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物很多，不可能一一加以叙述。现在只选主要的而且古今差别较大的谈一谈。
古人席地而坐，所以登堂必先脱屦（jù）。席长短不一，长的可坐数人，短的仅坐一人。席和筵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筵比席长些，是铺在地上垫席的；席是加在筵上供人坐用的。后来筵字用来表示宴饮的陈设。陈子昂《春夜别友人》：“金樽对绮（qǐ）筵。”近代“筵席”成为一个词，用作酒馔（zhuàn）的代称。
古代床有两用，既可以用作卧具，又可以用作坐具。《诗经·小雅·斯干》：“载寝之床”，那是用作卧具；《孟子·万章上》：“舜在床琴（琴，用如动词，意思是‘弹琴’。）”，那是用作坐具。
古人坐时两膝跪在席或床上，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古人坐着要起身时，先把腰挺直，这叫长跪。长跪可以表示敬意，《战国策·魏策》说秦王“长跪而谢”。又，箕踞〈jī jù〉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不恭敬的坐式，所谓箕踞，是说坐时臀部着地，两足向前伸展，膝微曲，其状如箕。《战国策·燕策》说荆轲刺秦王不中，“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正表现了蔑视敌人的气概。），坐时可以凭几。几是长方形的，不高，类似今天北方的炕几。《孟子·公孙丑上》说孟子“隐几而卧”。《庄子·齐物论》说“南郭子綦隐机而坐”，机就是几（綦，读qí；隐，读yìn，动词，意思是凭靠）。几通常是老年人凭倚的，所以古代常以几杖并举，作为养尊敬老的用具。
古代进送食物用的托盘叫作案，有长方形的，也有圆形的，前者四足，后者三足，可以放在地上，这是食案。食案形体不大，足很矮，所以《后汉书·梁鸿传》说梁鸿妻“举案齐眉”。此外还有书案，长方形，两端有宽足向内曲成弧形，不很高。后世因为坐的方式改成今天的样子，所以才有较高的案几和桌椅。
先秦已有烛字，但是上古的烛并不是后世所指的蜡烛。《说文》说：“烛，庭燎大烛也。”烛和庭燎是一样的东西，都是火炬。细分起来，拿在手上叫烛，大烛立在地上叫庭燎。据说大烛是用苇薪做的，小烛是用麻蒸做的（依朱骏声说，麻蒸是去掉皮的麻秸〈jiē〉）。
战国时代就有照明用的镫（灯）了，当时的灯和后世的灯不同。因为形状类似盛食物的登（瓦豆），所以就叫做镫（后来灯的形制多样化了）。古代点灯用膏，膏是兽类的脂肪，《楚辞·招魂》说：“兰膏明烛，华灯错些。”（兰膏，加兰香炼的膏，燃起来有香味。烛，动词，照耀。错，错镂。些，语气词。）点灯用植物油，是后起的事。
耒耜（lěi sì）是上古耕田的工具。《说文》说：“耒，手耕曲木也。”起初是用自然的曲木，后来知道“揉木为耒”。耒和耜本来是两种农具。耒上端勾曲，下端分叉；耜的下端则是一块圆头的平板，后来嵌入青铜或铁片，就成了犁的前身。古人常以耒耜并举，例如《孟子·滕文公上》说：“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古代注家往往认为耒耜是一种农具的两个不同部位的名称，认为耒是耜上端的曲木，耜是耒下端的圆木或金属刃片，可见耒耜混淆由来已久了。后来耒耜用作一般农具的代称。
铚（zhì）是一种短小的镰刀，钱和镈（bó）是耘草挖土的铲形农具。在上古时代，钱镈大约曾经是交易的媒介，所以春秋晚期和战国的货币模仿钱镈的形状，称为钱或布（布和镈古音相同）。
上古的烹饪器有鼎、鬲（lì）、甗（yǎn）等。有陶制的，也有青铜制的。
鼎是用来煮肉盛肉的，一般是圆腹三足（所以古人用“鼎足”“鼎立”等词语来譬喻三方并峙的情况。《史记·淮阴侯列传》：“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也有长方形四足的，那是方鼎。鼎口左右有耳，可以穿铉（xuàn），铉是抬鼎用的杠子（铉是木制的杠子，以金为饰。参看《说文》键字段玉裁注）。鼎足的下面可以烧火，有几种肉食就分几个鼎来煮，煮熟后就在鼎内取食，所以说“列鼎而食”。钟鸣鼎食是贵族奢侈生活的一个方面。王勃《滕王阁序》说：“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
古人用匕从鼎内把肉取出来后，放在俎上用刀割着吃。所以古书上常以刀匕并举，刀俎并举。匕是长柄汤匙。俎是一块长方形的小板，两端有足支撑着，一般是木制的，铜俎很少。
上古煮饭用鬲（lì），蒸饭用甗（yǎn）。鬲似鼎，有三只空心的短足，下面举火炊煮。甗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似鬲，里面盛水，烧火煮水使蒸气上升到上层。上层似甑（zèng）（底部有孔的蒸器），里面放米谷之类。上下两层之间有个带着许多孔的横隔（箅〈bì〉子），既便于透过蒸气，又免得米谷漏到下层。
古书上常见釜（fǔ）甑并举。《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cuàn，炊煮食物），以铁耕乎？”《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釜甑是配合起来用的。釜似锅，它的用途相当于甗的下层；甑似盆，底部有细孔，放在釜上，相当于甗的上层。釜甑之间也有箅子。
古人盛饭盛菜不用盌（wǎn，盌同碗）。《说文》虽有盌字，那是“小盂”（水器）。传世古器自铭为盌的，实际上是一个小盂旁边加上一个柄，那是用来舀水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上古没有和现代碗形大致类似的器物，不过它们的名称用途和现代所谓的碗不同。）上古盛饭用簋（guǐ），一般圆腹圈足（足在腹底，成圈状），两旁有耳，是青铜或陶制的，也有木制或竹制的。又有一种簠（fǔ），长方形，用途和簋相同。上古的盛食器还有豆，像今天的高脚盘，有的有盖。豆本来是盛黍稷的，后来逐渐变为盛肉酱、盛肉羹了。古代木豆叫做豆，竹豆叫做笾（biān），瓦豆叫做登或豋（dēng）。《诗经·大雅·生民》：“于豆于豋。”铜豆还有别的名称，这里没有必要细说。
筷子古代叫箸（zhù），但是先秦时代，吃饭一般不用筷子。《礼记·曲礼上》：“毋抟（tuán）饭。”意思是不要用手把饭弄成一团来吃，可见当时是用手送饭入口的。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则用筷子。《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梜（jiā）”，孔疏：“以其菜交横，非梜不可。”梜就是一种筷子。大约到汉代才普遍用筷子。《汉书·张良传》说：“请借前箸以筹之。”
上古的盛酒器有尊、觥（gōng）、罍（léi）、壶等。《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zhuó）彼兕（sì）觥”，那是盛酒器。觥，同时又是饮酒器，所以《诗经·豳风·七月》说：“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罍壶除了盛酒外，还用来盛水。古人用斗勺来舀酒、舀水。舀叫做挹（yì），舀后倒到饮器中叫作注。所以《诗经·小雅·大东》说：“不可以挹酒浆。”《诗经·大雅·泂（jiǒng）酌》说：“挹彼注兹。”
爵是古代饮酒器的通称。但是作为专名，爵是用来温酒的，它有三只脚，下面可以举火。上古常用的饮酒器是觚（gū）和觯（zhì），觯比较轻小，所以古人说“扬觯”。战国以后出现了一种椭圆形的杯（桮，读bēi），两侧有弧形的耳，后人称为耳杯，又叫羽觞（shāng）。（《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引孟康曰：“羽觞，爵也，作生爵形，有头尾羽翼。”此外还有别的说法，这里不列举。）杯可以用来饮酒，也可以盛羹。《史记·项羽本纪》说：“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杯的质料有玉、银、铜、漆等，汉代很流行。
古书上常见槃（盘）匜（yí）并举，二者是配合起来用的盥（guàn）洗器。匜像一只瓢，有把，有足，有盖。《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怀嬴为晋公子重耳“奉匜沃盥”，可见匜是用来浇水洗手的。古代祭祀燕飨（xiǎng）有沃盥的礼节，用匜浇水洗手时，下面用槃接住水，所以《说文》说槃是“承槃”。上古槃又用于饮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提到“乃馈盘飧（sūn）”，《史记·滑稽列传》提到“杯盘狼藉”（依桂馥说），但还不是现代所谓的盘子。现代的盘子是瓷器发达以后才出现的。
以上所说的饮食用具，大多数是贵族所享用的，平民则用陶制的鬲盆盂罐等器而已。
14-1 司母戊鼎 商代晚期 高103厘米（不含修复后的耳朵）、长110厘米、宽79厘米 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本照片为1948年蒋介石与司母戊鼎的合影。当时的司母戊鼎被锯掉了两个耳朵，还未得到修复。照片中围着司母戊鼎站立的一圈人（从左到右）分别是杭立武、蒋经国、马衡、曾昭燏（yù）、蒋介石。
司母戊鼎重约830公斤（含修复后的假耳朵），1939年盗掘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西北的吴家柏树坟园，盗掘者是武官村的地主吴培文。当时河南已处于日寇占领之下，吴想将鼎卖掉，并且不希望鼎落入日本人之手。（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拿走大鼎是不会付钱的。）吴培文等人原本计划将鼎肢解锯开，但只成功锯下两个鼎耳。（关于大鼎出土时就仅存一个耳朵的说法是彻底的谎言。）日寇搜剿这个大鼎，于是吴将鼎再次埋入地下，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重新掘出。
司母戊鼎后被运往南京，作为给蒋介石六十大寿的礼物。蒋于1948年拍摄了这张站在没有耳朵的司母戊鼎前的照片。解放前夕，蒋介石计划将司母戊鼎用飞机运往台湾，由于鼎过大过重没有成功。
解放后，司母戊鼎由南京博物院保管。当时司母戊鼎的一条腿上有吴培文等人锯鼎留下的深深锯痕，被锯下的鼎耳经过多年战乱，也只找回一只。1955年南京博物院委派潘承琳将司母戊鼎腿上的锯痕填满，又根据残存的鼎耳仿造了一个假耳朵，将丢失的耳朵修复“还原”。1959年，配好了假耳朵的司母戊鼎被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修复的过程为司母戊鼎配上了一个假耳朵，由于古代青铜器久埋地下会导致“宏观密度”降低，而假耳朵的材料密度又与原铜器密度并不相同，再加上焊接使用的焊料和做旧用的假锈，在这种前提下提到铜器的“总重量”，精确到小数点后若干位是非常荒唐的，其所谓的“精确度”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撇开假耳朵的遗憾不谈，司母戊鼎庄严伟阔，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是鼎中之王，是传国重器。
司母戊鼎四个柱足和鼎耳都是中空的。整个鼎的鼎耳事先铸好后嵌入鼎范（“鼎范”就是用来铸鼎的模子），再一次浇铸制成鼎身鼎腿。司母戊鼎在商代晚期制造难度是惊人的。大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三个字。1976年在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妇好墓中，出土两件有“司母辛”铭文的铜方鼎，可以与“司母戊”铭文相印证。
14-2a 嵌贝青铜鹿形席镇 西汉 高9.8厘米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14-2b 嵌贝青铜龟形席镇 西汉高6.3厘米 1984年山西朔县出土
席镇是用来压席子（镇席）的，一般是方形席的四角各放一个席镇。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我们见到的考古出土席镇的制造材料有石、玉、青铜、金四种。
古人是直接坐在铺于地表的席子上吃饭聊天的，所以“筵席”一词可以代指宴会大餐。对于贵族而言，“不席而坐”（不铺席子直接坐地上）和“席不正”（席子边和墙不平行或不垂直）都是不合于礼的。
14-3 彩绘漆木床 战国 长225厘米、宽136厘米、总高42.5厘米、足高17厘米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
床是席的进步形式。
这个床的床面是活动屉板。整个床是拆散后放进墓室的。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床帐》说：“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可以与此相印证。
14-4 漆几 西汉 高43厘米、长63厘米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这件漆几（jī）的几面扁平，中部略下弯，是一件“凭几”，即斜坐时倚靠的木架子。
14-5 宫乐图 晚唐 绢本纵48.7厘米、横69.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存
图中宫女的发式、服装和开脸留三白（额头、鼻子、下颌留白不施胭脂）是典型的晚唐时尚。画面正中的桌子与今天的桌子高度接近，但是当时的桌子主要还是用来置物的。桌子和凳子相配、人坐在桌子旁写字是到北宋才流行起来的。
唐代以前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桌子。唐以前的人坐在席或者矮床上，写字是左手执卷成筒状的纸（或者竹简、木片等），右手执笔。因为这种和今日完全不同的写字姿态，唐和唐以前毛笔写字的笔法也与今日迥异。这就是后世让大多数人悬隔不知的“转笔”，也就是字的每个笔划在书写时都需要不断搓捻转动笔杆。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中说个没完没了的所谓“笔法”，其实指的就是这种转笔技术。
传说王羲之12岁的时候，看到了前代的写字笔法论集。而这个论集居然是他从自己父亲的枕头里偷偷翻出来的。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又写了“笔势篇”给儿子王献之，并且叮嘱儿子“勿播于外，缄之密之，不可示之诸友”。如此月黑风高杀人放火般的掖着藏着，说的其实都是写字时毛笔的笔杆旋转。这种笔法到宋代已经大体失传，只在某些书坛高手家族之中秘密流传。
又比如，唐代欧阳询的字方正险绝，笔划转折之处如斧砍刀削般刚硬挺刮。今人临摹，每每以写到这种位置为苦。其实，这种方硬的转折都是必须捻转笔杆才能写出的。清代法书之首刘墉，在人前写字时大拇指和食指弯成圆圈状握笔（所谓“龙睛之法”），显示自己写字纯用腕力；但是刘墉家的佣人说，当他关起门来写字的时候，手指不断来回搓捻转动笔杆，“笔如舞滚龙”，有时候转笔太厉害甚至毛笔会脱手掉到地上。今人不察，有些小学老师教学生写毛笔字，只知道讲王羲之妄图从儿子手中抽走毛笔未果，从而表扬孩子握笔好这个故事。实际上，这是个流毒无穷的错误故事。
旧时人写字非常注意所谓“开蒙”，也就是老师如何教小孩写第一个字。画家罗工柳晚年以写狂草闻名。沈鹏见到他说：“没听说过你写字，怎么忽然一下子你的字写得这么好？”罗开玩笑说：“给你开蒙的是一个秀才，给我开蒙的是一个举人。咱们两人写字你就差在开蒙的第一步上了。”这虽是玩笑，但是也说明开蒙的重要性。开蒙给后学提供的，除了抓笔、运笔、字的间架结构，还有这非常神奇的笔法。回头我们来看今日孩子写不好字，与其说是孩子不用功不认真没天分，还不如说是大多数老师根本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真正意义的“开蒙”。
14-6 四猫漆盘 西汉 口径28.5厘米、高6厘米（标本128号）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这是一件食盘（装食物的盘子），盘内写有“君幸食”三字，盘底有“九升”和“轪（dài）侯家”五字。这种画了猫的食盘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三号墓共出土三十件。
这件漆盘中画有四只猫。一只居中，三只在底部靠近内壁转折处。猫为红漆单线勾勒，内涂灰绿色漆。猫的耳、须、口、眼、爪、牙和柔毛均用极细红色线条描绘。画面还突出了猫睁大的双眼与长尾巴，很生动。
不论是考古出土品还是古代文献中，猫出现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时代最早的相关资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中猫的遗骸和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中几厘米高的红陶小猫。然而，河南汤阴龙山文化中吃剩下的猫骨究竟是来自家猫还是来自野猫已无法分辨，湖北石家河文化中红陶塑是猫是虎也难以定性。
文献中时代较早提到猫的是《诗经》（《大雅·韩奕》中说“有猫有虎”）。在《礼记·郊特牲》中也说到人养猫是因为它能捕鼠。至于东方朔用猫来讽刺大将军霍去病（《答骠〈biāo〉骑〈jì〉难》），已经是汉代的事了。东方朔对霍去病说：就算你是千里马，如果让你去捉老鼠，也是连个瘸腿猫都不如。（“骐骥骅骝〈qíjì huá liú〉，天下良马也。将以捕鼠于深宫之中，曾不如一跛猫。”）
相较于文献和考古出土品里牛、羊、猪、狗、马、鸡、鸭、鹅的比比皆是，猫很明显在汉以前不太受重视。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盘是我们能见到的中国与猫有关最早的实物之一。
猫和鼠都是灵动、机警而敏捷的生物。鼠的前爪各有四指，后脚各有五趾；猫则前爪各有五指，后脚各有四趾，所以人们说猫与鼠都是奇偶同体、连接阴阳的奇异生物。然而猫与鼠身上的“阴阳”和“奇偶”却又正好“相反”“相克”。鼠当上了十二生肖之首，猫却“藉藉无名”，实在是很奇怪也很可惜的事。（“藉藉”意思是非常有名的样子，“藉藉无名”却是说“非常有名的没名气”，是一个极其荒诞的词。从这点上讲，用“藉藉无名”来描述猫也是非常贴切的。）
14-7 漆案 西汉 高5厘米、长76.5厘米、宽46.5厘米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漆案平底，四角有矮足。出土时案上放着五个盛有食物的小漆盘，两个酒卮（zhī，酒杯）、一个羽觞（shāng，羽觞就是耳杯）和一双竹筷。汉代的分餐制，从漆案的摆设上看得很清楚。和今天大家吃饭用筷子不同，西汉初期主要还是靠吃饭的人用自己的手来抓取食物送进嘴里。马王堆出土的这双筷子仅限用于分餐以及从滚汤中捞取食物。
小漆盘正中写有“君幸食”三个字，酒卮上写有“漆布小卮”四个字，羽觞上写有“君幸酒”三个字。
漆案、小漆盘和羽觞都是用木作胎，木胎上裱麻布后髹漆（髹，读xiū，刷漆）。两个酒卮用的是夹
（zhù，也可写成“纻”）胎。“夹胎”漆器的制法，是在木或泥做成的器形上裱麻布或缯帛（zēngbó）若干层，待麻布或缯帛干透后去除木芯或泥芯，形成轻盈如蝉蜕的空壳，再往“空壳”上髹漆制成的。“夹红宁胎”漆器也被称为“脱胎漆器”。脱胎漆器比竹木胎漆器轻巧，在西汉时造价非常高，远超青铜器的制造成本。漆案上一共十件/套餐具（含漆盘），只有这两个酒卮是脱胎漆器。
漆器中使用的漆，不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化工油漆，而是漆树上采出的漆，即所谓“国漆”或“大漆”。绝大多数人对于大漆都过敏，以至于漆树的叶子在脖子上贴一下就会引起红肿。所以人如果对大漆不过敏，就能够当漆匠。能当漆匠的人是很少的。
刚从漆树上采出的漆是生漆，需日光暴晒或熬制后过滤才能制成可直接使用的熟漆。为了漆成后器物表面光亮如镜，上漆时的环境条件必须设定成气温约30℃，空气相对湿度70%左右。古代的人不具备完善地调节工作车间温度湿度的能力，通常只能在湿蒸溽热的夏天才能完成漆器的制作。
古代的漆木器大多是红黑两色。黑色是大漆的本色，红色是往漆中掺入朱砂后获得的。
考古学行内说地下的漆木器是“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漆木器作为陪葬品埋入地下，能够历经数千年不腐朽是很不容易的。通常只有在被膏泥（粘土）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才能保存下来。
湖北江陵地区的战国楚墓一般都是密封水坑墓，所以刚出土的漆木器往往光洁如新。这些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的漆木器必须脱水后才能定型，否则手指一按一个坑。没有完成脱水的出土漆木器一般都需泡在水里才能保存。照片中的筷子之所以会弯曲，就是因为未经脱水处理的缘故：其强度低到无法承受自身的重量。曾侯乙墓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木器虽现在已经脱水处理过，外观状况则远较刚出土时逊色。
与水坑墓相对应，马王堆一号汉墓是“干墓”，湖南长沙话俗称“火洞子”。密闭的墓室中充满了可燃气体（这些可燃的小分子气体是墓室内有机物腐败分解产生的）。1971年底，工地工人刚刚用铁钎戳开墓外膏泥时，墓中冲出遇火即燃的气体。对古墓毫无概念的工人架着壶在冒气的墓口上烧开水，烧了一个多星期。
14-8 弋射收获画像砖拓（tà）本 东汉 纵36厘米、横42厘米 四川大学博物馆打拓
这种画像砖在四川成都附近曾有多次出土，画面内容可与《诗经·豳（bīn）风·七月》相印证。
画像砖上部是弋射图。弋射是在射出的箭后拴上绳子，便于将射中的鸟兽收回。射出的短箭叫“矰（zēng）”，箭上系的绳子叫“缴（jiǎo）”。在弋射的猎人身后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个弓形器物，下方并列一排线轴。这应该是一种类似纺锤的绕线工具，用于收回“缴”。在汉代它的名字叫“
（qiú）”。
画像砖下部是收获图。从图上的情况判断，他们收割的应该是水稻。最左边的一个人是送饭的。中间三人手中所持的工具是用于割下稻穗的短镰刀，叫做“铚（zhì）”。右边二人使用的是长柄大弯镰刀以除去禾杆。这种有柄大弯镰叫做“钹（bá）”。
14-9 扑满 西汉 通高13厘米 1953年河南洛阳烧沟八十四号汉墓出土
“扑满”就是陶制的存钱罐。洛阳烧沟八十四号墓出土的这件扑满为泥质灰陶，发现的时候，器内有20枚五铢钱。这件陶器腹下部为轮制，顶部也曾经转轮打磨。全器仅顶部有一个开口。
钱币投进这样的陶罐里，存到满了的时候如果想拿出来用，只好将陶罐击碎。所谓“扑”，就是用锤子、棍子击打。《史记》《汉书》中屡见的“扑杀”，就是指用钝器将人打死。所谓“扑满”，意思是“满后则扑”，罐子被钱塞满后，将罐子敲碎。
“扑满”这个名字在《史记》中就出现了。它本是存钱罐，后来却成为戒除守财奴特质的象征。《西京杂记》里说，汉代的邹长倩曾给公孙弘送过三件礼物，其中之一就是扑满。邹长倩解释说：“扑满，是陶土做的容器。用它来存钱，有入口没有出口。当钱塞满了，就会被击碎。土，或者说，人，是粗贱的东西。钱，是宝贵的能吸引来欲望的东西。如果土器（人）对于钱是只入不出，只积攒不释放，最后是一定会被击碎的。如果人像陶土做的存钱罐一样只聚敛而不知疏散、使用，就必定会有被击碎、被抄家灭族的厄运。这难道不是应该引以为戒的么？”
老谋深算的公孙弘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由微贱的放猪倌做起，一步步往上升，后来当上了汉武帝的丞相，到80岁的时候平安老死，终于避开了“满则扑之”的大祸。
14-10 亚鱼鼎 商代晚期 高19厘米 1984年河南安阳孝民屯南一七一三号墓出土
鼎是炊煮肉类的食器。从这件鼎可以看出，鼎是由三足有袋鬲（lì）演变来的。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物，流行于整个夏商周三代。使用鼎的数量也是区分各级贵族身份的标志之一。
先秦的鼎因为青铜材料本身的原因，经常是煮肉时鼎中的水还未烧开，青铜鼎腿却被烧化。所以鼎中盛放的肉类一般都是先在陶器中烧熟后再倒入鼎中的。
14-11 伯矩鬲（lì） 西周早期 高33厘米 1975年北京房山琉璃河二五一号墓出土
青铜的鬲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普遍使用的陶鬲演变而来，是用来烹煮食物的炊器。鬲从春秋中期衰落，战国时已很少，到秦汉就完全绝迹了。
青铜鬲的铭文中除了自名为“鬲”之外，也有自名为“鼎”的，这说明青铜器中鬲和鼎的性质基本相当。《说苑》上就说鲁国有人将非常贫薄的食物装在陶鬲里送给孔子吃。孔子的学生觉得有失身份，孔子却不以为然。因为食器用的是鬲，不失礼，加上送的人又是一番美意，所以孔子高兴得像是人家同时送了他牛肉、羊肉和猪肉大餐一样。
14-12 妇好分体甗（yǎn） 商代晚期 通高35.3厘米 1976年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
甗的下半部是鬲（用作水锅），上半部是甑（zèng，蒸锅）。甑下有带孔的箅（bì）子，用来通水蒸气。甗是蒸食器，一直到汉代都能见到。
出土铜甗中带有食物遗迹的例子并不多见。在河南安阳殷墟，曾出土有一件铜甗。甗中放置的，赫然是一颗人头。
14-13 天亡簋（guǐ） 西周初期（武王时期） 通高24.2厘米 道光末年陕西岐（qí）山礼村出土
簋是盛黍稷（黍，读shǔ；稷，读jì。米饭之类）的礼器。它从商代出现，一直流行到东周，所以形制也有诸多变化。簋和鼎一样，使用的数量表明了贵族身份的级别。一般使用时是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
14-14 
（bīn）公盨（xū） 西周中期 口长24.8厘米、高11.8厘米 近年盗掘品传河南出土现存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盨是盛食黍稷（米饭之类）的器物，形体一般接近长方体。盨出现在西周中期，自春秋以后不再使用。
这件盨内壁有铭文九十八字。铭文劈头就讲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内容非常重要。
公盨从形制花纹判断应该是山东出土的青铜器。
14-15 伯公父簠（fǔ） 西周晚期 通高19.8厘米 1977年陕西扶风云塘村西周窖藏出土
簠是祭祀和宴飨（xiǎng）时盛放黍、稷、稻、粱（米饭之类）等饭食的器具。簠基本形制为对扣着的一对梯形台状盛器，分开则成为两个一样的器皿。簠出现在西周早期后段，盛行于西周末春秋初，到战国晚期后消失。
14-16 变形蟠龙纹敦 战国中晚期 通高21.5厘米 1981年北京通县中赵甫村砖瓦厂出土
敦（读duì，不读dūn）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敦由簋发展变化而来，所以《仪礼》中簋与敦不分。敦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
14-17 蟠（pán）螭（chī）纹高柄豆 战国中晚期 通高50.2厘米 1981年北京通县中赵甫村砖瓦厂出土
豆是盛肉酱一类的器皿。这种带盖的豆出土数量很多。豆出现在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作为礼器的豆，通常以偶数组合使用，成对出现。
14-18 乳钉纹爵 夏代晚期 高22.5厘米 1975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爵是饮酒器。图中的爵左上部长管状结构叫“流”（流用于倾注酒），右上部尖角叫做“饮”（“饮”，这里读yìn。饮用于喝爵里的酒）或者“尾”。这件爵非常纤细，但仍给人很好的平衡感。“爵”和“雀”在先秦是同音字。按照邹衡的意见，爵的三足就是在模仿一种长尾鸟的尾和两只细脚。爵上有两个蘑菇形小柱，其具体用途到现在也没有合格的解释。
商朝因饮酒而灭亡。西周吸取了经验教训，在非祭祀场合是禁酒的。《尚书·酒诰（gào）》中说，周人如果群聚酗酒要被处以死刑。这说明在西周初年，酗酒是被上升为政治问题来处理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文上甚至说，祭祀场合饮酒也要限制。所以饮酒用的爵、角和觚（gū）到西周中期就基本绝迹了。
14-19 亚址角（jué） 商代晚期 高21.6厘米 1990年河南安阳郭家庄西一六零号墓出土
角是饮酒器，形似爵而没有柱和流。角两端长锐状部分叫作“翼”。角出土数量不多，基本上全都是商代器物。
14-20 兽面纹斝（jiǎ） 商代晚期 通高48.2厘米 传世品 上海博物馆收存
斝屡见于三礼，其用途是饮酒或在祭祀时盛香酒。斝是宋代的人根据文献所定的名称。出土青铜器中还从未发现有自名为“斝”的。
斝发现于商代和西周早期。斝是祭神时的祼（guàn）酒器。祼的意思是酌酒灌地的祭礼。
14-21 亚鸟觚（gū） 商代晚期 高32.2厘米 1980年河南罗山蟒张出土
觚也是宋代学者推测出的定名。觚是饮酒器，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就彻底绝迹了。
14-22 鸮（xiāo）纹觯（zhì） 商代晚期 高19厘米 传河南安阳出土
觯是一种盛酒器，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这件觯壁上饰有鸮（猫头鹰）纹，非常精美。
14-23 何尊 西周早期（成王时期） 高39厘米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镇出土
尊是盛酒器，流行于整个商代和周代。
何尊是一个名叫“何”的贵族用作祭祀的尊。何尊铸制精工，宏伟雄奇。何尊内底有一百二十二字铭文，可与《逸周书·度邑》相印证。铭文记载了西周成王营建“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在京室对宗小子的一次诰（gào）命。“中国”一词，最早就是在何尊上出现的。武王克商后，商代贵族残余以及东夷、南夷对新建立的周王朝仍构成巨大的威胁。针对这个问题，武王选择当时“天下的中心”（即铭文中所谓“中国”。它与我们现代汉语里提到的“中国”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营造新邑作为镇抚东方和南方的战略基地。这在西周初年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何尊的铸造时间是西周成王第五年。
14-24 几父壶 西周中期通 高60厘米 1960年陕西扶风齐家村西周窑藏出土
铜壶是贮存酒的容器。壶流行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商代铜壶数量比较少。
14-25 右方彝（yí） 商代晚期 通高27.2厘米 1935年河南安阳武宫北地一零二三号墓出土
彝是青铜礼器的共名。方彝意思是方形青铜器，这是清代学者的定名。容庚将它列为酒器。方彝流行的时代是商代和西周初年。
14-26 伯各卣（yǒu） 西周早期 （大）高33.6厘米，（小）高27.5厘米 1981年陕西宝鸡竹园沟七号墓出土
卣的定名也源自宋人。青铜器中尚未见到有自名为卣的。通常，带提梁的青铜酒器都定名为卣。过去考古学行业内将卣和壶的概念相重叠，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完整的礼器配套关系中，西周带提梁的卣应该是一大一小两件。比如流失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清代端方（“端方”是人名）旧藏泛禁十三器（关于“禁”详见后“透空云纹铜禁”的注释），也是一大一小两件卣配一件尊。
14-27 象首兽面纹觥（gōng） 商代晚期 通高17.7厘米传 193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墓出土
觥是一种盛酒兼饮酒器，流行于商代和西周初年。
14-28 蜗身兽纹罍（léi） 西周早期 通高44.5厘米 1973年辽宁喀左北洞村二号窖藏出土
罍是贮酒器，初见于商代晚期。罍出土数量不多，它盛行到春秋中期为止。
14-29 鸭形盉（hé） 西周中期 通高26厘米 1988年河南平顶山滍（zhì）阳岭应国墓地出土
盉是用于调节酒与水的浓度的器物，以控制酒精度的高低，盉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到西周。
14-30 曾侯乙盘、匜（yí） 战国早期 盘高12.8厘米，匜高13.4厘米 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
盘是承水器，匜是注水器。盘和匜一般配套使用，用匜浇水洗手，洗过手的水用盘承接。盘和匜在商代出现，一直到战国都在使用。曾侯乙盘匜出土时，匜就是置于盘中的。
14-31a 曾侯乙尊盘 战国早期尊 高30.1厘米、口径25厘米、底径14.2厘米，盘通高23.5厘米、口径58厘米 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
尊是盛酒器，盘是承水器。出土时尊置于盘中。尊的口沿结构非常复杂，是用失蜡法铸造的。曾侯乙尊盘的复杂结构导致它实际上并不适合贮酒斟酒。如果用来斟酒，酒水会从尊的口沿上大量向外流溅。因此，曾侯乙尊盘在制作使用之初就是用来夸耀曾国工艺技巧的摆件，不是实用器。
失蜡法（英文中所谓lost wax casting）一般用于铸造立体结构非常复杂的、用常见合范法（模具组合法）所不能胜任的产品。失蜡法首先用蜂蜡、松香和牛油混合的蜡料雕出要铸的产品（蜡型），然后往蜡型上浇粘土澄洗出的泥浆，撒石英砂、碎植物纤维、锯末（木屑渣子），等等。待干后再浇粘土和黄泥混和澄洗出的泥浆，再撒砂子。反复多次在蜡型外制好型壳后，将型壳拿到火上加热。蜡遇热融化成液态，从型壳中流失。此后将型壳烧结（不能陶化，故而烧结温度一般不超过800℃），再向型壳内倒入融化的金属液体进行铸造。冷却后敲掉型壳，我们就得到了和蜡型形状一模一样的铸造产品了。
用失蜡法制造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数量很少。图14-30b所示淅川下寺透空云纹铜禁（春秋晚期）、曾侯乙尊盘（战国早期）和图14-30c所示云南晋宁石寨山祭祀贮贝器（西汉）都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实例。
14-31b 透空云纹铜禁 春秋晚期 高28.8厘米、长131厘米、宽67.6厘米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
一般来说，禁是商周时期用于摆放“尊”的座子。青铜铸造的“禁”非常稀少，至今总共仅发现七件。大家推测，禁有许多都是木质的，所以不易保存。
14-31c 祭祀贮贝器 西汉 高53厘米、盖径32厘米 1952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从器盖上可以看到西汉时期滇国的房屋样式。房屋内坐得最高的妇女应该是主祭人，她身边一共放了十六面铜鼓。主祭妇女面前左右侧都是祭祀参与者。房屋外有多个活动场面，我们可以看到持刀的屠夫，喂猪喂孔雀的妇女，击打鼓和针享（chún）于的人和待刑的祼体男子等。这件器物表现的应该是滇王杀（人）祭诅盟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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