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是怎么耗尽国本的？

炀帝的登场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建造新都洛阳，每个月征发的民工就达二百万人。炀帝行幸江都之际，沿途极尽劳民伤财之事。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缩短了隋朝的寿命，也将隋炀帝东亚扩张路线的破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文帝时代的气氛大相径庭，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炀帝政治的开始：大运河的开凿

在等到汉王之乱被平定、围绕即位的一系列措施完成以后，炀帝于十一月迁居洛阳。为了将政治中心置于洛阳，炀帝于开年后的大业元年（605）命令宇文恺等人在此地营造新的首都，并于次年正月落成。新都建造在洛阳老城以西约二十公里处，横跨洛水两岸，向南北延伸。炀帝把新都称东京，也称作东都，将此作为事实上的首都，也作为他描绘施展新政的基本阵地。

炀帝在这座都城开始着手的工作，首先是大运河的开凿。干燥的华北地区与湿润的华中、华南地区并存构成了中华世界的一大特色。如何将这两大区域结合起来，则是自古以来中国当政者们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尤其是对于在长期分裂之后终于实现统一的隋朝来说，为了稳定中央集权体制，为了把物产丰富的南方物资运往北方以应对日益增加的都市消费人口，连接南北这一课题尤为重要。输送物资最方便的乃是水运，然而无论黄河、淮水，还是长江，中国主要的江河都是自西向东，没有连接南北的河流。于是，炀帝便决定以人工之力来完成此事。

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过程，简要归纳如下所示：

大业元年三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万人，开凿通济渠（黄河—淮水）；

大业元年三月，征发淮南之民十余万人，开凿邗沟（又名山阳渎；淮水—长江）；

大业四年正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黄河—幽州）；

大业六年十二月，征发人数不详，开凿江南河（长江—杭州）；

虽然开凿大运河时也利用了既存的河流以及旧河道，然而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其结果，由于运河这条干线的建成，中国的南方与北方首次连为一体。大运河凿成以后，炀帝随即命令建造一艘高达四层、船身雕刻有漂亮图案的大船——龙舟，以便乘此船前往扬州（江都）行幸游玩。

炀帝的登场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仅仅以大业元年为例来说，为了建造新都洛阳，每个月征发的民工就达二百万人。此外，他还在洛阳郊外建造了豪华壮丽的离宫显仁宫，并于新都附近修建了巨大的庭园西苑。炀帝行幸江都之际，沿途极尽劳民伤财之事。与文帝时代的气氛大相径庭，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然而，喜欢到处走动且热衷于大兴土木的炀帝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内政与外交

炀帝的好大喜功不仅仅限于国内，在对外方面，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突厥。公元552年由柔然独立出来，并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突厥，到了583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其后，由于隋朝的离间计，东突厥日益衰弱，到了隋文帝末年，随着隋朝的公主（先是安义公主，其后是义成公主）降嫁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东突厥最终归顺隋朝。在中国史上，这种出于政治目的从中国而降嫁到周边民族的公主（皇室出身的女性），通常称之为和蕃公主。

大业三年（607），炀帝前往启民可汗所在地大利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附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巡行。前文提到，由宇文恺设计制造的观风行殿以及巨型帐篷使突厥朝野惊叹不已，就是这次巡行时出现的事情。当时在长城以北地区，草木茂盛，到处都是茂密的草甸。为了向炀帝表示忠诚，以启民可汗为首的各个部族首长都前去为炀帝行幸道路沿途除草开路。

第二年炀帝还是以半年时间，从西北的五原（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北行，最后到恒山（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举行了祭祀活动。当时，以伏俟城（位于今天的青海省）为根据地的吐谷浑已经迎来了其全盛期，接下来的大业五年（609），为了讨伐吐谷浑，隋炀帝向西方出兵，自西宁附近北上，越过祁连山至张掖（位于今天的甘肃省）。在此期间，隋朝的先遣部队攻入伏俟城，将吐谷浑主伏允赶往西方。此外，炀帝还在张掖接见了高昌王麹博雅等人，在此确立了与西域方面的联系。

大业六年（610）正月，炀帝又在洛阳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际庆典以及交易会，西域诸国的酋长等首领纷纷前来参加。庆典会场设于洛阳城的端门（即正南门）前广场，据说会场灯火通明，狂欢的人们通宵达旦地表演了各种音乐、马戏等节目。一般认为这次庆典就是后世元宵节的起源。交易会的会场设在丰都市（东市。即唐代的南市），店铺里堆满了形形色色的珍奇物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同时，各种美食佳肴自由食用，真可谓酒池肉林，十分奢华。参加交易会的胡人们在惊叹中国物质丰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讥讽街头同时还存在衣不蔽体的穷人的现象。

仅仅以炀帝的贪欲这一理由，是无法解释炀帝上述一系列前往边境地带的“行幸”行动的。边境防卫体制的强化、与各族各国首长等方面负责人的沟通联系及协调配合、道路的整备等问题，都随着炀帝的直接出行而获得了彻底解决。前面谈到炀帝利用运河前往江都的巡游，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游山玩水，但实际上却兼有综合全面检查这条交通大动脉是否通畅的用意。在权力集中于一极的专制体制之下，如果没有专权者这种“行幸”的话，下面的各项工作往往半途而废或被敷衍了事。这一点任何时代都不例外。

这样一来，隋朝的国内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巩固，从北到西北、再到西方的广大区域趋于稳定。剩下的只有东北方面，具体而言就是高句丽。为此，永济渠一直通向了幽州（现在的北京）。

远征高句丽

六世纪的前半期为止，从中国东北地区的辽河以东至整个朝鲜半岛这一区域呈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北部有高句丽，南方有百济和新罗。其中最为强盛者乃是以平壤（原来的乐浪郡郡治）为都城的高句丽。隋朝建国以后，高句丽旋即向隋派出了朝贡使节，与隋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当隋朝完成了全国统一之后，高句丽因担心隋的矛头会指向自己，便逐渐疏远了与隋朝的关系。其后果然不出所料，开皇十八年（598），以汉王杨谅为主帅，水陆共计三十万隋军向高句丽发动了进攻。

隋朝的这次出兵非常唐突，入侵高句丽最终以惨败而宣告结束。隋军出兵的直接原因是此前高句丽为征服靺鞨而发动的辽西之役。然而，高句丽的来犯早已被隋朝的营州（位于今天的辽宁省）总管韦冲击退，隋朝其实并没有必要再派大军。隋军之所以远征高句丽，主要是由于隋朝轻视低估高句丽，以为可以辽西之役为口实对高句丽进行惩罚，或许还可以借机彻底制服高句丽。高颎对于隋军远征并不积极，所以这次出兵可谓是隋文帝排除反对意见、强行转换方针的结果。

另一方面，高句丽似乎也预想到了隋朝的动向，一方面接受隋朝“上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王、高丽王”的册封，另一方面却又并没有选择与隋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究其原因，恐怕是与高句丽和隋接壤，随时可以感受到来自隋朝的压力，而这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使高句丽敏锐地嗅出了隋朝打算将来直接统治高句丽的意图有关。实际上，开皇十八年隋朝的出兵恰好让高句丽的担心成为现实，验证了高句丽对于隋的不信任。关于隋唐时代的国际秩序问题，人们一般都用册封这个词语来加以解释。

在这种背景下，炀帝前后三次发动了远征高句丽的战争。

大业八年（612）正月，隋朝大军集结于幽州，总数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此外再加上超过兵员一倍的后勤部队，总兵力合计超过三百万人。据说隋军每天出发一个军，全军出动完毕竟然花费了四十天时间。如此庞大的战线，各个部队之间的互相协调合作十分困难。而且由于是皇帝亲征，故而任何事情均需要皇帝亲自指挥裁决。同时，兵士们也是身着沉重的铠甲，手执武器和盾牌，同时还要各自背负干粮，致使身体几乎无法转动。

与隋军相比，高句丽为了保卫疆土，人人同仇敌忾，到处强化城防，设置伏兵，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高句丽举国抗战的情况下，尽管一部分隋朝军队曾逼近平壤，但到七月份隋军最终还是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的结局十分悲惨：渡过辽水进入高句丽境内的隋军九支部队共计三十万五千人，而最后回去的仅仅两千七百人。在这个过程中，构成隋军主体的府兵制陷入了机能不全的状态。

然而，炀帝并不死心。次年（大业九年）再度整顿军队，组织新兵种“骁果”取代府兵，四月份再次发兵进攻辽东。可是，正当久攻新城（位于今天的辽宁省）不下的时候，杨素之子杨玄感于六月在黎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树起了叛旗。这是在将要陷入全国性动乱状态之前，政权内部的第一次分裂，炀帝火速撤军镇压了杨玄感叛乱。第三次远征高句丽是在次年即大业十年（614），据说将出兵之事交付朝议，数日间竟然无人敢说话。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炀帝还是再次悍然决定向高句丽出兵。在这次对高句丽之战中，逃亡的隋军士兵络绎不绝，而高句丽方面长期陷于战事，国力极度消耗，困弊不堪。于是，在高句丽王高元提出求和请降时，炀帝便乘势找个台阶，从高句丽撤出了军队。

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缩短了隋朝的寿命，也将隋炀帝东亚扩张路线的破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国各地烽烟四起的叛乱声中，炀帝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只能龟缩于江都（扬州），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