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风云——命苦的皇帝

咸丰即位以后，国库里的银子只够五个月的开支，还是正常的开支，碰到战争等肯定是不够的，内务府的银子就更少，只有四万多两。越穷破事越多……

别说咸丰平庸，纵使有雍正之才，估计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

平庸皇帝

像所有平庸皇帝一样，咸丰刚当上皇帝后，也很想有一番作为。

可能是受遗传因素影响，咸丰有非常浓重的作秀癖，他所以能当上皇帝就仰赖于打死也要作秀的精神。道光死的时候，他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唯恐自己的孝心不能被天下人知道。登基后，咸丰强烈要求恢复三年之丧的古制。三年之丧是古代最重的一种丧服，起源于周朝。

咸丰这么做无非是想告诉天下人：我是一个有德的明君，以孝治天下。

大臣们当然不能同意，说皇上你刚登基，日理万机，怎么能服孝三年呢？还是按照祖制服丧百日吧！咸丰对大臣们说：“看了大家的奏折，朕的哀痛更深更重了。皇考对朕有养育大恩，就算守丧三年，也不能报答皇考的慈恩啊！而且三年之丧是礼经上记载的，古人能够做到的，朕也一定能做到。”

朝臣们自然大肆颂扬新皇帝的仁孝，但强烈建议皇帝还是要化悲痛为力量，以国家为重。咸丰终于妥协了，但这么一秀，就秀出了名声，天下人都知道他咸丰是个孝子皇帝。

咸丰是个乐此不疲的演员，做了太多“仁孝”的事情，这个我们就不说了，还是看看他有没有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咸丰做的最雷人的事情莫过于罢免三朝元老穆彰阿，罢免穆彰阿之后，咸丰还表示永不叙用。当时朝堂上下一片吃惊声，其实如果熟悉清史，丝毫没有值得奇怪的地方。从康熙以来，大家都这么干的，一个不落。

穆彰阿和曹振镛是道光最宠信的两个元老，这两人都是会做官不做好事的典型。穆彰阿比曹振镛更狡猾，也更贪婪，而且当过咸丰的老师。咸丰老早就了解到穆彰阿的人品，所以上台后迫不及待地拿他开刀。曹振镛虽然平庸，但人品毕竟还不错，所以没遭殃。

咸丰当然少不了给穆彰阿一顿臭骂，说穆彰阿这个人小忠小信，为人阴谋，好奸诈之术，遇事喜欢逢迎阿谀，还说穆彰阿贪婪好虚荣，打压贤才，妨碍林则徐复出。

耆英也受到惩罚，咸丰将他从一品降到五品，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耆英的错误在于承诺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细心的人会发现，穆彰阿和耆英都是林则徐在政治上的反对派，而咸丰是比较欣赏林则徐的，他这么做似有打压政敌的嫌疑。不光是打压政敌，更是为了立威。

林则徐让咸丰这个二十岁年轻人崇拜的地方很多，他的骨气，他在外交中的强硬姿态，以及他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穆彰阿和耆英的表现完全相反，这两人做事显得优柔寡断，在与英国人交往时又处处丢中国的脸。

咸丰当时并不知道丢人事小，利益事大。他有年轻人常见的那种激情和愤青脾气，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能算到穆彰阿、耆英这些妥协派的头上，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实力不行。但是当时的人，不论是咸丰也好，还是朝臣们也好，或是平民老百姓也好，都不愿承认中国技不如人，都认为堂堂天朝居然败给海外夷狄，肯定是有奸臣在其中捣鬼。

其实，这次鸦片战争林则徐是有很大责任的，但结果大家都把责任推到穆彰阿和耆英这些妥协派身上，都以为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奉行林则徐的抵抗政策。

耆英这个人是非常冤的，战争失败不是他的错，主张妥协也是针对当时形势所提供的一个建议，而且妥协确实比强硬要好。

耆英还有一个地方得罪了咸丰。咸丰登基不久就下达求言诏，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敢于说真话。耆英却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小人且当保全，君子亦恐误事。”

老实说，咸丰猜不透耆英是什么意思，耆英的意思大概是小人也可以做好事，君子也会误大事。耆英这话可能是暗讽林则徐，他亲临第一线，跟林则徐一样和洋人打交道，所以深知林则徐这个君子误了大事。但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下，他不可能说出心里话。

咸丰不明白耆英的话，于是便开始猜。他想起耆英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后来居然跟英国人私下里达成协议，允许他们两年后进城。之后，耆英又巧妙脱身，离开广州，回到京城，把烂摊子留给继任者徐广缙。这种做法分明就是小人行径，莫非耆英心虚，说的就是保全自己，那所谓君子误事说的应该是林则徐。

这笔账咸丰记在心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耆英再度“出卖”国家利益，咸丰干脆一口把他赐死。

道光朝最大的弊病是暮气沉沉，大家都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方针，没有人会提出实质性的问题，更没有人会说一些让皇帝不高兴的话。咸丰做皇子时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不理解道光为什么要那样，也许咸丰直到死都没有明白，因为他死得太年轻了，才三十一岁。如果他活到道光的岁数可能就明白，对一个最高领导者来说，有时候朝政振作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切都符合自己的心情，自己能够很舒服很快乐地面对每一天，不会有人在耳边聒噪，说一些破坏心情的话。

咸丰下达求言诏不久，大理寺卿倭仁对用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倭仁说的多少有些道理，我们不妨总结一下：

一、就性格来说，君子看上去木讷笨拙，小人看上去机巧奸诈，君子淡定，小人急躁。

二、从胸怀来看，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

三、在志向方面，君子志存高远，以国家元气为重，小人注重私利，以敛财升官为重。

四、从气质上说，君子刚正不阿，小人善于揣摩，阿谀逢迎。

五、对待君主时，君子敢于直谏，小人却百般奉承。

六、在写奏折时，君子动辄提醒人君要警钟长鸣，而小人却百般歌颂，让人君消磨斗志。

倭仁的这段分析大体说中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但是人善于伪装，光有理论肯定不够，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咸丰求言也是有限度的，对于那些将批评的矛头直指自己的官员，他大动肝火，将奏折扔在地上。所以说，叶公好龙容易，真心爱龙难。

成立智囊团

咸丰急切地想补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为了重振大清，他首先罢免那些手握实权但不干事的权臣，接下来就是成立自己的智囊团了。

咸丰首先要提拔的人是林则徐，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爆发，咸丰将镇压的任务委托给林则徐。幸或不幸的是，林则徐在前赴两广总督的任上病死。

咸丰提拔的第一个智囊是祁寯藻，他是嘉庆十九年的进士，当过道光、咸丰、同治的老师。在道光朝，祁寯藻已经当上了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和户部尚书。作为一个对外政策的强硬派，他极力反对穆彰阿等人的妥协政策。祁寯藻还是一个诗人大学者，他保举了一大批寒门士人，在仕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他更多的是一个文人，并不是一个有魄力的改革家。

咸丰提拔的第二个智囊就是他的恩师杜受田了，杜受田在咸丰二年就已去世，所以他到底有几斤几两很难说清楚。杜受田工于心计和谋略，有一定的才能，咸丰即位后，奉他为帝王师，加封太子太傅头衔，兼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杜受田相当于当朝宰相，咸丰感于他的拥戴之功，对他言听计从。杜受田掌权后，也确实做了一些好事，他重新启用了在鸦片战争中获咎的林则徐、周天爵等人，让他们镇压太平天国。周天爵才具虽然一般，但确实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挖空心思剿灭太平军。

杜受田死后，咸丰心里很空虚，感觉失去了臂膀。

在咸丰提拔的这帮人中，肃顺是最有胆识的一个。肃顺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在咸丰朝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当然时人对他有一些偏见，这是难免的，人们对一个被扳倒的铁腕人物是不会有好语气的。

肃顺这个人极为爱惜人才，尤其重用汉人，常能做到礼贤下士。咸丰用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扫官场陋习，肃顺这个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事刚猛，头脑又特别精明，对腐化堕落的八旗子弟态度很严厉。肃顺虽然是满人，但他好像非常看不惯满人，经常说八旗子弟的坏话，反倒是极为欣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人。在对外关系上，肃顺跟林则徐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相对客观，认为他是一个对大清有重大贡献的重臣。

文庆也是咸丰非常重视的一个智囊，文庆是满洲镶红旗人，在道光年间，文庆当上了军机大臣和尚书等职，后来又被免职。咸丰登基之后，重新启用他，文庆不仅官复原职，还被逐步加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

在咸丰看来，文庆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在重用汉臣这块，文庆跟肃顺是一致的。文庆重用汉臣的理由很朴实，他说他们都是从民间走过来的，深知百姓疾苦，不像我们这些身居庙堂的人只会空谈。文庆的主要任务是在人事这块给咸丰提建议，咸丰六年，文庆去世，临死前他还对咸丰说，哪些督抚不堪胜任，应该换掉，确实是不辱使命的一个大臣。

刚开始这段日子咸丰确实是非常卖力的，很想有些作为，后来逐渐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跟他的祖父嘉庆、父亲道光一样，顺其自然吧！反正我是皇帝，活着得好好享乐才算便宜，为了国家励精图治，反而不讨好，太亏了。

一帮不争气的督抚

咸丰是清朝罢免督抚最多的一个皇帝，很多督抚往往是上去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赶了下来。不是咸丰心理变态，确实是当时形势特别严峻，洪秀全一闹，整个中国都不安分。咸丰急切地希望将叛乱之火扑灭，所以频繁提拔一些督抚，这些督抚往往让他失望，只好“落马”了。

咸丰登基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就发来一份奏报，说自己成功地镇压了一批造反的逆贼。这些“逆贼”并不是洪秀全的人马，而是湖南新宁县遭遇水灾的农民，一些没饭吃的农民起来造反，最后发展到五千人。咸丰让湖广总督裕泰亲自剿匪，没想到裕泰非常无能，不但镇压不了，反而损失不少士卒。

咸丰一生气，下令将湖南提督英俊和湖南巡抚冯德馨革职，让向荣和骆秉章接替他们。咸丰这么做是想给裕泰一次机会，裕泰终于珍惜了这次机会，配合郑祖琛、向荣、骆秉章等人剿灭了叛乱。咸丰给他们分别加了一些头衔，大家高兴之余万万没有想到好戏还在后头。

广西会党发展得非常快，尤以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为最。不久，有人参奏广西提督闵正凤毫无治军之才，整天只知道喝酒应酬。随着广西形势的恶化，咸丰一怒之下，将闵正凤革职，发配边疆，巡抚郑祖琛革职回家。

其后，咸丰将镇压起义的重任交给李星沅和周天爵，任命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向荣为广西提督。可惜这三人合不来，李星沅主动辞去钦差大臣职务，准备回家养病，不想中途病死。周天爵办事不力，免去广西巡抚之职，即刻回京，重新任命邹鸣鹤为广西巡抚。

后来，拜上帝会一发不可收拾，咸丰任命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督办剿匪事务。赛尚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没有扑灭太平军，反而让其突围。咸丰很生气，但不忍罢免赛尚阿，便让巡抚邹鸣鹤背了黑锅，由劳崇光接替广西巡抚。

到后来呢，形势更加恶化，赛尚阿自己也扛不住了，咸丰再也受不了，将赛尚阿革职下狱。赛尚阿走后，咸丰让徐广缙接替他，咸丰指望这个曾经的牛人能够挽回败局。没想到，今非昔比，今天的徐广缙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徐广缙了。他做事拖拖拉拉，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那边打得昏天黑地，他还一路慢悠悠地游山玩水。

咸丰三年，太平军围困长沙，攻陷岳州，咸丰逼急了，下令将徐广缙革职查办，定罪为斩监侯。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太平军又势如猛虎，没多久，咸丰又重新启用赛尚阿和徐广缙。

湖南巡抚骆秉章也被革职留任，以观后效。不久，云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南巡抚，后又署理湖广总督。太平军北伐时，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阻止北伐军，骆秉章再任湖南巡抚。太平军势如燎原之时，湖北巡抚龚裕为了避难，称病请辞。咸丰刚开始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觉得不太对劲，如果答应了他，那以后遇到困难，所有督抚都辞职，大清不就完蛋了，遂把龚裕从重治罪，发配到新疆。

常大淳接任湖北巡抚，不幸的是没多久就被太平军击毙，看来龚裕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发配总比死了好。接着，崇纶接任湖北巡抚。

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入安徽，安徽巡抚蒋文庆被杀，周天爵和李嘉瑞先后接任安徽巡抚。后来，李嘉瑞被革职，江忠源替代他。当年十月，江忠源在庐州战死，福济成接任安徽巡抚。

太平军拿下武昌后，陆建瀛担任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陆建瀛是个软货，还没开战先自逃跑。江宁（南京）将军祥厚接替他。南京城攻破后，祥厚殉国。

在咸丰朝，最幸运的是朝中大臣，坐在朝堂之上，指手画脚，而且还酒足饭饱没有生命危险。督抚们却是提着脑袋干活，不是被太平军杀掉，就是被咸丰革职查办。这是由形势决定的，在雍正朝做朝臣远不如督抚划算，督抚是地方上的大头，权力很大，说一不二，雍正极为仰仗这些督抚；在朝中做官反而很危险，一不小心就得罪了雍正，吃不了兜着走。

财政红得刺眼

嘉庆上台之后，就感觉到财政的压力。到了道光更是如此，好歹道光节衣缩食，渡过了重重难关。到了咸丰朝，清廷的财政已经亮起了红灯。

鸦片战争后，中国流失白银三亿多两，虽说中国地大物博，但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道光三十年，全国欠政府的税银有八百六十多万两。

咸丰即位以后，国库里的银子只够五个月的开支，还是正常的开支，碰到战争等肯定是不够的，内务府的银子就更少，只有四万多两。越穷破事越多，农民起义肯定是要镇压的，但咸丰拿不出这个钱啊，怎么办？从各省的蕃库里抽。但这么做是会引起连锁效应的，地方缺少银两，自然会导致货币紧缺，对各省的经济发展不利，经济发展不好，上缴的税收就少。税收一少，镇压就更难，地方政府就会陷入半瘫痪状态，总之是一头乱麻。

别说咸丰平庸，纵使有雍正之才，估计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

货币紧缺，咸丰想到发行纸币，这事就是由肃顺来办的，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根治财政问题，但也只能先治好眼前病再说。

咸丰和大臣们想到了很多增加收入的办法，比如鼓励大家捐监，在国内外借债，增加税收，削减官员薪水，减少支出等。这些做法全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有些做法会直接导致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就拿捐监来说，在咸丰朝已经大大贬值了。捐监的本质是清廷出售“国子监监生”这个职务，百姓花钱买。人都不是傻子，大清的股票在不断下跌，没有人愿意按原来那个价格购买了。所以咸丰不断地打折，低价卖出。

当时没有国债的说法，但咸丰向国内百姓借债本质上就是发行国债，全国都有一些富人，要向富人借钱，都给他们发一些凭证，这些凭证就是国债的前身。清廷强制性地给一些富人发票印，承诺按期归还。政府伸手要钱，没人敢不借，不借就会受到迫害。除此之外，清廷还向国外的商人借债，然后给他们一些利益。

加重税收后，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加上这些年天灾不断，所以我们很能理解太平天国为什么发展那么快。

真正解决财政危机的还是厘金制度。厘金说白了就是对商人强制征税，官兵们守住陆路关卡和水陆要冲，对来往的货物按价值征税，用我们通俗的话说这就是买路钱，在当时又称为行厘。还有一种是对开店的商人征税，这种称为坐厘。

抽厘来钱确实非常快，但无疑也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商业税重了，商品的价格会更高。但当时也没有办法，因为朝廷拿不出军饷，只好让各省自行解决，所以中央政府允许各省抽厘，抽到的钱不用上交，怎么花由地方自己决断。各省抽的厘金没有统一标准，有的抽百分之二十，有的抽百分之五，根据各自的需要吧！

必须说明的是，抽厘是杀鸡取卵的政策，但如果没有这些厘金，清廷真的很有可能完蛋。太平军北伐之后，咸丰曾经有亡国的预感，对杜受田的儿子杜翰说了这样的话：“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现在贼已渡河，明末的悲剧只怕会重演，如果不幸真的发生，朕就是大清的崇祯了。”

不靠外国人

国内一片燎原之时，不少督抚想请求英国人和法国人帮忙，打算借外国的刀杀中国的“贼”。两江总督何桂清和江苏巡抚王有龄主动跟外国人联系，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把洋枪洋炮对准中国起义的农民。

英法联军都是唯利是图的强盗，有生意做，他们当然不会拒绝。现在关键是咸丰的态度，咸丰多少有些骨气，他觉得这种想法荒谬无比，列强是中国的敌人，我们就是再难再穷也不能向他们低头乞怜。

上海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纷纷抱怨你咸丰不来救我们，又不允许外国人帮我们，看来我们只能自救了。他们凑钱请了一批洋人雇佣军为他们打仗，造成既成事实后，他们希望咸丰能够批准，从而将雇佣外国军队合法化。

咸丰非常生气，批复说：“如果向外国借兵，只会让他们更加轻视我们，后患无穷。”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的两天，法国公使葛罗向恭亲王奕䜣主动提出愿意为大清剿匪。奕䜣大为欢喜，他是极力主张借洋人的枪灭掉长毛的。咸丰此时也有所动摇，下诏各省督抚讨论。

主张借刀杀人的主要是江南的一些官员，这可能跟江南遭受的破坏最大有关。反对派以漕运总督袁甲三为代表，袁甲三是河南人，袁世凯的叔公，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荣辱观很强。第三种是模棱两可的中立派，以曾国藩为代表，曾国藩可能是怕洋人抢走了自己的功劳，如果自己被太平军干趴下了，那时候他肯定是赞同借刀杀人的。

最后，咸丰接受了袁甲三的意见，公开表扬袁甲三深谋远虑，说就算洋鬼子剿灭了长毛，以后也会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就像他们在印度干的那样。

总之，综合各种考虑，咸丰拒绝了外国人的“援助”。

咸丰这么做让列强很没面子，列强既然是列强，难免就霸道些，热脸贴冷屁股让他们有些恼火。感情受伤是次要的，利益没得到才是无法忍受的。

误事宠臣叶名琛

一个太平天国足以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时候如果洋人能够厚道一点，情况或许不会糟糕到这个地步。咸丰万万没有料到列强会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很无辜：我什么时候招惹你们了？

这事如果真要怪的话，就怪咸丰的宠臣叶名琛。

论年龄，叶名琛可以当咸丰的老爸，大他二十二岁。叶名琛一生非常顺利，二十六岁考中进士，之后做官一路飙升。叶名琛这人既有实干才能，又会文章之术，还懂理学。这样一个人，升官想慢一点只怕都难。

道光赏识叶名琛，咸丰就更加赏识他了。当年英国人要进入广州，就是叶名琛和徐广缙死扛着，最终赢得了胜利。这一点，咸丰牢记在心里。徐广缙被派去征剿太平军后，叶名琛顺理成章地成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也确实是实至名归，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平定了广州的凌十八起义，粉碎了凌十八和洪秀全会师的计划。

叶名琛对外能让英国人服帖，对内又能干净利落地消灭流寇，在咸丰眼里，他简直是个全才。

不久，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天地会起义，人数发展到十万，叛军一路攻城略地，包围了广州。叶名琛手中可用的兵只有一万人，处境是很艰难的，但叶名琛并没有开口向咸丰求救，甚至都不伸手要钱，居然自己摆平这些人，把他们赶出广州。

在叶名琛的治理下，广州的战火终于熄灭。你说咸丰能不高兴吗？广州人向来喜欢闹事，全国各地都乱了，这里还不乱，全国各地都伸手要钱，唯独叶名琛好像从不缺钱花一样。叶名琛，你是好样的，多一些你这样的人，国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咸丰接连加封叶名琛为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把广州的事情放心地交给他，自己不闻不问。叶名琛呢，不仅把广州治理得秩序井然，还不断地支援湘军，为湘军采购军火。

在清朝，两广总督相当于外交大臣，叶名琛负有双重使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外交是最难处理的。

叶名琛失败就失败在外交这块。

1854年4月25日，英国公使包令要求会见叶名琛，谈论修约的事。所谓修约就是英国单方面提出霸王条款。叶名琛虽然骨头很硬，但是他不懂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他的外交策略非常简单，就是避免跟外国人接触，对于外国人的要求尽量用温和的语言拒绝，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包令想进入总督衙门跟他谈判，叶名琛自知拒绝不了，表示不可以在衙门里，只能在城外的酒楼里谈。包令很恼火，坚持要在衙门里谈。

包令看这事没有结果，加上他了解叶名琛这个人是个一根筋的顽固派，决定直接到上海或是天津，跟清廷的其他官员交涉。

叶名琛给咸丰上了一封奏折，大意是说这些洋人就喜欢瞎折腾，皇上您不用担心，这事我能搞定。

咸丰对叶名琛非常放心，认为他一定能驾驭自如，自己都不用给他什么指示。

包令到上海后，跟江苏官员讨论修约的事，咸丰知道后，命令江苏官员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叶名琛。这下，英国、美国、法国三国的公使急了，他们在香港召开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跟叶名琛谈的话，绝对谈不拢，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三国公使一起北上，当面跟咸丰谈。

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一看这架势，很担心，加上三国公使派人前往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很有可能跟太平天国勾结。吉尔杭阿建议咸丰派出钦差大臣会同叶名琛一起跟外国公使谈判，意思很明显，担心叶名琛搞砸，想削弱他外交的权力。咸丰接到这个奏折后，不喜反怒，大骂吉尔杭阿一派胡言。由此可见，他对叶名琛的重视和信任。

三国公使给咸丰递交了一份密密麻麻的修约，咸丰不懂对外事务，让他们跟叶名琛谈。

三国公使白忙活了一阵，只好南下回到香港，他们都是识时务的人，谁也没有去找叶名琛。此时，英法两国与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没时间找中国麻烦。美国人更聪明了，他们看清军和太平军打得你死我活，到底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所以主张多观望一段时间，等他们分出了胜负再找人去谈判。

后来形势的发展超出了叶名琛的预料。

12月7日，天地会的红兵围攻广州，叶名琛急了，忽然想起了英国人包令，希望他能出兵帮忙剿匪。包令也狡猾，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战，英国不愿参与其中，如果非要英国人帮忙的话，最好是在总督衙门好好谈谈。包令觉得这次一定可以入城，便派军舰进入珠江，停泊在广州城外。

叶名琛是怎么反应的呢？他仍然坚持拒绝英军入城，也不同意在总督衙门谈判。两方都僵持住了，过了一段时间，广州城的危情缓解。包令也识趣离开。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到期，美国会同英法再次提出修约，叶名琛又拒绝了，美国公使又提议北上，包令说，省点力气，回去吧。

美国公使死脑筋，仍然坚持北上，结果还真有些斩获。太平军先后拔掉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忽然有种来日无多的感觉，让叶名琛变通一下，勉强答应他们一两条。叶名琛自认为非常了解洋人，说这样只会激起他们的贪欲，绝对不可以有半分退让。咸丰没办法，只好表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此时，包令正向英国政府申请调集军舰，包令对国会说，不动用武力，修约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此，叶名琛毫无感觉，仍然沉浸在挫辱包令的快感中。咸丰此时也乐得纵情享乐，现在天下还是爱新觉罗的，赶紧抓紧时间喝酒玩女人，再晚了恐怕要喝西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