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文纵——图谶

谶之由来甚远。《说文》言部“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此即今人所谓豫言。《淮南子·说山》曰：“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谶书著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赋服鸟曰：“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策，《汉书》作谶，盖是。足见谶为民生日用所资。王公大人，自亦不能独异。《史记·赵世家》记秦缪公梦之帝所事，曰：“秦谶于是出矣。”《扁鹊列传》亦记之，谶作策。此梦前知晋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正所谓豫言也。《后汉书·张衡传》：衡上疏论图纬之虚妄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则谶之所资甚广。《礼记·中庸》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为古人信谶之原。盖未审人事因果之理，以为凡事皆由前定也。秦、汉之世，流行不绝。秦始皇时有亡秦者胡之文。《汉志·数术略》：天文家有《图书秘记》十七卷，盖即其术。然其时言政事者尚不甚援谶。故张衡又谓“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也。至西京之末而其说骤盛。故衡又言“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以后，乃始闻之”也。

或谓七略之中，既明有《图书秘记》，安得云向、歆阅定无之？而不知成、哀以后之所谓谶者，与前此之谶不同也。前此之谶，民间所行者无论矣，即如秦人所传者，亦仅言一姓之事，此则总记历代兴亡。《论语·子罕篇·凤鸟章》邢《疏》云：“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其《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又前此单行，而此时则与纬相杂。纬多称说经义，谓孔子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阴书于纬，以传后王，《礼记·王制正义》引郑玄说。此仍袭口说流行之故智，以己之所欲言者，托之于孔子耳。《论衡·实知篇》曰：“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载，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明，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其说具见《知实篇》。盖时人之视圣人，皆以为神而非人，故可以谶托之也。是时所谓谶者，大抵皮傅字形，曲解文义，非复如前此之谶，有数术以为之本，故张衡讥其为“不占之书”。衡又讥其“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徒采前世成事，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为伪作，本显而易见。然迷信者流，本无理可喻，故以是诳之而已足矣。

世皆以造谶为王莽罪，其实不然，后汉初之君臣，其造谶，恐更甚于莽也。光武之起兵，由李通等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之说。其即位，则以强华奉赤伏之符。皆见《纪》。祭告天地，皆援谶为言。见《续汉书·祭祀志》。用孙咸为大司马，王梁为大司空，亦以谶文。见《后汉书·景丹王梁传》。又谓元功二十八将，上应列宿。安帝永初六年（112）诏谓“建武元功二十八将，谶记有征”，见《后汉书·冯异传》。又《朱祐等传赞》曰：“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盖自光武以来有此说。建武三十年（54），群臣请封禅，不许，三十二年（56），夜读《河图会昌符》，感其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之语，卒行之。见《续书·祭祀志》。桓谭上疏谏帝听纳谶记，帝不说。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又问郑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皇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其崇信之如此。谶文妖妄，岂有以中兴之主而真信之之理？《儒林传》：帝令尹敏校图谶，又薛汉，建武初为博士，亦受诏校定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有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滞。此事之处置，较之于桓谭，宽严则大异矣。然则谭之几婴不测，亦帝以他事不快于谭，乃借此以挫折之耳。《窦融传》：隗嚣使辨士张玄游说河西。融等召豪杰及诸大守计议。其中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此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案《邓晨传》：王莽末，光武与兄伯升及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燕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而强华所奉赤伏符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则刘秀当为天子之言，乃光武辈所造，而傅之子骏者。《公孙述传》：述梦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既觉，谓其妻曰：“虽贵而祚短，若何？”夫使述自造作，岂有以十二为期者？此言盖亦汉人所附会。然则《述传》谓述妄引谶记，其言又不雠矣。此皆后汉君臣，造作谶记，更甚于莽之征也。而世皆以造谶为莽罪，侯之门，仁义存，岂不信哉！

《吕览·观表》曰：“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自有云也。绿图幡簿，从此生矣。”《淮南·俶真》曰：“洛出丹书，河出绿图。”而《人间》曰：“秦王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则以谶文附会图书，亦由来已久。然以河图洛书为有篇卷，则亦出后汉人附会也。《汉书·五行志》云：“刘歆以为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又以初一曰丑行六十五字为雒书本文。足见刘歆所云河图雒书，虽有文字，未成篇卷。乃郑注《易大传》引《春秋纬》曰：“《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见《疏》。《说文》云：“河、雒所出书曰谶。”光武封禅刻石文曰：“皇帝惟慎《河图》、《雒书》正文。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25）以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篇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皙。”则八十一篇，实后汉初年所为，又其十卷，则其所欲去者也。张衡非谶最甚，而云“河、洛六艺，篇籍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王充岂信谶者？乃曰：“神怪之言，皆在谶记，所表皆效。孔子条畅增益，以表神怪。或后人诈记，以明效验。”《论衡·实知》。于八十一篇，皆不敢讼言其为伪，则以其由官定故也。《隋书·经籍志》曰：“《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此说盖即后汉初所造作也。《三国志·先主传》：群臣劝进表曰：“《河图》《雒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应验自远。”东京各事，殆无不以谶决之者。南单于、乌桓降，张纯案七经谶请立辟雍。《后汉书》本传。至封禅之后，遂立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见《纪》。曹充说显宗制礼，引谶为言。帝以其言改大乐官为大予乐。事在永平二年（59）。充子褒，章帝世正叔孙通汉仪，杂以《五经》谶记。定汉礼百五十篇。其后大尉翟酺、尚书尹敏奏其破坏圣术，宜加刑诛。和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盖亦知其矫诬矣。然樊鲦与公卿定郊祀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章帝行四分历诏，亦引谶文；见《续书·律历志》。其上明帝庙号曰“聪明渊塞，著在图谶”；其重之也如此，皆光武辈之始作俑也。《隋志》云：“汉时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冯谶为说。惟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此说亦误。所谓孔安国者，即《尚书》之《伪孔传》，不足论。《毛诗》徒传训诂，不及义理，故不引谶。若贾逵，固明援谶文，以争立《左氏》矣。世每以纬说多同今文，而为古文家开脱，其实此乃由造作之初，古文说尚未出耳。援谶文以媚世谐俗，两家经师，固无二致矣。敢行矫诬，遂致诬及学术，亦可羞矣。世或以汉时之言阴阳灾异者，与谶纬并为一谈，其说亦非。观张衡言夏侯胜、眭孟之徒，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阅定九流，亦无谶录；已可明之矣，此皆言阴阳灾异者之大宗也。《李寻传》：寻说王根曰：“《五经》六纬，尊显术士。”孟康以《五经》纬与《乐》纬，张晏以《五经》纬与《孝经》纬释之，殊误。上下皆言天文，此语不得忽及经籍也。纬虽与谶相杂，然既援引经说，自仍足为考证之资。隋世一举燔之，实为可惜。荀悦《申鉴·俗嫌篇》论纬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或曰：燔诸？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曷其燔？”谶纬之为物，与其当分别去取，汉人早知之矣。夫以谶杂纬，固为乱经，然亦由新莽之造作，意欲以为革政之资，故必有取于纬。若使光武辈为之，则将有谶而无纬矣。后世谶文日出，更不闻复有所谓纬者，其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