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兴亡——东亚周边诸民族的动向

交趾叛乱——征侧、征贰姐妹

西汉武帝时，曾为汉王朝外藩的南越国灭亡，朝廷在其原址设置了九郡（参照第四章）。当时，位于现在越南的地区设有交趾、九真、日南等郡，由朝廷分别派遣太守治理。西汉末年的交趾太守是锡光，他在王莽篡政时并未依附他势，而是在地方自立。建武五年（29），光武帝平定江南时，锡光归顺朝廷。此后，东汉便向此处派遣刺史和太守，再次将其收为直属地。

然而，建武十六年（40），以交趾一带为中心的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叛乱。叛乱的首领是征侧、征贰姐妹。这对姐妹出身于交趾郡麊泠（麊冷）县（今河内市西北约20公里处），其父是当地的雒将（当地世袭首领）。姐姐征侧当时已是朱鸢县（今麊泠县西部约20公里）人诗索的结发妻子。由于她性格过于勇猛，交趾太守苏定设法将其擒拿。于是，征侧便决定举兵叛乱。

此次叛乱爆发的原委尚不清楚，不过从征侧身为女性，并且是雒将（当地世袭土酋的名称）之女的身份，以及交趾太守欲将其擒拿的事实来看，可以推测，汉王朝地方官员此前一直所承认的越人（越南人）风俗习惯中特有的土豪女性社会地位和行动与东汉派遣的交趾太守的施政方针，也就是汉律（汉王朝的律法）的统治方针出现了冲突。假若这是原因所在，那么此次叛乱便是郡县制之下的外族统治矛盾引发的。

此次叛乱迅速扩大，九真、日南、合浦（雷州半岛）的越人纷纷响应，约有65城的越人参与了叛乱。由此也可推断，此次叛乱的本质是原住民族对汉朝郡县统治的抵抗。征侧得到广大越人的支持，被拥立为王，定都麊泠。也就是说，被支配民族的独立政权诞生了。

东汉王朝得知此事后，下令长沙、合浦、交趾各郡集结车马舟船，修缮道路桥梁，储备军粮，为讨伐军的出击做准备。建武十七年（41），朝廷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伏乐侯刘隆为副将，再佐以楼船将军段志，对征侧姐妹发起远征讨伐。将军段志在远征途中于合浦病死，马援则率领远征军沿海岸南下，在广西西部一带登陆进入山林，于建武十八年（42），到达交趾郡，于浪泊（红河下游）与叛军展开交战。

马援击破叛军后，乘胜攻陷叛军首都麊泠，征侧、征贰逃往禁谿（河内西部），又持续抵抗了一年。建武十九年正月，远征军击杀征侧、征贰姐妹，将二人首级送往洛阳。

征侧、征贰死后，叛军依旧以九真郡为中心继续顽抗。马援率领大小2000余艘战船和2万余士兵攻打九真郡，大破叛军，斩首、虏获5000余人。征侧、征贰发起的叛乱终于被镇压，建武二十年（44），远征军凯旋洛阳。但是，参与这次讨伐的四五成军士都在远征途中死于南方的水土不服。

在此次远征中，马援将交趾、九真地区的大县分割为两县，实施行政区划改革，修缮郡县城郭，又开凿灌溉水路，振兴农业生产。此外，他还列出越人习俗与汉朝律法相矛盾之处十余条，约定重开旧制，尊重越人习俗。从这些方面来看，马援的镇压叛乱方针，一方面以武力镇压反抗力量，另一方面尊重外族风俗习惯，致力于郡县制的完善与贯彻。

此后，东汉的郡县制统治，依旧存于越南地区。但尽管如此，纵观整个东汉时代，越人的小叛乱始终不断，一直持续到三国时代。由此可见，汉王朝对外族实施的郡县制统治始终存在矛盾和局限性。

图114 铜屋 ^*

* 还原了汉代南方房屋的状态。规格为37.3厘米×79.3厘米×42.7厘米，重34.14千克（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西汉墓，1971年出土）。

乌桓与鲜卑

东汉统一中国时，东北边境上居住着乌桓、鲜卑、高句丽、夫余、濊貊等民族。

其中，乌桓和鲜卑被合称为东胡，依附于匈奴，过着狩猎游牧生活，但从王莽时代到东汉初期，匈奴势力逐渐壮大，东胡也经常跟随匈奴劫掠北部诸郡。乌桓早在西汉时代便已闻名，与西汉王朝也时有往来，而鲜卑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

对此，建武二十一年（45），朝廷派上一年刚从交趾凯旋的伏波将军马援讨伐乌桓，又令辽东太守祭肜攻打鲜卑。但马援军的行动被乌桓事先察觉，不但毫无战果，撤退时反遭追击，受重创而败退。而祭肜军则击溃鲜卑，使其一蹶不振。

建武二十四年（48），局势却发生巨变。如上文所述，匈奴内部发生分裂，日逐王比归顺了汉廷。以这次分裂为契机，乌桓、鲜卑先后脱离匈奴，归顺汉廷。建武二十五年（49），辽西的乌桓首领郝旦等922人各自率领部下归顺汉廷，鲜卑也首次向汉廷朝贡。东汉朝廷将前来归顺的乌桓首领等81人封为侯王、君长，令他们在内地沿边诸郡定居，其后又向乌桓和鲜卑供给衣食。同时，朝廷采纳班彪的建议，恢复西汉时代的乌桓校尉，以治理归顺后的乌桓。

就这样，乌桓、鲜卑归顺了东汉王朝，之后，明帝、章帝时期，朝廷与这两族都没有发生纷争。但到了和帝时期，东汉与这两个民族的关系再次恶化。事件发端于上述窦宪讨伐北匈奴成功、北匈奴单于率领10万人马逃亡鲜卑之际。

势力壮大的鲜卑，开始侵犯汉的北部诸郡，安帝永初三年（109），乌桓又与南匈奴联合，以7万骑兵进犯五原一带。汉守兵起初大败，但凭借车骑将军何熙和度辽将军梁慬的出击，成功将进犯者击退。但此后，乌桓、鲜卑并未就此归顺，汉东部辽东一带和西部五原一带一直笼罩在异族寇掠的阴影之下。

顺帝永和元年（136），南匈奴左部首领吾斯，背叛汉廷，拥立单于，与乌桓一同进犯北部边境。此时，汉将居住在洛阳的南匈奴一族首领立为单于，并于汉安元年（142）将其派遣至北方，令其攻杀吾斯，降服乌桓。据记载，此次降服的乌桓族人多达70余万人。乌桓势力由此衰退，而一直被乌桓压制的鲜卑势力则再次抬头。

此时，统一鲜卑诸部族并建立了强大统一国家的是檀石槐。他被拥立为部族大人（首领）后，先后降服周边诸部，最终统一了鲜卑。最后，他所支配的领域东及夫余、濊貊，西接乌孙，东西横亘14000余里，南北跨越4000余里，将过去匈奴的领地全部收入囊中。

北方大国的出现令东汉王朝大为震惊，于是，桓帝（146—167年在位）便赐予檀石槐印绶，为其册封。但檀石槐拒绝了汉廷的册封，仍旧连年寇掠北部边境。东汉王朝苦于异族侵犯，于灵帝（168—189年在位）熹平六年（177）派遣大军三路出击，最后却惨败而归。

檀石槐于光和年间（178—184年）去世，其子和连继承了大人位。当时，乌桓和鲜卑尚未出现世袭君主制，每次都由族人推举勇猛有人望的族人为大人，檀石槐之子的即位则开启了世袭制的先河。但此后，鲜卑再也没有出现像檀石槐那样的有能力之人，由他统一的部族逐渐分裂，鲜卑国最终解体。

高句丽的发展

鲜卑以东的民族是夫余和高句丽。如上所述，高句丽早在西汉末期就得到了汉王朝的册封，但在王莽时代被降格为侯，名称也被改为下句丽。至东汉时代，光武帝建武八年（32），高句丽再次向东汉朝贡，国王名号得以恢复。

被东汉王朝恢复了王号的高句丽，从此成为东汉帝国的外藩。其后的建武二十三年（47），一万余高句丽人归属乐浪郡。他们大概都是从高句丽内部脱离出来移居此处的。

然而，公元2世纪以后，高句丽也开始侵寇辽东郡（今辽宁省辽阳市以北）和玄菟郡（今辽宁省新宾县以西）；和帝元兴元年（105），侵入辽东郡，被当时的太守耿夔击退；安帝永初三年（109），高句丽遣使向东汉朝贡，但又于两年后的永初五年（111）联合濊貊侵寇玄菟郡。

此后，高句丽又接二连三进犯辽东、玄菟两郡，烧毁城郭。于是，东汉王朝发动东北诸郡人马，偕同夫余王的援军，将其击退。由于高句丽的侵扰，玄菟郡在安帝时期将郡治向西迁移至沈阳市东北。从这些史实可推断，高句丽在不断发展壮大其势力的同时，与同族的夫余国也存在抗争关系。

相传，此时高句丽的国王叫宫。在国王宫去世的安帝建光元年（121），东汉王朝展开了是否要趁此机会讨伐高句丽的讨论，尚书陈忠反对这一提案，主张派遣慰问使节劝其来降。安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翌年，继承高句丽王位的遂成，遣返了汉军俘虏，前往玄菟郡归顺汉廷。

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发展，高句丽将首都迁往鸭绿江中游的丸都（今吉林省集安市），借此对乐浪郡施加压力，至质帝、桓帝时期（145—167年），又制造了入侵乐浪郡掠走乐浪太守妻儿的事件。然而东汉时代，乐浪郡守备严密，高句丽也只能对其望而却步，其势力最终仅止于朝鲜半岛北部。

图115 丸都城外的古墓群 ^*

* 此处的丘陵全部为古墓。在427年迁都平壤之前，丸都一直都是高句丽的首都（吉林省集安市）。

朝鲜半岛局势

关于汉王朝对朝鲜半岛的郡县制统治，正如第四章所述，汉武帝设置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之后由于遭到原住民反抗，昭帝废除了真番、临屯二郡，将玄菟郡西迁至辽东郡内。因此，半岛上仅存乐浪郡（郡治在今平壤市）。

东汉初期，更始帝败死后，乐浪郡人王调发动叛乱，杀死乐浪太守，自封为大将军、乐浪太守。据载，王调只是当地土人，身世不明，但从姓名可以推断是汉人。战国末期以来，有汉人迁居此地成为土豪，设置乐浪郡之后，其中不少人成为郡县下级官吏，想必王调也是其中之一。对乐朗遗址中的古墓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存在大量被推测为西汉末期的汉式木郭坟，墓主多为王姓。这些王氏大约从山东琅琊移居而来，王调也可能为其中一员。

建武六年（30），光武帝任命王遵为乐浪太守，令其讨伐王调。此时，乐浪郡的郡三老之一王闳，与郡吏合谋杀死王调，迎接新太守王遵的赴任。王闳的祖上也是山东琅琊人，早在汉文帝时期便已迁居此地。乐浪郡之所以能成为汉王朝在朝鲜半岛的直辖统治中心，正是由于前朝汉人迁徙到当地，成为土豪并支撑郡县制。

然而，汉王朝通过乐浪郡对朝鲜半岛施行的郡县制统治，却在原住民的壮大与抵抗之下被迫收缩。王调的自立政权灭亡后，乐浪郡再次成为汉王朝直接管辖的领地，这一年，乐浪郡的东部都尉被废除，岭东即半岛东部诸县也随之被废弃。之后，这一地区的渠帅，也就是原住民濊貊的首领，逐一被封为县侯。一直以来的直接统治转变为间接统治。但是，这些濊貊首领很快又被纳入高句丽的势力范围。

当时，半岛南部分为马韩、辰韩、弁辰（弁韩），即历史上的三韩。它们各自都是小国集团，马韩由54国组成，弁韩和弁辰则分别由12国组成。这些小国，大的有一万余户，小的只有六七百户。换言之，三韩地区散布着多个部落国家。

不过，当中又存在统辖诸国的政权，其君主被称为辰王，然而辰王不能自立为王，只能从马韩人中选出。关于辰王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建武二十年（44），三韩廉斯人苏马諟来到乐浪郡朝贡。光武帝赐予其邑君称号，令其归属乐浪郡。由此可见，三韩地区并未受到东汉的直接统治。后来统一马韩的国家是其中的伯济（百济）国，而统一辰韩的则是其中的斯卢（新罗）国。弁辰也统一为伽耶国，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任那。但新罗、百济等统一国家的出现，则都发生在公元4世纪以后。

倭国朝贡

位于朝鲜半岛以南与其隔海相望的是倭人的国度，即日本。第四章曾提及，当时倭人分为百余国，向乐浪郡朝贡。而在这一时期，倭国则首次向汉廷派出了使者。

如上所述，建武中元二年（57）正月，倭奴国王的使者来到东汉朝贡，被光武帝赐予印绶。这个倭奴国是位于北九州福冈市附近的小国，当时光武帝所赐印章应该是江户时代天明四年（1784）在志贺岛发现的印有“汉委（倭）奴国王”五字的金印。这五个字通常被解释为“大汉委（倭）之奴国王”，而倭之奴国则是倭国境内一个名叫奴国的小国，据推测，这个奴国应该在被后世称为那津的福冈市附近地区。

图116 “汉委奴国王”金印

被赐予金印意味着汉廷正式承认奴国为王朝周边国家，两者之间建立了政治关系。关于这一金印也存在伪印一说，但其边长2.3厘米的尺寸正好符合当时1寸的长度，因此伪印说并不成立。

（追记）根据《后汉书·倭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升”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并献上了生口（奴隶）160余人。这里的“倭国王帅升”在宋版《通典》（宫内厅藏）中被记为“倭面土国王师升”，在《翰苑》残卷（太宰府天满宫藏）中又被记为“倭面上国王师升”，因此学界普遍认为现在《后汉书》中的“倭国王”在原本《后汉书》中应该被记为“倭面土国”，而这个“倭面土国”则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大和国”［“倭面土”读作“ヤマト（YAMATO）”，与“大和（YAMATO）”音相近。——译者注］，另一种则是应读作“倭之面土国”，而面土国则是指“囬土国”，亦即回土国，也就是伊都国。然而，通过对诸版本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推测《后汉书·倭传》的“倭国王”从最初就是这样记载的，而并非“倭面土国王”。这也就意味着，建武中元二年（57）的“倭之奴国王”在此时已经成了“倭国王”，换言之，有可能就是当时已经出现了“倭国”这个统一了倭国各小国的政权（参照西嵨定生《邪马台国与倭国》，吉川弘文馆，1994）。

图117 汉中平纪年铭太刀 ^*

* 太刀上的文字为“中平〔？〕〔年〕五月丙午造作支刀 百练清刚 上应星宿〔下〕辟不〔祥〕”。

〔〕内为推定字（奈良县天理市东大寺山古坟，1962年出土）。

倭人的国度与东汉正式外交往来的记录仅此两处。但可推测这些零散记录的背景是，随着东汉权威的确立，遥远的倭人诸国中已经有部分国家与东汉有外交往来，试图通过接受印绶的方式来确保自身的地位；此外，其后又出现了倭国王这个统一了倭国诸国的王权，并且此王权在建立后也立即向东汉王朝朝贡。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解释，日本的国家形成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的权威及其文明的影响。（追记完）

到了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倭国的各个小国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乱。《魏志·倭国传》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战乱的结果是，卑弥呼被拥立为倭国女王，定都邪马台国。倭国女王卑弥呼向中国朝贡并接受册封，发生在东汉王朝灭亡之后的三国魏明帝时期。

但根据1962年在奈良县东大寺山古坟（今天理市）发现的太刀金象嵌铭文可知，这把太刀制作于东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年），也就是卑弥呼即位的时期。假如这把太刀为东汉所赐，其中或许隐含着东汉对平定倭国纷争，维持周边国家秩序的期望。假如这推测属实，那么从中也可窥见东汉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

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东汉王朝

根据以上的阐述，我们可将东汉与东亚周边民族的关系总结如下：

第一，册封关系被恢复调整，东汉初期与高句丽的关系便属于此类情况；

第二，册封关系被无视或拒绝，东汉中期开始寇掠辽东、玄菟、乐浪等郡的高句丽以及拒绝接受印绶的鲜卑檀石槐属于此类情况；

第三，郡县制统治被抵抗或缩小，交趾、九真等越南诸郡的叛乱以及乐浪郡放弃岭东的政策体现出这一点；

第四，周边未开化民族在形成政权后与东汉开始外交往来，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诸国和倭国便是这一情况。

通过以上几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汉时期东亚周边民族，相较于西汉时期实现了更大的发展，以汉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因此出现了动摇。

以往的研究都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东汉的对外消极政策。从上节所述东汉对西域地区的政策来看，确实也很难主张东汉一直都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因此，以往研究的观点乍看似乎不失稳妥。然而，在此也不能忽视周边民族自身的成长，仅在东汉的对外态度上寻找原因的考察方法显得片面而不充分。

如第三章、第四章所述，西汉通过将秦帝国的一元郡县制改变为二元郡国制，才真正与朝鲜和南越等国建立了君臣关系，通过这样的外臣统治方式，西汉确立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组织化的最早形式，也就是册封制度。但是到了武帝时期，这一切又全部被改为郡县制。换言之，这一制度令东亚国际政治秩序体系瓦解。瓦解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方面，在武帝时期作为汉王朝扩张国家权力和维持册封制度的政治理论的儒学尚未完成国教化；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原住民尚未形成能够抵抗郡县制统治的实力。

在此之后，如第六章所述，随着儒学被国教化，儒家思想特征——区别中华与夷狄的华夷思想和在夷狄推行中国王道的王化思想，成为国家的政治理念。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无法断言东汉时代出现了东亚世界这个统一的国际政治体系。从上述内容而言，我们反而看到了周边民族反抗东汉和自身不断成长等时代特征。那么，这一时期是否应被理解为一个沿着阻碍东亚世界形成的方向而发展的时期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揭晓于公元3～4世纪以后的东亚史。在那一时期，中原王朝的国家权力逐渐分裂弱化，但公元5世纪的倭国以及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新罗，还有北方的高句丽，都与分裂后中国的某个王朝结成了稳固的册封关系，东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被传播到了这些地区。

从这一点来说，以东亚世界形成史的视角，东汉可谓正处于新国际秩序诞生前一刻的胎动时期。进一步说，这个时期周边民族的成长暴露了郡县统治的局限性，周边未开化民族受到秦汉帝国的影响渐渐蜕变为文明社会，其中已经出现了能够支撑册封关系的成熟政治社会基础；同时，正是在东汉实现了国教化的儒学，凭借其政治思想体系，提供了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国际秩序雏形。综上所述，这一时代正朝着东亚世界形成的方向稳步而有力地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