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文纵——道教之原

神仙家之所求为不死，非淫侈者无是欲，其所以致之之术，亦非悠闲有财力者不能为，故神仙家之说，流传并不甚盛，而巫术则大行。此本无足为怪。然巫术亦颇与神仙家相杂，而牵引遂及于老子，此则纷纭，有不得不加以辨正者矣。

汉世所谓黄、老者，黄指黄帝，老指老子，事本明白无疑。乃《后汉书·陈愍王宠传》言宠与国相魏愔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则所谓黄、老者，非复学术之名，而为淫祀之一矣。黄老君似非黄、老，然《楚王英传》言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齐戒祭祀。《桓帝本纪》：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倌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九年七月，祠黄帝于濯龙宫。《论》言前史称桓帝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注：前史、《东观记》也。《襄楷传》：楷上疏言：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则所谓黄老君者，亦必因黄、老之学之黄、老而附会者也。《逸民传》言矫慎少学黄、老，隐遁山谷，仰慕松、乔导引之术。汝南吴苍遗书曰：“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仙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三国志·孙登传》：临终上疏曰：“愿陛下割下流之恩；修黄、老之术。”合上节所引仲长统《卜居论》之辞观之，并可见黄、老之学，与神仙家言稍相殽杂。《后汉书·皇甫嵩传》言张角奉黄、老道。《襄楷传》：楷自家诣阙上疏云：“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十余日，复上书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传》云：“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大平青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而《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论》，言张脩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则老子与张角、于吉、张脩等诬罔之徒，皆有关系矣。是何哉？案《史记·儒林传》言：窦大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果为今老子书，辕固生即不信其术，岂得谓为家人言？盖其所谓老子书，实非今之五千言，巫术之附会老子旧矣。所以然者，神仙家及巫术，皆依托黄帝，而黄、老同为道家，故因黄帝而及老子。其使人都习五千言，则彼固不求其义之可解，抑或别有其附会之说也。襄楷前疏言《神书》其所自上，后疏又云宫崇献，其语显相矛盾。楷正士，安得献此妖妄之书？古缣帛甚贵，其书安得有百七十卷？《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志林》云百余卷，亦大多。《注》谓《神书》即今道家《大平经》，盖即造《大平经》者所伪托耳。神仙家与巫术，并依托老氏，遂开后世所谓道教者之原矣。

当时巫鬼之流，分为两派：一与士大夫交结，如于吉是。一则荧惑细民，如张角、张脩是。于吉事见《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县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又引《搜神记》云：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途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二说乖异殊甚。《注》又引大康八年（287）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知建安六年（201）张津犹为交州牧，则《江表传》已不足信，《搜神记》更无论矣。然言辞不审，古人所恒有，不得以此谓其所言者悉为子虚。于吉以符水治病，与张角同，尸解之说，同于李少君，而张津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而欲以道书助化，盖亦正如张脩、张鲁之所为也。可见其道之杂而多端矣。

张角之事，已见第十一章第七节。张鲁：《三国志》本传云：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然《注》引《典略》云：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骆曜教民缅匿法，张角为大平道。脩为五斗米道。《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元年（184），秋七月，巴郡妖巫张脩反，寇郡县。《注》引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脩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则为五斗米道者，乃张脩而非张鲁。《三国志·二牧传》、《后汉书·刘焉传》皆云：鲁母挟鬼道，出入焉家。果使父祖均为大师，则必已能致人崇奉如于吉，刘焉未必能致其母也。疑鲁之法皆袭诸脩，特因身袭杀脩，不欲云沿袭其道，乃诡托诸其父祖耳。后汉自有一张陵，为霸孙，楷子。霸蜀郡成都人。永元中为会稽大守。卒，敕诸子：蜀道阻远，不宜归茔。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因家焉。楷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岂陵亦袭父术，而鲁从而附会之欤？然《陵传》绝不见其迹。且陵亦士大夫之流，非可妄托，疑张鲁父、祖之事，实伪造不可究诘也。《典略》云：大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脩法略与角同，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脩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志》云：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案张角之起也，杀人以祠天，见《后汉书·皇甫嵩传》。此为东夷之俗。脩法略与角同，其原当亦出于东方。然《抱朴子·道意篇》极言信巫耗财之弊。又言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伎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陵有司。亡命逋逃，因为窟薮。而张鲁、张津，颇得先富后教之意，则其宗旨又有不同。弥见其道之杂而多端也。

当时为黄、老道者，似颇排摈异教。《后汉书·循吏传》云：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惟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栾巴传》云：迁豫章大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资产以祈祷。巴素好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坏房祀，翦理奸诬。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后皆安之。栾巴所好之道，疑即桓帝所奉，故其毁房祀同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言大祖击黄巾，时黄巾移之书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大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中黄大乙，盖即张角之所谓黄、老道者，与桓帝所奉，亦非二也。

《华阳国志·大同志》云：王濬为益州刺史，咸宁三年（277），诛犍为民陈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入道用酒一，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转奢靡。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数百。濬闻，以为不孝。诛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传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见官二千石长吏巴郡大守犍为唐定等皆免官除名。瑞之奢靡与张鲁不同，然以祭酒治其下同，传舍亦似即义舍，而其不奉他神，似亦与桓帝、栾巴及所谓中黄大乙者无异也。知当时此等邪教，流衍颇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