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常识——衣饰

衣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衣指一切蔽体的织品，包括头衣、胫（jìng）衣、足衣等。狭义的衣指身上所穿的；当衣和裳并举的时候，就只指上衣而言。下面分别叙述。

上古的头衣主要有冠、冕（miǎn）、弁（biàn）三种。

冠是贵族男子所戴的“帽子”，但是它的样式和用途与后世所谓的帽子不同。《说文》说：“冠，絭（絭，读juàn，束缚）也，所以絭发。”古人蓄长发（《左传·哀公七年》说吴人“断发文身”，《左传·哀公十一年》说“吴发短”，《史记·越世家》也说越人“文身断发”，可见剪短头发在上古被认为是所谓“蛮夷”的风俗。至于剃光头，那是一种相当重的刑罚，叫做髡〈kūn〉。），用发笄（笄，读jī，意思就是发簪）绾（wǎn）住发髻后再用冠束住。据说早先的冠只有冠梁，冠梁不很宽，有褶子，两端连在冠圈上，戴起来冠梁像一根弧形的带子，从前到后覆在头发上。由此可以想见，上古的冠并不像后世的帽子那样把头顶全部盖住。冠圈两旁有缨（yīng），这是两根小丝带，可以在颔（hàn）下打结。《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淳于（kūn）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缨和（ruí）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是结余下垂的部分，有装饰的作用。

古代冠不止一种，质料和颜色也不尽相同。秦汉以后，冠梁逐渐加宽，和冠圈连成覆杯的样子。冠的名目和形制也愈益复杂化了。

冠又是冕和弁的总名。冕，黑色，是一种最尊贵的礼冠。最初天子诸侯大夫在祭祀时都戴冕，所以后来有“冠冕堂皇”这个成语。“冠冕”又可以用作仕宦的代称，它又被用来比喻“居于首位”。冕的形制和一般的冠不同。冕上面是一幅长方形的版，叫延（綖），下面戴在头上。延的前沿挂着一串串的小圆玉，叫做旒（liú）。据说天子十二旒（一说皇帝的冕前后各有十二旒），诸侯以下旒数各有等差。后来只有帝王可以戴冕，所以“冕旒”可以用作帝王的代称。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万国衣冠拜冕旒。”

弁也是一种比较尊贵的冠，有爵弁，有皮弁。爵弁据说就是没有旒的冕。皮弁是用白鹿皮做的，尖顶，类似后世的瓜皮帽。鹿皮各个缝合的地方缀有一行行闪闪发光的小玉石，看上去像星星一样，所以《诗经·卫风·淇奥》说“会弁如星”。

冕弁加在发髻上时都要横插一根较长的笄（不同于发笄），笄穿过发髻，把冕弁别在髻上。然后在笄的一端系上一根小丝带，从颔下绕过，再系到笄的另一端。这根带子不叫缨而叫纮（hóng），此外，笄的两端各用一条名叫（dǎn）的丝绳垂下一颗玉来，名叫瑱（zhèn）。因为两瑱正当左右两耳，所以一名充耳，又叫塞耳。《诗经·卫风·淇奥》说：“充耳琇莹”，就是指瑱说的。

附带说一说，古时贵族才能戴冠乘车，车有车盖，所以古人以“冠盖”为贵人的代称。“冠盖”又指仕宦的冠服和车盖，所以也用作仕宦的代称。

庶人的头衣和统治阶层不同。他们不但没有财力制置冠弁，而且统治阶层还不让他们有戴冠弁的权利。《释名·释首饰》：“士冠，庶人巾。”可见庶人只能戴巾。《玉篇》：“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后人著之于头。”可见庶人的巾大约就是劳动时擦汗的布，一物两用，也可以当作帽子裹在头上。直到汉代，头巾仍用于庶人和隐士。

帻（zé），就是包发的巾。蔡邕《独断》：“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庶人的帻是黑色或青色的，庶人既不许戴冠，只许戴巾帻，在头衣的制度上就有深刻的阶级内容。所以秦称人民为黔首（黔，黑色），汉称仆隶为苍头（苍，青色），都是从头衣上区别的（依陶宗仪《辍耕录》说）。

帻有压发定冠的作用，所以后来贵族也戴帻，那是帻上再加冠。这种帻，前面高些，后面低些，中间露出头发。现在戏台上王侯将相冠下也都有帻，免冠后就露出帻来了。此外还有一种比较正式的帻，即帻之有屋（帽顶）者。戴这种帻可以不再戴冠。帻本覆额，戴帻而露出前额，古人叫做岸帻（岸是显露的意思），这表示洒脱不拘礼节。《晋书·谢奕传》：“岸帻笑咏，无异常日。”

帽，据说是没有冠冕以前的头衣，《荀子·哀公》篇：“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对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杨倞（jìng）注：“务读为冒”，意思是说务就是帽。《说文》说，（mào）是小儿及蛮夷的头衣，是古帽字。但是上古文献中很少谈及帽。魏晋以前汉人所戴的帽只是一种便帽，《世说新语·任诞》说，谢尚“脱帻著帽”，“酣饮于桓子野家”，可见当时的帽还是一种便帽。后来帽成为正式的头衣，杜甫《饮中八仙歌》说，张旭“脱帽露顶王公前”，脱帽没有礼貌，可见戴帽就有礼貌了。

上文说过，古代衣裳并举时，衣只指上衣。下衣叫作裳。《诗经·邶风·绿衣》说：“绿衣黄裳。”《诗经·齐风·东方未明》说：“颠倒衣裳。”但是裳并不是裤而是裙（古代男女都着裙，见下文）。《说文》说：“常（裳），下君巾（裙）也。”衣裳连在一起的叫作深衣。

古人衣襟向右掩（右衽），用绦系结，然后在腰间束带。《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左衽不是中原的习俗（上古敛死者才左衽）。带有两种：一种是丝织的大带，一种是皮做的革带。大带是用来束衣的，叫做绅（shēn），绅又特指束余下垂的部分。古人常说“搢（jìn）绅”，意思是把上朝时所执的手版（笏〈hù〉）插在带间。（笏是古代君臣朝见时所执的狭长的板子，用玉、象牙或竹子制的，用来指画或在上面记事。搢绅又作缙绅、荐绅。《史记·五帝本纪》：“荐绅先生难言之。”）这样，“搢绅”就成了仕宦的代称，而“绅士”的意义也由此发展而来。革带叫做鞶（pán），这是用来悬佩玉饰等物的。

古人非常珍视玉。玉器不但用于祭祀、外交和社交等方面，而且用于服饰。《礼记·玉藻》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又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可见佩玉是贵族很看重的衣饰。据说礼服有两套相同的佩玉，腰的左右各佩一套。每套佩玉都用丝绳系联着。上端是一枚弧形的玉叫珩（héng）（衡），珩的两端各悬着一枚半圆形的玉叫璜，中间缀有两片玉，叫做琚和瑀（yǔ），两璜之间悬着一枚玉叫做冲牙。走起路来冲牙和两璜相触，发出铿锵悦耳的声音。（按：关于组玉佩撞击发声的说法源自《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和《诗经·秦风·终南》。这本是讽刺礼崩乐坏时代里人对美玉的滥用与毫不珍惜。汉代人编写礼书时粗率地将讽刺当成赞美，造成了巨大的错误。对于这种陈陈相因的错误我们这里仅指出，原文不做改动。）《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说：“杂佩以赠之。”据旧注，“杂佩”就是这套佩玉。此外，古书上还常常谈到佩环、佩玦（jué，指有缺口的佩环）。妇女也有环佩。

裘和袍是御寒的衣服。《诗经·桧风·羔裘》说：“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诗经·小雅·都人士》说：“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可见古人穿裘，毛是向外的，否则不容易看见裘毛的色泽。在行礼或接见宾客时，裘上加一件罩衣，叫作裼（xī）衣，否则被认为不敬。裼衣和裘，颜色要相配，所以《论语·乡党》说：“缁衣，羔裘；素衣，麑（ní）裘；黄衣，狐裘。”平常家居，裘上不加裼衣。庶人穿犬羊之裘，也不加裼衣。

袍是长袄，据说里面铺的是乱麻（缊）。（缊，读yùn。现在单袍也叫袍，上古没有这种说法。一说袍里面铺的是新绵和旧絮。）一般说来，穷到穿不起裘的人才穿袍。《论语·子罕》：“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可见穿袍穿裘有贫富的差别。汉以后有绛纱袍、皂纱袍，袍成了朝服了。

衮（gǔn），这是天子和最高级的官吏的礼服。据说衮上绣有蜷曲形的龙。后代所谓“龙袍”就是衮的遗制。

上古时代还不懂得种棉花。所谓“絮”，所谓“绵”，都只是丝绵。（依《广韵》，精的叫绵，粗的叫絮。其实上古一般都叫絮。）因此，上古所谓布并不是棉织品，而是麻织品或葛织品。帛则是丝织品的总称。布与帛也形成了低级衣服与高级衣服的对比，贫贱的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穿麻织品，所以“布衣”成了庶人的代称。最粗劣的一种衣服称为“褐”，这是用粗植物纤维编织的，所以贫苦的人被称为“褐夫”。《孟子·滕文公上》说，许行之徒“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这是说过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扬雄《解嘲》说“或释褐而傅”，这是说脱掉粗劣的衣服做大官去了。后世科举新进士及第授官，也沿称“释褐”。

上古时代，男女服装的差别似乎不很大。直到中古，男女服装也还不是严格分开的。试举“襦”“裙”为例（襦，读rú，短袄，依段玉裁说）。乐府诗《陌上桑》：“缃绮（qǐ）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里“襦”和“裙”是妇女的服装。但是《庄子·外物》：“未解裙襦”，并非专指妇女。《南史·张讥传》载梁武帝以裙襦赐给张讥，可见男人也是穿着裙襦的。只有袿（guī）被解释为妇女的上衣（见《释名·释衣服》。今天的褂字大约是袿字的音变。）这大概是可信的。宋玉《神女赋》“被袿裳”，曹植《洛神赋》“扬轻袿之绮靡”，可以为证。唐宋以后，妇女着裙之风大盛，男以袍为常服，女以裙为常服。

上古有裳无裤。上古文献中有个绔（kù）字，又写作袴（kù），按字音说，也就是后代的裤字。但是上古所说的裤（绔），并不等于今天所谓裤。《说文》：“绔，胫衣也。”可见当时所说的袴，很像今天的套裤（依段玉裁说。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二《胡服考》认为：“袴与今时裤制无异。”），所不同者，它不是套在裤子外面的。袴的作用是御寒。《太平御览》引《列士传》：“冯援（冯谖〈xuān〉）经冬无袴，面有饥色”，又引《高士传》“孙略冬日见贫士，脱袴遗之”都可为证。

有裆的裤子叫裈（kūn），又写作。《释名·释衣服》说：“裈，贯也，贯两脚，上系腰中也。”此外有一种裈，类似后世的短裤叉，形似犊鼻，叫犊鼻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犊鼻裈”条说，无裆者谓之（tū），犊声相近，重言为犊鼻，单言为突，后人加衣旁作。这是另一种解释。），穿起来便于劳动操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司马相如在临邛（qióng）“身自著犊鼻裈”，和奴婢们一起洗涤食具。

古人用一块布斜裹在小腿上，叫邪幅或幅（偪）。《左传·桓公二年》：“带裳幅舄（xì）。”《诗经·小雅·采菽》：“邪幅在下。”郑玄注：“邪幅，如今行縢（téng）也；偪束其胫，自足至膝，故曰‘在下’。”上古的邪幅如同汉代的行縢，相当于后世的裹腿。

上古的鞋叫屦（jù），有麻屦、葛屦等。据说葛屦是夏天穿的，冬天穿皮屦。一般的屦是用麻绳编成的。编时要边编边砸，使之结实，所以《孟子·滕文公上》说“捆屦织席”。

舄（xì）是屦的别名。区别开来说，单底叫屦，复底叫舄。《方言》说，屦中有木者叫复舄，可以走到泥地里去，不怕泥湿。

履（lǚ）字本是动词，是践的意思。《诗经·魏风·葛屦》说：“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战国以后履字渐渐用为名词。《荀子·正名》：“麤（cū。麤同“粗”。）布之衣，麤紃（xún，鞋带）之履，而可以养体。”《史记·留侯世家》：“孺子，下取履。”

古人的草鞋叫蹝（躧、屣，读xǐ）（《说文》说，躧是舞履，字亦作蹝、屣），又叫屩（距乔，读jué）。《孟子·尽心上》：“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敝蹝就是破草鞋。《史记·虞卿列传》说虞卿“蹑距乔檐簦（dēng）说（shuì）赵孝成王”（檐，当作担），就是穿着草鞋，掮（qián）着长柄笠（相当于后世的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

屐（jī）是木头鞋。屐和舄不同。舄的底下只衬一块薄板，甚至只是复底，而屐底下是厚板，而且前后有齿。《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可见屐是有齿的。战国时代就开始有屐。《庄子·天下》篇提到墨子之徒“以跂（jījué）为服”，跂就是屐字。但不知当时的屐有没有齿。

古书上用皮屦、革舄、革履、韦履等词来指用皮做的鞋子。皮鞋比较贵重，一般人穿不起。《说文》：“鞮（dī），革履也，胡人履连胫谓之络鞮。”络鞮就是后代所谓靴，可见靴是由少数民族传入的。

鞋字古作鞵（xié）。《说文》：“鞵，生革鞮也。”可见鞋是鞮的一种。后来鞋字变成了鞋类的总称，所以有麻鞋、草鞋、芒鞋、丝鞋等。

最后说一说韈（wà，袜）。《说文》说韈是足衣。大约是用皮做的，所以写作韈。古人以跣足为至敬，登席必须脱韈。《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声子韈而登席。”这是对人君无礼。韈字后来又写作红末，这暗示韈的质料改变了。

13-1　乾隆明黄色缎绣云龙十二章袷（jiá）龙袍　清代　纵144厘米，两袖通长194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收存（文物号故41984）

皇帝当然不会只有一件衣服。龙袍也绝对不止一种两种。龙袍所蕴含的信息量非常巨大，我们从一件龙袍上甚至可以判断出它被穿着的具体季节和场合。

这件乾隆的龙袍是“吉服”而不是“朝服”或“行服”，是乾隆过节或参加应嘉（节）礼、吉礼、军礼活动时穿的。（而“朝服”是皇帝登基、大婚、祭天、祭地等重大典礼和祭祀活动时穿的；“行服”则是皇帝在围猎时穿的。）乾隆穿这件袷龙袍的季节是春季。（袷，通“夹”。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分别穿夹、纱、棉、裘不同的袍）。

清代只有皇帝、皇后穿的是龙袍，连皇太子穿的都只是蟒袍。清代袍上的龙和蟒非常接近。“蟒”的头部也有角，和龙头几乎完全一样。

通常龙和蟒的区别在于龙是“五爪”（即爪子上五个指头），蟒是“四爪”（爪子上四个指头）。贝子、贝勒等的蟒袍上的蟒都是四爪。但是皇太子、皇子、亲王、世子、郡王穿的虽然是“蟒袍”，长袍上绣的却是“五爪蟒”。“五爪蟒”和“五爪龙”在形状上几乎无法区分，这时用来区分是“龙袍”还是“蟒袍”的标志是衣袍的颜色。只有皇帝皇后的龙袍是明黄色，皇太子蟒袍只能用杏黄色，皇子蟒袍只能用金黄色，亲王、世子、郡王则只能用蓝色或石青色。

另外，这件龙袍的衣袖是典型的“马蹄袖”。马蹄袖形状像马的蹄子，下侧开口。马蹄袖是满族人服饰的基本特征之一。满族人是女真人后裔，未入关前在非常寒冷的环境中骑马、劳作，不方便总戴着手套，所以才有了马蹄袖。骑马或干活的时候，手可以从马蹄袖中伸出；不干活的时候，手缩回去，马蹄袖盖住手心手背，只露出手指，既方便又保暖。

今人总以为“旗袍”的核心特征是小立领。（旗袍，即“旗人的袍子”。旗人这里指的是满族人。）其实，马蹄袖才是旗袍的核心特征。今人所谓“旗袍”，较之真正的马蹄袖旗袍，早已是面目全非了。

这件龙袍列有“十二章”花纹（章，意思是花纹，“十二章”就是十二种花纹）。十二章出自《尚书·虞书·益稷（jì）》。乾隆朝对十二章进行了改制。改制后的十二章排列方法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13-2a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曲裾深衣复原图　西汉

先秦主流的服装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上衣下裳”，即上身、下身的衣服不相连；另一种则是上、下衣相连一体的服装，这就是所谓“深衣”。“上衣下裳”和“深衣”的流行，历经了数次此消彼长的反复。从战国到东汉，深衣一直占据了主流。

在后世对深衣的解释中，有一个概念时常被引用，这就是“裾（jū）”。由于后世对于“长裾”“直裾”概念的大量含混、错误的解释，使得人们对于深衣的了解相当困难。

在东汉时期，“裾”已经有两种解释。一派以许慎的《说文》为代表，认为“裾”就是衣袍，是衣袍的通称。《孔丛子·儒服》中说：“子高衣长裾，振褒袖，方屐麄（cū）翣（shà）见平原君。”这里的长裾就是“长袍”这个笼统的称呼。另一派解释以扬雄的《方言》和刘熙的《释名》为代表，认为“裾”是“后裾”。（在《方言》这部书中，裾有时还被用来指衣袖。）这种含糊其辞的循环解释让后人难以明白，同时还产生了非常强的扰乱视听作用。结合考古发现的结果来看，扬雄和刘熙所谓的“裾”，指的就是汉代深衣的衣襟的边。（襟，是衣服的前片。左边的一片叫“左襟”，右边的一片是“右襟”。）如果衣襟是直的边，穿上深衣以后，衣襟有一条边垂直于地面，就是“直裾”；如果衣襟的边构成尖角状，穿衣服时将衣襟在腰间盘曲缠绕后再用腰带固定，就是所谓“曲裾”。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服饰所说汉代深衣的直裾、曲裾，用的就是这里说的意思。（曲裾很长，穿深衣的时候会被缠绕到背后，所以扬雄和刘熙说它是“后裾”。）

13-2b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直裾深衣复原图　西汉

深衣的准确形象到唐代以后渐渐不为人所确知。清代学者不察，给裾衍生出“衣服的前后片”这种荒诞说法。近人无良，更进一步臆造出“衣服前后片的衣襟”这种不知所云的言语来解释“裾”。这些不负责任的说法都是不足凭信的。

汉代深衣的这种复杂结构是有其特殊形成原因的。这个原因乍听上去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那就是汉代没有结构完善的内裤。

虽然汉代已经有了犊鼻裈（kūn）这种“遮羞布”（详见本章关于“壁画《相扑图》”和“六尺裈的基本缠法”的注释），但汉代的人在大多时候都不穿它。汉代的裤，即所谓“袴（kù）”，一共有两种。一种是胫（jìng）衣，也就是仅套在小腿上，大腿和裆部都没有遮拦。另外一种考古发现的接近于现代裤子形状的下衣，裤裆部位也是彻底大开口，连封裤裆开口的布带都没有。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埋葬的轪（dài）侯利苍的妻子辛追（“辛追”是人名）贴身就完全没有穿“裤”或“裈”的任何痕迹。比它时代略早的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主人（女）虽然贴身穿有“袴”（袴外穿的是薄绢质单裙），但她穿的袴是一件奇异的开裆绵袴：袴的两裆互不相连，而且屁股也完全敞着没有遮蔽，导致一旦略下蹲就会绽出白花花的屁股，同时暴露两腿之间的“羞”。如果要说那时的女性就只是屁股后面一块和两腿中间格外不怕冷，恐怕没人会相信。穿着图13－2d所示的这件开裆袴的墓主人属于士阶层中地位较高者，死亡年龄约40～45岁。这种身份、这个年龄的女性居然会穿着如此的一件袴，简直让今天的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殓”的衣服都很正式，所以这件袴也不可能是当时偶尔穿着的“情趣内衣”。关于“小殓”详见《礼俗》一章“丧葬”部分。殓，读liàn。）

13-2c　穿着曲裾深衣的女俑和男俑摹本　西汉　1972年湖北云梦大坟头一号西汉墓出土

综合近世考古发现来看，从战国一直到西汉，人们贴身穿的“内衣”主要是“袍”（上下衣一体的大袍子）而不是“裈”。《诗经·秦风·无衣》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指的就是秦国士兵在寒冷的夜间相拥取暖，两个人裸身互抱，缩在同一件贴身衣袍里。“与子同袍”和《诗经·邶（bèi）风·击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样，说的都是征人（打仗的士兵）之间同仇敌忾（kài）、生死与共的誓言。

为了不至于因一时不慎而正面暴露性器官，西汉的深衣才会有在腰间缠绕如此多圈的曲裾。图13－2c所示湖北云梦大坟头一号西汉墓出土的男俑深衣曲裾只在身后围了小半圈，而女俑深衣的曲裾则是在腰间缠绕了两圈，非常繁复。饶是如此，走光的例子也不鲜见。孙机就曾多次指出，在四川宜宾翠屏村七号东汉墓石棺的百戏（杂耍）图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倒立艺人因为上衣翻垂而正面暴露出性器。这个杂耍艺人虽然穿了“袴”，但是袴并不能起遮羞的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礼记·深衣》上会强调深衣“短毋见肤，长毋被土”（即再短也不能露肉，当然也不能长到拖地）。西汉也有直裾深衣，但不是正式场合的衣服，原因就是遮蔽身体不够保险。

东汉辛延年所作《羽林郎》中赞颂胡姬美貌时说：“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从上下文和写作时代来看，这里所谓的“长裾”，指的是非常长的衣襟的边，也就是“长长的曲裾”。

男装的深衣到东汉时已经比较少见，考古出土品中东汉的人物已经大多穿着宽大的直裾长衣，即所谓“襜（chán）褕（yú）”。但女装深衣的穿着时间相较而言要长得多，从东汉乃至魏晋，女装曲裾深衣仍时常可见，甚至我们在敦煌莫高窟第334窟的初唐壁画中还能见到深衣的痕迹。

最后需要澄清的一个概念是衣服的“左”和“右”。左和右有相对性，自己的左在对面人的眼中就是右。当我们讨论古代服饰的时候，所谓“左衽”“右衽”“左襟”“右襟”的“左”和“右”都是相对于穿衣者本人而言的。比如1972年湖北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出土的木佣，身上绘的深衣都是“右衽”的，即左襟盖住右襟。两片衣襟中一片盖住另一片的状态在服饰研究领域被称为“交掩”，所以木佣身上的深衣也被描述为“交掩的右衽”。

13-2d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绵袴复原图　战国晚期　通长约115厘米　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

13-2e　石棺百戏图拓（tà）本局部　东汉　1955年四川宜宾翠屏村七号汉墓出土

13-3a　 1976年商代妇好墓出土（第三七一号）玉人

《礼记》《仪礼》等文献中提到有冠卷、頍（kuǐ）、玄冠、皮弁（biàn）、缁（zī）布冠、爵弁和巾帻（zé）七种冠。这些冠在先秦时的形制相当难以考量。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代玉器上多少能看到这些冠的影子。

a.1976年商代妇好墓出土（第三七一号）玉人

这件玉人背后钥匙状物一直让人费解。玉人穿交领长袖深衣，头发编成辫子，从右耳起盘过头顶，绕左耳后盘回到辫根。玉人头上戴圆箍形的“頍”（頍，就是额头上的束发带），頍上还有一个卷筒状怪异饰物，或许就是《礼记》郑氏注中“著冠于武”的“武”。頍和武在一起，叫做“冠卷”。

玉人脚上有鞋，腹前悬一长条形的“蔽膝”（防止暴露性器官的遮羞布，详见关于“直裾”“曲裾”以及“裈”的缠法注释）。

13-3b　妇好墓出土（第三七六号）石人

b.妇好墓出土（第三七六号）石人

石人头发在右耳后拧成辫子，上盘至头顶，绕左耳后盘回辫根。石人头戴頍，身上无衣，仅腹部悬长条形蔽膝。石人表现的是当时的贱民或奴隶形象。

13-3c　妇好墓出土（第四七零号）玉人形佩

c.妇好墓出土（第四七零号）玉人形佩

玉人头上有后卷的高冠。玉人身穿窄袖口的长袖上衣、紧身裤。玉人左臂上有臂环，臀部有一个“十字日纹”（“”纹）。

玉人头上的高冠，可能就是《仪礼》中说的所谓“玄冠”，即用玄（黑）色帛制成的高冠。

13-3d　黄濬旧藏商代玉人形佩

d.黄濬（jùn）旧藏商代玉人形佩

这件玉佩现存于美国赛克勒艺术博物馆。

玉人头上的冠向后翻卷，冠呈前高后低状，冠尾回翻内钩，冠上有多道平行沟槽，与后世的“皮弁”形状结构很相似，这说明玉人头上的冠可能就是古代的“皮弁”（皮帽子）。

13-3e　《古玉精英》中商代立人玉柄形器

e.《古玉精英》中商代立人玉柄形器

玉人双手交握，上身穿右衽短袖上衣，下穿长裙。玉人腹下还悬有一条斧形“蔽膝”。

玉人头上戴有冠，齐齐罩住额头与后脑，可能属于缁布冠（黑布帽子），也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巾帻”。

13-3f　妇好墓出土（第三五七号）玉人形佩

f.妇好墓出土（第三五七号）玉人形佩

玉人身上穿的上、下衣不相连。玉人头上戴有前低后高的冠。与《后汉书·舆服志》相对照，这种冠可能属于爵弁之类。

从出土的商代玉人、石人和玉人形佩来看，大多数穿宽袍大袖的“深衣”（即上、下衣连在一起的衣服）的人社会地位应该都不是很高；而头上着高冠、衣饰华美的人形玉佩，表现的服装都是上、下衣分开，衣袖窄而紧的形象。我们有理由相信，商代社会地位高的人一般都穿适合运动的上、下衣分开的紧身服装；而宽袍大袖的深衣（有时甚至连腰带都没有）则是身份低贱者的服装。

13-4　人物驭（yù）龙图摹本　战国·楚长37.5厘米、宽28厘米　1973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

出土人物驭龙图帛画的墓葬解放前曾被盗。著名的战国楚帛书，就是从这个墓里被盗走的。

帛画为绢本，左边和下边未缝纫。画的最上边缝有一根细竹条。正中拴有棕色丝绳，说明帛画使用时是挑着丝绳悬挂起来的。出土时帛画位于椁盖板与外棺中间的隔板上面，画面向上。

画中人物高冠长缨（yīng），穿曲裾深衣，佩长剑，驾驭着一条龙御风飞行，衣袂（读mèi，意思是“袖子”）飘扬。

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楚地的冠制，画中细节可以与屈原的《离骚》《涉江》相印证。

13-5　 1974-198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出土陶俑的帻（zé）和冠

1．戴帻的是下层士兵。从出土时情况来看，秦俑的帻一般是朱红色的，只有极少例是黑色。（标本T19G9：16）

2.梯形长板状冠，朱红色或枣红色，佩戴者是下层军吏。（标本T1G2：13）

3.双鹖（hé）尾冠，黑色，佩戴者是高级军吏（将军）。（标本T10G5：15）

《史记》中说，秦人尚黑。但秦始皇陵兵马俑说明，秦军的帽子和黑色没什么关系。秦军下层士兵与官吏的巾、帻、冠几乎全是朱红的，只有极少数地位非常高的将军的冠是黑色的。秦人陈布出来的军阵是让人震慑的红色汪洋，汪洋中潜藏着十七级军衔以上最高位置的将军（秦人军队一共有二十级军衔）。只有最高位的将军，头上才佩戴着不起眼的黑色冠。（淹没在红色海洋中的黑色冠，也难以被敌方弓弩手瞄准。）

13-6　漆纚（xǐ）纱冠　西汉　冠长26厘米、宽15.5厘米、高17厘米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漆纚纱冠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乌纱帽”，它的出现时代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这件纱冠是用生丝（蚕丝）编结后涂上“大漆”（详见《什物》一章关于马王堆出土“漆案”的注释），因此称为漆纚纱冠（纚，意思是束发的丝帛）。

这件漆纚纱冠也就是《晋书·舆服志》上说的“武冠”或“武弁”。上了漆的纱冠坚硬而有弹性，成为一个笼状的“甲壳”。漆纚纱冠的戴法是将它嵌在头顶的帻上。

13-7　彩漆屏风所绘坐步辇（niǎn）穿冕（miǎn）服的汉成帝　北魏　前期1965年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

13-8　乐舞杂技陶俑群　西汉　底盘长67厘米、宽47.5厘米　1969年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

陶盘上共有二十一个人，两侧袖手站立的（左四右三）是讴员。（讴，读ōu，意思是歌手，负责大合唱。也有人认为两侧袖手站立的人是参加宴乐的宾客。因为宾客犯不着恭敬地袖手站着面对杂耍艺人，所以解释成宾客并不合理。）中间七人做舞蹈、倒立、反弓等表演，后排七人为伴奏乐队（二人吹竽，一人弹瑟，一人击小鼓，一人击钟，一人击编鼓，一人击建鼓）。这件乐舞杂技俑陶盘刻画生动，场面热闹，有很强的欢快感。

陶盘上右侧三个讴员头上戴的就是“爵弁”。左侧四个讴员头上戴的是结缨高冠。这种竖环状、中间有个圆孔的高冠到底叫什么名字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看法，有可能是汉代所谓“术士冠”，也有可能是“进贤冠”。不过大家都承认左侧四个讴员戴的是无帻冠（即不戴头巾的冠）。

13-9　壁画《相扑图》　东汉　1960年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出土

犊鼻裈（kūn）里的犊鼻，是牛鼻子。牛鼻子如果不计鼻孔，形状是曲边三角形。所谓犊鼻裈，用今天的话说接近于“三角内裤”。穿犊鼻裈的动作叫“缠”，说明犊鼻裈就只是一块布。密县打虎亭汉墓壁画《相扑图》中的两个男性大力士，穿的就是“犊鼻裈”。今天日本相扑选手比赛时腰间所缠“兜裆布”，在日语里仍写作“裈”（fundoshi）。不过汉代的裈比唐代的要宽。现今日本相扑手下身所穿更接近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幡画上相扑手的裈。

13-10a　现代日本的“裈”的各部分名称

13-10b　前袋式六尺裈的基本缠法

13-10c　前垂式六尺裈的基本缠法

用一块长条布在腰间缠成遮羞的“裈”不是汉代中国人的专利，全世界各种古代文化乃至现代的一些土著部族都使用类似“裈”的遮羞布。（英文中称为loincloth，日文中称为“裈”，即fundoshi），这种遮羞围腰布在各个时代、各种文化环境中的缠法细节上虽有出入，但总体缠法都是一样的。

照片显示了现代日本仍然可以见到的“六尺裈”的基本缠法。这里的“尺”是日本服装业使用的所谓“鲸尺”（捕鲸渔民过去使用的长度单位），一尺是37.9厘米。当然，实际市场销售的六尺裈的长度一般都在250厘米以上。

照片所示前袋式裈的具体缠法是将长条裈布穿过两腿，绕右臀、右腰横压前片，经左腰绕至后臀，钩住右横迴，返回左横迴扭结固定。前片下叠成裈的前袋，穿两腿与纵迴扭结，经后结与右横迴扭结固定。如果裈缠好后，前片维持下垂，即所谓“前垂式”裈，形制应该就是商代玉人、玉饰上我们见到的“蔽膝”。其具体缠法是长条裈布穿过两腿，绕左臀、左腰横压前片，经右后腰、左后腰回到前腹；让前片垂下，布带从前片折口上方压住前片继续缠绕，反复缠三圈后经右腰，回钩住纵迴后反向与右横迴扭结固定。

13-11a　龙纹玉觽（xī）　西汉　总长14.3厘米　1994年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

所谓玉冲牙，其实就是玉觽。古代的玉佩是用丝线编结后挂在身上的。觽就是用来解开绳结的玉器。从西周到西汉，组玉佩往往和玉觽同出，或者玉觽就是组玉佩中的一部分。

1983年广州南越王汉墓出土有一件丝缕玉衣（即用丝绳连缀玉片制成的玉衣），出土时玉衣的右“手”中就握有两只龙形玉觽；而这种情况，在出土金缕玉衣（用黄金拉成的丝连缀玉片制成的玉衣）的满城汉墓中，是没有的。（满城一号汉墓金缕玉衣出土时左右“手”中各握一只玉璜。）

13-11b　丝缕玉衣　西汉　长173厘米　1983年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13-11c　双钱结藤编残件　良渚文化晚期　距今约4000年　横8.3厘米、纵5.5厘米　1996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严家桥出土

双钱结（或称同心结，详见《天文》一章关于“西王母、伏羲女娲画像石拓本”的注释）花纹的出现一度被认为是非常晚的事情。陈夏生以为，双钱结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器物标本是太原晋国赵卿墓出土的高柄青铜小方壶）。

对于这个属于传统工艺美术层面的主题，等闲在学术界内无人关心，而从业的工艺美术师又往往不具备最起码的知识背景。所以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内，居然会有一种“主流”言论以为，双钱结是由西汉的“双龙穿璧”纹案发展而来，在东汉时期成熟。实际上，这种言论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

严家桥良渚文化遗址出土这件双钱结藤编残件说明，起码在距今4000年以前，双钱结的编结技法就已经高度成熟了。这个成熟时代之早（比陈夏生认为的春秋时期还早1500年以上），简直是让今天的人惊讶得瞠（chēng）目结舌。

编制绳结是人类最早期掌握的劳动技能之一，它甚至早于人类学会保存火种，更早于人类掌握陶器制造技法。

古代中国编制绳结的技法与中国人对美丽石头的喜好相融合。对于温润美丽石头的喜爱，以及对美丽绳结的喜爱，起源于文明蒙昧的新石器时代。那晶莹润泽、温暖内敛的美丽石头就是玉。玉被用来比拟人自身的美好，从肉体到心灵。而用于编连美玉的绳结，发展出高度发达的装饰性与变化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3-11d　绳纹玉佩　汉代　尺寸不详　传世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存

这件新疆和田玉绳纹玉佩的中央是双钱结，最上方和最下方是中国结艺中最基本的“平结”。作为高级别的玉饰，单纯认为它仅具有纹案美的特质而不具备任何涵义是不合理的。如此优良质料的精美玉饰应该体现的就是永结同心、长勿相忘的“同心结”内涵。它的佩戴者应该是汉代的女性贵族。

13-11e　双钱结的编结方法

13-11f　盘长结的编结方法

13-11g　双龙盘结画像石柱拓本　东汉　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纵109厘米、横26.5厘米　1973年山东苍山县城前村出土

13-11h　四龙盘结画像石柱拓本　东汉　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纵109厘米、横20厘米　1973年山东苍山县城前村出土

图13-11g中的双龙盘成典型的双钱结结构。图13-11h中四龙盘结是变化的双钱结结构。陈夏生将这种美丽的繁复结构定名为“复双钱结”。

中国古代的编结技法是和当时的人佩戴玉饰紧密相关的。图中我们看到的双钱结已经是高度发展的编结技法，而这种成熟的技法居然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晚期就已出现。玉觿作为编结和解开绳结的辅助工具、作为组玉佩的组成部分，也是在西周初期就可以见到。这让我们推测，比双钱结的结构更复杂的“盘长结”有可能是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周代（甚至更早些时候）就被创造出来了。

时至今日仍有多人认为双钱结是由西汉初期的“双龙穿璧”结构发展来的。双龙穿璧纹案在西汉帛画和画像砖石中非常常见。考虑到有双钱结纹案的实物已经可以上溯到比商代还早的良渚文化晚期，我们可以确认，双钱结与双龙穿璧结构无关：它们是两种完全独立的纹案。

中国的传统编结技法在1949年以后一度衰微。“中国结”这个名称是台湾学人提出的。1981年台湾汉声出版公司推出了陈夏生主编的《中国结》，在东南亚和欧洲引起轰动。中国结由此得以复生并广为人知。中国结在大陆复兴流行是1997年以后的事。编制中国结的化纤绳材在今天批发市场的俗名仍然是“台湾玉绳”。近年有河北某师范大学女工李平，利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不便，诈骗说中国结的名称是由她“复活”并宣传到全世界的。李平名下的作品几乎全部剽窃自陈夏生编写的图书。

中国结表达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中国结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中的编结技法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中国结的结构复杂紧密，不易松散开；大多数中国结的形状都左右对称，正反面对称；多种基本结的编法可以相互组合，使中国结具有了非常强的变化性和装饰性。日本、韩国的编结法都和中国结同源，都是由中国传去的。

中国结最核心的标志是盘长结。（比如，中国联通的商标就是一个简化了的盘长结。）盘长结比双钱结更复杂，代表了中国编结技法中最高的难度。最近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和安徽都发现了汉代的“盘长结”结构文物，具体文字材料目前还没有发表。当然，编制盘长结的技术很可能是在比汉代还要早得多的商代就成熟了。

中国古代文物中反映出的编结结构发展序列还有待于梳理。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资料仍然很原始，大家可以参看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出版的History and Science of Knots、陈夏生著《中国结的经纬》以及台湾汉声出版的三巨册《中国结》。

13-12　如意云头锦鞋　唐代　长29.7厘米、宽8.3厘米（单只）　1973年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二二四号墓出土

这双鞋在唐代也是非常奢侈的。鞋头翘起内卷成如意云头，鞋面采用的是黄色地织蓝宝相花纹锦。不论从形制还是制作材料，我们都可以判断出这双锦鞋是当时高昌国贵族的穿着。

新疆阿斯塔那地区是唐代高昌故国。唐代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上说，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求取佛经的过程中曾路过高昌国。高昌国王麴文泰（麴，读qū）想强留玄奘做高昌国的国师。玄奘推辞不成，绝食相抗。麴文泰被玄奘法师打动，终于同意放行，并与玄奘在佛前和麴文泰母亲前结定因缘，约为兄弟。在高昌国为玄奘准备行装和通关文书的日子里，高昌国王日日召集后宫眷属和统帅大臣听玄奘宣讲《仁王般若经》。麴文泰每天亲自执香炉迎引玄奘。到玄奘法师“升法座”（登上讲台）的时候，麴文泰就会跪下，请玄奘踩着自己的背登上座位。这是西域非常崇高的礼节。可以想象，当年高昌国听玄奘法师讲《仁王般若经》的文臣武将中，又有多少人会穿着这样一双精美、昂贵的鞋。

《西游记》里说，唐僧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御弟”（结拜兄弟）。而历史上真正的情况是，玄奘去西天取经，并未得到李世民的批准。玄奘西行实际上是“叛逃”出境。玄奘和李世民也根本没有拜把子的事情。要说“御弟”，玄奘是麴文泰的御弟倒是真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