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为何要对内开凿大运河，对外远征高句丽？

仁寿四年（604）七月，六十四岁的隋文帝去世。尽管文帝的晚年在政治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然而通观其在位二十四年间的总体情况，他不仅统一了国家、确立了新的国家体制，而且带来了社会以及民生的安定和繁荣。在文帝时代，人口（户数）由不满四百万户增至八百九十万户，丰衣足食，据记载国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谷物等。所以，隋文帝实可谓中国史上的明君之一。

其后，历史进入了炀帝时代。隋炀帝前后在位十五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到大业七年（611）为止的前半期，属于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时期。进入后半期以后，先是继前半期的余绪，从大业八年开始远征高句丽，陷入了战争的泥沼；其后在席卷全国的动乱风暴之中，炀帝又无可奈何地度过每天纸醉金迷的颓废生活，并终于导致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被杀。与其父文帝截然相反，炀帝由此带上了“暴君”、“暴政”的帽子。

炀帝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乃是坚持脱离“关中本位”的路线，同时奠定起自己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起国家的体制。这一设想或曰大政方针，发端于文帝决定由杨广取代其兄杨勇担任皇太子之时，到炀帝继位以后正式付诸实施。炀帝时代的以开凿大运河为代表的各项政策，以及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的对外活动，其实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解释。因此可以说，从文帝时代到炀帝时代的发展推移并非政治路线的断裂，而应该说是隋王朝的一条必经之路。

然而文帝和炀帝的政治手法却大相径庭。前者集思广益，稳扎稳打地逐步推行各种强化体制的举措；而后者却倚仗着文帝时代留下的资本，亲自冲锋陷阵，企图一气呵成地达到目的。炀帝之所以如此焦躁，其原因一是由于他本身的资质决定，即源于他的自信，但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与他取得大权的过程有关。炀帝把兄长拽下皇太子宝座，打消了弟弟们对于皇位的觊觎，甚至操纵父皇才终于取得了最高权力。因而作为一种代偿，他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早见成果，以显示出自己治理天下的丰功伟业。

然而最终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乱——数以百计的叛乱集团在各地揭竿而起。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我们承认炀帝并没有脱离隋朝规定的政治路线，那么即便这些动乱是直接源自于炀帝的“暴政”，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些动乱在本质上意味着民众对整个隋代，进一步也可以说是民众对自南北朝以来积蓄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各种矛盾的一种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