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演变逻辑——大小金川：帝国扩张的极限到了

除了新疆、西藏、蒙古等新获得的领土外，清政府在一些内属的领土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在中国历代的历史地图上，人们往往习惯于夸大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比如，秦代已经在广东地区建立了郡级行政单位，但实际上，秦只能控制广州等城市周边很小的区域，而出了城市，进入广大山区之后，这里的山区居民并不归秦管辖，秦也不熟悉山区的地形和社会结构。广东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央帝国，却充斥着化外之地。

明代，在南方和西方各省仍然存在大量的化外之地，比如湖南、湖北西部，贵州、广西、云南的山区，以及四川西部。这些山区的居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仍然过着近乎独立的生活。

中央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的控制力，往往满足于给部落首领加封一个官职，委托他进行统治，算是“归化”了他们。但实际的行政权仍然由首领们单独行使，中央政府无权干涉。首领死后，权力归他们的子女，不能由中央政府撤换。这些首领就是所谓的土官（或者土司）。

清代是对这些山区居民征缴最激烈的朝代，基本上将位于湖南、湖北、广西等地的山区飞地消灭，废除了土司制度，设立了行政区划，派遣外地的官员前来管理，这些官员就是所谓的流官。

即便在贵州、云南等更加偏远的地区，改土归流运动也在进行之中。中央政府习惯于把少数民族不服从中央称为叛乱，但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对原本近乎独立地区的合并运动，将它们整合到中央集权统治管理的框架之下。

在清代发动的所有的合并行动中，四川的大小金川反抗是规模最大的两次。

在北京西北方，颐和园通往香山的香山路上，路的北面是一排连绵的小山，这些小山北邻百望山，东临香山，南面则是玉泉山。在小山里，有许多成为废墟的石头堡垒。堡垒的墙壁异常高大，如同体格巨大的房屋，带着如同城垛的牙豁。这些堡垒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

在四川西部的金川、小金和丹巴县境内，则有众多的碉楼，这些碉楼是石头所砌，高达几十米，如同巨大的烟囱三五成群地屹立在群山之中。

人们很难想象，北京的废堡垒与四川的碉楼实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两者长得不怎么像，但北京的堡垒是四川碉楼的仿制品。当年乾隆皇帝在攻打四川西部大小金川失利后，知道当地的碉楼是清军行动的最大障碍，特别在北京仿造了碉堡，用来练兵。直到现在，北京山中的堡垒仍然作为当年大小金川之战的遗迹而存在。

在四川省西部，有一条重要的长江支流叫大渡河。大渡河上游，在丹巴县附近由两条河汇聚而成，分别是东面的小金川与西北面的大金川。四川省现在有两座县城，金川县和小金县，分别坐落在两条支流上。

大小金川总人口只有几万人，但从大金川第一次叛乱，到第二次被征服改土归流，一共经历三十年（从公元1747年到公元1776年），其中热战时期也有十三年。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当地表现强势，欺凌周边，清朝派遣川陕总督张广泗前往镇压。由于大金川位于川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易守难攻，加上碉楼的保护，张广泗竟然吃了败仗，被乾隆帝斩首。

皇帝再次派遣名将岳钟琪前往，大金川才投降。这次战争经历了三个年头，以莎罗奔投降、皇帝赦免而告终。虽然只是一个小土司，清朝却一共花费了白银两千多万两（相当于鸦片战争的赔款额）才镇压下去。

公元1766年，乾隆帝再次联合当地九名土司征讨大金川。但这次征讨让当地土司们意识到，如果他们土著人不团结，清廷会将他们一一击破，土司未来的权力只会更小。于是，经过时断时续的战争状态后，原本与清廷结盟的小金川反而加入了大金川的叛乱。

这次叛乱直到公元1776年才告平定。清军动用了六十万人，花费了七千万两白银。由于地域狭小，具体的战争并不复杂，大多数时候是清军对堡垒的围困，却无法攻克。

大小金川之役以当地的改土归流而告结束，却预示着中央帝国的边界已经扩大到了极致。由于地理的限制，清廷哪怕想再往外扩展，都由于群山的阻隔，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一个数万人、数百里的小地方在借助了地理优势之后，都必须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用如此长的时间才能攻克，那么，在更广阔的中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几乎不再具有扩展空间了。

从这时开始，清朝从扩张转换成一个内敛的朝代，在当时的地理和经济、科技条件下，中国已经达到了允许的最大边界。它带着更大的野心，却服从了客观条件的限制。皇帝们不知道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