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湖清趣图》看宋朝城市的公共设施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今人有两种看起来严重对立的评价：一种认为，古代政府是全能政府，什么事情都管，权力没有边界；另一种则提出，古代政府是小政府，政府职能非常简单，除了收税与司法，几乎不提供任何公共服务。

以常理常情，便可判断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如果说中国古代政府什么都管，那管得过来吗？像后世的罗马尼亚那样设立“月经警察”了吗？或者像中世纪教会那样规定了“传教士体位”吗？显然没有嘛。反过来，如果说古代政府不提供任何公共服务，那居民又如何组织公共生活？特别是城市里，消防、供水、环卫、交通、治安秩序、福利救济等公共服务，该由谁来提供？

在清末上海，通浚河道、修筑公路、清洁街道、修建路灯等市政工程由一个叫作“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民间自治机构负责。但这是晚清绅商势力崛起、清代政府公共职能退化的缘故。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宋代，却会发现，宋政府的公共职能是相当健全的，至少跟当时的社会需求是匹配的。

从《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南宋笔记，便可找到政府为满足临安市民生活之需而供应的各种公共服务：从城市的集中供水到发达的消防系统，从建设公共游乐设施到为贫困市民提供福利救济。只不过，文字的记载显得零散，而且未免有些枯燥。好在两年前，有一幅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西湖清趣图》（又称《西湖全景图》）在国内公布了全图，让我们有机会一睹南宋杭州一部分市政设施的形象。

《西湖清趣图》的主图长达16米，从钱塘门绘起，逆时针绕西湖一圈，再回到钱塘门，环360度描绘了南宋西湖全景。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幅堪比《清明上河图》的宋画，另一些学者则质疑此图为清人的伪作。 我看过双方争论的文章，觉得质疑者的证据并不能说服我，《西湖清趣图》即使不是宋人所绘，也必有宋朝粉本供临摹，因为后世的画家如果单凭想象，是不可能将南宋西湖景观描绘得如此造车合辙的。

从美术鉴赏的角度来看，《西湖清趣图》的笔法可谓拙劣，难及《清明上河图》之万一。但作为图像史料，《西湖清趣图》蕴藏着文献未记录的丰富信息，是不可多得的了解宋代杭州城市建筑与公共设施的历史图像。

消防设施：望火楼

让我们展开这幅《西湖清趣图》吧。在钱塘门外左边的高处，画家绘出一座高耸的塔状建筑物。钱湖门与清波门之间、清波门与涌金门之间的城内山坡上，也各有一座类似的建筑。这是杭州城的望火楼，城市消防设施之一。

南宋时，临安的街道每隔二百余步，即设一个消防站，叫“军巡铺”，每铺布置巡逻兵三至五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同时，宋政府又将杭州城内外划分成二十三个消防区，叫作“隅”，各隅分别配备消防官兵一百至数百员，叫“潜火兵”；每隅又建望火楼一座，日夜派人瞭望，一旦发现烟火立即拉响警报，驻守该隅的潜火兵马上出动灭火，不劳百姓动手。 宋代的其他城市也配备有消防队，如建康、会稽、泉州、静江等州府，均有潜火队。《西湖清趣图》所绘出的，当是“钱塘隅”、钱湖门“城西隅”等处的望火楼。

《西湖清趣图》上的望火楼

按宋朝的国家工程建设标准《营造法式》，望火楼由砖石结构的台基、四根巨木柱与顶端的望亭三部分组成，台基高十尺，木柱高三十尺，望亭高约八尺，整座望火楼高约四十八尺，接近16米（按一宋尺约等于0.32米计算）。不过《西湖清趣图》中的钱塘隅望火楼，看起来并非由四根巨木构成，而是更牢固的砖砌结构。

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似乎并不知道宋代已经出现了专职、专业的消防队，而将1866年上海租界当局建立的“义勇救火队”视为中国第一支城市消防队。那么我们不妨来比较这相隔600年的两个消防机构，看看哪一个更为先进。

就硬件设施而言，13世纪的消防设备无疑不能跟19世纪的比。宋朝潜火队的常用设备是“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而上海租界的救火队则从国外购入了先进的蒸汽机移动水泵。另外，救火队的瞭望台高30多米，也远远高于宋代的望火楼（宋时尚无太高的高层建筑，望火楼自然不需要特别高）。

但从消防制度的角度来看，高下之分可能要倒过来。义勇救火队，从其名字便可看出，这是一个业余性质的灭火组织，说白了，消防队员是不专业的乌合之众，直至1917年，上海租界消防队的业余救火员还是多于专业消防员；而宋朝的潜火队乃是由专职、专业的消防官兵组成，潜火兵平日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

上海租界救火队采用鸣钟的方式拉响火警，并用钟鸣次数来表示起火的地段。租界当局将辖区划成若干个防火警报区，当火警响起时，如果每隔10秒钟鸣一声，即表示第一区发生火灾；如果每隔10秒钟鸣两声，表示第二区发生火灾；如果每隔10秒钟鸣三声，表示第三区发生火灾。这个警报机制看起来很开脑洞。

但，且慢，来看看宋人的做法。南宋杭州的望火楼以敲锣为火警警报，同时以旗为号（夜晚改以灯为号），指明失火方位。宋政府先将杭州城内外划成几个防火警报区，并进行编码，比如，朝天门内的区域代码是三，朝天门外的区域代码是二，城外的区域代码是一，消防警报拉响后，潜火兵根据望火楼打出的旗帜（或灯笼）数目与方向，便可立即判断出失火的方位，争取第一时间出动救火。

嘿，我真有点儿怀疑，上海租界的消防队是不是从宋朝的消防制度得到的灵感。

城市河渠护栏

俗语说，“水火无情”。火灾是威胁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患，水运网络在给城市提供活力的同时，也埋伏下安全隐患。北宋东京，汴河穿城而过，是京师的生命线，供应京师的物资全赖汴河运输，但“汴水湍急，失足者随流而下，不可复活”。汴河岸“旧有短垣，以限往来，久而倾圯”，因此才时常发生失足坠河事故，这就要求城市政府将修建沿河护栏纳入市政工程。元祐年间，一位叫作方达源的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护其堤岸”。

方达源的奏疏，不但建议朝廷“重修短垣”，还阐发了政府应当保护每一名国民之生命安全的执政理念，值得我们不厌其烦引述出来：

臣闻为治先务，在于求民疾苦，与之防患去害。至于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于沟中。昔者子产用车以济涉，未若大禹思溺者之由己溺之心如此，故能有仁民之实，形于政令，而下被上施，欣戴无斁。今汴堤修筑坚全，且无车牛泞淖，故途人乐行于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坠者不救。顷年并流筑短墙为之限隔，以防行人足跌、乘马惊逸之患，每数丈辄开小缺，以通舟人维缆之便，然后无殒溺之虞。比来短墙多隳，而依岸民庐，皆盖浮棚，月侵岁展，岸路益狭，固已疑防患之具不周矣。近军巡院禁囚有驰马逼坠河者，果于短墙隳圯之处也。又闻城内续有殒溺者，盖由短墙但系河清兵士依例修筑，而未有著令，故官司不常举行。欲望降指挥，京城沿汴南北两岸，下至泗州，应系人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并流修墙，以防人跌马惊之患，每数丈听小留缺，不得过二尺。或有圯毁，即时循补。其因装卸官物权暂拆动者，候毕即日完筑。或有浮棚侵路，亦令彻去。委都水监及提举河岸官司常切检察，令天下皆知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圣时之仁术也。

方达源的建议获得批准，“疏入报可，遂免渰溺之患”。由此可知，北宋东京的汴河岸不但修有堤坝，堤边还建有矮墙作为护栏，其日常维护则由“提举汴河堤岸司”与“都水监”两个部门负责。

杭州的水网更为发达，元代时来过杭州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描述说：杭城“街渠宽广，车船甚易往来，运载市民必需之食粮。人谓城中有大小桥梁一万二千座，然建于大渠而正对大道之桥拱甚高，船舶航行其下，可以不必下桅，而车马仍可经行桥上，盖其坡度适宜也” 。然而，河渠若不设护栏，必有隐患，“宋时城中沿河，旧无门阑，惟居民门首，自为拦障，不相联属。河之转曲，两岸灯火相直，醉者夜行经过，如履平地，往往溺死，岁数十人” 。

元祐五年（1090），苏轼知杭州，曾大规模整修市政工程。针对城内河渠未设护栏、河岸为居民占用的情况，苏轼放弃了全部拆迁违章建筑的计划，而是退一步，只要求占据河岸的民居腾出丈尺空间，“各作木岸，以护河堤”，同时“据所侵占地量出赁钱，官为桩管，准备修补木岸，乞免拆除屋舍” ，即沿岸居民按照其占用的建筑面积缴纳租金，作为维修“木岸”的基金，政府则承认他们的物业，不再按违章建筑拆迁。苏轼主持修建的“木岸”，实际上就是沿着河岸设置护栏，“沿河连置大木阑，每船埠留一门，民始便之” 。南宋时，一部分木制护栏又改建为更牢固的石砌围墙。

从《西湖清趣图》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矮墙护栏：出钱塘门，沿着城墙，西湖岸边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一边是林立的酒店商铺，另一边就是石砌的矮墙，矮墙每隔一段距离，便开有一门，设置“上船亭”，以便居民出行登船或船舶靠岸。沿岸还植有垂柳，既美化环境，又可巩固堤岸。

《西湖清趣图》上的矮墙护栏。图中文字为研究《西湖清趣图》的学者陈珲所标注

集中供水系统

2015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湖边发现一处南宋时的居民用水设施，考古现场发掘到一口方井，井口一侧的水渠横卧一根木管。考古所的专家称，“这是杭州古代的一种集中供水系统” 。如果以一根输水管的出土就断言古代杭州出现了集中供水系统，未免有些轻率。不过，查文献记载，宋朝时候，宋政府确实在杭州城建成了集中供水网络。集中供水，放在一千年前，是相当了不起的市政工程了。

原来，杭州“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有甘泉，其余井皆咸苦”，城内地下水不能饮用。唐时杭州刺史李泌开凿六井，引西湖之水，才解决了杭州居民的饮水问题。北宋熙宁年间，六井废坏，知州陈襄又招募了四名工程师，重修供水工程：在西湖疏浚六个水口，城内整修六口井池，“以竹为管”，引西湖水储于城内六井，供市民汲取饮用。但竹管极易堵塞，元祐年间，知杭州的苏轼又改用“瓦筒盛以石槽，底盖坚厚”，将竹管更换为瓦筒管道。

南宋时，杭州成为事实上的国都（名为“行在”），“辇毂所驻，四方辐凑，百司庶府，千乘万骑，资于水者十倍昔时” ；且“生齿日繁，百万之众，仰给此水，其所关系尤重” 。因此，对六井供水系统的维修便成了历任府尹的重点市政工程。淳祐七年（1247），由于西湖六个水口一带多被居民占为荷荡，于是淤泥堆积，水质浑浊，严重影响供水。临安政府用三万贯会子赎回被占用的荷荡，“锄掘菱荷”，“开掘深广，潴蓄湖中之水，以资京城日用之常”。又“用石砌结，疏作石窗，立为界限，澄滤湖水。舟船不得入，滓秽不得侵，使井口常洁，咸享甘泉” 。

到咸淳六年（1270），新任临安府尹潜说友再次大规模整修供水工程：（1）疏浚西湖水口，“以澄其源”；（2）扩建供水管道，“更作石筒，袤（纵长）二千七百尺（接近900米），深广倍旧”；（3）增修排水沟，“又别为沟，疏恶水，行于路之北”，供水管道与排水管道是分开的；（4）修建井亭，“极宏敞，旁为神祠，置守者使无敢污慢” 。

可以说，西湖六个水口对于南宋杭州的供水系统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政府要将水口围起来，立石窗过滤湖水，又禁止往水口扔杂物垃圾，禁止舟船驶入附近水域。这六个水口是什么样子的呢？《西湖清趣图》将它们都绘出来了，依次为涌金池水口、镊子井水口、相国井水口、杨家府水口、激赏库水口、小方井水口。

《西湖清趣图》上的西湖六水口

为净化西湖水源，宋政府还在湖边建设水闸，用于截留山洪，澄清泥沙。杭州的暴雨季节，凤凰山的山洪挟泥沙而下，致使“泥滓侵浊西湖”，因此，临安府“特置堤岸于湖侧，引水直至澄水闸”，待泥沙沉淀下来之后，清水再排入西湖；“又有南闸者，亦分方家峪之水，故置闸焉” 。这个“澄水闸”，也可以在《西湖清趣图》中找到。

公共游乐设施

如果套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理论，城市供水系统显然是满足市民生理需求的市政工程，消防设备与河渠护栏是满足市民安全需求的市政工程。那么宋政府还会提供旨在满足市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的公共设施吗？

答案是，有的。

宋时杭州人喜游乐，而西湖又是游玩的好去处。《梦粱录》载，西湖边尽是皇家园林、寺院园林，“钱塘玉壶、丰豫渔庄、清波聚景、长桥庆乐、大佛、雷峰塔下小湖斋宫、甘园、南山、南屏，皆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贵宅宦舍，列亭馆于木堤；梵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这些园林都对游客开放，跟今天的公园差不多。实际上整个西湖便是一个巨型的公共园林，“湖山游人，至暮不绝”。

为方便杭州市民出游，宋政府在西湖建造了堤坝、桥梁、码头、亭台等一系列公共设施。宋人称码头为“上船亭”，《梦粱录》《武林旧事》提到的上船亭便有钱塘门外上船亭、涌金门外上船亭、杨郡王府上船亭、惠明院上船亭、贾府上船亭，等等。《西湖清趣图》也画了很多处上船亭。

《西湖清趣图》上的澄水闸

《西湖清趣图》上的钱塘门外上船亭

宋时西湖最著名的长堤，当为“苏公堤”（也作“苏堤”），为元祐年间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所筑。长堤“横截湖面，绵亘数里，夹道杂植花柳，置六桥，建九亭，以为游人玩赏驻足之地”；咸淳年间，南宋朝廷又“给钱，命守臣增筑堤路，沿堤亭榭再一新，补植花木”；淳祐年间，临安政府又筑小新堤，“接灵隐三竺梵宫，游玩往来，两岸夹植花柳，至半堤，建四面堂，益以三亭于道左，为游人憩息之所，水绿山青，最堪观玩” 。

我们展开《西湖清趣图》，便可以看到六桥相接、九亭星布的苏堤，以及接通苏堤与灵隐山的小新堤。苏堤上不但种了芙蓉、杨柳，还建有上船亭、凉亭。显然，凉亭是修建来供游人憩息的，南宋《嘉泰吴兴志》载，“郡必有苑囿，以与民同乐。囿为亭观，又欲使燕者款、行者憩也故”。宋代每个州郡通常都建有公园，公园内一般都修了亭观，以便游客歇息。如果你看得够仔细，还会发现苏堤的芙蓉树下与杨柳树下，都围着一圈栏杆，这是为了防止游客攀折树木吧？

《西湖清趣图》上的西湖苏堤

看图像的魅力就在于，只要你观察细致，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在《西湖清趣图》的孤山路尽头，我也找到了一处极不起眼的公共设施：宋政府在路边安置了几张长凳、长桌。有游客正在长凳上休息。从这个文献似乎未有记录的图像细节，我觉得可以体会到宋代杭州市政建设的贴心：你如果游玩累了，可以找个凳子坐下来，歇一口气，吃些小点心，再随意看看身边的湖光山色，多惬意啊，不知不觉便忘掉了疲惫。

文化娱乐设施

“瓦舍勾栏”也是满足市民更高层次之精神需求的宋代城市设施。宋时的瓦舍，又叫“瓦市”“瓦子”“瓦肆”，是城市的市民娱乐中心，瓦舍内设有酒肆、茶坊、食店、摊铺、勾栏，勾栏是商业演出场所，每天表演杂剧、滑稽戏、讲史、歌舞、傀儡戏、皮影戏、魔术、杂技、蹴鞠、相扑等娱乐节目，“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当然也会有夜场。

据《东京梦华录》记录，北宋东京有瓦舍近十座，规模最大的瓦舍内设“大小勾栏五十余座”，而最大的勾栏“象棚”居然“可容数千人”。南宋杭州的瓦舍，数目远远超过了东京，《梦粱录》说“其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武林旧事》记载的杭州瓦舍有二十三个；西湖老人《繁胜录》则收录了二十五个瓦子的名字，“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

《繁胜录》还详尽介绍了杭城瓦舍勾栏日夜表演的各类文娱节目与知名艺人：

说史书：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

背做蓬花棚：赵泰、王 喜；

作场相扑：王侥大、撞倒山、刘子路、铁板踏、宋金刚、倒提山、赛板踏、金重旺、曹铁凛；

说经：长啸和尚、彭道安、陆妙慧、陆妙净；

小说（说书）：蔡和、李公佐、女流史惠英、小张四郎；

勾栏合生（艺人应观众要求现场“指物题咏”）：双秀才；

覆射（一种猜物游戏）：女郎中；

杖头傀儡（杖头木偶）：陈中喜；

悬丝傀儡（提线木偶戏）：炉金线；

使棒作场：朱来儿；

教飞禽：赵十七郎；

舞番乐：张遇喜；

水傀儡（水上木偶戏）：刘小仆射；

影戏：尚保仪、贾雄；

唱赚：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

乔相仆（滑稽相扑表演）：鼋鱼头、鹤儿头、鸳鸯头、一条黑、斗门桥、白条儿；

踢弄（杂技）：吴全脚、耍大头；

谈诨话：蛮张四郎；

散耍（杂耍）：杨宝兴、陆行、小关西……（名单我尚未抄录完整）

不过宋代的瓦舍勾栏到底是何模样，少有图像传世。现在一些研究者相信，《西湖清趣图》绘出了杭州的一处瓦舍——钱湖门瓦子，从画面看，当年的钱湖门瓦子是一个方型建筑群，楼屋（勾栏）层层围绕，表演场所极多，外围商铺林立。

《西湖清趣图》上西湖苏堤的上船亭、凉亭、栏杆

西湖岸边的长凳、长桌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杭州的一部分瓦舍是政府出资兴建的，纳入城市公共设施进行管理。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载，“故老云：绍兴和议后，杨和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以军士多西北人，故于诸军寨左右营创瓦舍，召集伎乐，以为暇日娱戏之地。其后，修内司又于城中建五瓦，以处游艺。今其屋在城外者，多隶殿前司，城中者隶修内司”。

《西湖清趣图》上的钱湖门瓦子。图中文字为研究《西湖清趣图》的学者陈珲所标注

一般来说，位于杭州城外的瓦舍隶属于“殿前司”（军事机构），修建的初衷是给驻城士兵提供“召集伎乐”的娱乐场所。当然，宋人所说的“召集伎乐”，可不是我们理解的“召妓”，而是指歌妓歌舞弹唱。这些瓦舍也并非供士兵独享，市民显然也可以到那里玩耍、游乐。

位于城内的瓦舍则隶属于“修内司”（城建机构），建造的目的是供士庶“以处游艺”，可以说是杭城市政工程的组成部分。南宋杭州市民嬉游之风极盛，以致后来，“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瓦舍勾栏），破坏（民风）尤甚于汴都也” 。

元代时，宋人修建的瓦舍勾栏犹存，但入明之后，瓦舍勾栏作为一种城市建制，已经销声匿迹，城市中不再有瓦舍勾栏。在明人的语境中，“勾栏”也从商演场所变成了妓院的别称。中晚明城市娱乐业恢复繁华，但瓦舍勾栏的城市建制却未能复活，我们也未曾听说明清政府将市民娱乐设施当成市政工程来建设。

余话

宋朝城市的公共设施，当然不是只有《西湖清趣图》所表现的几种，还有其他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公共工程。比如地下排水系统，到过杭州的马可·波罗曾记录说，“通行全城之大道，两旁铺有砖石，各宽十步，中道则铺细沙，下有阴沟宣泄雨水，流于诸渠中，所以中道永远干燥。在此大道之上，常见长车往来，车有棚垫，足容六人。游城之男女日租此车以供游乐之用，是以时时见车无数，载诸城民行于中道，驰向园囿” 。可知杭州城建有发达的地下排水系统。再据《梦粱录》，宋政府还会定期派人疏通这些地下暗沟：“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

又如福利机构，《梦粱录》载，杭州戒子桥西设有“施药局”，对前来诊视的患者，以低于市价三分之一的价钱“给药医治”；施药局旁边有“慈幼局”，“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又有“养济院”，凡“老疾孤寡，或贫乏不能自存及丐者等人”，政府“籍家姓名，每名官给钱米赡之”。

再如公共照明，宋代城市的桥梁、水边、街巷、寺庙门口开始出现了公益性的夜灯，可以说是后世城市路灯的雏形。有些寺院还向过往路人施舍灯笼，如建造在西湖苏堤上的圆通接待庵，“施往来者茶汤仍笼灯，以惠夜行之人” 。

还有公共教育机构，据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

这些见于南宋杭州城的公共设施，《西湖清趣图》似乎都没有描绘出来。当然也有可能是，作者其实已绘于画面，却因为没有文字标注，我们未能将它们从一大堆寻常的建筑物中找寻出来。甚是遗憾。

美国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说过：“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这完全正确；但同样正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 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好的政府”，恐怕只能存在于想象中。宋朝政府当然谈不上是“最好的政府”，不过，跟其他王朝相比，宋政府大概可以称得上是“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