代的南安府，可见军和州府是差不多的。

县——县是地方基层行政区域。秦汉的县属于郡（汉代国以下也有县），后代的县属于州或府。

我们阅读古书，要注意同名异地的情况。例如山东，战国时称六国为山东，这是因为秦都关中，六国在崤（xiáo）山函谷关以东的缘故。所以《战国策·赵策》说：“六国从亲以摈（bìn）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贾谊《过秦论》也说：“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但是《汉书·儒林传》说，伏生得《尚书》二十九篇，“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这里的山东却指齐鲁一带。（古代山东山西有就华山而言，有就太行山而言，这里不细说。）又如江南，《史记·货殖列传》说：“江南豫章长沙”，指今天的湖广江西一带。今天的江南，《史记》却称为江东，《史记·项羽本纪》说：“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至于具体地名，在不同时代指不同地点，则更为常见。例如：

蓟（jì），南北朝以前指今北京（旧址在今北京城西南角）；蓟州，唐以后指今河北省蓟县一带。（蓟县1973年由河北省划归天津市。蓟州辖境包括现在天津市蓟县和河北省香河、玉田、丰润、遵化等县。）

桂林，秦代指今广西贵县南，三国时指今梧州市，西晋时指今柳州市东；桂州在南北朝及唐五代、桂林府在明清两代，都指今桂林市。

关于古代州郡县邑的建置、因革及其境域，目前可查阅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4-1　鄂君启节　战国　舟节（左）通高3l厘米，车节（右）通高29.6厘米1957年安徽省寿县邱家花园出土

“节”字本意就是竹节。“节”作为符节来讲，指的是古代由君王或政府颁发的用于水陆交通的凭证。《周礼》上说，最早的符节是把竹子剖开制成的。鄂君启节虽然是青铜铸造的，但仍然被做成竹节的形状。

鄂君启节总共发现了五件（四件是科学出土品，一件舟节是社会征集品），其中舟节两件，车节三件。鄂君启节用青铜（吉金）铸造，所以符节上自铭“金节”。从节的弯曲弧度来看，每五件舟节或者每五件车节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竹筒形状。鄂是地名，在今湖北省鄂城县。殷涤非、罗长铭等人认为鄂君“启”（“启”是人名），字子晳，是楚怀王的儿子，受封于鄂，所以被称作鄂君。“鄂君启节”是楚怀王颁发给自己的儿子“启”的水、陆货物运输的免税通行证。

鄂君启节上面的铭文是错金（用金丝镶嵌）的。鄂君启节的铭文上说，颁发这批节的时间是楚国“大司马邵（shào）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公元前322年）的夏月乙亥。每件舟节规定鄂君可以免税使用的船只限额是一百五十艘。船所走的水路的范围涉及今汉水、长江、湘江、资水、沅（yuán）水、澧（lǐ）水等；每件车节规定的运输限额是五十乘。车的陆路行走范围涉及今河南南部和安徽、湖北等地。水路运输的牛、马、羊是直接向楚王的财政机关报税的，不在各级关卡交税；陆路货运则禁止运输铜、皮革和箭等战略物资。铭文上还规定了陆路运载牛、马的折算办法（严禁超载）。凭这些符节通过楚国各处收费关卡可以免税，否则必须缴税。节的有效期是一年。

出土的鄂君启节上满布晶莹绿锈，剔透润泽如翠竹；节上错金铭文熠熠生辉，光彩流动美不胜收。

错金工艺非常繁难，即便有伪作，也比较容易被识破，所以有错金饰的青铜器鲜见伪品。古代错金工艺有两种。一种工艺是用大漆将金丝粘在铜器上，或者是用小锤子和小錾（zàn）子将金丝砸进青铜器表面的沟槽里。鄂君启节就是用这种工艺制造的。另一种工艺是将黄金溶在汞（水银）里制成泥状的“金汞齐”（齐，读jì，通“剂”。金汞齐意思就是金和汞混合制成的“药剂”。），涂在花纹凹槽里。将涂有金汞齐的铜器拿到火上烘烤，汞受热会蒸发，而黄金则留在了花纹凹槽里。如此反复几次，就完成了有质感和厚重感的“错金”。这里说的后一种错金工艺又称“金涂”，实际就是高度技巧化了的“鎏（liú）金”。

4-2　中国黄河流域近3500年来年平均气温变化曲线图　（据王铮、王会昌论文数据重绘）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希多尼（Posidonius，约公元前135-约公元前50年）最早提出了气候对于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理论。这种“人种的地理”概念为现代人类学所继承。大量人类学者认为，气候对于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性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气候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主流的西方现代气象学研究者更进一步提出，当地球年平均气温比现在升高6℃时，极端的气候条件就会使人类灭绝。

近3500年来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三个气候温暖湿润时期和三次大规模的变冷。中国史学界对于这些宏观气候变化一直比较缺乏概念，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才有竺可桢、蒙文通、王树民指出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但这个粗略的论断也仅局限于为史学专家中的极少数人所知。

大量自然科学、考古学、历史文献证据表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即武王克商，商周政权交替时期），中国处在“仰韶暖期”，与当时全球性的“大西洋气候期”相对应。黄河流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大约3℃。3℃的温差看上去不是个大数字，但其所能导致的自然环境变化绝对超出人们通常的认识。那时的夏天冬天温差小，雨水丰沛，草木茂盛，和现在长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相当。而当时长江流域气候则与现在珠江流域气候相当，为热带雨林所覆盖。

在气候温暖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一旦气候变冷，游牧民族的放牧业出现障碍，为了不被饿死就必须南迁，与中原政权争夺南方的草场，战乱也由此而来。每次气候变冷，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南部疆域的版图都必须扩大。如果不能扩大，这些游牧民族政权就会灭亡。

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大规模变冷发生在西周。《竹书纪年》中有公元前903年长江、汉江结冰的记载。冷到长江、汉江会在冬天结冰，在今天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比我们今天概念里“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还要严重得多。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随处可见“中国”（详见《天文》一章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护膊”以及《什物》一章关于“何尊”的注释）与夷狄戎（róng）羌（qiāng）（yán）狁（yǔn）交战的记录。这些“侵略者”大多是北方游牧民族。

第二个寒冷期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这个时代出现的是“五胡乱华”之后的十六国割据局面。

第三个寒冷期发生在宋元之间。经历长时段的气候变冷、草木凋零、粮食减产和连年瘟疫与战争，中国的政权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在公元1234年这个临界点，和宋代赵家王朝征战百年的游牧民族大金国瞬间崩溃，被新兴壮大的蒙古人政权消灭；而南宋的赵家王朝，也不过是在王朝覆灭前苟延残喘。蒙古人建立的牧者王朝，随后为中国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疆域版图。

由此很多看上去奇怪的事情我们也就好理解了。周代《诗经》里不断歌诵黄河流域各诸侯国的水稻和桑田，而《禹贡》又说，“断发纹身”的越人（扬州人）“岛夷卉服”。稻子需要种在水田里，虽然今天黄河流域没多少水田，更适合干地种麦子，但西周情况则不然；因为当时的长江流域实在太热，越人才光着膀子穿得那么少。（卉服，指用长满树叶的树枝做的“衣服”。今天斯里兰卡的Wedda土著人迎接客人时仍然穿着“卉服”。）同样，中国的“隋唐晚期”对应于欧洲的“中世纪暖期”。那时的气候温暖，才有了惊人的农业丰收、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太平盛世。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流域中国文明所起源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现在往往是生态环境极为恶劣的不毛之地。这给现代人常带来不可思议的荒谬感。其实，一直到唐代以前，现今的河西走廊戈壁滩都还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生态的恶化，一部分是因为历代中国人过度的砍伐开垦，另一部分原因就是3000多年来经历的三次大规模气候变冷，导致了地表植被消亡的土地荒漠化。

近世全球气候变暖，年平均气温较100年前升高了0.8℃，但这个变暖的升温幅度同中国3500年来的三次大规模变冷降温幅度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的命运虽然同这个星球紧密绑在一起，要灭亡却也没那么容易。

所谓气候变暖，其实未必伤害到人类狭隘的短期利益。反倒是气候变冷，才是各国政府需要积极反应、警惕对待的重大危机。当气候变冷，饥馑、战祸与政权倾覆也就接踵而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