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宋朝已有城市公园？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几乎都认为中国在晚清近代化之前，是没有城市公园的，公园属于西洋文明传进来的近代城市装置。如雷颐先生说：“举世皆知，中国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现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公园’，是百年前在近代西学东渐影响下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公园首先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的租界，由租界当局用中外商人税款创办，中国人译名为‘公家花园’，几十年后留日学生增多，才从日本引进、最后确定名为‘公园’。”

张鸣先生也说：“中国古代，没有公园，但私家园林却不少。最大的私家花园，一般都属于皇家。权贵和富豪，也有自己的园子，有的还相当精致。建一所公园，对公众开放，在上海，自1868年英租界的黄浦公园始。”

张鸣先生所说的“黄浦公园”，即雷颐先生说的上海“公家花园”，其实就是后来闹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传言的外滩公园。查该园1885年的游览规则，确实有“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的条款，可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流言也非全然空穴来风。

且不论将这个限制华人游园的“公家花园”界定为中国的首家公园是否合适，不妨来讨论一个问题：在洋人建造上海公家花园之前，传统中国社会真的不存在公园建制吗？

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议，我们还是需要先对“公园”下一个明晰的定义。我们认为，公园是指“由政府规划、出资建造并管理，有一定的游憩设施，供公众游览、休憩、娱乐的城市公共区域”。如果对这个定义没有异议，那么接下来，我们便按照这一界定来验证传统中国到底有没有公园。

让我们跳过晚清时段，将目光聚集到宋代中国。我们有足够多的图文史料与研究成果可以证实：宋代已出现了成熟的城市公园建制。宋人将这类城市公园称为“郡圃”“州园”，有时候也叫作“公园”。北宋诗人吕陶写过一组诗，题目叫作《寄题洋川与可学士公园十七首》，这里的“公园”，指洋川郡圃。“公园”的概念说不定就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

郡圃，当然由州郡政府规划、出资建造并管理，一般修建在州郡衙署附近，所以一些学者也称其为“衙署园林”（不过这个命名有误导性，让人以为郡圃是地方官员私享的禁地）。如果你去翻看宋代留下来的地方志，不难检索到许多关于郡圃的记录，通常与官廨、学校、仓库场务等城市公共设施放在同一卷。

有的方志还绘有郡圃的插图，如《景定建康志》中就附有南宋建康府（南京）郡圃“青溪园”的木刻版画，研究者根据图像与文献史料，可以将这处郡圃的建筑、构造复原出来。明代的《闽都记》收录了一幅宋代福州城池图，上面也绘有福州郡圃——“春台馆”与“瓯冶池”（剑池），图像显示，春台馆、瓯冶池位于福州衙署左右，是从湖池发展起来的园林。

从青溪园、春台馆、瓯冶池的图像资料，我们也可以看出，郡圃都建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必要的游憩设施，是景色宜人的游览胜地。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游览胜地对公众、市民开放吗？地方官府建造这么一个园林，目的为何？是为了私享山水美景，还是供百姓游览、休憩、娱乐？

清嘉庆六年刊本《景定建康志》中的“青溪园”；

《闽都记》宋福州城池图中的春台馆、瓯冶池。图片转自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闽都记》，海风出版社，2001

宋诗中的郡圃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诗中出现的郡圃。许多宋朝诗人都将郡圃写入了他们的诗歌作品，除了描述郡圃景色、讲述游园感受之外，不少诗句还向我们透露了宋代郡圃对公众开放的线索。

北宋张耒的《醉郡圃》一诗写道：“游人酒客兴未足，举首白日西南斜。”显然诗人笔下的郡圃是有“游人酒客”前来游玩的。

南宋杨万里的《郡圃晓步因登披仙阁》则说：“百五佳时更绝晨，园丁犹未放游人。”这里的“犹未放游人”，当然不是说郡圃禁止游人入内，而是说开园的时间未到。看来此处郡圃是定期开放的。在诗人另一首诗《问涂有日戏题郡圃》中，郡圃就开放了：“今年郡圃放游人，懊恼游人作挞春。”

南宋汪莘的《题新安郡圃驻屐亭》提到：“愿君与国为柱石，长使邦人歌驻屐。”新安（即徽州）的郡圃应该也是向“邦人”（州郡居民）开放的。陈岘的《郡圃依绿亭》亦说：“待与邦人同醉乐，一樽何惜少徘徊。”此处郡圃无疑也开放给“邦人”游玩。

北宋苏颂的《寒食后一日作和林秀才》：“宫花铺绣浅深红，蜀柳垂丝千万缕。都人士女趁时节，郡圃山樊乐樽俎。”戴复古的《郡圃寒食》：“与民同乐一开园，佳节何曾禁得烟。拍岸绿波浮舴艋，翻空红袖打秋千。”描述的都是“都人士女”在寒食节后游览郡圃的情景。

南宋曹冠的小词《夏初临·婺州郡圃》则以华丽的句子描绘了士女赏游婺州郡圃的醉人画面：“水榭风台，竹轩梅径，双溪新创名园。极目遐观，碧岑敛散瑶烟。柳塘风皱清涟。烂红云、花岛争妍。艳妆佳丽，相携笑歌，学弄秋千。”

辛弃疾也有一首小词，叫《木兰花慢·题上饶郡圃翠微楼》，从词中“近来堪入画图看，父老愿公欢”的句子看，上饶郡圃也是纵人游览的。

陆游有一首诗写道：“老子何曾惯市尘，今朝也复入城闉。太平有象人人醉，造物无私处处春。九陌莺花娱病眼，一竿风月属闲身。不缘兴尽回桡早，要就湖波照角巾。”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开放郡圃的信息，但我们看看诗的题目《入城至郡圃及诸家园亭游人甚盛》，便一目了然。

北宋蔡襄的诗《开州园纵民游乐二首》，南宋程公许的诗《清明日郡圃游观者如织，余以赵园之约至夕乃还》，也是不用读诗句，光看题目，便能知道诗人所咏郡圃均为对公众开放。

另外，从宋元人的笔记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明确记录郡圃开放给游人游玩的信息。曾敏行《独醒杂志》载，成都合江园“前后植梅极多。故事，腊月赏燕其中。管界巡检营其侧，花时日以报府，至开及五分，府坐领监司来燕，游人亦竞集”。合江园是成都郡圃，花季开园，任人游赏。

张礼《游城南记》载：“乐游原亦曰园，在曲江之北，即秦宜春苑也，汉宣帝起乐游庙，因以为名。在唐京城内，每岁晦曰上巳重九，士女咸此登赏祓禊。”乐游原是长安郡圃，每年的上巳节与重九节，都有士女来此登高。

范成大《吴船录》载：“十里，至蜀州。郡圃内西湖极广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系缆古木修竹间，景物甚野，为西州胜处。”蜀州郡圃叫罨画池，现在是四川崇州市的公园与文化古迹，但人们未必知道宋时罨画池已经是“游宴繁盛”的城市公园了。

《西湖清趣图》上的园林与游人

传世的宋代画作能不能找到市民游园的图像呢？以园林为题材的宋代绘画并不少见，如传为唐代李思训所绘、实为宋人作品的《悬圃春深图》、张先《十咏图》、马麟的《秉烛夜游图》、南宋佚名《湖亭游览图》等，但描绘市民游览公共园林之热闹场景的作品，却有如凤毛麟角。不过，我们还是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西湖清趣图》找到了南宋时期杭州市民游赏西湖园林的画面。

西湖既是美景天成的自然景观，亦是宋政府有意识营造的公园，杭州政府先后拨款在西湖景区兴建了湖堤、桥梁、码头、亭台、楼阁、寺院宫观等公共设施，并每年出资修葺，目的就是方便市民游览。《梦粱录》载，每年元宵节收灯之后，临安府“例于点检酒所开支关会二十万贯，委官属差吏雇唤工作，修葺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馆、园圃、桥道，油饰装画一新，栽种百花，映掩湖光景色，以便都人游玩”。

方志中的宋代郡圃

地方志对宋代郡圃的记述，更是确凿无误地显示了郡圃的开放性与公共性。研究中国园林史的重庆大学毛华松先生，曾从浩如烟海的宋朝方志中检索出大量史料，证实宋代郡圃或定期向公众开放，或完全开放。 下面引述的方志记载，参考了毛先生的研究成果：

广州郡圃——元老壮猷之堂：“郡东西圃旧亭池，率荒芜不治。（今南宋）淳祐壬寅，经略方宝学大琮政余，始命刬治芜秽，旧者新之，堙没者出之。西建‘元老壮猷’之堂。……岁遇节，纵民乐之。”

明州郡圃——众乐亭：“总桥三十丈，桥之东西有廊，总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众乐，其深广几十丈，其前后有庑，其左右有室，而又环亭以为岛屿，植苍木，于是遂为州人胜赏之地。方春夏时，士女相属，鼓歌无虚日。”

永嘉郡圃——众乐园：“纵横一里，中有大池塘，亭榭棋布，花木汇列。宋时，每岁二月开园设酤，尽春而罢。”

绍兴郡圃——西园：“邦人无小大得恣乐其中。二月二日始开西园，纵郡人游观，谓之‘开龙口’，府帅领客观竞渡。”

绍兴郡圃——赐荣园：“春欲尽数日，游者益众。千秋观前一曲亭（即赐荣园），亦竞渡不减西园，至立夏日止。”

吴兴郡圃：“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竞出游赏，亦四方风土所同也。”

平江府郡圃：“承平时，每岁首饰诸亭，纵民游玩，以示同乐。”

前面我们提到的建康府郡圃——青溪园，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园：南宋开庆年间，知建康府马光祖浚通青溪，“建先贤祠及诸亭馆于其上，筑堤飞桥以便往来，游人泛舟其间，自早入暮，乐而忘返”。

福州的春台馆、瓯冶池，也都是开放性郡圃。瓯冶池“其迹最古，且爱其平阔清泚。又池之南陇阜盘迂，乔林古木，沧洲野色，郁然城堞之下。于是亭阁其上，而浮以画舫。可燕可游。亭之北跨濠而梁，以通新道。既而，州人士女，朝夕不绝，遂为胜概”，是全年开放的公园。春台馆则是定期开放的公园：“州园在牙门之西，所谓春台馆是也。岁二月启钥，纵民游赏，常阅一月，与民同乐也。”

当然，相对于宋代三百多个州郡的数目，我们搜罗到的方志记载，无异于九牛一毛，无法证明开放性郡圃在宋朝的普遍性，只能作为个案，说明至少有一部分郡圃是对公众开放的。

不过，我们确知一点：宋代是修建郡圃的鼎盛期，不管宋朝之前，还是宋朝之后的地方政府，都未能像宋代士大夫那样投入极大的热情建造郡圃。北宋名相韩琦说：“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

南宋《嘉泰吴兴志》亦称：“郡有苑囿，所以为郡侯燕衎、邦人游息之地也。士大夫从官，自公鞅掌之余，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竞出游赏，亦四方风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与民同乐。囿为亭观，又欲使燕者款、行者憩也。”当时不但大都市（州郡）普遍建有郡圃，一些小城市（县城）也跟风营造苑圃。而这些苑圃，通常都是作为“邦人游息之地”，供官民“通四时之乐”。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宋代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城市公园建制，地方政府自觉地将建造公园列入城市公共设施建设规划。不仅仅是个别繁华大都市修建了公园，大多数城市都有苑圃之类的公共设施。

相州康乐园与成都西园

宋代园林以东南为盛，但即便在北方的相州（今河北省临漳县），也有郡圃——康乐园。康乐园为韩琦所修，据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韩魏公以武康之节归，典乡郡，因辟牙城作甲仗库，以备不虞，遂大修亭池，名曰康乐园，取斯民共乐康时之义，故云。魏公自为记，书而刻诸昼锦堂上。园中旧有七堂，曰：昼锦、燕申、自公、荣归、忘机、大悲、凉堂。又有八亭，曰：御书、红芳、求己、迎合、狎鸥、观鱼、曲水、广春。又有休逸、飞仙二亭”。

康乐园中的昼锦堂建成后，韩琦请欧阳修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这篇堂记被时人誉为“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在文学史上名气极大，历代书法家如蔡襄、米芾、赵孟 ，都以书写《相州昼锦堂记》为尚；相传宋末元初的钱选、赵孟 ，明代的文徵明、陈淳、仇英等多位画家，都曾以昼锦堂为题绘制图轴、图卷，其中最著名者，也许是吉林省博物馆收藏的晚明董其昌《昼锦堂图》，以致“昼锦堂”的名头压过了“康乐园”。

传钱选《昼锦堂图卷》局部，未知收藏者；

传赵孟 《昼锦堂图卷》局部，未知收藏者

实际上昼锦堂不过是康乐园的一处建筑。对于相州的居民来说，康乐园无疑更加重要，因为韩琦修建康乐园，初衷即是为相州的士庶提供一个共享康乐的公园。这也是他将相州郡圃命名为“康乐”的原因。郡圃竣工后，韩琦写了一篇《相州新修园池记》，说道：“南北二园（北园即康乐园），皆植名花杂果、松柏杨柳所宜之木，几数千株。既成而遇寒食节，州之士女无老幼，皆摩肩蹑武，来游吾园。或遇乐而留，或择胜而饮，叹赏歌呼，至徘徊忘归。”看着相州市民“摩肩蹑武”前来游园，韩琦很是欣喜。

可惜这种“州之士女无老幼，皆摩肩蹑武，来游吾园”的盛况，未能为绘制《昼锦堂图》的画家所注意。传为元初钱选与赵孟 绘画的《昼锦堂图卷》，毕竟还画出了康乐园外的宾客车马（但也不是“来游吾园”的普通州民），明代画家却将《昼锦堂图》绘成山水画，董其昌笔下的昼锦堂，更是完全没有城市公园的模样，更像是文人归隐的山林。这里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明代画家对士庶游园的世俗景象不感兴趣，也许是宋代之后人们已经不了解郡圃的开放性。

传文徵明《昼锦堂图》局部，未知收藏者

传陈淳《昼锦堂卷》局部，未知收藏者；

董其昌《昼锦堂图》局部

在宋代众多郡圃中，成都的西园也值得细加介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娱乐精神的城市公园。元人《岁华纪丽谱》载，西园“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换言之，成都西园在开放期间，园内有酒垆花市、茶房食肆，有文娱表演，以娱游人。

庄绰《鸡肋编》的记述更为详细：“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塾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西园不但定期开放，而且开园首日，酒坊会在园中举办“相声大赛”，评委是游园的观众，凡能将全场观众逗得哄堂大笑的艺人，可得一枚青红小旗。一天下来，哪位艺人得到的小旗最多，即为最佳艺人。

这样的郡圃，如果不能说是“公园”，那还有什么可以称为“公园”呢？

“与民同乐”的时代精神

那么，为什么宋代会成为郡圃建设的鼎盛期？为什么宋朝地方政府热衷于将郡圃辟为供公众游乐的公园？

这背后，我相信是一种“与民同乐”的时代精神在推动。“与民同乐”之说，出自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孟子认为，君主当与天下百姓共享欢乐。因此，文王建造灵台、灵沼，非为私享，而是打造成公共园林。宋代以“回向三代”为志，于是“与民同乐”的共享精神，从经典的记载复活过来，成为强劲的时代思潮。

我们现在去看宋人修建郡圃的“园记”（宋朝士大夫建造郡圃，往往都会自己或请人撰写一篇园记，阐明造园的初衷），便会发现，主持工程的地方官员总是一遍遍强调：之所以要建造这个郡圃，并不是我个人贪图享乐，而是为了让人民共享岁月之静好、太平之逸乐啊。

韩琦修建定州众春园，是希望“良辰佳节，太守得与吏民同一日之适，游览其间，以通乎圣时无事之乐” 。

程节建静江府八桂堂，也是为与民同乐，“公（堂记作者对程节的尊称）之辟圃也，敞靡通途，无隔塞之禁，而不忍擅一身之私，此后同其乐也。惟忧乐与斯人共之，是为公所以建八桂之意欤” 。

刘敞建东平府乐郊池亭，是因为“郓，故有负城之园，其废盖久，士大夫无所于游，四方之宾客贤者，无所于观，吏民无所于乐”，因此才“据旧造新，筑之，凿之，扩之，营之，辟之，有堂、有台、有池、有榭、有坞、有亭、有馆、有南北门堂。所以与上下同乐者也” 。

施正臣、许子春、马仲涂三人修真州东园，也是考虑到“真，天下之冲也。四方之宾客往来者，吾与之共乐于此，岂独私吾三人者哉？”

平阳府建造郡圃南池，亦为让“小人（指平民百姓）则曰，今而后农工之隙，吾得而游晏，佳哉吾守之有惠也” 。

潮州修筑西湖山郡圃，则是知州林山票“登州治之金山，从容眺望，西挹其秀而得佳趣，不能知秘，思与邦人同其乐”，故而“堑者夷之，翳者剔之，崎岖者砌而级之，植以松竹，杂以花卉，复筑三亭，以便游憩” 。

可是，宋亡之后，“与民同乐”的公共治理精神不再被强调，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甚至对宋代盛行的“与民同乐”风气很不以为然，如王夫之认为，宋人广修郡圃，“计其供张尊俎之费，取给于公帑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而狱讼征徭，且无暇以修职守；导吏民以相习于逸豫，不忧风俗之日偷，宜其为治道之蠹也滋甚” 。

与此同时，关于开放郡圃以便市民冶游的记载越来越少见，地方政府不再有兴趣营造郡圃，甚至许多旧宋的公共园林也随着新时代的来临而丧失了开放性。比如宋时的潮州西湖山，“阖郡之人，以恬以嬉，相与具盘飧，罗樽垒，以穷登览之胜。饮者酡颜，歌者呕哑，舞者抃跃。朝而往，夕而归” 。但在明初洪武年间，潮州重筑城墙，将西湖山与市区隔离开来，致使西湖山的公园功能迅速衰退，沦为官员公余憩息的封闭空间。

到晚清时，人们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与民同乐”的公园传统，端方等五大臣率团出洋考察，第一次看到西方的城市居然普遍设立公园，不由感慨万端：“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反观“中国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实羞之” 。

当时还有人认为：“我国因四千年专制政治之原因，民治思想不发达，故娱乐之组织，徒知一己之私，鲜有顾及公众之幸福。为民众公共娱乐之公园，绝未所闻。” 面对西方先进的器物、制度，晚清的文人普遍产生了深切的文化自卑。这也为后来爆发的全盘反传统运动埋下伏笔。

今天的晚清近代史研究者宁愿将限制华人游园的外滩公园认定为中国第一个城市公园，也不愿意相信宋代郡圃就是城市公园，这也许反映了一种百年来一直盘踞于知识分子意识中的历史观：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才可能发生被动性的近代化转型，包括建立城市公园制度。

然而，我们考究国史演进脉络，会发现近代化并不是外来的他者，向近代迈进（包括城市公园的出现）的动力其实内在于我们的传统之中。种种迹象显示：宋代已出现了近代化转型，许多海外汉学家都相信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

只不过，由于后来元明清三朝的统治者昧于历史大势，未能接续宋朝文明，导致宋代开启的近代化进程又中止了。

宋代有没有动物园？

晚清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游历欧洲时，西洋人建设的城市动物园也引起他们的注意：“各国又有名动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鸟兽鱼鳖之属，奇形诡状，并育兼收，乃至狮虎之伦，鲸鳄之族，亦复在园在沼，共见共闻，不图多识其名，且能徐驯其性。德国则置诸城市，为娱乐之区，奥国则阑入禁中，一听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导民者也。”回国后，端方等人上奏朝廷：“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院，曰万牲园，曰公园。”建议清政府建造城市公园、动物园，奏章所说的“万牲园”，即动物园。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京师万牲园建成，对外开放，展出动物计有四十多种。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认为，晚清万牲园是中国的第一个公共动物园。然而，研究宋代城市史的朋友会发现，其实早在北宋，中国已出现了动物园。

北宋皇家林苑“玉津园”就是一个动物园，当时番邦诸国进贡的珍禽异兽，都豢养于玉津园，大中祥符五年（1012）四月，宋真宗“诏以诸国所贡狮子、驯象、奇兽列于外苑，谕群臣就苑中游宴” ，外苑即玉津园。

养于玉津园的动物有天竺狻猊（狮子）、驺虞（老虎）、神羊（廌鹿）、灵犀、麒麟（印度犀牛）、交趾驯象、犎牛、独峰驼、白驼、孔雀、白鹇，等等，其中大象就有46头之多。宋人杨侃的《皇畿赋》这么描述玉津园里的珍禽异兽：“别有景象仙岛，园名玉津。珍果献夏，奇花进春，百亭千榭，林间水滨。珍禽贡兮何方？怪兽来兮何乡？郊薮既乐，山林是忘，则有麒麟含仁，驺虞知义，神羊一角之祥，灵犀三蹄之瑞；狻猊来于天竺，驯象贡于交趾；孔雀翡翠，白鹇素雉，怀笼暮归，呼侣晓去。何毛羽之多奇，罄竹素而莫纪也！”

但我们说玉津园是一个动物园，并不是因为这里养了许多动物，建造园苑豢养动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比如隋炀帝建洛阳西苑，“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苑成，“草木鸟兽繁息茂盛，桃蹊李径翠荫交合，金猿青鹿动辄成群” 。但隋朝西苑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动物园。动物园的特征在于开放性与公共性，换言之，动物园的动物是允许公众观赏的。

那么宋代玉津园是不是纵人游赏呢？宋真宗曾“谕群臣就苑中游宴”，显然，士大夫可以在园中游赏宴乐；更重要的是，每年三四月份，玉津园也对市民开放。洪迈《夷坚志》提供了一个例证：宋徽宗大观年间，“宿州士人钱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试，因休暇出游玉津园，遇道士三辈来揖谈，眉宇修耸，语论清婉可听，顷之辞去”。可见在开放期间，一般士庶是可以进入玉津园浏览的。明人李濂编撰《汴京遗迹志》，说：“梁园，芳林园，玉津园、下松园，药朵园，养种园，一丈佛园，马季良园，景初园，奉灵园，灵禧园，同乐园，以上诸园，皆宋时都人游赏之所。”对市民开放的北宋皇家园林名单中，便有玉津园。

玉津园饲养的大象，每年四月份会送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养象所放牧，九月再送回玉津园。应天府养象所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动物园，市民可入内观看大象表演，不过需要支付门票钱。宋神宗年间，前来中国游历的日本僧人成寻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参观应天府养象所的经过：

到象厩，一屋有三头，东一屋有四头象。先见三头象，有饲象人教象，有外国儒等来见可拜，第一象屈后二足，垂头拜踞，次教可称诺由，即出气、出声了，……师（指驯象师）与钱五十文了。望第二象所了，师又乞钱，五文与了，拜诺同前，高一丈，长一丈三尺，有牙。次至第三象所，高长同第一象，拜诺同前，与钱同前，三象皆男象也。至四头屋，……第一象拜诺，与钱同前，女象也。……第二象无女象牙，拜诺，与钱如前。第三象，牡象也，高一丈三尺，长一丈七尺许，屈四足拜诺，声极高，人々大惊，三声出之，与钱同前。第四象，牡象也。与钱五文，后象师从牙登顶上，举牙，令登人，是希有事也。

成寻和尚参观了四间象屋，每间象屋有大象三四头，门票每屋五文钱至五十文钱不等，交钱后，游客可以观赏大象作拜诺动作的精彩表演。

宋代驯象表演的生动场面，我们今天可以从一幅传为宋人作品的《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从图中建筑形制看，当为明清时人的仿作。收藏者未详）领略一二。

《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

每遇皇帝南郊祭天之年，冬至前夕，东京宣德门广场上都会有“预教车象”的演习：“象七头，前列朱旗数十面”；驯象人“手执短柄铜锣尖其刃，象有不驯击之”；在驯象人的指令下，大象“至宣徳楼前，团转行步数遭成列，使之面北而拜，亦能唱喏”。驯象演习之时，宣德门广场周遭都是围观表演的观众，“诸戚里、宗室、贵族之家，勾呼就私第观看，赠之银彩无虚日，御街游人嬉集，观者如织” 。

可以说，生活在东京的北宋人，对于大象这样的稀罕动物，其实并不陌生。曾有一名杭州女子，随夫君寓居东京，某日出游时，恰好碰见宣德门前的驯象演习，她平生第一次看到大象，“大骇，归告其夫曰：‘异哉左丞，我侬今日过大内前，安得有此大鼻驴耶！’人传以为笑” ，被京城人笑话了好一阵子。

进而言之，宋朝京城人对于城市动物园，也是不陌生的。只不过后世再无公共性质的动物园，以致晚清官员只有出洋考察了一回，才知道原来世上有动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