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演变逻辑——黄金家族的黄昏

山海关不是明长城的终点，明代为了防范女真人，还修建了一条以山海关为起点，向东北到鸭绿江边的辽北边墙，因此，长城的终点在丹东市东北虎山南麓鸭绿江畔。

清朝之所以能够把漠南蒙古牢牢控制，是因为它建立了一套牢固的政治制度，将蒙古人分成了八旗二十四部，这些旗部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就这样，漠南蒙古的游牧民族就被中央集权化了，无力再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由于在漠北喀尔喀蒙古无法建立强大的控制，只好仍然采取招抚模式，这导致清朝灭亡后，两地出现不同的归宿。

清朝初期，蒙古人已经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其中漠西厄鲁特蒙古属于卫拉特人，也是清朝的劲敌。清初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清和准噶尔的碰撞史，且只能有一个赢家。

噶尔丹从新疆出发，攻克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并借道漠北喀尔喀蒙古进攻北京，被康熙皇帝击败。在噶尔丹之前，漠北喀尔喀蒙古不愿归顺清朝，但在噶尔丹的逼迫下，他们不得不依靠清朝对抗噶尔丹。清朝降服喀尔喀蒙古，可以说得到了噶尔丹的“帮助”。

准噶尔人为了进攻西藏，翻越昆仑山，纵穿了西藏北部的羌塘无人区。这个无人区至今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也是生命的禁区。

清朝击败了准噶尔人，获得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设立了驻藏大臣。又是准噶尔人帮助了清朝。

乾隆帝时期，下令平定了准噶尔人，使得这个割据势力除了留下一个名字，其余什么都没有剩下。清朝由此获得了北疆地区（准噶尔盆地）。

清军征服南疆，除了用军事手段之外，还运用了经济和政治手段：在征服地区使用当地人，进行怀柔统治；在未征服地区，以贸易的形式，用布匹换取当地的马匹和粮食，从而削弱了大小和卓的叛乱力量。

清代的改土归流运动，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彻底并入了中央集权模式，成了现代政权的蓝本。

大小金川之战后，清朝从扩张帝国转换成一个内敛的朝代，在当时的地理和经济、科技条件下，中国已经达到了允许的最大边界。

西方人到来之前，中国的战争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陆地地形的把握，只要掌握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就可以依据地理条件来进行防御或者攻击；第二，注重战略，不注重武器。千百年来，中国战争武器的进步非常有限，很难有一方在武器上有绝对优势。

西方人到来打碎了这两个战略，他们从海上发起进攻，并利用坚船利炮获得速胜，对于中国而言都是颠覆性的。海权时代到来了。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明朝万历皇帝仍然沉浸在太平盛世的美梦中，在中国东北，一位女真人将领却发出了进攻明朝的宣言。

这份宣言列举了所谓“七大恨”，表明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受到了明朝的七重伤害。实际上，宣言中所指的事件，只有第一条（明军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的确是巨大的伤害，其余的只能称为边境上的小型冲突。关于明军杀死他的祖父和父亲，还属于误伤，事实上，明朝与两人的关系很不错，他们是给明军带路时被误伤的。

所谓七大恨，带着很强的拼凑痕迹，与其说是双方已经陷入了不可原谅的仇恨之中，不如说只是一种战争的借口而已。

发表檄文后，兵马强壮的努尔哈赤在战争中屡屡获胜，明军陷入了彻底的被动。明代在辽东的疆域主要在辽宁省境内。我们常以为明长城是从西面的嘉峪关到东面的山海关，但实际上，为了防范东北的蛮人，明代还从山海关出发，向北方和东方修建了一道长城，起于辽宁省绥中县境内的锥子山，历经葫芦岛、锦州、阜新、盘锦、鞍山、辽阳、沈阳、铁岭、抚顺、本溪等市，直达丹东市东北虎山南麓鸭绿江畔，这道长城有另一个名字：辽北边墙。明代的疆域就在这道边墙之内，墙外是蛮人居住地。

努尔哈赤先是征服了墙外如今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广大地区，然后开始进攻墙内的抚顺和铁岭一带。他在抚顺以东的边墙外（现新宾县）建立了首都兴京，随后，以兴京为基地，在萨尔浒挫败了明朝的围剿。

明清之际，从北京前往辽宁地区的主要通道是山海关。这条路靠近海边，一面是松岭—黑山山链，另一面是大海，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连接辽宁的沈阳地区与北京，称为辽西走廊。在更遥远的古代，这里曾经是海边的烂泥地，唐宋时期，随着海退，人们开始利用这条通道，明代已经形成了坚实的土地，成了连接关内外最重要的孔道。

努尔哈赤经过了几次胜仗，已经接近了辽西走廊，却在这儿与明代锦州、宁远、山海关的守军对峙，无法前进。

努尔哈赤死后，儿子皇太极数次绕道进攻北京地区。除了山海关的辽西走廊之外，古代要进军北京，可以走河北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穿越燕山中的长城，到达河北和北京地区。这条路是山路，不便于进军。皇太极入关后只能形成骚扰战，劫掠一番就撤回关外，无法占领北京城。

皇太极进攻北京虽然失败了，他的进攻却已经造成了蝴蝶效应，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让明朝在内部崩塌了。

明朝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要对付清军的入侵，还要动用更多的军队。明政府只能靠加税来筹集军费，民间的税负普遍增加了一倍，社会经济的垮塌制造了大量的流民。

为了节省财政，甚至把驿站人员（驿卒）裁撤，这些走投无路的驿卒都变成了民间哗变的一部分。明朝的士兵由于兵饷不足，也频繁地闹事。

更意想不到的是，当清军进攻北京与河北地区时，从各地来的勤王军也纷纷造反。与清军作战的明军被打败后，逃兵们也加入了劫掠的队伍。

明朝就这样被大大小小的叛乱吞噬了。

叛乱分子经过多次整合之后，变成了两支著名的起义武装：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进攻四川建立了政权，而李自成更是从陕西进入山西，最后进攻北京得手，灭亡了明政权。

李自成进北京后，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随即投降了清廷，使得清廷获得了辽西走廊的控制权。一个政权的内部垮塌竟然如此彻底，对清廷而言，天险得来全不费工夫。

对于历史学家，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金国灭亡北宋之后，宋王室随即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并存在了一百多年。为什么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在南方却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南明政权呢？

这同样和明朝坍塌的形式有关。北宋虽被灭亡，但社会结构仍然存在，即便在北方区域内，也有着大量的自治势力组织民众与金人对抗。在南方，也形成了坚强的抵抗核心，并不时有北伐的举措。

明朝的坍塌却是来自内部，由于王朝过于集权化，当清人入侵后，随着民间反叛的兴起，集权式政府就彻底失灵了，它的失灵又导致了社会的崩塌。当清军占领北京后，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竟然没有成型的反抗力量。

另外，由于明朝的集权化过于严重，官僚们的能动性更小，不敢自己当家做主，没有了主子，就要赶快再找一个主子。许多地方不仅不反抗，反而在等待着清军的南下和占领。他们没有反抗意识，更没有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和对清朝的愤恨。

在南方，虽然明朝的宗室也建立了南明政权，但内部的不协调与纷争毁掉了南明政权的抵抗能力。结果，清军南下势如破竹，各个击破，南明的残余势力兵败如山倒，只能一次次南逃，从江淮地区撤到了浙江、江西，再继续退往广东、福建、云南。清军压境云南时，又只能从云南撤往缅甸。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缅甸人交给吴三桂杀害后，明朝宗室领导的抗清活动就彻底消失了。

在元代，由于元政府在南中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和税收机构，导致南方分崩离析。在清代，皇帝对汉族区域的控制要比元朝彻底得多，也造就了清朝两百多年的江山。清政府是中国中世纪制度中最完善的，它采取了经济上宽容民间，但政治和思想上强力控制的方式，保持对社会的牢牢掌控，却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不是外来入侵，清朝也许还会多维持一两百年。

清朝的统治给现代中国也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我们现在的地理基础就是清朝打下的。在中国，完全帝国模式的王朝只有两个，除了元朝之外就是清朝。明朝是一个内敛的国家，其有效疆域大都限于如今汉人主导的地区，清朝的帝国主义传统却将西藏、新疆、蒙古、川西的广大地区纳入了中原的有效统治，这些区域占现代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

作为本书的结尾章，我们不去追究清军在中原的作战，因为它利用的山川地理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无数次涉及。本章只对清军在汉域之外的征服进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