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后的军政建设

第一，政治建设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亡六国后，在中国历史上开创性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全国统一政权，自此把我国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全部置于秦王朝的统辖之下，这种一统天下局面的出现，表面上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实质上则是反映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导致的必然趋势。

秦王朝在政治建设上，除了按照丞相李斯等人的建议进一步完善各种法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郡县制，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一整套专制的政治体制。朝廷设丞相，为负责全国行政的最高官职；设置太尉为全国最高的军事宫职，统管全国的军务；设御史大夫为监察方面的最高官职；设廷尉负责全国司法方面的工作；设太仆，管理宫廷车马方面的事务；设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设卫尉掌管皇宫保卫事宜。它最初将全国设立为三十六个郡，以后增加为四十多个郡。郡设有郡守、郡尉、监御史等等与中央相对应的官职。县则设置县令、县尉、县丞等官职。县以下设乡，乡设三老、啬夫、游徼，掌管教化、行政治安。乡以下有亭里与什、伍组织，是征粮征兵的基层单位。秦王朝实行郡县制最大的功劳是打破了自商、周以来的诸侯封国和贵族世袭制，使郡县直接受朝廷的管辖，这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加强中央集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对反对郡县制坚持分裂割据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那些“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以《诗》、《书》、百家语诋毁当前朝政，引古非今的儒生给予严厉镇压。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凡不属于秦国所记的史书及《诗》，《书》诸子书籍统统烧掉；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杀全族；焚书令下三十日不烧者，判处徒刑。焚书令的第二年，秦始皇发现有一部分方士和儒生诽谤他，乃下令追查，共逮捕了四百六十人，将他们全部坑杀于咸阳。这就是举世震惊的“焚书坑儒”事件，这一事件实质上反映了当时维护统一还是反对统一尖锐激烈的斗争。这种严酷的打击手段虽然难以彻底压制人们对朝政的议论，但对维护秦王朝当时的统一却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也开创了我国古代社会文化专制主义的恶劣先例，它对我国古代文化知识的保存和传播起了极大的摧残作用。

第二，军事建设

秦王朝在统一六国后，仍把开拓疆域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势力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秦始皇为了巩固北部边疆，加强北方的防务，修筑了由咸阳直通九原的一千八百多里的大道，为大规模向北调兵作战提供了重要保障。秦为防备匈奴的入侵，将原来秦、赵，燕等国修筑的长城加以连接，成为西起临洮、东止辽东绵亘不断的长城。这条长城从古代战争的观点来看，起着一定的防护作用。

秦始皇为了宣扬他的武功借以镇服原六国的臣民，曾多次出巡，这也有助于加强秦王朝的威望。秦为了不使一些旧势力利用各地的险要地势拥兵自重，割据反秦，专门破坏了这些险要之地，甚至把一些坚固的城廓也拆除了，修通了由都城咸阳至全国各地的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秦始皇强行把各地区的富豪十二万户迁往咸阳，部分迁往巴蜀，南阳等地，这就便原六国的豪强失去了反秦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大大减少了发生封建割据战争的军事政治因素，有利于强化秦王朝的统治，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统一六国战争评述

春秋战国之末，秦始皇以气吞山河之志，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并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五百五十多年的战乱局面，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这个大帝国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使中国古代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历史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自古以来，史学界对于秦兼并六国，远非众口皆碑。赞誉之词有之；痛惜六国之亡也有之。秦之统一六国决不是天赐，六国的逐一灭亡也决非偶然。

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最初虽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但最后终于赢得了全国的支持。人心的向背决定着天下的兴亡，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理。尽管孝公死后，商鞅即被旧奴隶主贵族处死。然而由于商鞅变法彻底，新法已深入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代表社会进步力量主流的新兴地主阶级衷心拥护变法图强，野蛮的旧奴隶主制渐被废除，奴隶越来越多地被解除身上的桎梏，平民可以论功行赏，可以自由开垦土地，民富国强冠于六国之首，因而，秦民愿为秦国效忠作战。

秦自孝公之后，连续六世不断开拓，秦已经占有地利的战略优势。秦由一个西戎小国开拓为一个头等强国，实非一日之功，经过六世王朝的奋战才登上了七雄之首的宝座。秦孝公时，命商鞅伐魏，夺取了魏河西地区，随后再夺占楚国之武关，将整个关中之地据为秦有，秦惠文王时，以张仪为相，不动刀兵，游说诸侯割地事秦，同时命司马错北灭义渠，南夺汉中巴蜀，使秦国的疆域大增。昭王时期，白起统兵先后破诸国联军于伊阙、华阳，攻占楚首都郢。长平大战前后，又占领魏、赵大片领土。至秦始皇即位之初，秦的疆域东达三川郡，（今河南莱阳、登封、密县），南至黔中郡（今湖南西部），北至上郡（今陕西榆林），中原地区之大部和南中国的西、中部地区已完全为秦所有。这时各诸侯国与秦相比已显得十分弱小，有的尚不及秦国的一郡之地。秦占有的这种地理上优越的战略形势，成为其并灭六国最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谋臣良将林立，运筹帷幄和统兵征战以及战略策略协调运用均珠联璧合，占尽了主观指导上的优势。秦几世以来都汇集了大批将相英才，这些人物多是客卿于秦，然而却忠心事秦，对秦统一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商鞅变法为秦的强盛打下基础，张仪范雎的“连横事秦”，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和策略，成了秦并灭六国的基本国策。司马错、魏冉、白起等的将相才能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到秦始皇时期，周围更是人才济济。相国吕不韦在秦始皇幼年即位时，就辅佐秦始皇当政，军事政治决策皆出于吕不韦。相国李斯既长于以法治国，也长于谋划战争。战将王翦在秦统一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在秦军被楚军打败的危急时刻，一举战胜楚将项燕，攻克楚都，将楚灭亡。秦朝这些精英将才对秦统一战争的胜利所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任何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统帅对战争的正确决策和对战争全局高瞻远瞩的筹划，秦始皇正是在这些方面具备了远见卓识的决断能力，这也是秦能并灭六国的重要因素，秦始皇既是我国古代罕见的一世雄主，也是当时其它六国国君望尘莫及的明君。当相国李斯根据当时总的形势，向秦始皇提出并灭六国的建议时，秦始皇即当机立断加以采纳，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展开灭亡六国的战争。当战争进行到关键性的时刻，秦始皇亲临前线视察，督导战争的进展。秦始皇吸取前人分封王侯的教训，每攻占一个诸侯国的地区，就改立为郡；秦军灭楚把楚地改为楚郡和会稽郡；夺占魏一些地区后，改立为东郡等等，这对巩固秦统一战争成果起了重要作用。总之，秦之取得并灭六国战争的胜利有着秦始皇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

说到底，任何战争的胜利起主导作用的自然是人民群众，秦之统一六国作战的胜利当然也是如此。假如没有人民群众自觉地为统一大业而奋战，秦始皇是根本无法完成统一华夏的历史使命的。可惜当时的秦始皇受历史的局限看不到这一点，他对人民的暴虐和杀戳，使秦在胜利的土壤之中埋下了迅速覆亡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