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政以贿成



在清初，著名文人李渔讲过这样一则故事：

福建汀州府理刑厅有一个叫蒋成的皂隶，为人老实善良，在衙门做事处处不顺利，干了二十多年，别人都白手起家了，他一直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衙门内外，人称“蒋晦气”，书吏门子都怕和他在一起沾到晦气。只要和他在一起，不是倒霉，就是赚不到钱。后来让算命的人改了生辰八字，与理刑厅长官的八字完全一样，刑厅官由此对他很是同情。之后蒋成的命运就好了起来，人称“官同年”，不到三年，赚了很多钱，还娶妻生了子。后来居然做了一个县的主簿，三年之后升做“经历”，退休回家时已是家财万贯了。

即使像蒋成这样老实的人，仍然应了“官久自富”这句话。比蒋成会钻营投机的吏胥，搜刮的钱财那就要多得多了。

年薪一般只有六两的吏胥，居然会如此富有，显然是有充裕收入的缘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灰色收入。

就像戴名世所说的：“近日吏治不修，一官来，人皆恨之，一官去，人皆思之。”所谓“思”，不过是觉得现任官还不如前任，尽管前任一样贪赃枉法，但现任的更厉害，所以有人要给前任官树“德政碑”、立“去思碑”。 社会现实的黑暗与平民百姓的无奈，始终并存。

在地方官吏们看来，他们的收入除了肥己之外，还要应付官场中的迎来送往和各种贿赂性的消费。因此，在城乡地区，广大士民百姓就成了他们盘剥的基本对象。除了传统的赋税任务外，政府搜刮的名目，也常常十分正式而堂皇，令百姓们无法抗拒，既有“折耗”、“火耗”等加派，也有“冬牲钱”、“轿钱”、“送节钱”等额外的负担。百姓们对地方官吏十分痛恨，地方官吏们对官场的陋规更是习以为常。

在道光朝以前，外省的地方官馈送在京为官的，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出京还有“别敬”。这些漂亮的名词，实际就是官场中特有的贿赂名目，行贿受贿之际，用这些词显得较为体面。科考同年的“同乡”在“别敬”之外，还有“团拜项”，即所谓每年“同乡”们要举行团拜活动的必要经费。最初官场中的这种私相授受，在上下级官员之间十分流行，并不十分注意交情，后来就需要讲关系，论交情；外省官想给京官送点“炭敬”什么的，如果没有关系，想送都没地方送。 高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对一般人的“孝敬”或“疏通”，根本看不上。

官场政治就是这么黑暗。老百姓都不十分清楚，他们白天黑夜地辛苦劳作，交给官府的钱粮杂税，大多数就是这样被送来送去，成了官员们腐败交际的资本。这方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庶民百姓巴结、纳贿于官府而有所求的。比如民间诉讼，吏胥们就会来搜刮，否则官司肯定要失败，这里面就有“讲手钱”、“发落钱”、“出力钱”等名目；还有所谓“一坐而酒钱动以千计”的，这样一来，讼家不是倾家荡产，也要元气大伤，遇到大的案子，需要贿赂的关节就更多了，费用自然很难统计。另一大类就是官场间的行贿，清代一些高官出问题后，被抄家出来的大量财产，很能说明当时官场贿赂成风的严重程度。

在基层社会中，这种官场贿赂的情形是不明显的，因为老百姓主要面对的是州县官府，他们只要按时交纳赋税，交足地方政府摊派的各种杂税，他们的生活就能保持安定祥和的局面，否则，吏胥几乎天天会来找麻烦，直到搞得他们倾家荡产为止。地方官一般也不管他规定的赋税任务是怎样完成的，他只需要吏胥们替他办好这些事情，能向上级政府交出完美的钱粮账本，就够了。

也正因为这样，清代吏胥扰民、害民的情况，一直相当严重。洪亮吉说过：“今之吏胥非古之吏胥也。”古之吏胥，通晓经术，明习法令，不但不会扰民，有时甚至有益于民。但清代就不同了：“由吏胥而为官者，百不得一焉。登进之途既绝，则营利之念益专”，吏胥堪称士、农、工、商这“四民”之中的“奸桀狡伪者”。他们的名字进入官衙的点卯簿后，百姓就称他们为“公人”或“官人”，就是公家的人了。这公家人之家，有十多口人，都吃得好穿得好，谁也不敢得罪这位公家人。他们成为公家人的时候，乡亲们怕他们，“四民”怕他们，就是地方上有头脸的士大夫们也怕他们！如果官衙被这群人把持了，孤身来任职的地方官更会怕他们。原因呢？地方官想要侵渔百姓，必须要依靠吏胥们的帮衬。吏胥们都是当地人，对管辖范围内百姓的贫富情况一清二楚。从家产一两银子到上千两的，地方官能盘剥到手的往往只有十分之三，但吏胥们却能侵吞到十分之五。清代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吏胥们“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胁士大夫，下足以鱼肉里闾”，他们在衙门中的差使，退休后都可以直接传给子孙；到了子孙一辈，营私舞弊本事又比祖父辈高明多了，所以，无论地方官还是百姓，都受害匪浅。

如果说，百姓有第一件吃苦的事，那必定是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清末著名文人李伯元这样写道：“朝廷为着百姓，立了座衙门，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你道可恨不可恨呢？”而官府设的监狱，好比阎罗王的地狱：“大堂之中，公堂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树刀山。不要等到押下班房，禁在牢狱，这苦头已经够吃的了。”“普天之下，二十多省，各处风俗未必相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与那讹诈百姓手段，虽然大同小异，却好比一个印板印成，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的。”

自古以来，州县衙门里掌刑的皂隶，这小板子打人，都是要预先操练熟的。有些虽然打得皮破血流，而骨肉不伤；亦有些下死手的板子，但见皮肤红肿，而内里却受伤甚重。有人说，凡为皂隶的，预先操练这打人的法子，是用一块豆腐，摆在地下，拿小板子打上去，只准有响声，不准打破；等到打完，里头的豆腐都烂了，外面依旧是整整方方的一块，丝毫不动，这方是第一把能手。凡是犯罪的人，晓得自己理屈，今日难免挨责打，必须预先花钱给这掌刑的，托他留情些。这板子下去，是有分寸的，只要打得响，纵然皮破血流，决不妨事，过两天就会好的。若是不花钱，这板子打下来，大腿上不免就要受伤。此是天下当皂隶的通病，除非废去小板子不用，如若留着小板子，他们这个权柄是有的。州县老爷纵然明白知道，也是无可奈何。

基层官吏们的贪污营私之风，与上级官僚的不良作风有很大关系。所谓“院司贪，不能令知府不贪；知府贪，不能令州县不贪。”

上梁不正，下梁更歪。知县既然都不能很好地约束吏胥，吏胥自然更加气焰嚣张，无恶不作。大多数衙门的工作人员，都存在这样的认识，所谓“官看三日吏，吏看三日官”。州县官员在地方上不会任职太久，长的有三年，短的也就一两个月，很多人根本不想有什么政治改革，因循苟且就很自然了。乡村百姓们更是“望官衙如在天上，见差役则畏惧避匿”！

清人朱彭寿，曾经统计过清代高官因贿赂罪而落马的，以乾隆朝为最多。下面择要罗列一些，以为证明。

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因收受俞长庚贿赂，乾隆六年（1741）四月令自尽；

浙江巡抚常安，以婪赃纳贿罪，乾隆十三年七月处绞刑；

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以违制剃头，并徇私纳贿，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令自尽；

山东巡抚鄂乐舜，以前在浙江巡抚任内勒派商捐，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令自尽；

湖南布政使杨灏，以侵扣谷价，贪黩败检，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处斩；

云贵总督恒文，以借贡献为名，短发金价，并纵容家人勒索门礼，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令自尽；

山东巡抚蒋洲，以前在山西藩司任内亏短库项，恣意勒派，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处斩；

山西布政使杨龙文，以亏短库项，恣意勒派，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处斩；

绥远城将军保德，以贪黩败检，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处斩；

湖北布政使沈作朋，以前在湖北臬司任内纵盗冤良，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处斩；

和阗办事大臣和诚，以重利盘剥回人，贪婪败检，乾隆三十年七月处斩；

陕西巡抚和其衷，以前在山西巡抚任内，于升任阳曲令段成功弥补亏空一案中徇纵营私，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处斩；

正白旗满洲副都统高恒，以前在两淮盐政任内侵蚀官帑，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处斩；

署贵州巡抚良卿，以威宁牧刘标亏空一案，贪赃枉法，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处斩；

湖南巡抚方世俊，以前在贵州巡抚任内婪索刘标货物，并于开矿受贿盈千，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处绞刑；

云南布政使、前广西巡抚钱度，以支放库款，克扣平余，婪赃数万，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处斩；

武英殿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泰，以贻误军务，并勒属派买，短发价值，克扣养廉银，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令自尽；

兵部侍郎高朴，受命往叶尔羌办事期间，勒索回民财物，并开采玉石，串商谋利，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处斩；

浙江巡抚王亶望，以前在甘肃藩司任内捏灾冒赈，侵蚀监粮，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处斩；

山东巡抚国泰，以贪纵营私、勒索属员财物，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令自尽；

江西巡抚郝硕，以进京陛见为由，勒属馈送银两，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令自尽；

福建陆路提督、一等义勇伯柴大纪，以台湾嘉义县被围案内贪纵营私，酿成事变，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处斩；

浙江巡抚福崧，以两淮盐运使柴桢侵用盐课一案，通同侵染陋规，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处斩；

闽浙总督伍拉纳，以婪索盐务陋规并属员馈贿银两，乾隆六十年十月处斩。

在上述各个大案的背后，还有不少小案，被牵连的官吏更是众多。具体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王亶望等人被杀案为例，简单说明之。

这一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暴动，一度威胁到省城兰州，乾隆派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大臣，率军前往镇压，结果吃了败仗。和珅就将全部责任推卸到下属头上，说他们不听指挥；大学士阿桂来到甘肃后，觉得和珅在撒谎，和珅就被乾隆召了回去。和珅向乾隆坦言，甘肃那边大雨滂沱，下了好几天，才影响了战势。

乾隆敏感地意识到，此前甘肃地方官经常向中央汇报旱灾严重、要求发放赈济钱粮的事，纯属造假，欺骗朝廷。他说：“甘肃向来俱以被旱须赈为言，几乎年年如此。昨和珅一入甘境，即遇阴雨；今阿桂折内又称二十二日得有密雨四时。可见该省亦并非竟少雨泽。人言俱未足信！”他马上下令，仍由和珅、阿桂负责查案。当时，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在北京，被审讯后，只好招供，甘肃官员们确实是冒领了赈灾钱粮这一贪污事实。七年前，驻扎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勒尔谨与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认为，甘肃地方太穷，财源不多，就互相勾结，决定在全省实行“捐粮为监”，将朝廷规定的只需捐谷四十石可以换取一个监生名额，私自改为以五十五两白银换一个监生名额，几年时间，捐银收入就超过了一千万两，由各级官吏私分；至于向朝廷谎报灾情，也是天高皇帝远，加上甘肃官场口径一致，冒领赈灾钱粮不大会被发现。乾隆表示：“朕于监粮一事，本为甘省地瘠民贫，每岁不惜百十万赈济，以惠养穷黎。若以惠民之事，而转为累民之举，徒令不肖官员借端肥橐，所关甚大。况此事不发则已，今既经发觉，自应根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此事积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但亦断不能因罚不及众，辄以人多不办为词！”涉案人员实在太多，有些人可能觉得法不责众，其实都想错了，乾隆是铁了心，即使将甘肃省的大小官员全部换掉，也要将案情查得水落石出。

案子了结后，乾隆依然震怒不已：“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将已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处斩，王廷赞处绞刑，勒尔谨赐死，贪污白银二万两以上的案犯斩首五十六人，发配的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有数十人。这实在是清代历史上的贪污巨案。

不过，乾隆再怎么痛下狠手，在他在位六十年间，也根本无法杜绝官场上的贪污腐败风气。

科场上呢？贪污徇私的情况同样严重。

乾隆朝之前，最有名的科场舞弊案之一，是江南乡试案。据载，乡试前几天，正是天寒地冻时节，考场早被封严了。考试毕，就是放榜。结果舆论大哗，排名根本不是人们想象中按考试成绩来的，谁贿赂到了主考官，谁就能中榜。此前，在南京书摊上，在卖一本叫《万金记》的书，不知是谁写的，讲的就是当时的两名主考方猷和钱开宗，“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右旁为“金”，记述他们的行贿受贿情况十分详细。康熙知道后，十分震惊，马上下令审查。结果，除了主考外，同样有舞弊情节的房考李上林、商显仁、叶楚槐、钱文灿、周霖、李祥光、田俊民、李大升、龚勋、郝维训、朱建寅、王国桢、卢铸鼎、雷震生等人，全部被斩首示众。

乾隆的科场作弊手段，堪称与时俱进，十分之高明，一般人恐怕很难发现。比如，乾隆十四年（1749），科考中最后一关是神圣的殿试。当时的应试者与阅卷大臣都串通过了，约定在考卷的对策文句中有暗示考生姓名的内容，据以拟定名次。比如，考卷中有“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辨于动静之殊”，暗示人名严本，要拟取第一名；有“维皇降表”，暗示王世维，拟取第二名；有“包含上下”，暗示鲍之钟，拟取第三名；有“成之者性也”，暗示程源，拟取第五名，等等。这些都被精明的乾隆识破，这样的科考当然就作废了。

就连名声很盛的纪昀（纪晓岚），在官场中也并非廉洁之身。

纪昀，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的进士，平生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手，烟袋锅也最大，人称“纪大烟袋”。有一天正在上班，吸烟时忽然听说皇上召见，慌忙将烟袋插到靴筒中，赶着去见乾隆。两人谈了很久，纪昀感到烟筒余火烧到了袜子，十分疼痛，不觉呜咽流涕。乾隆很奇怪，纪昀只好说：“臣靴筒内走水。”北方人称失火为“走水”。乾隆让他到门外脱靴，靴内已是烟焰蓬勃，肌肤焦灼。以前纪昀走路都是很快的，被戏称为“神行太保”，这次意外，使他走路很长时间都不方便，被人戏称为“李铁拐”了。

纪昀的学问，以博雅著称。他负责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被称为“持论简而明，修词淡而雅”，令时人深为叹服。据说，他年届八十时，不但仍然十分好色，每天还要大量吃肉，终日不吃一粒饭，更被时人称为“奇人”。

在乾隆眼中，纪昀与刘墉、彭元瑞都是官场资深之人，刘墉遇事模棱，十分聪慧；彭元瑞经常不检获愆，太过梗直；而纪昀读书甚多却不明理。但他都很喜欢。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在乾隆准备整顿两淮盐务、查办一些犯法官员时，纪昀事先将这个消息暗自传给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好让他有个准备。卢是纪昀的儿女亲家，在案发后被抄家。纪昀因为走漏了消息，让乾隆十分不快，撤了纪昀的官职，发配到乌鲁木齐守边去了。不过，乾隆仍然爱惜他的才华，到乾隆三十六年十月，纪昀的罪行被宽免了，升为翰林院编修，以后又历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实在是好运。

同样得到乾隆终生爱护的，当然就是和珅。和珅在乾隆朝的专权贪黩，在清代是出了名的。

在北京城右安门外的小庙中，有个和尚曾说：和珅权势极盛时，凡要入京考选的地方官，争着以被和珅接见为荣。有山东历城县令进京后，想见和珅一面，以后好在同事面前夸耀一番。他花了二千两白银疏通和珅的家人，终于在和珅回府时，有机会跪在门前等候。可笑的是，等待他的，并不是和珅的嘉勉，而是和珅不屑的辱骂：“县令是何虫豸，亦来叩见耶！”

乾隆年间，因御史王盖、罗暹春先后弹劾大臣而遭受处罚后，朝廷之上，谏官们已经不敢擅自上书指摘官吏的不法行为，都缄默无言。钱沣却不同，他对政坛的这种风气十分痛恶，说：“国家设立谏官，原欲拾遗补阙。今诸臣皆素餐尸位，致使豺狼遍野而上不知，安用谏官为哉？”

钱沣是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进士，乾隆四十六年（1781）就被考选为江南道监察御史。甘肃冒赈折捐大案发生后，涉案人员都遭到了严惩。其中却有漏网之鱼，就是陕西巡抚毕沅，曾经两次担任陕甘总督，作为地方高官，居然未受任何责罚。钱沣向乾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冒赈折捐，固由亶望玩法，但亶望为布政使时，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于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谓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惟是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比捏结各员治罪。”钱沣的上疏得到了乾隆的重视，不但严厉批评毕沅，还降了他的职。

毕沅是江南镇洋县人，乾隆十八年（1753）的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等职。甘肃贪污大案后，他被降为三品。到乾隆四十八年，又官升一品了；次年奉命到甘肃平定民乱。到乾隆五十一年，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可谓炙手可热。不过，他的官声并不好。毕沅任总督时，满洲王公福宁为巡抚，陈望之为布政使，这三人在民间堪称“朋比为奸”。毕的性格迂缓，不以公事为急务；福宁天资阴刻，广纳苞苴；而陈望之通过指摘下属的过错，务使下属倾囊贿赠才能免责。当时民谣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形象而深刻。

《清史稿》中说毕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于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恐怕是过誉了。 毕沅死后，家产被抄没充公，照样是一个贪官应有的下场。

乾隆四十七年（1782），钱沣上奏指出山东巡抚国泰的不法行为和国家税收的亏空问题，国泰最终得到惩治。钱沣因此大受乾隆赏识，升任通政副使，人称“鸣凤朝阳”。和珅的擅权行为，由于乾隆偏袒的原因，谁也不敢弹劾他。和珅还在朝中建立私寓，不和其他公卿坐一处。钱沣十分不满，毫不畏惧地在乾隆面前批评和珅：“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与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所私弊，诸大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有自作威福揽权之渐。请皇上命珅拆毁其寓，遇事公同办理，无得私自处判。”乾隆对他的大胆直谏，十分欣赏，下令钱沣进入军机处，负责监督工作。乾隆六十年，钱沣暴死。有资料说，钱沣生活十分贫寒，工作努力，身体状况较差，是累死的。也有人说，因为弹劾了和珅，和珅派人将他毒死了。对于他的死，乾隆很是哀痛。

至于和珅的各种不法行为，连钱沣也没办法，实在是因乾隆太爱护和珅了。

有个姓张的守备退休后，讲过一则故事，说他在陕西巡抚处担任巡捕官时，巡抚令他带了二十万两白银到北京去送给和珅。他向和珅府上送了请求见面的书信后，几天都没有回音，没办法，只好再花白银五千两贿赂和珅家人，才见到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青年奴仆出来，问他送的是白的还是黄的，他说是白银。这个奴仆叫人收下后，给他一张名柬，就让他回去了。他感叹说：当时天下承平已久，物力殷富，向和珅献媚的夸多争胜，若只献几万两银子，连和珅的面都见不到！

一些内阁权臣，家中生活极其奢侈，姬妾每天买花的开销就要数万钱，就连轿夫的穿着都很高级。和珅呢，尽管已是最大的富豪，但禀性极为吝啬，家中出入的金银，居然都要亲自过秤，看看有无短缺；而家中庞大的开销，不需要他花费一文钱，都由下属官僚代为承办了。

根据传世的和珅抄家清单，其间所显示的贪污力度，远迈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贪污大案，当是这一时期官场贿风之盛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