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宋朝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

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城市景观与城市制度，比如临街开设的商铺、繁华喧闹的街市、彻夜不打烊的酒家、丰富的城市夜生活、供公众游乐的城市公园、服务于市民的城市“夜总会”，并非自古皆然，对生活在宋朝之前的人们来说，这些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经过“唐宋变革”之后，才形成了这一富有近代色彩的城市形态。因此，一些海外的汉学家（比如美国学者施坚雅先生）相信，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

“革命”意味着一种非常深刻的历史性变迁。要理解海外汉学家为什么使用“城市革命”这样郑重其事的概念，我们需要先来了解宋代之前的城市形态。

唐代的坊市与夜禁

我们以唐代城市为例。大唐盛世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呢？

北宋学者吕大防在“知永兴军府事”时，曾绘制过一幅《长安图》（宋之永兴军，即唐之长安），并勒刻于石碑。可惜《长安图》及碑刻后来在宋元战火中毁佚，只留下一些残缺的拓片。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利用传世的拓片，做了《长安图》复原。虽然未能尽复《长安图》全貌，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大略窥见唐时长安城的城市格局。

20世纪80年代，台湾曾出版了一套由程光裕与徐圣谟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书中收录有一幅《唐代长安图》，更是清晰地展示了大唐长安城的城市面貌。

平冈武夫复原之吕大防《长安图》。转引自王宁《宋吕大防〈长安图〉及后世复原图研究》

唐代长安图。转引自程光裕、徐圣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下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整个长安城非常方正、规整，街道笔直如削，以直角交错，将城廓分割成格子一样的“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所有的坊、市、道路、街巷、城墙均呈左右对称。整个城市格局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棋盘，白居易的诗歌形容长安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确实很传神。显然，若不是政府保持着有效的严格管制，那么一个城市不可能一直维持着这么整齐划一的格局。

事实上，在唐代长安城这个“大棋盘”中，确实隐藏着一套中世纪式的城市制度：坊与市相分离，坊是封闭的空间，外面有坊墙包围，坊内没有商铺、市场、酒楼，居民想买东西必须到东、西二市。市也是一个封闭空间，也有高墙包围，并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散市后即关闭市门。甚至市中百货的价格，也由政府委任的市令决定。这一套城市制度，便是“坊市制”。

在坊市制下，居民的购物无疑是非常不便的，因此到了中晚唐时候，长安的许多坊内其实都出现了商铺，比如大历十四年（780），有不少官员（可以将他们理解为具有特权的居民）干脆在“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但这种冲击坊市制的做法，显然不受唐政府的欢迎，朝廷诏令“并宜禁断，仍委御史台及京兆尹纠察” 。

与“坊市制”相配套的还有另一项城市制度：“夜禁制”。按唐代立法，唐政府在城内各主干道设置街鼓，入夜敲鼓，宣告夜禁开始：“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次日早晨，“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负责按时启闭坊门的坊正、市令，如果“非时开闭坊、市门”，要受“徒二年”的处罚。

居民在夜禁时间内上街溜达，即为“犯夜”，如果被巡夜的卫士逮住，要打屁股：“诸犯夜者，笞二十。”（当然，如果遇上公私急事，比如患了急病，还是允许申请打开坊门出外求医的） 于是，入夜的长安城，如同唐朝一首“鬼诗”所描述：“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唯元宵节三天不禁夜，《西都杂记》载：“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

进而言之，在唐代城市中，政府不但对城市的建筑功能做出严格的规划，还将居民的生活日程表纳入政府管控之内，居民活动的物理空间与时间均受到限制。我觉得，一个现代人如果穿越到大唐盛世，恐怕是适应不了那时的生活的。

入宋，坊墙倒塌

但是呢，如果你穿越到宋代的城市，就会发现，宋人的城市生活其实跟现代人差不多。让我们先鸟瞰一下宋都开封，看看与唐时长安相比，宋代的城市形态发生了什么明显的变化。

北宋开封城显然已不如唐代长安城工整，不但城墙修得有些歪曲（这是宋政府修建城墙时迁就民居的结果）；城内的街道亦不再一味追求又平又直，斜街、斜巷可见，沿着穿城而过的汴河，自发形成了一条斜斜的临河大街；一格一格封闭起来的坊市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四通八达的开放性街道。

北宋开封府图。转引自程光裕、徐圣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下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如果我们将镜头拉近——感谢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在时光流逝了一千年之后仍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北宋开封的街市——还会发现，宋代的城市街道已经跟现代城市没什么两样：从前的坊墙全然不见踪影；临街的建筑物均墙体敞开，成为开门迎客的商店、酒店、饭店、客店；商家挂出的广告招牌琳琅满目；街边还摆满各种做小生意的流动摊位；民居住宅则密集地分布在商铺建筑的后面。恰如《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城内十字街口：左上方是一个卖小吃的流动摊位、一间招牌为“刘家上色沉檀楝香”的香药铺；右上方是一个说书摊位、一间羊肉铺、一个小吃摊、一个鲜花摊、一家豪华大酒店“孙羊正店”；右下方是一家叫作“久住王员外家”的旅店、一个销售“香饮子”（饮料）的小摊；左下方是一家“解库”（类似于当铺）。这样的城市景象，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街市”形态。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东京城内一处繁华的十字街口

也就是说，在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的那个时代，坊市制已经完全瓦解了。只要你在街边有一间房子，便可以拆掉墙体，自由开店，销售任何政府管制品之外的合法商品。政府只向你收取商税，不会干涉你的经商自由。

那么唐朝留下来的坊市制到底是什么时候被突破的呢？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但可以肯定，市民自发的“侵街”行为构成了对坊市制的冲击与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在中晚唐的城市已经零零星星地出现，只不过，很快就被唐政府制止，如唐代宗大历二年（767），朝廷下诏：“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又有诏令：“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 大唐政府不会允许坊墙有缺损，坊市制受破坏。但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政府丧失了对社会的控制力，相信许多城市的坊墙都被推倒了。

入宋之后，开封城内可能不复有坊墙，至少很多街段的坊墙已经倒塌，不再修复。失去了坊墙的阻挡，居民自行扩修建筑物，侵街现象非常严重。我想，开封的城市当局应该很希望恢复长安旧制吧，毕竟比起井然有序的坊市结构，喧闹的街市显得太杂乱无章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宋廷“诏参知政事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 。这个“雍洛之制”便是指唐代洛阳城的坊市制。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朝廷又任命谢德权拆除汴京的侵街建筑物，谢德权以霹雳手段拆迁后，上书建议置立“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 。这个“禁鼓昏晓”乃是唐代坊市制的配套制度，入夜街鼓击响，便是向市民发出警告：坊门马上就要关闭，请速速回家。

然而，在坊市制趋于解体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梦想“皆复长安旧制”的“复古”终究要被喷发出来的市民与商业力量所抛弃。成书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前后的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称：“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二纪”为二十四年，由此可推算出，至迟在1050年左右，即宋仁宗皇祐年间，开封的街鼓制度已被官方彻底废除。既然坊墙已经倒塌，坊市制已然瓦解，“禁鼓昏晓”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城楼内，竖着一面皮鼓，大概便是街鼓吧，但旁边并无一人守鼓。这个画面，我们不妨看作是宋代街鼓名存实亡的象征。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城楼内有疑似街鼓的设备

到了陆游生活的时代（12世纪后期），宋朝的年轻人已完全不知道唐代的街鼓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 就如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也多不明白“生产队”“挣工分”是怎么回事吧。

夜禁制度的松懈

那么，与坊市制密切相关的夜禁制度在入宋后是不是也随之消失了呢？

一些研究者认为，宋代已完全取消了夜禁，如李国文先生说，“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 。日本汉学家加藤繁也根据北宋中期街鼓废弛的情况，推断至迟在宋仁宗朝，宵禁已经取消。

不过，另一些研究者却相信，北宋的开封还保留着夜禁之制。如研究宋代城市史的刘涤宇与李合群先生均提出，至迟在宋神宗朝，北宋开封的夜禁还未取消，例证是《东轩笔录》记载的一则故事，一位叫作许将的官员二更后租马回家，“驭者惧逼夜禁，急鞭马跃”，导致许将坠马摔伤。 日本的汉学家久保田和男甚至认为，“即使到北宋末期，……此时尚存在夜禁，不管有无街鼓，夜禁照常进行” 。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证的，宋朝初年，宋政府发布了政令申明缩短夜禁时间：宋太祖乾德三年（965），诏“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 。我们知道，唐朝的夜禁时间是从“昼漏尽”，击鼓六百下之后开始（即一入夜就开始禁行人），至次日“五更三筹”结束，换算成现在的时间单位，大约从晚上7点至第二天早晨4点为夜禁时段。宋初将夜禁的起始点推后到“三鼓”，约夜晚11点。那宋初的夜禁时间又结束于何时呢？从天禧元年（1017）东京的官营卖炭场“以五鼓开场”可推知，开封的夜禁结束于五更，即凌晨3点左右。换言之，唐代的夜禁时间为9个小时，北宋初的夜禁时间只有4个小时。

实际上，自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即使夜禁制度仍然保留，也已经松弛下来，甚至可能名存实亡。我们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与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述，开封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杭州的夜市，“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通宵不绝”“通宵买卖，交晓不绝”“金吾不禁”的信息均显示，在孟元老与吴自牧生活的时代，城市夜禁的古老制度已被突破了。

夜禁制的松弛，或者说废弃，促使宋代的城市出现繁华的夜市，城市居民开始获得丰富的夜生活。其实晚唐时已有星火一般的夜市，但夜市无法跟夜禁制度兼容，所以唐文宗开成五年（840），朝廷颁下敕令：“京夜市，宜令禁断。” 而在宋初，宋太祖则“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 。所以宋代开封的夜晚，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瓦舍勾栏，酒楼茶坊，笙歌不停，通宵达旦。“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东京马行街的夜市尤其繁华：“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京师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更鼓罢，故永绝蚊蚋。” 彻夜燃烧的烛油，熏得整条街巷连蚊子都不见一只。

市井间喧哗、热闹的夜生活，甚至将豪华的皇宫衬托得冷冷清清。某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基于市民夜生活的需求，宋代的城市开始出现了街灯、桥灯、路灯等公共照明，以方便夜行之人走路。我们检索宋诗宋词，便可以找到不少描述街灯与桥灯的诗句，如杨万里诗《迓使客夜归》：“去时岸树日犹明，归到州桥月已升。水与天争一轮玉，市声人语两街灯。”释仲殊词《忆江南》：“南北岸，花市管弦声。邀客上楼双榼酒，舣舟清夜两街灯，直上月亭亭。”晁补之诗《喜文潜自淮南归招饮西冈呈坐客》：“保康桥头灯照夜，我马鸣嘶向君马。”刘子翚诗《汴堤》：“转尽柳堤三百曲，夜桥灯火看扬州。”苏轼诗《赠孙莘老》：“夜桥灯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陆游诗《宿武连县驿》：“野店风霜俶装早，县桥灯火下程迟。”文天祥诗《夜归》：“市桥灯火未阑珊，一簇人家树影间。”

宋代的画家当然也会将他们观察到的夜生活描绘于笔端，如北宋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画的就是东京城内“自安业界北头向东，至潘楼竹木市尽存，状其浩穰之所，至为精备” 。可惜此图已经佚失。不过有一幅传世的宋人佚名《乞巧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描绘七夕女子乞巧的情景，显示了宋人七夕不眠之夜的热闹气氛。

宋佚名《乞巧图》

我曾在拙著《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中说：“如果比较古代与近代生活的区别，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对黑夜的开发。寻常市民在夜晚不再待在家里睡觉，而是开始丰富的夜生活，这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发生在宋代的坊市制解体与夜禁制松弛，确实堪称一场“城市革命”。

最后，如果我们略加考察后面元明清时期的城市制度演变，相信还会觉得宋朝政府对于城市近代化趋势的顺应实在难能可贵——这是一个不企图严厉控制市民生活的政府才会表现出来的治理智慧，恰如宋仁宗所言：“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而在元明清时期，城市当局对于不加控制的市民生活已显得很不放心，不但恢复了夜禁制度，而且变相建立了坊墙，那就是安装在城市街巷口的“栅栏”。

（具体评述，参见本书《〈清明上河图〉告诉你：宋朝城市比明清城市更开放》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