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一共进行了多少次？诸葛亮北伐原因的原因是什么？

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北伐一共进行了多少次？诸葛亮北伐原因的原因是什么？诸葛亮是在帮助刘备拿下了成都以后，才在刘备下面获得了将军级的官职。以前，于取得荆州南部之时，他只不过是一个“中郎将”，地位在将军与校尉之间，而职务是专管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的赋税与军粮。办公的地点是在衡阳，不在公安城。

刘备带了庞统、黄忠等人去益州，把公安城的后方事务，交给了赵云，叫诸葛亮留在江陵，辅佐关羽。张飞仍在宜昌附近的宜都郡当太守。刘备打不下雒县(广汉)，谓张飞、赵云与诸葛亮西上。这三位，分兵两路，席卷了川南、川北，与刘备在成都郊外会师(刘备在这个时候，已经打下了雒县)。

取得了成都，刘备给予诸葛亮以相同于关羽、张飞二人的赏赐：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刘备而且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兼“署左将军府事”。把所谓左将军府，亦即刘备自己的司令部交给诸葛亮代拆代行。

刘备离开成都，与曹军争汉中，其后去夷陵，替关羽向孙权报仇，都是叫诸葛亮留在成都当留守。

在这两次出征之间，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曹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丙午日称帝，改元“章武”，叫诸葛亮作丞相。六月，张飞被部下杀害，遗留下的遥领司隶校尉的荣衔，也被刘备送给了诸葛亮。

刘备在七月沿江东下，于次年闰六月兵败回川驻在鱼复县白帝城，改称鱼复叫永安。他得了痢疾的病，又加上了“并发症”，医不好，自己知道快死，就派人把诸葛亮召来永安城，托孤给他，请他扶助阿斗刘禅继承帝位。

这时候，阿斗的年龄是虚岁十七岁。

刘备写了一封遗书给阿斗，叫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弗为”；又叫他勤读《汉书》与《礼记》；有了闲工夫，就不妨浏览诸子，尤其是《六韬》《兵书》与《商君书》。刘备听到说，请葛亮曾经亲笔抄了申不害、韩非、管仲的作品以及《六韬》，叫人带给阿斗去读。可惜这些手抄本都已经在中途被遗失了。刘备告诉阿斗，这些书不妨另外再求一份。

这一封刘备的遗书，里面有一句十分重要，而人人可以受用的话：“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换句话，仅仅以力服人，不能叫人心服；才干高强，也不见得可以服人。能服人的，是贤、是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向他的儿子阿斗坦白承认自己一生的作为，不配当儿子的模范。他写下这七个字，“汝父德薄，勿效之。”

他要阿斗与其他两个儿子刘永、刘理，不仅要以诸葛亮为师，而且要以诸葛亮为父(刘永这时候，在刘备身边)。

刘备于临终断气以前，向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刘备又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是多余的；而且说得太不应该，叫诸葛亮如何吃得消?诸葛亮度量大，不计较刘备的这句话。换上一个人，例如司马懿，就一定会有很不好的反应；“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又何必为你与你的儿子出死力呢?”

我认为，刘备的确于信任之中，带了一点不信任的意思。他把阿斗不仅托给诸葛亮一个人，同时也托给了李严。李严被刘备提升为尚书令兼都护军，镇守永安，“统内外军事”，分掉了诸葛亮军政两方面的大权。

刘禅在五月继位以后，改这一年章武三年为建兴元年。他对诸葛亮很好，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不久又叫他兼领益州牧，丞相的官职仍旧。一切大小的事务，都交给诸葛亮处理。

这时候，蜀汉对东吴的和解，尚未成熟，内部又有四个郡一齐叛乱。是哪四个郡呢?昆明与晋宁县一带的益州郡；云南省保山一带的永昌郡；西康与四川西南的越隽郡；贵州安顺一带的牂牁【zang，ke】郡。

叛乱的首领，是益州郡的土豪雍闿。他把本郡的太守张裔捉住了，押解到东吴去，向孙权讨好。

雍闿叫他的一个在永昌郡的姓孟名获的徒众，用造谣的方法煽动各地的边疆民族：夷人、叟人，等等，谣言的內容是：“官家要你们缴纳三百条黑狗，必须胸部及其以上完全乌黑。官家又要你们搜集‘螨脑’(玛瑙?)，不能少于三斗。第三项的征收之物,是‘断木’三千根，每根不能少于三丈。”这“断木”是当地的土产，却没有长过两丈的。于是，各地的夷人、叟人，感觉到缴不出这三项贡品，一定要被处罚，倒不如索性造反,也许可以侥幸获胜。

诸葛亮处在这内忧外患之中,一点儿也不手忙脚乱。他先把对东吴的外交办好。到了建兴三年,才下手平定那叛乱的四郡。他自己带了得力的部队，渡过泸水,把雍闿等人及其徒众打平，杀掉雍闿与越隽郡的夷王高定。孟获被诸葛亮捉了又被诸葛亮放走，最后终于又被捉住，诸葛亮又叫他走，他死心塌地投诚，不肯再走。《汉晋春秋》把孟获屡次战败而终于投诚的经过，扩充为十分热闹的“七纵七擒”的故事。

诸葛亮对孟获尽力安抚，同时也指点他、教导他，成为一位有用的人才。传说，孟获其后在蜀汉的政府中，做官做到了御史中丞。他的若干夷胞部队，长于爬山，被诸葛亮编成了一支特技队伍，称为“飞军”。

南方的四个郡完全恢复了秩序以后，有人建议诸葛亮留兵镇守，诸葛亮不予接受。请葛亮说，“留兵太多，就妨碍北伐的大计；留兵太少，也徒然引起本地人的反感，而力量不足应付非常。倒不如完全把兵撤回，对本地人诚心相交。”果然，在他撤兵以后，“南四郡”就不曾再叛乱过。

他本人在建兴三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回来以前，他下令把益州郡改称为建宁郡。益州本是一个州，而益州又一直是一个郡，益州之内的一郡，很混淆不清。诸葛亮索性把益州郡的郡名改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十分要紧，也显出了诸葛亮懂得“正名”的重要性，确是一位大才。

建兴四年，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举动，而在实际上用全力作大举北伐的准备。他一共准备了十万人的军粮、军服与刀矛、盾牌、弓箭、箭头。在这一年，他也命令了驻防永安城的李严，移驻江州(重庆)，叫李严在江州建筑了一座大城(永安城，改由一位次要的将领陈到，担任防守)。

建兴五年，北伐开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开往汉中，出发之时，他写了一封十分令人感动的表，不仅感动了“后主”刘禅，而且也感动了一千七百多年以来很多的人，使得他们也成为忠臣义士。他劝后主亲君子、远小人，赏有功、罚有罪；尤其要把宮内的人员与丞相府中的人员一视同仁，不可稍分彼此，在赏罚上有所异同。他保证宫中的侍中侍郎等官郭攸之、费祎、董允，与专管军政的一位将军向宠，都很有能力而且可靠；丞相府的留府长生张裔与参军蒋琬，也是“忠良死节”之臣，建议后主对他们加以完全信任。他语重心长，不胜依依。

诸葛亮这一次北伐，是颇有计划的行动。他不仅策动了西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吏民，一致对他响应；而且在东边约好了已经降附了魏方的孟达，在新城郡反正。

新城郡名为一个郡，实际上是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所合并。地域包括今天湖北省西北部，与陕西南部的一部分。

孟达是扶风(郡)人，曾经在刘璋下面做官。奉刘璋之命，带了两千兵，偕同法正及他所带领的两千兵，到荆州武陵郡孱陵县公安城，迎接刘备。刘备叫他留在荆州，当宜都郡太守，把他的两千兵与法正的两千兵，都拨给他指挥(法正跟随刘备进入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替刘备攻下了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刘备调他为房陵太守，拜为“副军将军”。

关羽围攻襄阳樊城，叫孟达派兵来助攻。孟达借口山地的防守与安抚很重要，分不出兵力，而在事实上抗命，以致关羽终于失败。

刘备很生孟达的气，孟达又和刘备的养子刘封处得不好。刘备下令，夺去孟达的“鼓吹”(军乐队)，不让孟达享受当将军的荣典。孟达也就投降了曹丕。

曹丕对孟达很有礼貌，而且加以重用；拜他为建武将军，封他为平阳亭侯，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郡太守。

孟达在曹丕下面虽然相当得意，却免不了內疚于心。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待他不能像曹丕对他那样好；而且驻节在南阳郡宛县的司马懿又显然对他很不放心。这时候刘备已死，主持蜀汉政务的诸葛亮，以及同受托孤之任的李严，常常写信给他，畅叙旧情，好像是他并未曾投降了敌方。

李严在一封写给孟达的信里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爱深贵重，思得良伴。”诸葛亮在他给孟达的信里，谈到李严，大加赞赏：“部分如刘，趣舍罔滞，正方性也。”孔明是诸葛亮的字；正方是李严的字。李严所写的是：我和孔明的责任太大，很希望有你这样的人，来陪陪我们。请葛亮所写的是，李严有办理行政的天才，他处理公文，随到随办，很像川流不息，从来没有过积压公文的事。换句话说：倘若又有你来，像他这样的协助我，该有多好!

孟达终于抵挡不了诸葛亮与李严的“策反”，在暗中答应了叛魏归汉。

后主建兴五年(魂明帝太和元年)十二月，孟达竖起了反旗。他预料司马懿不能立刻把他怎样，最快要在一个月以后(亦即诸葛亮的援兵已到之时)，才能率领大军来讨伐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魏方的情报员需要走好几天，才能把他造反的消息从新城传到南阳郡宛县；司马懿也需要若干天，把这项消息派人从宛县送到洛阳京城，又从洛阳京城把讨伐的诏书圣旨带回宛县，然后司马懿才能出兵，出兵了以后，又得走上几天，甚至十几天，才到得了新城郡首县房陵(今天的湖北房县)。

孟达做梦也不曾想到司马懿有不必向洛阳请示，先干了再说的权力；更不曾料到司马懿早就断定了他孟达迟早会反，于是也早就把大兵向南移动。所以他宣布造反刚刚才有八天，司马懿已经率兵来到了房陵城下。

孟达死守新城郡的首县房陵，在城外筑了一道木栅，木栅以外三面有水，一面是山。司马懿围攻了十六天，用船渡过了城外的水，毁掉护城的木栅，使得孟达自己的外甥邓贤与爱将李辅，都失掉了信心，自动开了城门，放进司马懿的兵。

孟达成了俘虏，头被割下，送到洛阳，在洛阳的“四达之衢”烧成了灰。

诸葛亮和孙权都已经派了军队来支援。这些军队分别抵达了房陵附近的西城、安桥与木兰塞；却都被司马懿的兵挡住。也许，孟达对魏方造反造得太快了一些；应该等待汉、吴两方的援兵来到了以后才动作。或是，等待诸葛亮于次年(建兴六年)春天在祁山大举，声势浩大之时，然后再动。

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把十万大军移到汉中，于建兴六年春天声东击西，以一部兵力交给赵云与邓芝守住陕西宝鸡东南四十里的箕谷，自己率领主力攻打(甘肃西和县西北的)祁山。

祁山是魏方在西边的军事重镇，正如它在东边的“合肥新城”。位于合肥新城及祁山之间的另一重镇是襄阳。

诸葛亮的部队，据陈寿说，是“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不仅魏方的祁山守将张郃感觉到吃不消，魏明帝曹叡也认为必须自己御驾亲征，从洛阳来到长安坐镇。

诸葛亮一时攻不下祁山，但是祁山后面的南安郡、天水郡与安定郡，这三郡的官吏与老百姓都一致响应了请葛亮的北伐军，反魏归汉，换了旌旗。

魏方南安郡的首县，叫做“豲【huan，豪猪】道”，在今天甘肃陇西县的东北。天水郡的首县叫做冀县，在甘肃伏羌县之南。安定郡的首县，叫做临泾。在甘肃镇原县的南边五十华里。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他一共出了两次祁山；演义过甚其辞，说他“六出祁山)。这第一次的祁山之役，诸葛亮本可以获得全胜；可惜，前锋的司令官马谡，在(今天秦安县东北的)街亭镇败在张郃之手。

马谡，战败的经过，依照《三国志．蜀书．王平传》，是这样的：马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王平以裨将军的身份，向他一连规劝了好几次，马谡固执己见，不肯采纳。结果，魏军来了，把马谡所指挥的部队一齐围困在山上。部队没有水喝．军心瓦解，小有挫败，便一哄而散。只剩下王平所直接控制的一千多人，竭力“鸣鼓自持”。魏军以为马谡有埋伏，而不再恋战，收兵而去。王平以他的一千多人为基础，慢慢地招集了其他各单位的溃兵，整军而退。

诸葛亮这时候驻节在距离街亭不远的戎丘，接到马谡战败的消息，很担心魏军会倾巢而来追击，便立刻下令把(天水西南一百二十华里)西县城内的人民一千多家，连同他们的粮食都一齐撤走，搬去汉中。

诸葛亮的这一项撤走西县人民与粮食的措施，拿现代的术语来说，是“坚壁清野”。用古代的话来说，是“空城计”。

空城计，不能像演义与京剧所描写的那个以统帅本人的生命为赌注的儿戏行为：开了城门，坐在城楼之上弹琴，邀请对方的大将司马懿进城来共享羊羔美酒。

事实是：对方不曾来追击，对方的大将也并不是司马懿，而是张郃。诸葛亮一生谨慎，做不出这种只有扑克牌老手才敢于施演的bluffing。

京剧的题材，几乎有一半左右是取自《三国演义》。《失街亭》与《空城计》是其中很受观众欢迎的两出。另一出是《斩马谡》，合起来，成为一套“三部曲”，叫做《失空斩》。

马谡究竟有没有被诸葛亮斩了呢？这个问题，在极大多数的京剧爱好者看来，是不必深考的一个问题。只要戏词儿好，唱得好，做工好，马谡在事实上是否为诸葛亮所斩，没有多大关系。推而广之，我们中华民族的极大多数成员，在本性上也不甚重视“细节”。反正马谡早就死了，至于他怎样死的，有什么关系呢？学历史的人，为了忠于所学，却不敢不认真，不敢不追根究底。有时候，追不到根，究不到底，也只好算了；把未完成的使命交给下一代学历史的人。

马谡有没有被斩，是追不到根，究不到底的一个例子。陈寿自己，先后提供了三种互不相同的说法：(一)诸葛亮诛了马谡，戮了马谡，也就是斩了马谡(二)马谡于关在牢里以后，死在牢里。(三)马谡畏罪逃亡，丞相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免职，斥令回成都。

陈寿把第一种说法，写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与《王平传》；把第二种说法，写在《马良传》；把第三种说法，写在《向朗传》。

第一第二两种说法，互相矛盾。第三种说法，可以与第一种或第二种并存。因为，马谡可能于逃亡了以后被捉住，然后被斩，或死在牢里。不过，第三种说法也可以与第一第二两种相抵牾：马谡可能于逃亡以后，隐姓埋名，远走他方，不曾被诸葛亮的部下捉住。然而，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习凿齿在《襄阳记》里面，保存了马谡在“临终”之时写给诸葛亮的一封信，信里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

这一封马谡的遗书，可以称得上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它不能证明马谡是被斩而死，还是因病而死。

进一步说，习凿齿倘若能把《襄阳记》里的“临终”两个字，换上“临刑”两个字，这问题便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习凿齿在字里行间，似乎是说，马谡确是被斩的，不是病死的：“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泣。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

马谡被斩的另一个旁证，是：诸葛亮确是杀了另外两个将军，一个姓张名休，一个姓李名盛。

尽管如此，这问題依然难以解决。为什么陈寿要在《马良传》里，说马谡“下狱物故”呢？

我只有转请当代的几位三国专家，以及未来的后起之秀，用将来可能发现的新史料来结束这一桩公案了(我乘此机会，向胡健中先生表示谢意。胡先生博闻强记，谈笑风生；是他，首先向我提出了这个马谡是否被斩或逃亡了的问题)。

街亭之战，暴露了马谡的无能，证明了马谡确如刘备所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它也给了裨将军工平以施展大将之才的机会，虽则是出身行伍，所认识的字不到十个，诸葛亮升他为“讨寇将军”，请后主封他为亭侯。诸葛亮与魏延死后，王平主持汉中的防务，官职晋升到“镇北大将军”。

诸葛亮把街亭之败的责任，由自己担当，向后主请求处分。这败仗虽则是马谡打的，然而重用马谡的是谁?是他自己。

后主接受诸葛亮的请求，将诸葛亮的官阶降了三级，改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但是，“所统如前”，所主管的各种事务，仍旧和以前一样。用今天的官场术语来说，是相当于“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

诸葛亮降级不到一年，就由于在建兴七年攻取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而官复原职。

这攻取两个郡的一役，已经是他第三次北伐了(第一次，是建兴六年春天祁山与箕谷之役，包括马谡街亭之败。第二次，是建兴六年魏军郝昭坚守陈仓之役)。

倘若诸葛亮不在建兴六年的冬天才发动陈仓之役，而提早几个月，在建兴六年的秋天，也许要好些。因为，孙权叫他的鄱阳郡太守周鲂骗曹休，向曹休诈降，诱他带兵来鄱阳迎接，进行得相当顺利。曹休在当时是魏方的扬州牧，很相信周鲂之降是真心真意，就带来了十万之兵来攻打吴国，作为周鲂的接应。他走到了(今日安徽潜山县东北的)石亭，就遇到了陆逊，吃了陆逊的一场大亏(孙权自己也带了大军，开到皖口，作为陆逊的“后劲’。皖口在安庆之西十五华里左右)。

我们也可以说，倘若孙权与周鲂，能够延迟几个月骗曹休南下，对诸葛亮的陈仓之役可能很有帮助。话说回来，一则是骗曹休的事，要看时机；不是可以完全听凭周鲂一方面选定日期的；二则是，建业(南京)与汉中彼此相距极远，当时没有电报或长途电话可以互相联络。有什么消息或计划，都全靠派人送信，最快的也依然不过是骑马而已。马怎么快，也快不到一天跑“八百里”(清朝曾国藩与部下通信，或对朝廷送报告，喜欢在文件或信封上写“八百里”三个字，算是命令驿递人员用最快的方式传递。事实上，驿递人员并不能按照“八百里”字面，真正做到一日一夜跑八百里)。

因此，汉、吴双方，虽则每想同时采取攻势，而每每无法在事前联络好，或是于事发以后通知另一方赶紧行动。

建兴七年，诸葛亮在春天便对武都郡与阴平郡动手。就时间上来说，那是紧接着陈仓之役的一番举动，帮他执行这“二郡之役”的，是将军陈式。

陈式的对手，是魏方的“雍州刺史”郭淮。雍州在汉朝没有，魏国政府觉得凉州太大，创设出这个雍州来，以便治理，同时防备“西蜀”。

武都郡是今天甘肃的东南部，成县一带，与四川相邻接的地方。共有七个县，首县是“下辨”，在成县之西。

阴平郡本来只是一个道，统辖甘肃文县西北一大片边疆民族(氏人与羌人)所居住的高原土地。魏国创设这么一个阴平郡，也是为了便于治理及防备“西蜀”。

“雍州刺史”郭淮，知道了陈式带兵前来，也就“点齐人马”，准备迎敌。郭淮不曾料到，鼎鼎大名的请葛亮，也亲自带兵来了，而且进驻了(成县西北的)建威城。建威不是一个郡，也不是一个县，而只是一向用来作屯驻兵士的大堡垒。

郭淮不敢与诸葛亮较量，就退了兵，让陈式白捡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这是请葛亮北伐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

后主颁旨给诸葛亮，恢复诸葛亮的丞相原职，不必再以右将军的身份“行丞相事”了。

建兴八年，《诸葛亮传》不曾记载任何事迹。这是陈寿的疏忽之处，叫我们读《诸葛亮传》的人，以为诸葛亮在这一年大睡其觉，或不得不以全副精神，“消化”武都、阴平两个郡。

事实上，魏方采取了空前的大攻势：一面在合肥造了所谓“新城”，以对付孙权；一面准备人马、粮食与武器，大举进攻在汉中的诸葛亮。这个准备工作，在八月间完成(诸葛亮也一直在对魏方的行动密切注意，因此而作冷静的等待，不曾轻举妄动)。

魏方的作战计划，是分兵三路，会师汉中。第一路，由曹真率领，走斜谷。第二路，由张郃率领，走子午谷。第三路，由司马懿率领，从司马懿所驻扎的襄阳出发，溯汉水而上，穿过鄂西北与陕南，以汉中郡的首县南郑为目的地，也就是三路大军的会师之地。

诸葛亮早就在去年冬天，新造了两座大城，作为南郑的屏藩：一是汉城，造在沔县东南；一是乐城，造在今天的城固县县城的所在地。

诸葛亮知道了魏方的三路大军即将到来以后，却并不呆待在汉乐两城作“死守”的打算(有些人，每每以自己“死守”某地，或叫人“死守”某地为得计。其实，守的目的不应该是求死，而应该是求生。守也应该有“时间上的限制”。任何一个地域与地点，都只应该守上某些日子或某些小时，以配合友军的其他行动。在指定的时间以内，当然是虽死亦所不惜；出了指定时间之外，而仍留在那地域或地点等待死，则不仅是无谓的牺牲，也是一种损耗国家兵力，违抗上级命令的行为)。

诸葛亮当年于马谡失去街亭之时，不曾“死守”西城。诸葛亮极有军事学识，他深知道，打仗要以攻为第一义；守是帮助攻的。为了攻而守，是对的。不是为了守而守!

诸葛亮在建兴八年大军压境之时，不肯把主力留在南郑或汉乐两城，而集中在(洋县之东二十华里的)赤坂。在赤坂，他可以灵活地应付三路魏军之任何一路，或所有的三路。

这三路魏军，却一路也不曾到来。原因是，天公下了大雨，一连下了三十几天。斜谷与子午谷的栈道，以及襄阳洋县之间的汉水两岸的道路，都被大雨冲坏了。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下诏书给曹真、张郃、司马懿，叫他们撤退。讨伐“西蜀”的事暂时作罢。

这一年(建兴八年)，陕南是双方剑拔弩张，处在大战的前夕，而实际上并无接触。在西边，新被蜀汉收入版图的武都、阴平两郡，却发生了战事，规模虽小，而打得相当激烈。魏方的主将是“雍州刺史”郭准；汉方的主将是镇远将军魏延。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上了演义著者的当，以为魏延是坏人。“脑后有反骨”，而且打仗的本事平常，老喜欢与黄忠争功，其实，魏延这个人极忠心，极勇敢，而且深受刘备本人与诸葛亮的赏识(魏延是行伍出身，为人粗豪。这时候的军阶，是“牙门将军”)。

刘备在自称汉中王之时，就不用别人，而用了魏延坐镇汉中。刘备给魏延的官职是:“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特地选用魏延为“督前部”(先锋司令)。叫他兼为“丞相司马”。这丞相司马，是诸葛亮为了魏延而新设之官，地位相同于丞相长史(秘书长)。在事实上诸葛亮是以丞相身份，兼为统帅，而魏延是以“丞相司马”的兼职，做了统帅部参谋长或参谋处处长的事。魏延的本职，是“督前部”，先锋司令，因此，才在“雍州”与魏方的郭淮交锋。

魏延在(甘肃省西南部的)阳溪与郭淮的主力相遇，把郭淮打得溃不成军。诸葛亮得到捷报，很高兴，保荐魏延由镇远将军升为“前将军”；同时封他为南郑侯。这南郑侯是“县侯”的一级，比“乡侯”与“亭侯”大。

在魏延军中，辅助魏延的高级军官之一吴懿，也升了官。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陈寿《三国志》把他的姓名写成“吴壹”，为了避司马懿的“讳”。

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可以称为诸葛亮的第四次战伐。我在以前说过，诸葛亮并未“六出祁山”，而仅仅“两出祁山”。他北伐倒可以说是有六次。其实，北伐也并非有六次，而只有一次；重要的战役，可以说是有六次。第一次，建兴六年春天的街亭之役。第二次，建兴六年冬天的陈仓之役。第三次，建兴七年的武都阴平之役。第四次，便是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其余的两次重要战役，是：建兴九年的上邦之役；与建兴十二年的武功之役。在这六次重要战役之中，诸葛亮只有在街亭之役与上邽之役出了祁山。

上邽之役可说是六次重要战役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诸葛亮把汉中与后方的政务与军事，都交给了李严父子负责，以便用全副精神与魏军决战。请葛亮任命李严的儿子作“江州都督”，把李严本人从江州(重庆)调了来，交给他两万兵，叫他留守汉中(魏延仍被诸葛亮带到前方作战)。诸葛亮而且也把丞相府的政务，交给李严代拆代行。

魏延以外，被诸葛亮带到前方去的将领，有王平、高翔、吴班。

魏方的统帅不再是曹真，曹真生了病。代替曹真的新统帅，是司马懿。在司马懿下边的几员大将，是张部、郭淮、费曜【yao】。

发动攻势的，是诺葛亮，不是司马懿。诸葛亮先打祁山(祁山于街亭之役以后，一向是在魏军之手)。司马懿进军到天水郡城西南的上邽城。

诸葛亮听说司马懿本人来了，十分兴奋，便留下王平续攻祁山，自己带了主力，到上邽来向司马懿迎战。

司马懿慌忙留下费曜与四千名兵士，守上邽城；自己带了主力离开上邽，说是要去祁山，找诸葛亮，给诸葛亮一个迎头痛击。祁山在上邽的西南，司马懿却不向西南的方向走，反而向上邽的东边走。

诸葛亮来到了上邽，与费曜及其四千兵略一接触，便把他们解决。解决了以后，诸葛亮不留在上邽，而即刻向东边走，对司马懿的主力追击。

司马懿和他的兵，虽则跑得很快，却仍然被诸葛亮追上。司马懿并不转过头来交锋，却叫部队一口气爬到山上，在山上扎营。

这时候，被魏明帝派在司马懿军中作为“监军”的贾诩，实在看不过去，就忍不住，责备司马懿，说：“你怕蜀国的兵，像怕老虎一样。天下的人都会笑你，你怎么办？”

司马懿这才有点儿觉得难为情。同时，张郃等人也纷纷请求出战，与“蜀兵”一决雌雄。司马懿于是勉强下令，在五月辛巳日出战。

五月辛巳日这一天，双方的主力死拚，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诸葛亮把部队分为三部，分別由魏延、高翔、吴班三个人境率，把魏军打得隔成几片，一一包围、歼灭。

恶战了整整一天后，司马懿差不多是全军覆没，只剩下他本人与几位亲信落荒而走。诸葛亮所获得的战利品，有五千套盔甲，三千一百张角弩，与三千颗魏军军官的头。

双方参加作战的兵力，似乎均在五万人以上。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这一次，他留了两万人在汉中，交给李严坐镇，可能也分拨了一些兵在祁山及几个其他的兵略要地。带到上郑来的，应该有六七万人，或是更多。

司马懿带了多少兵来，待考。总不会少过诸葛亮的部队。魏国的领土大，人民多，兵员与粮食都是一向不成什么问题的。诸葛亮竟然能于万分困难之中，能采取攻势的主动，而且打胜，真值得我们佩服。

上邽之役以后，双方有一个多月不曾有多大接触。汉方的汉中留守兼代拆代行丞相事务的李严，派人通知诸葛亮，说由于大雨阻塞了道路，军粮恐怕不能继续向前方运到，叫诸葛亮撤退。诸葛亮于是就在六月间撤退。司马懿派张郃追击，追到“木门”，遇到诸葛亮的伏兵，死于乱箭之下。

诸葛亮回到汉中以后，才知道虽然有过大雨，而军粮的运输并没有李严所说的那么严重。这一位李严居心不良。他自己要求诸葛亮撤退，却在诸葛亮回师的消息到达汉中之时，故作惊讶之状，说“粮食很充足，丞相怎么撤退了呢?”李严随即(一)想杀掉军粮的督运官岑述，以推诿自己不热心运粮的责任；(二)报告后主，说诸葛亮并非真正撤退，面是“伪退”，以“诱贼与战”。李严这一着很阴险。这是把撤退的事说成诸葛亮主动，不是他李严主动。而且把“诱敌”未成的责任，也加给了诸葛亮。

诸葛亮把李严前后写给自己的书信与公文，汇集起来，叫李严自己下一个结论，李严承认自己前后矛盾，甘愿受罚。诸葛亮上表给后主，把李严的本兼各职免了，所封的爵位也削除了，叫李严以平民的身份，从汉中郡搬到梓潼郡去住。

李严的儿子李丰，被诸葛亮从江州都督的职位上，调到丞相府，当“中郎将”军阶的参军。诸葛亮勉励李丰，说：“我和你的父亲，本是同心合力，为兴复汉室而共事的，我没想到，彼此之间的关系中边发生变化。倘若你的父亲知过能改，回心转意，你也能和丞相留府长史蒋琬‘推心从事’。那么，‘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你的父亲仍有可以替国家出力的机会)。”

从这一件处理李严犯罪的方式上，我们可以认识诸葛亮的为人：公私分明，而十分忠厚。

后来，渚葛亮去世，李严在梓潼听到消息，非常伤感。他知道，请葛亮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宽恕他的过失，或重用他的才能。他绝了望，不久便发病而死。

《资治通鉴》在叙述他的这一段经过之时，称他为“李平”。这是因为他本来虽叫李严，其后自己改名为李平(《资治通鉴》也称大将王平为何平。那是因为，王平曾经一度做何家的养子；他曾经在张鲁降魏前后，也降了魏，那时候还是叫做何平。到了刘备拿下汉中之时，王平归附了刘备，复姓原来的王。但是魏方的人不知道他复了姓，仍旧称他为何平。司马光及其助手，所根据的关于王平的资料，大概是魏方人士所写)。

诸葛亮的兵多(十万人左右)，每个月所需要的军粮自然也多，当时的汉中与四川虽则出产粮食，却很不容易运到秦岭之北。诸葛亮在建兴九年的上邽之役，所以能够获胜，原因之一是有了“木牛”。木牛被有些人，尤其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成一种神秘的，甚至是能够自动的运输工具。实际上，它也依然是要掌人力来推动，不过是由于构造得巧，可能外形像一条牛，或载重的能力像一条牛而已。诸葛亮在南阳郡邓县的隆中躬耕过(隆中在今天襄阳县之西)，那时候南阳可能已经有了我在民国初年所见到的一种叫做“土牛”的车子。也许，当时还不曾有“土牛”，是诸葛亮先发明了“木牛”，其后才慢慢地传回了今天的河南省的。另一个可能与“木牛”有关系的东西，是今天成都一带都有的“鸡公车”。鸡公车，头小身大，像一只“鸡公”(公鸡)，它也是车轮小，与“土牛”相同，推起来十分省力。两者所不同的地方是：土牛的小车轮在前，而车身是一块长方形斜板(前窄后宽)；鸡公车是小车轮在车身之中。车身也是前窄后宽(这两种车子都比江苏各地所能见到的大车子省力)。大车子是有一个很大的轮子在车的中央，直径几乎有三尺左右，推起来十分费力，虽则车轮的两旁每一边可以坐一个人或两个小孩，或载一头肥猪。

到了建兴十二年，诸葛亮进行第六决战役，武功之役之时，由于已经有了渭河上游的天水郡，便不再需要木牛，而改用了“流马”。

诸葛亮在上邽之役以后，休养兵士三个年头，才在建兴十二年作最后一次的进攻，亦即“武功之役”。

这一次，诸葛亮所用的运粮工具，是一种快船，叫做“流马”，“流在水中的马”。船身长而且窄，因此减少了水的阻力，所以能快。

诸葛亮在春天行动，带军队从斜谷的一条路出来，很顺利地到达今日郿县西南的汉朝武功县五丈原。司马懿驻扎在附近，对诸葛亮部队严密监视，却不敢走出壁垒来交锋。

就这样，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没有什么“行动”。传说：诸葛亮派人送女人用的装饰品给司马懿，司马懿气得想下令出击。魏明帝特别派了一位老臣辛毗，来营中制止司马懿，不许他与诸葛亮部队对阵厮杀。这个传说很没有根据。请葛亮不是一位肯用这种无聊手段的人。魏明帝既然授权司马懿作统帅，也绝不会特别派一个人来，不许这位统帅作战。事实是，诸葛亮确曾屡次向司马懿挑战，而司马懿始终忍耐，不肯应战，只是用“守”的方法，等侯诸葛亮粮尽退兵．请葛亮这一次却并没有“粮尽”的问题。他已经下了决心，对司马懿持久作战。他在五丈原一带实行“屯田”，叫兵士种田，生产粮食。

诸葛亮的部队纪律极好。他们夹在本地农民中间，相安无事。

可惜，他本人太劳苦了，“事必躬亲”，而肠胃又不好，消化不良，吃得少。他的病越来越重，挨到八月间，便不幸去世。

诸葛亮死得太早，虚岁只有五十四岁。他不负刘备给他的知遇，实践了自己对刘备所许下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左右，杨仪、费祎二人，决定了把他去世的消息保守秘密，先把大军撤回汉中，然后才宣布这个消息。

杨仪是诸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职位相当于秘书长；费祎是“丞相司马”，地位相当于参谋长或参谋处长。

杨、费二人之所以要作如此的决定，由于他们自己不会打仗，而又怕魏延虽则会打，却未必能胜得了司马懿。除此以外，他们在感情上与魏延也颇有隔阂。就杨仪而论，那就不仅是隔阂，简直是“积不相能”、“势如水火”。杨仪甚至于不愿意魏延有机会主持作战而战胜，成为诸葛亮的继承人，作蜀汉的统帅与丞相。

费祎到魏延的营中，把诸葛亮去世的不幸消息，秘密告诉魏延，说诸葛亮留下遗嘱，叫大家撤退回汉中，并且叫魏延担任“断后”的任务。

魏延不赞成撤退。魏延说：“国家的大计方针，不可能因某一人的死亡而变更。丞相的棺柩，可以派丞相行营的官吏送回汉中或四川。军队应该留驻在五丈原，屯田、作战。我本人相信有能力打司马懿。”

他质问费讳：“是谁派我替杨仪这种人断后？是丞相本人么？”

他随即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与分布军队的方案，说给费祎听，叫费祎回丞相行营，以丞相司马的身份，发布命令。费祎答应了他。

费祎回到行营以后，把魏延的吩咐丢在脑后，仍旧与杨仪合作，完全按照杨仪的意思办：大军向南撤退；下命令叫魏延断后。

魏延不理费祎的那一套；立刻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杨仪与费祎造反。

杨仪与费祎也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魏延造反。

地位仅次于魏延的大将王平，站在杨仪与费祎的一边。于是，魏延失败，带了几个随从离开军队，走到汉中，被一个姓马名岱的杀了。后主依照杨仪与费祎的请求，把魏延的罪定成谋反大逆之罪，不仅杀了魏延的妻子儿女，也屠灭了魏延的“三族”的人(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

魏延死得很不值得，而且极其冤枉。他倘若真想谋反，为什么不带了他所指挥的先锋部队，去司马懿的营垒中投降？却反而只带了少数人，来到汉中?他分明是想经由汉中，回成都，向后主当面报告，陈述他自己的继续作战的主张。他不像是“烧绝栈道”，用武力阻挠过大军南下，如杨仪、费祎所说。

诸葛亮的为人

在所有的三国人物之中，最能受到当代与后世的人崇敬的，是诸葛亮。孙权与蜀汉结盟，盟书中没有提到后主，也设有提到他孙权自己，却明明白白标出了“诸葛丞相”四个字。赞扬诸葛丞相“信感阴阳，诚动天地”。

被诸葛亮打得抬不起头来的司马懿，一生不曾在别人手中吃过败仗，应该是对诸葛亮“恨之入骨”了。这位司马懿却在蜀汉军队撤退以后，视察了一番诸葛亮的营垒布置，忍不住说出“天下奇才”四个字，表露了内心对诺葛亮的佩服。

诸葛亮不仅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德。刘备在临死的时候，一面对诸葛亮亲口说：“君才十倍曹丕”；一面写给后主与鲁王、梁王等几个儿子，说“能叫人佩服的不是才，而是德。……你们应该以(诸葛)丞相为师”。字里行间，刘备向儿子们称许了诸葛亮的道德足以服人。

刘备左右的两员虎将，具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关羽、张飞，膂力与诸葛亮不成比例，在年龄上也比诸葛亮多出了一大截，而且关羽也念过《左氏春秋》之类的书，张飞写字也写得出够资格刻在石头上作为碑铭的雄浑的字；这两人虽然在刘备开始对诸葛亮礼遇之时，有点儿不以为然，过不了多久便完全了解诸葛亮确是刘备这条大鱼所需要的水。再到后来，刘备于拿下成都以后，提升诸葛亮为将军级的军师将军(不再是中郎将级的军师中郎将)，又赏赐给诸葛亮以相同于赏赐关、张二人的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关羽、张飞二人一点儿不觉得刘备做得过分，也丝毫不以变成了与诸葛亮于同等地位为耻。

而且，在关羽颇以与马超并列为耻之时(刘备自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只须诸葛亮一句安慰的话，便笑逐颜开。诸葛亮写信给关羽，说：“马超是一时之杰，英布、彭越之流，可以与张飞比一比，哪里赶得上你‘胡子’的‘绝伦逸群’呢?”诸葛亮和关羽的交情，可见已经够得上称关羽为“胡子”了(笔者曾经侥幸以后辈的身份，荷蒙于右任先生赏识，却从来不敢在于先生面前说出“胡子”这两个字。虽则于先生正如关羽一样，颇以自己的美髯为乐。于先生的胡子之美，为民国以来的第一人)。

张飞与诸葛亮也极好，从偕同入川打刘璋的一件事上可以证明。倘若不是张飞、赵云、诸葛亮三个人水乳交融，分工合作，怎么会席卷川北与川南呢?

赵云的资格也比诸葛亮老得多，他在刘备死后随诸葛亮北伐，服服帖帖，做了诸葛亮的部下(可惜，在建兴七年一一或建兴六年年底一一便去世了)。

黄忠去世得更早。在定军山之役的次一年，亦即建安二十五年。

五虎将另一位是马超。诸葛亮不是故意把马超搁在一边，而是想重用马超也无法办到。马超在刘备的章武二年已经去世了!

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个“诚”字。他从“诚”字出发，对君上的忠是诚，真心真意地尽忠，这是忠诚。对明友、同僚与部属和谐共事，守信用，这也是诚，诚信。

诸葛亮因为能诚，所以能公。公是没有私心，能够以诚心待人，忘记了小我，一切为对方着想，因此所有的表现，都昭昭然是一个公字。陈寿称赞他：“开诚心。布，公道”，可谓十分正确。

诸葛亮做到了赏罚公平。因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于是，被赏的不敢骄傲，被罚的也毫无怨恨。有时候，使得因小过而被罚的入，知道了警惕而免于再犯更大的过；这在事实上是教训了他。古语说：“刑赏，忠厚之至。”便是这个意思。有些君王或长官，对臣民与部下完全放任，不赏不罚，造成了一种不痛不痒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这才是不负责任，也是对臣民与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评请葛亮治国太严，太喜欢用重典。“严”是事实。他为了挽救刘焉、刘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严。“喜欢用重典”，却不是事实。凡是要罚二十下棍子以上，诸葛亮都要自己复判了以后，才许执行，我们怎么可以说他喜欢打人或杀人呢？

我说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么?是：他对得起刘备，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他的家人与朋友僚属，也对得起他自己，无愧于生平的抱负。

他对得起刘备，人人皆知。他对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证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达之时，各地的老百姓自动为他戴孝，戴了很久(我在1938年进了四川，见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头缠白布。他们并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诉我，他们的祖先为诸葛亮戴孝戴久了，缠白布缠成习惯，不缠就会头部受凉，因此而永远缠下去，子孙相沿，直到今天)。

当时，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给诸葛亮建筑一个庙。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认为这不合于“礼秩”，不许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纷纷在路旁设祭，一面再度向后主直接要求，至少为诸葛亮立一个庙，立在成都。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许。

有两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兵校尉习隆，与中书郎向充，实在看不过去，就鼓起勇气，向后主上了一个表，说：汉朝自从开始以来，功臣立庙的颇有前例。诸葛亮“德范遐迩，勖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不应该让他“烝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习隆与向充，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不在成都立庙，而在沔阳(汉中的沔水之阳)诸葛亮坟墓的附近立一个庙。这一个办法，总算被后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这些官僚与后主本人，在当时做梦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庙存在于成都的，不是刘备，不是后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记的官僚，而是我们所佩服的诸葛亮。

这个庙，我去瞻礼过。老百姓称它为“武侯祠”。我到达以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武侯祠”大门之上有一块匾，匾上的三个大字，不是“武侯祠”，而是“昭烈庙”(刘备的庙，刘备死后谥为“昭烈皇帝”)。

原来，将近两千年来的刘备的庙，不被老百姓称为刘备的庙，而成了家喻户晓的“武侯祠”。早在唐朝的时候，昭烈庙就已经变成了武侯祠了。杜甫有一首诗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官城，是成都。

杜甫很同情诸葛亮之“出师未捷身先死”，认为这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可悲之事。

杜甫在另一首诗里，把诸葛亮比成伊尹、吕尚，与萧何、曹参，“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诸葛亮自己在青年时代，不过是自比于管仲、乐毅而已)。

他确是一位“文武兼资”的人物。陈寿却只肯推许他的“理民之干”，不甚钦佩他的“将略”。他是否真的不会打仗呢？是司马懿打胜了他，还是他打胜了司马懿?陈寿的批评，有很多人认为是曲笔(陈寿在晋朝做官，而晋朝皇帝的祖宗是司马懿。陈寿可能惧怕惹祸，而不敢太称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不过，陈寿也未尝不替诸葛亮说公道话。陈寿以为诸葛亮之所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实在是因为：(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例如司马懿)。(二)“众寡不侔，攻守异体”(传说，司马懿有兵三十万，而诸葛亮仅有十万。究竟是各有多少，难考；魏方在陕西、甘肃的兵，多于诸葛亮在汉中的兵，却是很显然的)；魏方以数量较多的兵取守势，诸葛亮以数量较少的兵取攻势，当然是诸葛亮的处境较苦了。(三)萧何有韩信可以推荐，管仲有王子城父可以推荐。诸葛亮找不到比得上韩信与王子城父的名将，因此而“未能有克”。

诸葛亮所能指挥的，只是魏延、王平、高翔、吴懿、吴班，与年轻的姜维。这些人，除了魏延以外，都是难以和韩信或王子城父相比的。

魏延倘若获得诸葛亮准许，以一万人经子午谷直趋长安，与诸葛亮会师潼关，说不定能够袭取洛阳，立下不世之勋，功名超过韩信。然而这是厉史上的若干所谓if’s(假定)之一，谁也不能预言结果一定会怎么样。

诸葛亮应该不应该接受魏延的建议?这也是一个所谓idle question(浪费时间的问题)。

魏延的建议，诸葛亮有权利不接受，正如你或我倘若在当时是诸葛亮，也有权利接受或不接受。这是各人的战略构想的问题。

打仗的事，多多少少含有赌博性质。胜负之数，所系的因子太多。兵多、将广、粮足的一方，可以打了再说，败了卷土重来；正如赌本雄厚的赌徒，可以千金一掷，输了面不改色。反过来说，兵比魏方少，将没有魏方多，粮食更是成问题的诸葛亮的一方，实在是虽则明知有胜利可能，而仍旧不宜于轻易冒险的。

何以说魏延的“子午谷计划”是冒险呢?因为，长安是一个大城，坚城，魏延带去五千名作战之兵与五千名背粮之兵，未必能够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难免敌人不从洛阳及各地来援，对魏延部队来一个反包围。

长安的守将夏侯懋，是魏国的驸马，是纨袴子弟，是一个“不知兵”的人。诚然，谁能断定，在夏侯懋的左右与麾下，没有一两位知兵的、能征惯战的将领呢?我这些话，也并非“定论”。倘若魏延被诸葛亮准许带一万人经子午谷前往，那末，他一举而攻下长安，与请葛亮会师潼关，也不是全无可能的。

话说回来，问题在于诸葛亮本钱少，而冒不起这个险。

另一种关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批评，是说他打来打去，不敢直接向长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阳打，而故意“舍近求远”，打到了甘肃去。最后的一次也只是在长安西边相当远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说这种话的人，也是忽视了诸葛亮的实力与魏方的实力不成对比。诸葛亮只能够“舍近求远”，先取得渭河上游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阴平等郡(他在建兴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获得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人民的响应。他在建兴七年，又叫陈式攻下了武都与阴平)。

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汉的防守线做巩固了再说(阴平的重要性，从其后邓艾经由阴平而偷袭江油城的一点上，获得证明)。诸葛亮把远在今日甘肃的几个郡先拿下来，是为了慢慢地扩充实力，同时解除了后顾主忧。

自从三国时代以来，中国人在事功上与道德上，及得上诸葛亮的很少，而批评诸葛亮的人极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难，批评别人极容易)。最常见的批评，是说诸葛亮忽略了分层负责与培养人材，以至于不得不事必躬亲，与身后无人继承他的事业。

这两点批评，我想，倘若诸葛亮自己听到了，也会承认批评得对。他的确是不该“亲校簿书”，不该亲自复判处罚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他的确也忽略了办一个军官学校，以造就堪比于姜维，或能力超过姜维的将才。

诸葛亮除了虚心接受类此的批评以外，可能要加上一两句诉苦的话。他倘若不“亲校簿书”，则簿书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错误，大到关系前方将士的生命。至于复判刑事法案件，也不过是略为看看，希望下面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至于办军官学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养人才。他也知道这工作很紧要，只恨有心无力，抽不出时间来做(他把能省下的一点工夫，都用在教导姜维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批评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专找出他们的缺点，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责备贤者，是可以的，倘若我们志在做一个比他们更贤的人。否则，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无出息而对极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鸣得意。“无诸己而先求诸人”，不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我个人佩服诸葛亮，不是佩服他打了几次胜仗，或是佩服他做丞相做得很有成绩，如“野无醉人”等等，而是佩服他“人好”，佩服他做人做得够意思。

我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他对得起刘备，也对得起李严。对于也反对过他的廖立与彭羕，他也是十分对得起的。

廖立是武陵郡人，少年得志，在刘备自称荆州牧之时，做了“从事”，升为长沙郡太守；转到益州，又做巴郡太守；刘备自称汉中王，他做了“侍中”。后主继位，诸葛亮综揽一切，把廖立调任为“长水校尉”。廖立很不高兴，就在言语之中对刘备、关羽、丞相长史向朗、文恭、后主的侍中郭演，都批评得很厉害。蒋琬与李郃，把他的话报告给诸葛亮，诸葛亮上表给后主，说廖立“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好比乱群之羊，建议把他削职为民，流放到不毛之地的汶山郡(四川省汶山县、茂县一带)。

诸葛亮成全他，不请后主治廖立以死罪，而从轻发落，仅仅免去他的官职，流放到汶山郡去耕田，自食其力。这是诸葛亮十分对得起廖立的地方。

廖立也颇知好歹，心里对诸葛亮十分感激，而且存了终有一天仍被诸葛亮重用或准许回成都的希望。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汶山，廖立大哭。廖立说：“我永远也不能回到华夏的文明之乡，而要老死在这个不毛之地。与‘左衽’的番子住在一起了。”

过了若干年，姜维有一次行军，经过汶山，特地去拜访了廖立一次。姜维在事后告诉人说，廖立亲自率领妻子儿女耕田，身体很好，“意气不衰，言论自若。”廖立也确是一位“可人儿”，老脾气没有改。所好，汶山较为偏僻，又没有蒋琬之辈在旁边搜集小报告的资料，他尽管在不毛之地对边疆同胞用汉语大发牢骚，也不会再发生吃官司的事了。

另一名被诸葛亮治罪，而心中并不怨恨诸葛亮的人，是彭羕。彭羕是广汉郡的一个书佐，地位极低，因庞统、法正的推荐而获得刘备破格录用，当了益州“州政府”的“治中从事”(与今日的总务处处长或秘书处处长相类似)。此人得意忘形，目空一切，诸葛亮向刘备建议，把他外调为江阳郡的太守(江阳郡的首县，在今日的泸州)。这太守的位置，不算太低，而彭羕气愤得很，竟然图谋不轨，想唆使马超与他一起造反。他向马超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宅也。”马超被他吓得说不出话来；事后，不敢不告发他。他立刻被官厅逮捕下狱，判了死刑。死前，他写信给诸葛亮，承认孽由自作，不敢怨人，说诸葛亮是“当世伊吕”，希望诸葛亮好好地辅佐刘备，共成大事。他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只求诸葛亮了解他的“本心”并非“自求菹醢，为不忠不义之鬼”，只不过一时酒醉，说出了不应该说的话而已。

诸葛亮不曾因为彭羕写了这么一封悔过的信，而免他一死。原因是，唆使军人造反的罪非廖立的毁谤之罪，或李严谎报军粮不足之罪可比。

另有一人之死，完全是由于诸葛亮的坚决主张。这个人就是刘封。刘封原是(湖南省湘阴县东北的)罗国封君(罗侯)的儿子，姓寇，母亲姓刘。刘备在徐州丢了妻子儿女；到了荆州，就收养了这位寇封，叫他改姓刘，成为刘封。那时候，刘封已经是十岁以上的大孩子了。他长成了以后，竟然膂力过人，而且学得了一身武艺，随同张飞、赵云等人进益州，很立了一点功劳，被刘备任命为“副军中郎将”。其后，刘备叫他带兵由汉中，沿着汉水，顺流而下，到(湖北的西北部)上庸郡，会同孟达，夹攻刘璋的太守申耽，给了他以节制孟达部队的全权。申耽投降以后，刘备升他为“副军将军”，驻扎在(陕西省安康县西北的)西城郡。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襄阳樊城攻于禁、徐晃，叫刘封与孟达出兵相助；这两个人竟然借口“山郡未附”，说是抽不出兵来。后来，关羽因吕蒙偷袭江陵后方而失败，就不敢向上庸的方向撤退，以致作了俘虏，被斩。刘备因此而十分痛恨刘封。

不久以后，孟达降了魏方，刘封不接受孟达的劝诱。西城郡的太守申仪，也降了魏方，击破刘封的部队。刘封只身逃回到成都(西城郡被魏方改称为魏兴郡，仍叫申仪做太守，驻扎洵口，洵口在洵阳县)。

刘封到达了成都以后，诸葛亮向刘备说，此人不可不除。据陈寿在《刘封传》中所写，似乎诸葛亮是为了防免刘备百岁归天以后的后患，而不是为了治刘封不救关羽之罪。所谓后患，指的是：刘封生性“刚猛”，又比阿斗刘禅年长(大了几岁。阿斗是在建安十二年左右才生下来的；他的母亲是刘备的姨太太甘夫人)。虽则刘禅已被立为太子，难保刘封不与刘禅争夺继承之权。

陈寿所记的，是不是事实?倘若诸葛亮是基于防患未然的原因而置刘封于死地，这是不足以服当世之人与后世之人的。刘封还不曾有过一丝一毫想争继承之权的言论或行动。大胆假定某人将来可能犯罪，而立刻就杀了这个人以防免他将来犯罪，这是最不讲道理、最野蛮而残忍的事。我不知道请葛亮曾否做出这种事；我希望陈寿写错。倘若陈寿没有写错，那我就不得不改变我对诸葛亮的钦佩了。

也许，刘封之所以被赐死，只是因为他不救关羽，又先后与孟达及申仪处得不好，使得刘备失了荆州，又失了益州的上庸郡、房陵郡与西城郡。倘若诸葛亮真是为了“防患未然”而冤杀了刘封，那他就未免太对不起刘封了。以我所知，除了这一件有待查考的案子以外，诸葛亮并不曾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

他一生为人忠厚。一个人是否忠厚，从他对家中的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对黄氏夫人很好，且无论黄氏夫人是否相貌平常。

他对养子诸葛乔与亲生子诸葛瞻，一视同仁，很细心地教育他们。诸葛乔是诸葛瑾的第二个儿子，于诸葛亮还没有亲生的儿子以前，过继了给他。其后，诸葛瞻出世。渚葛亮仍旧以诸葛乔为嫡子、武乡侯爵位的继承人。这便是诸葛亮十分对得起诸葛瑾与诸葛乔之处。他不肯更改诸葛乔这个“养子”的继承人地位，怎么会像陈寿所写，使出杀人辣手去干掉刘备的养子刘封呢？

诸葛乔于诸葛亮北伐之时，随军到汉中，被指定带了五六百兵，帮助转运军粮，与其他达官贵人的子弟一起在山谷之中奔走吃苦。

不幸诸葛乔在建兴六年病故，年纪只有二十五岁，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诸葛攀。诸葛攀其后做了“行护军、翊军将军”。诸葛攀于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在东吴倒楣，遭受灭族之祸以后，转回东吴，做了“诸葛瑾之后”，延续诸葛瑾的“香火”，作为祭祀诸葛瑾的人(武乡侯的爵位，已经改由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继承)。

诸葛瞻继承武乡侯的爵位时才两岁。十五个年头以后，诸葛瞻娶了后主的女儿，成为驸马；次年，官拜“羽林中郎将”，其后历升至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行都护、卫将军，与董厥(共)平尚书事(诸葛亮去世已久，不曾见到诸葛瞻的成长与成就。诸葛亮去世之时，诸葛瞻的年纪尚幼)。诸葛瞻于三十七岁的时候，和自己的长于诸葛尚一起在绵竹对邓艾的军队作战，壮烈牺牲。

诸葛瞻的小儿子诸葛京，因为年纪太小，不够资格参加作战，幸免于难。这是天佑吉人，使得渚葛亮不致绝后。诸葛京其后长大成人，在晋朝做了郡县的县令，调升东宫舍人，最后做到了广州刺史。

诸葛瑾的一支，前面已经说过，于诸葛恪灭族之后，因诸葛攀由益州回了东吴，也免于绝后。

诸葛瑾与诸葛亮是同胞兄弟，诸葛亮是弟。另一位弟弟是诸葛均，跟随诸葛亮到了益州，做官做到了“长水校尉”。

他们的父亲是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太山郡的郡丞(太守的副手)。诸葛珪早死，他们跟随叔父诸葛玄，先到(江西)豫章郡，后到荆州南阳郡。

诸葛玄在豫章郡为太守，时间很短。他是袁术所派的人；汉朝在长安的朝廷另外派了一个朱皓来(朱皓其后死在笮融之手；笮融为扬州刺史刘繇所破；刘繇控制不了豫章郡，朝廷又派了华歆为太守。孙策带兵打来，华歆投降，随孙策回江东，当孙策的上宾；过了相当时期以后，华歆去了许县，转入曹操的门下)。

话说回来，诸葛玄在荆州南阳郡邓县，把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以及诸葛亮的“小姊”养大成人，把这位小姊嫁给了襄阳县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当时的邓县县城不在今天的河南省，而在湖北省襄阳县之北)。

请葛瑾于孙权在江东继承了孙策以后，拜别叔父诸葛玄，奉了继母(诸葛珪的后妻)，离开邓县，转往江东，经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作了孙权的部下。从此，诸葛瑾一辈子忠心于孙权，不存“跳槽”、换老板的念头。

诸葛亮与诸葛均，由于命运的安排，先后作了刘备的部下，与诸葛瑾天各一方，各事其主。他们三人在私底下的兄弟骨肉之情，完全不曾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有改变，依然是休戚相关的同胞。同时，他们也绝不因为是同胞兄弟，而试图互相勾引，使对方不忠于其主。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而他们做到了。

晋武帝司马炎，叫陈寿编订诸葛亮的文集。编成之后，陈寿呈献给晋武帝，附上了一篇“表”。陈寿在这一篇“表”里，畅论诸葛亮的一生如何多彩多姿，也强调了他死后粱、益二州的人民，“至今”仍十分对他怀念，“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表”中的“至今”二字，是指的“直到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上表的一年，距离诸葛亮去世的一年(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已经有了四十个年头。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诸葛亮不仅被怀念了四十年，而且已经被怀念了一千七百多年，直到我们的今天；不仅被梁、益两州的人民怀念，也被全中国的人怀念(东汉与蜀汉只设益州，没有梁州。梁州是魏国朝廷，把汉中即陕南等地，从益州分出来设置的)。

陈寿在“表”里说，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他不仅荣膺刘备的三顾，也深受孙权的“敬重”。到了刘备死后，后主继位。诸葛亮综揽军政，“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办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

这几句“论定”诸葛亮的治绩的话，是当时一般人的“公论”。陈寿并未“过甚其辞”。事实上，出于陈寿之口，更为客观。陈寿的父亲，曾经是马谡的参军，于马谡战败以后连带地被诸葛亮处罚。陈寿本人，也曾经为了某一件事，被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处罚过。

后代的史论家，却颇有批评陈寿不够客观，责备陈寿，说陈寿为了“私怨”而在“表”里写了下列几句话：“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陈寿的批评是否恰当，为另一问题。他确是并设有为了“私怨”而作出如此的批评：他不曾为了父亲的被罚，而说同时被治罪的马谡好；也不曾为了自己被罚，而说诸葛瞻不好。陈寿不曾否认诸葛亮有“治戎”之长，所批评的只是诸葛亮短于“奇谋”、“将略”。

陈寿而且找出三个理由，来解释诸葛亮何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第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例如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第二，“众寡不侔，攻守异体”，魏方的兵多，蜀汉的兵少，彼此相差太远，不成比例(魏有十三州部之中的八个州，一个部。蜀汉只有一个州。司马懿的兵力，号称有三十万，事实上有多少，待考，比起诸葛亮的十万应该是多到一倍以上)。诸葛亮采取攻势，司马懿采取守势，攻难守易。第三，诸葛亮的才能，比得上管仲与萧何。但是管仲找得到王子城父，萧何找得到韩信；诸葛亮在他的同时的人之中，找不出王子城父与韩信这样的人作为助手，因此就在功业上不能有管仲、萧何的成就。

陈寿的解释，是既公平而又没有火气的。倘若他仅仅指出这三项诸葛亮未能在军事上达到“龙骧虎视苞括四海”的原因，而不加什么“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按语，后世大多数的崇拜诸葛亮的人，就不会责备陈寿对“私怨”未能忘怀。因为，既然是对手方“或值人杰”，“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找不出王子城父与韩信那样的人作为助手，诸葛亮即使有“奇谋”，也不敢轻试，即使长于“将略”，也难以实施。怎么就可以因他之“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而说他“短于奇谋与缺乏将略”呢?

打仗时事，胜败不系于一方，而系于双方，单就某一方而论，统帅有将略与奇谋，未必就能够每战必胜；所需要的别的条件，还多得很。陈寿犯了“以成败论英雄”的毛病。况且，诸葛亮并不曾败。他虽则没有来得及拿下长安，却也达成了“以攻为守”的任务，使得蜀汉先后免于被张郃、司马懿占领，以延长了几十年的生存。

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战略，与现代军事科学中的“攻势防御”的战术，不谋而合。他的“将略”，非同时的若干“人杰”可比。陈寿本人，对军事完全外行，懂不了诸葛亮的将略。

裴松之引了一位“袁子”的话，说诸葛亮用兵“止如山，进退如风”。这一位袁子，生存于诸葛亮死后仅有数十年之时，所听到的“口碑”很多；所说的极可能是事实。

一个带兵的人，能够“止如山”，这已经是了不起了。岳飞也做到了这一点。岳飞使得金兵感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诸葛亮不仅能叫他的部队“止如山”，又能叫他们“进退如风”。这还了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将领实行了闪电战，所用的是飞机、卡车、大炮、坦克。诸葛亮到了第五次与第六次对魏战役，才分别有了木牛与流马。这两种运输工具，依然是倚仗人力，只是略为省力而已，他在头四次的战役中，连木牛沈马都没有。他竟然能够把部队运动得“进退如风”!他不是第一流的将才是什么?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木牛流马描写成自动的、不用人力或兽力的运输工具，使得许多入以为这是神话、造谣，根本不曾有过那么一回事。其实，木牛流马诸葛亮的的确确是发明了的。虽则并非自动的运输工具，而只不过是略省人力的运输工具。

诸葛亮也设计了“八阵图”。可惜，这“八阵图”又被《三国演义》的作者形容成妖气弥漫，以石头代替兵马的迷魂阵，神奇得叫读者难以相信。我在幼年之时，便是不相信有过这八阵图的一人，后来我读唐诗，读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二十个字，才修正我的怀疑。我想，像杜甫那样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道听途说”作为歌咏的对象吧？又过了若干年，我读的书多了一些，才完全相信诸葛亮确是设计了“八阵图”。不过，杜甫以为刘备在攻打东吴之时，用过这“八阵图”，却有点“未加深考”。

“八阵图”究竟是什么呢?是八个阵势的图，而不是一种兼有所谓生门、死门等等八个门的阵。这一张图，本是一种用以教导高级将领的教材或“教范”，指示了他们以八种基本阵势，与如何于敌军来攻之时，变化这些阵势。

在诸葛亮的时候，两军相遇，不像今天我们之双方猛掘壕沟，蹲在里面，互相密切注意。他们所做的，是赶紧安营扎寨。倘若双方的距离十分相近，他们就立刻“射住阵脚”，不让敌人来得太近(箭的有效射程，最好的也不过是一百步，亦即一百米左右)。

成千上万的兵，不可能挤住在一个营寨之內。一个营有五六百人，也不可能挤在一个帐篷之内。所以，双方的营寨都很多。而每一个营寨之内的帐篷也很多。

如何把若干营寨布置在地势优越的地方，保有水源与后方交通线，而且构成“箭网”，能够于被攻之时互相援救，攻人之时迅速集中，分途前进一一这便是一个在当时身为将帅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实务”才能。

到了出击或应战之时，双方于集中以后“摆开阵势”。最简单的是所谓“一字长蛇阵”。这长蛇阵的长处，并非如“外行人”所说，能够“首尾相应”，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首尾相距很远，实际上不仅不能首尾相应，而且最容易被敌人切成首尾两段，或若干段。这一字长蛇阵的长处，是便于包抄敌人的两翼或两翼之中的一个翼，绕到敌人后方。西洋的军事学家，称这种动作为out flank，中文译成“延伸两翼”。

在西洋的历史中，希腊人有所谓“方阵”，罗马人有所谓“分段阵”。我们中国人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鱼鳞阵”。鱼鳞阵可说是“复式”的分段阵，以次一排的分段单位，填补前排的空隙。

诸葛亮的“八阵”，是哪八阵?我个人研究得不够。八阵的总原则，我们可以从《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窥见一二：“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兴势，在今天陕西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王平于后主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抵挡曹爽，派护军刘敏与参军杜祺，带兵守住兴势，自己以主力留在洋县之东八十华里的黄金谷，作为呼应。

诸葛亮曾经在汉中郡首县南郑县的外围，新造了汉城与乐城两个城，用意也是为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他当然不至于用石头代替兵马。杜甫所见到的石头，可能是刘备营垒所遗留下的残迹。造营垒的壁，是必须用石头作为基础的。诸葛亮在五丈原的营垒，也留下了石头基础甚至墙壁。这些石头与墙壁，后来被司马懿看到，司马懿很赞赏，说诸葛亮是“天下奇才”。

诸葛亮的才具，确是“兼资文武”。中国汉唐及其以前的读书人，文武兼修，不曾“分途”。孔子注重礼乐，同时也教学生练习射御。子路(仲由)是他门下的一位很会打仗的人。中国在宋朝以后，才出现了“文人不知兵”的现象。到了曾国藩操练湘军，这种怪现象才被逐渐改变。可惜，从袁世凯创办新军以后，又有一些所谓“军人”，自以为读过了步兵操典之类，便成了专家，把所谓“文人”一概不放在眼里。其实，步兵操典之类，文人也颇有读得很熟而了解得十分透彻的。孙中山先生不曾进过职业性的军事学校，对军事理论却颇有很精到的见解。在革命元勋之中，黄兴、陈其美、于右任，都不曾进过军事学校，而他们都以副元帅、都督，或总司令的身份带过兵，打过相当成功的仗。

诸葛亮的成就，超过了他在青年时代的愿望，他在隆中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管仲在功业上不过是扶助了齐桓公成为诸侯的盟主，在道德上却免不了有“三归”之玷。乐毅替燕国向齐国报仇，一举而打下了七十几个城镇，然而结果却受了奸人的谗毁，丢了官职，功败垂成。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做到管仲的领导群伦，或乐毅的势如破竹，却在事实上奠定了天下三分。

诸葛亮并且使得全中国的人心不为那不顾道义的曹氏父子所迷惑。他敢于以区区益州一个州，抵抗曹家的八州一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公私行为上做出一个好榜样，使得当代与后世的人不仅佩服他的行政能力与打仗技术，而且更崇敬他的为人，他的道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臣”，他是一个“宗臣”，值得推为模范受人宗仰的贤臣。

杜甫在他的另一首诗里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杜甫接着说：“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这两句相当费解。一种解法是，三分割据的工作，太委屈了诸葛亮；诸葛亮的大才，好比是“威凤一羽”，具备五德，它升入云霄，经过千古万古，才被人们见到一次。另一种解释是：三分割据的功业，在诸葛亮的成就之中只不过是犹如羽毛一般的小事而已。我觉得第一种的解释较为说得通。

杜甫这一首“七律”的后四句是：“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在这四句里面，只有一个“失”字成为问题。它不仅费解，而且不可解。倘若这“失”字是“轶”字的讹写，我们就很容易懂了。杜甫的结论是：诸葛亮不是不知道汉朝的天下难以恢复，然而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实践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所以不惜以烦劳的军务，磨折自己的身体，以至于死。

我个人的看法，与此稍有不同。诺葛亮似乎没有以操劳作为他慢性自杀的手段。他并不想自杀。他只是抱了“尽人事以待天命”的态度，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决心，奋斗到底。

他始终一贯，称得上“不负平生”四个字。这便是他不仅对得起君上、家人、僚属、朋友，而且也十分对得起自己的地方(这与自私不同。自私的人，实际上是最对自己不起)。

他死后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极应该的。神是什么?神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过普通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