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十八年——孙文与康有为始终无法合作的秘密

孙文在伦敦被捕

1896年1月，孙文抵达檀香山。檀香山兴中会已经名存实亡，故地重游来宣传造反，几乎没人响应，也没人捐款。半年时间过去了，钱仍然没有筹到多少。孙文不可能后退，只能往前，往前就是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

孙文第一次踏上了美国本土，这里有很多华人聚集区，按理说情况要比檀香山好，而结果再一次严重地打击了孙文。他从美国西海岸一直走到了东海岸，凡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他都要去作演讲和拉投资，却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他。在美国的华人大部分都是靠辛苦地修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或者依靠“三把刀”（菜刀、剪刀、理发刀）才生存下来的。这些刀里并不包括一把对自己的祖国造反的砍刀，虽然他们也知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意义，但在生存竞争激烈和个人利益至上的美国，支持造反是天方夜谭。一些人嘲笑孙文是怪人和疯子，做着想当皇帝的白日梦；还有一些人骂孙文是背叛祖宗的不肖子孙；更多的人任凭孙文在一旁慷慨激昂地演讲，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他，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满目烟尘的孙文来到了大西洋边，海风吹拂着他的小平头，海浪打湿了他的鞋袜，他的心情是比较低落的。现在别说为革命筹款，连吃饱肚子都是很大的问题。

茫茫大海拦住了他的去路，孙文上船了，他继续向前，渡过大西洋，前往欧洲。在伦敦，有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孙文决定先去找他。

1896年9月底，孙文抵达伦敦，找了个旅馆住下来之后，他几乎天天去康德黎家拜访，谈谈他的起义事业。

孙文并不知道，早在他还在来英国的邮轮上时，大清驻英使馆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行踪。公使龚照瑗立即派使馆二等参赞、英国人马格尼向英国外交部询问：可否援引香港、缅甸已经与大清签订的“交犯约”（引渡条约）将孙文引渡回国？得到的回复是它们只能行于香港及缅甸，并不适用于大英帝国本土。龚照瑗等人最后商量出抓捕方案：先把孙文引诱进使馆，按照国际公法，使馆内相当于大清的领地，可以在这里实施抓捕，然后再想办法把孙文从英国偷运出去，交给朝廷处置！

10月11日，孙文像往常一样去老师家，路上突然有一个清国人前来跟他搭讪，一问之下，这人竟然也是来自广东。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孙文热情地与他交谈起来，估计还想说动他为起义捐款。没过多久，又来了两个人，一问之下，竟然也是广东老乡！他们一左一右簇拥着孙文朝前走，而先前那个人却悄悄溜了，孙文正跟这两人聊得起劲，不知不觉来到一座楼房前。

还没等孙文反应过来，旁边的两人突然一下子把他拉了进去。两人把孙文架到楼上的一间小屋，然后“砰”的一声，大门被闩上。马格尼走过来对他宣布：对你来说这里是大清，你现在是大清的钦犯！

原来自己已经被抓了！孙文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他只能开始想逃生的办法。

给他送牢饭的是公使馆雇佣的一个英国仆人，名叫柯尔。马格尼早就告诫过他：要严密看守孙文，无论孙文给你多少钱，你都可以收下，但是任何一张字条，你都必须直接呈送给我。

果然，孙文写下求救字条，对柯尔说，他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请他“看在上帝的分上”亲自把字条给康德黎送去，实在不行就扔到窗外。当然，这是徒劳的，字条都落到了马格尼的手里。

孙文开始自己想办法，他要求打开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然后把手伸出窗外，又一张字条就给扔出去了。这一幕却没逃过柯尔的眼睛，字条落在了邻居的房檐上，还被柯尔给捡了回来，然后就连墙上的小窗户被铁条封死了，孙文陷入了暗无天日中。

孙文必须继续想办法。他是一个天生机警和心思缜密的人，也是不屈不挠的“石头仔”，他告诉自己只要能脱险，不管什么方法都要试一试！当使馆翻译审讯他广州起义之事时，孙文供出了刘学询，说意图谋反是他，不是自己，自己也是差点就受了他的欺骗。

孙文应该是对大清官场很了解，这与其说是孙文供出了刘学询，不如说是他想借刘学询来保护自己。果然，使馆方面也不敢得罪刘学询，虽然留下了一份问话记录（《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但从种种情况来看，涉及刘学询的情况并没有往上报，甚至五年以后把材料公布时，还把刘学询的姓名给删去了，说明这应该是孙文为了脱身而对刘学询进行的“诬陷”！

在孙文想尽办法自救时，龚照瑗也在紧急行动。为了把孙文偷运回国，龚大人不惜血本，已经花了7000英镑（四万多两白银）秘密雇好了一艘船，同时在加紧赶制一个特制的货箱，准备到时候就把孙文藏在这个货箱里，向大清国内“发货”。

而孙文并没有放弃，他又写了求救字条，请柯尔给他送出去。这就是孙文，当他决定要达到某一目的之后，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努力。柯尔估计都快疯了。不过，孙文坚持从柯尔身上打开突破口看来是对的。柯尔作为英国本地人，来到使馆当仆人，这本身说明了他的经济状况比较糟糕，估计买不起伦敦的房子。孙文把藏在身上的最后20英镑给了柯尔，并许诺事成之后再付给柯尔1000英镑。

1000英镑大致相当于大清的近7000两白银，即使在寸土寸金的伦敦，这应该也足够让柯尔改善居住环境，去买一套好一点的房子。问题是，就算把孙文所有的财产加起来，他也凑不到这个数目。他原本就是来英国筹款的，不是来捐款的，就是因为没钱才来，但对于孙文来说，这些都不是他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放大炮”能行吗？

柯尔显然有些心动了，但没有当场答应。回去之后，金钱在不断地召唤他，他很想行动，但又怕承担后果，只好跟使馆的生活管家英国大妈贺维太太倾诉。这位英国大妈沉默之后，她对柯尔说：你应该帮助他。

10月17日晚，在孙文被扣押的第七天，康德黎家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里面的内容大致是：你的一个朋友现在被扣押在英国使馆，他被送回大清后一定会被处死，你要是能想办法就尽快想，不然就来不及了；我不能签名，但你要相信我说的话，他的名字，我相信是叫孙逸仙。

送这封匿名信的人，就是英国大妈贺维太太。在她送信后不久，柯尔也想通了，他拿着孙文亲笔信来到了康德黎家，并表示今后将担任给双方报信的任务。

此时的康德黎正在为孙文的“消失”而担忧。得到消息，他立即雇佣私人侦探监视使馆的一举一动，然后他选择了报警，接着到英国外交部控告，最后找报纸反映情况。看来这位老兄也是实在没办法，生生被大清使馆逼成了一位到处上访的弱势群体。

根据外交公约，英国人无权强行进入使馆。伦敦警察局派出了警察，在使馆外三班倒全天候监视使馆，英国外交部也迅速展开调查和交涉，但是，除非使馆自动释放孙文，英国人也没什么办法。

报纸记者也被吸引来了，他们涌到使馆门前要求采访，这又引发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在使馆门前。在了解真相之后，人群开始骚动，他们自发包围了使馆，免得孙文被偷运出去。

重重压力之下，马格尼出来了，他向人群出示了一张孙文亲笔申明，上面写的是“我是自愿进入使馆”。原来，这是使馆方面诱使孙文写下的，他们以为孙文又上当了。然而，这次他们的算盘却打错了，而且十分愚蠢。

使馆方面出示孙文的亲笔声明，这等于使馆方面亲自证实了孙文被囚禁在使馆内，任何谣言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出于常识，人们相信即使是孙文亲笔写下这样的声明，那一定也是万不得已，说不定还在使馆内遭受了非人的虐待。人群又开始骚动了，有人高呼口号“释放孙逸仙”；有人大声演讲，盛赞孙文是一个“伟大的反政府分子”；更多人认为，像孙文这样的政治流亡者，英国政府和人民有责任为他提供保护，所以必须和大清驻英使馆抗争到底。

人群越聚越多，康德黎趁机在人群中为孙文募捐，很多人都捐了款。记者们采访不到更多内幕消息，只好报道花边，比如“使馆里有位中方大厨刚走出使馆，他就被一只死猫给击中”。

使馆内，孙文也在坚持着。他通过柯尔和康德黎互通情况，康德黎知道了孙文没有被秘密处死，孙文也知道了使馆外正有越来越多力量试图营救自己。孙文之所以一定要走出去，不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为了革命的前途。否则一旦被秘密送回大清，朝廷的宣传告示中一定不会说孙文是被偷运回来的，而是从英国“引渡”回来的——这说明西方国家也不支持针对大清朝廷的革命，让很多人丧失原本就微弱的信心。

所以，现在最着急的要算龚照瑗了。事情已经曝光，现在要把孙文偷运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而直接把孙文处死，他和慈禧都没这个胆。英国外交部也已经向使馆发出了外交照会，声明把孙文强行拘禁在使馆内的行为违反了英国法律，不但不受外交豁免权的保护，而且还是对外交豁免权的滥用。因此英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孙文。

龚照瑗明白了，不放人已经是不行了，拖下去恐怕会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和制裁，对使馆和朝廷都很不利。

10月23日，在被扣押的第13天，孙文被无条件释放。使馆特意安排他从后门走出，但没想到后门也有很多人。得到消息的人都跑向这里，拥挤着想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众多记者开始写他们的速记：“孙的身材比我们通常所说的中等身材要矮，看上去十分瘦削，相貌比较文弱。”记者们其实并不只是报道八卦。之前朝廷和使馆方面一直宣扬孙文是杀人不眨眼的草寇大王，长着“红眉毛绿眼睛”；现在，面前的人却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大家相信，这样文弱的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或者出于内心的信仰，绝不会成为革命者！

在警察的保护下，孙文带着标志性的微笑离开使馆。这一刻他像一位明星，散发着重获自由的光彩。流浪画家在为孙文现场画像，诗人在为他进行现场创作，很多人都对孙文翘起了大拇指。有个叫摩根的英国退伍士兵甚至从此一直追随孙文，竟然还参加了四年后的惠州起义！

只有那个叫柯尔的仆人，他向孙文索要了报酬，不过他只要了孙文当初承诺的一半——500英镑，也许他认为自己只该得这么多吧。

孙文趁热打铁，把这段经历和被捕之前的历程用英文写成了一本书——当然，其中隐去了供出刘学询的细节，这就是《伦敦蒙难记》。根据康德黎夫人的日记，这本书是康德黎帮助孙文完成的，以孙文的英文写作水平，他很可能无法单独完成这一著作。无论怎么说，这是孙文的自传，最后肯定得到了孙文亲自的审阅和认可。考虑到大多数的西方人的接受习惯，孙文并没有在书中说他是“革命者”，而是定义为“坚决的改革者”，采取激烈手段也只是为了改革，而不是试图颠覆政权。书一出版，可以用“轰动一时，威慑大清”来形容，不仅成功地登上了伦敦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俄文等多种文字。有一个俄国人在流放西伯利亚过程中就读到了此书，从此对“孙逸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多年以后，当共产国际酝酿拟组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时，当年的读者列宁说出了孙逸仙的名字。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使馆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并没有提到孙文是在大街上被诱捕进使馆，而是孙文自己走进使馆的。孙文可能认为自己已断发改装，是不会被认出来的，就化名“陈载之”，去使馆问“这里有广东人吗”，而使馆后来察觉他就是孙文之后，这才在使馆内实施抓捕。应该说，使馆的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是，无论是孙文还是使馆，他们都找不到第三方证人。孙文到底是被诱捕还是“自投罗网”？百余年来，史学界仍然有不小的争论。

愚蠢的大清朝廷，他们抓人不成，反而为孙文免费做了一大单广告。而孙文是不会只是写写书而已的，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事件的热度更持久，影响范围更大，最好能够波及整个西方世界，让西方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清，借此自我宣传以及宣传革命。孙文开始频繁发表演讲和接受采访，把大清的情况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去。他提到使馆曾经威胁他要先把他杀掉，把尸体运回大清处决。“处决尸体！”伦敦市民惊呼，相互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终于了解，在大清还有一种叫“鞭尸”的酷刑。英国报纸又找到了新的报道热点了，虽然记者们把广州写成了“广州省”，但对鞭尸的报道却是相当传神。

孙文毫不留情地批判大清朝廷，说朝廷把人民当作“聋子”“瞎子”“傻子”和“奴才”，阻止人民了解世界大事。孙文指出，中国的人民和此时的代表“中国政府”的大清朝廷并不是同义语，必须有一个负责任的、有先进性的政体来进行取代，对西方文明采取开放和学习态度。

就这样，继虎口脱险的传奇之后，孙文以出格言论，又不断成为英语记者的报道对象，通过路透社的电讯，登上巴黎、纽约等世界主要城市报纸的版面。当时的清国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孙文给人的印象却极为罕见，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孙文俨然已经成为“古老中国改革运动”的代言人。

但这并不能影响东方。在大清、日本和南洋，孙文仍然是籍籍无名，几乎所有的清国人都不知道在他们的同胞中，还出了这样一个“异类”。留在日本的陈少白，不遗余力地写文章向日本人介绍和宣传孙文，也收效甚微。孙文被捕的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日本，这在日本是很难扩大影响的，《伦敦蒙难记》的英文版出版之后，曾有日本杂志在“国外通讯”中简要报道过孙文，不过他们根据音译，把孙文误称作“清国医生宋某”。可见，此时的日本人对孙文并不熟悉。

然而，接下来这批日本人的出现，将改变这一切。虽然日本人有着他们自己的算盘，但将在客观上使得孙文的革命事业迎来重大转机，也将使孙文首次有了海外的革命根据地——日本。

日本人为何会支持孙文？

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大陆政策”野心不死的日本调整了对大清的策略。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日本通过主导大清的改革或者革命以主导大清。

甲午之战刺痛了朝廷，朝野上下一片改革之声。日本摆出努力修复战后关系的姿态，打着“同文、同种、同肤色”的旗号营造“日清亲善”氛围，在某些时候对朝廷作出适当让步，试图掌控朝廷的改革走向，从而使大清朝廷归于日本的控制下，以分解来自俄国的压力（此时俄国正与日本争夺大清满洲以及朝鲜）。

而背地里，日本政府也意识到大清“命不久矣”。根据宗方小太郎等人的报告，大清“早则10年，迟则30年，必将有支离破碎之一大变化”。为了掌控未来取代朝廷的新政权，日本必须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在与朝廷“修复关系”的同时，秘密寻找和扶植大清民间的反清志士，支持反清革命。

很显然，这两手战略看似矛盾，其实只有为日本利益服务这个核心，使得日本在列强对大清的争夺中占得先机。一批日本人在为这两手战略服务，军方有骨干宗方小太郎，内阁有大佬（外务相）大隈重信，议院中有议员犬养毅等。

当然，要秘密支持大清革命，政府官员是不太好公开出面的，最好在幕后遥控指挥。正是在制订这两手战略之后，日本涌现了许多外务省或者军部的外围组织，比如东亚同文会，它的目的是推动“日清亲善”；而在军部，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围组织——黑龙会。

1901年，鉴于日本和俄国争夺满洲以及朝鲜越来越激烈，极端右翼人士内田良平成立了黑龙会。之所以叫黑龙会，是因为它的宗旨是阴谋为日本夺取满洲和蒙古，这里有一条黑龙江，因此取名黑龙会。这个组织平时只有骨架，但一旦形势需要，就能立即派遣大批会员，去国内外暗杀、爆炸、绑架。可见这是一个右翼团体，也是一个“黑道”团体。

外务省也不甘落后，资助了一批民间浪人。这些人在外务省领取经费，秘密寻访反清志士，颠覆大清政权。浪人之中，最重要的骨干叫宫崎寅藏和平山周。这两个人并不是一般的浪人，可以称作“新式浪人”。他们都上过高等学校，有文化有知识，实际上是从学校毕业之后，没有找“正经工作”的社会文艺青年。

宫崎寅藏首先认识了在日本的陈少白，陈少白向他介绍了孙文。1897年7月，使馆脱险后的孙文回到了日本，于是他就认识了宫崎寅藏等一大批横跨日本朝野、遍及日本“黑白两道”的人。

犬养毅向有关部门疏通，安排孙文以平山周汉文教师的名义，领取在日本的准居证，孙文由此得到了日本警察和法律的保护，大清密探就不敢轻易骚扰和缉捕了。犬养毅还解决了孙文的生活费问题，要求东亚同文会照顾好孙文的生活。老犬认为孙文“奇货可居”，向一干日本人赤裸裸地表示：“希望你们将孙文等人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眼前不一定立即可用，他们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宫崎寅藏在为进一步打开孙文的知名度而奔走，日本报刊开始频繁地报道孙文。1898年5月起，由宫崎寅藏亲自翻译的日文版《伦敦蒙难记》在《九州日报》上连载，宫崎寅藏在序言中赞美孙文是“大清出类拔萃的革命家”。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孙文自己在英文版的《伦敦蒙难记》中并没有说自己是“革命家”，而是说成“坚定的改革者”（照顾西方人的接受习惯），如果不算一些报纸的零星报道，日文版的《伦敦蒙难记》是首次把孙文以“革命家”的身份隆重推出来了。请大家注意这个词——革命。虽然我们之前多次提到它，那也只是为了讲述的方便把这个词提前使用了一下而已。革命这个词，正是来自日本。

古汉语中自然很早就有“革命”这个词，比如《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这个“革命”在事实上指的也是造反，也是褒义词，讲的主要是“革天命、顺民心”，问题是随着后来专制王朝不断发展，在朝廷的话语中，造反被定性为株连九族的大罪，“革命”这个褒义词自然也就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只有官方字眼中的“谋反”“谋逆”“造反”等等；而真正要造反的农民起义军队伍，也不再使用“革命”，顶多把自己的行动与“义”相连，比如“起义”“举义”“举事”等等。

到了近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努力接触和学习西方，他们碰到了英文“revolution”这个词，怎么翻译呢？一向学习中华文化的日本人就联想到了《易经》中的“革命”，古老词语“革命”从此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还根据英文含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革命既是觉醒，也包含方法，它和以往那些农民起义的区别在于，革命并不只是换一批人来统治，它还有制度上的进步——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它有理论上的指导。

从此，“革命”成了一个极其时髦的词，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追捧，很显然，它并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他们只是用古老的中华文化勾连起了东西方。

孙文在海外留学时很可能很早就接触过“revolution”这个单词，但之前他也是没有接触过日文翻译中“革命”的，所以他并不知道“革命”，之前也一直把自己做的事情称作起义、举事、反朝廷等等。现在，对于孙文来说，日本人说的“革命”这个词真好，既表达清楚了意思，还是一个时髦的新词，令人有了解和接受的冲动，不像起义造反那样令人闻之色变。孙文的事业从此以后就叫作“革命”了，他和他的伙伴就叫“革命家”和“革命党人”！

需要指出的，在陈少白和冯自由后来的记录中，他们说的是早在两年多前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第一次踏上日本时，日本报纸就用“支那革命领袖孙逸仙抵日”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当时孙文就决定采用“革命”这个词。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在当天和邻近几天的日本报纸中都无法发现这样的标题和内容。当时的日本报纸仍然把孙文等人称作“匪”或者“暴徒”，比如《神户又新日报》的标题是“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划”，它们甚至连孙文的姓名也没弄清楚，把孙文称作“范某”或者“黄”等等。从种种情况来看，日本报纸不可能在当初孙文一抵达日本的时候就把他称作“革命领袖”。日本人对孙文开始重视是因为发现孙文“奇货可居”之后，而陈少白和冯自由有把这一切提前的嫌疑——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孙文在革命史中的地位。

无论怎么说，在重返日本之后，孙文的革命事业开始有了转机。至少是有人管饭了。虽然日本人对孙文革命的支持并不是出于真心，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和利益算计——估计孙文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在革命起步十分艰难的时刻，孙文似乎也只能接受这种“支持”，否则革命很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了，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现实问题。反过来，日本人的野心其实也是可以利用的，要利用他们真正为革命服务！

孙文已经决定好好利用日本朝野的人脉资源，积蓄革命力量。而随着1898年的到来，有一个著名人物也即将到达日本，并最终成为了孙文在日本开拓革命事业的敌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先生。

康有为为何再次拒绝与孙文合作？

1898年9月，大清国内的戊戌变法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伊藤博文及时地来到大清造访，试图使日本能够主导大清的改革。康有为等人自然如获至宝，他们极力希望能够得到日本的帮助，向慈禧夺权。而此时的慈禧已经倒向俄国了，双方签订了《中俄密约》，康有为等人的活动自然又引起了慈禧极大的警觉。老太太连夜从颐和园赶回皇宫，粗暴地终止了变法。光绪被囚禁，“六君子”被杀，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王照以及谭嗣同生前的兄弟唐才常、毕永年等人也纷纷逃往日本。

在香港，康有为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接受报纸采访，发表谈话，宣布光绪在最后关头曾给他一道“衣带诏”，密令他来海外搬救兵。当然，这是康有为信口开河，光绪只给过杨锐一道密诏。不过，这些内情大家都是不清楚的，反正康有为说有那就是有。大家不相信一位“政治流亡者”，难道还会去相信扼杀变法的慈禧？

接下来，康有为公布了他写的一篇十分厉害的文章——《奉诏求救文》，这是一篇历数慈禧罪状、歌颂光绪圣明烛照的战斗檄文，这篇文章对慈禧的历史声誉问题可谓影响深远，也是慈禧后来把康有为列为最恨之人的原因之一。康有为在文中成功地抓住了慈禧的女性身份，进行了无底线的八卦，比如攻击慈禧“淫乱成性”“伪主”“牝朝”等等，简直堪比小黄文。后人有关慈禧善使媚术、谋杀慈安，在宫内和太监、大臣等人日夜淫乱的说法，基本都是来源于康有为这篇文章。

而康有为不仅是骂慈禧、赞光绪，还把他自己与光绪成功捆绑在一起，因为“奉诏求救”正是他嘛。自此之后，康有为一直以“圣主”光绪在海外的代言人自居。人们越是恨慈禧，越是同情光绪，也就越是尊敬康有为，康有为的地位在无形之中就提高了，一时间在海内外声名大振。只是大家不知道，康有为忽悠了所有的人。

日本人也被忽悠了。在他们看来，康有为是比孙文更“奇货可居”的人。想想看，谁能直接影响大清皇上？那也只有康有为了，日本的目的反正只是要掌控中华大陆上的政府，而不管它是哪一个政府。如果日本帮助康有为支持光绪复辟，日本就能控制这个复辟后的政府，这不比“支持”孙文推翻朝廷建立新政府容易多了？

于是，日本接受了康有为的避难请求。康有为从香港来到日本，和梁启超等人会合。对于康有为的到来，有一个人特别兴奋，他就是宫崎寅藏，他和平山周都特别希望孙文和康有为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推进事业。虽然康有为是只反慈禧不反光绪的，而孙文是要连光绪都一起反的，但说到底，两个人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祖国腐朽落后之现状，都是为了“中国之再造”，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能携手呢？

虽然以前曾和康有为闹过不愉快，但对于与康有为携手，孙文很愿意。革命的势力还十分弱小，但凡有任何可以利用或者合作的力量，孙文都是欢迎的。知道康有为架子大，孙文首先表现了谦逊的态度，在康有为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孙文托宫崎寅藏介绍与康有为见面。

没想到这一次，康有为直接拒绝了孙文。他表示他的身上有皇帝密诏，不方便与孙文见面。也就是说，他是光绪派到海外的钦差大臣，孙文却是著名钦犯，此“钦”不同于彼“钦”，大家没办法“亲”。

接下来，孙文至少三次登门拜访或者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要与康有为会谈的良好意愿，而康有为都无情地拒绝了，一再避而不见。

宫崎寅藏只好亲自出马去劝。宫崎寅藏不仅是日本人，还是康有为的恩人。当初康有为出逃时，是宫崎寅藏及时派人把康有为在广州的几十名弟子解救到香港。宫崎寅藏认为，康有为即使不给孙文面子，他的这个面子也是一定会给的。没想到康有为这个人真是固执得可以，他连连摆手说他是绝不可能见孙文的，实在拗不过了就派梁启超作为代表出席。

康有为真的只是因为孙文是钦犯吗？其实并非如此，就在康有为拒绝孙文的同时，他在暗中和另外两位钦犯你来我往。他们是杨衢云和谢缵泰。

此时“杨派”和“孙派”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前面我们说过，当初孙文使馆脱险之后，陈少白曾努力在日本报刊上宣传孙文，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发现“革命”这个词，用的“坚定的改革者”的说法。当时对于陈少白只宣传孙文的做法，“杨派”谢缵泰等人就十分不满。当看到陈少白在文章中宣称孙文是大清“改革派中领袖级别的人物”时，谢缵泰还专门写信给转载的香港报社，声明“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康有为声名大振之后，1898年12月，在澳门的谢缵泰写信给康有为，表达了要联手干大事的愿望。康有为很快回信积极表示赞成，这时候他倒不在意对方是不是反光绪了。看来，康有为拒绝孙文并不是因为大家政治目的不同——政治目的不同，是可以谈的嘛，最后谈成个求同存异，再携手合作，大家皆大欢喜。康有为只是很精明，他注意到了“孙派”和“杨派”之争，并判断由香港中上层人物组成的“杨派”才具有合作的价值。对于还没什么实力的孙文，那自然就是瞧不起了。

康有为连宫崎寅藏这个日本人的面子都不买。他其实很明白日本人已经把他当宝贝，所以“有恃无恐”。康有为是以贵宾的身份居住在日本的，有关部门只是负责孙文的生活费，而对于康有为，却是负责他在日本的所有花销！从这个时候起，康有为开始了一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流连忘返于海外的花花世界，走到哪里都要住高级旅馆、吃高级美食，还要出入舞厅和妓院，不时眠宿妓女，反正钱也不用他自己出。这下可苦了负责作陪的宫崎寅藏，估计他在外务省领取的经费有限，又不能额外报销，只得欠下租住旅馆的一大笔钱，最后连累到这个倒霉的旅馆都倒闭了；而到新年时，宫崎寅藏还穷到不得不把所有衣裤当掉，在家里过了个裸体新年，也算是真正领教了康有为的风光和排场。

宫崎寅藏后来评价孙文和康有为：孙文质，康有为华；质则重实行，华则喜议论。其实孙文还有一个好放空言的“大炮”外号，但与康有为比起来，他实在是“质”得可以。看来康有为才是大炮中的大炮。

接下来，康有为要继续他忽悠世人和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事业。和孙文只有《伦敦蒙难记》的宣传素材不同，康有为不仅有“北京蒙难记”和“衣带诏”，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参与了戊戌变法。接下来，康有为要借梁启超的一支生花妙笔，主导对戊戌变法的解释权，写一部以他为中心的戊戌变法史！

这就是梁启超写的《戊戌政变记》。

在梁启超的这部书里，关于戊戌变法是从康有为的一次次上书写起的，直到最后的“公车上书”，接着转到变法。这就不得不让人们认为，康有为的上书和变法有直接因果关系，是康有为的上书带来了变法，戊戌变法就成了“康梁变法”。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戊戌变法的代名词，而掩盖了甲午战争之后，朝廷为了解决统治危机，为了大清江山稳固，包括慈禧在内的官员们都主动“求变”才发动变法的事实。

最重要的是，关于变法失败的原因，梁启超通通推到了慈禧等“顽固派”的阻挠，以及袁世凯的“出卖”上面，对于康有为“围园杀后”的政变阴谋，那自然是要掩盖的。人们又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慈禧和袁世凯，变法早就成功了。自此，变法过程的事件史被“思想史”所取代。人们相信，变法过程就是顽固派与变法派的斗争。

最后，书名“戊戌政变”这个词也大为流行。其实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慈禧掌控着一切，权力原本就在她手里，如果康有为“围园杀后”成功，或者光绪借变法夺权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政变”。所以慈禧终止变法并不是政变，只是“变政”而已。接下来，我们也将在以后的讲述中使用“戊戌变政”这个词。

忽悠大业还没有完。“六君子”中极富热血和真性情的谭嗣同曾经感动过不少人，康有为自然不会放弃也与谭嗣同捆绑在一起的机会。于是，梁启超、唐才常和毕永年共同伪造了谭嗣同“狱中血书”，也就是说，谭嗣同被杀之前，除了在监狱墙壁上写下那首著名的《狱中题壁》诗之外，还分别留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各一封“绝命血书”。当伪造的血书发表在日本报纸上之后，康有为自然也就在光绪海外代言人之外又多了一个光环：谭嗣同的“衣钵继承人”。

谭嗣同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不知会作何感想，参与伪造的唐才常和毕永年，还是自己的生死兄弟。伪造之事是很隐秘的，但这一切并没有逃过一起逃到日本的王照的眼睛，他在《小航文存》里明白记录了此事（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与隔一纸槅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然佯为睡熟，不管他）。后来，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在报纸上看到“血书”之后，也表示怀疑：谭嗣同就义之前，除了那首绝命诗，并没有给家人朋友留下任何物品和字句，一是因为搜查严，即使写了也无人敢带出来；二是更要担心亲朋受到株连，不能留给他们任何字句。就连那首绝命诗都是用炭粉写在狱中墙壁上，后由狱卒口传而出的，怎么会分别留给康梁一封血书呢？唐才常这才说出实情：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唐才质：《戊戌闻见录》）

那么，文采出众的梁启超有没有可能连谭嗣同的绝命诗都润色加工了呢？一直以来，人们很是怀疑诗最后的千古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应该是被梁启超修改而成的。不过，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倒不能冤枉康梁，因为我们能够找到一份有力的材料：在当时担任刑部主事的唐烜曾在他的日记《留庵日钞》里记录，谭嗣同原诗的最后两句为“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首诗是先写在狱中墙壁上，后被人口述而流传，其他人在听说和摘录时难免有个别文字上的差错，并不是梁启超后来的篡改。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对于康有为在海外伪造的各种言论，朝廷是清楚其中的内情的，但为何不站出来反击，澄清一下事实呢？比如发表一份声明什么的。只能任凭康有为造谣，却不能澄清事实，这正是朝廷的难言之隐。要知道变法的实质牵涉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权力斗争，在变法的表象之下，那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从当初对“六君子”不审不问，就直接杀头开始，朝廷对变法的真相一直都是掩盖得严严实实的，哪还能让它大白于天下，让老百姓们都恍然大悟呢？

好吧，通过一系列的伪造，康有为的忽悠大业也达到了顶峰，但康有为并不只是想出出名而已，他的心里还燃烧着“围园杀后”的熊熊烈火。当初是在大清没能忽悠袁世凯出兵，但现在，在康有为看来，还有一支军队是可以利用的，那就是日军。康有为已经有了“围园杀后”的海外版计划，要忽悠日本人出兵，发动“杀慈禧、救光绪”的勤王起义，去干一票大的！

而康有为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次忽悠，使得他后院起火。有“叛徒”把他的真实面目暴露在日本人面前，最终使得康有为在日本再无立足之地！

康有为创立保皇会，开始勤王起义第一步

很显然，日本人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要忽悠他们出兵，首先必须有一定的实力，而康梁只是有一张厉害的嘴和一支厉害的笔而已。康有为想到了两个人——唐才常和毕永年。

1898年10月31日，康有为带着唐才常一起拜会了宗方小太郎，请求日本军部出兵。面对宗方小太郎的疑问，康有为告诉他：我们的实力你不用担心，在国内大得很，仅仅在湖南就有一万多名听候我命令的“官二代、富二代”子弟兵；子弟兵只要在湖南举成事，开进武昌，还能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起义军就可以沿长江东下，攻占南京；最后效仿太平军挥师北上，消灭慈禧政权，归政圣主光绪，大事可成。

康有为这段话信息量实在太大，我们一个个地说。

首先，所谓“湖南子弟兵”，其实就是戊戌变法前谭嗣同和唐才常在湖南成立的一个中上层组织——南学会。当时“变法”还是大清官场的潮流，时任湖南巡抚带头支持，众多“官二代、富二代”确实闻风而动，纷纷加入或者列名南学会，总人数达一万多名。很显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过是紧跟官场节拍，为了沾点“变法”的荣誉，顺便捞点名利，真正像谭嗣同这样坚定支持变法的“官二代”还是很少的，后来南学会被取缔，谭嗣同也被杀害，会员们也早就无影无踪了。但对于康有为来说，这个现实情况他是不会在意的，认为只要他或者唐才常再出面号召，那些人就会再次聚集在“变法”大旗下，加入勤王军。这也就是在这次会见中，康有为一定要带上唐才常的原因。

然后，戊戌变法开始之前，张之洞曾经“礼遇”过梁启超。唐才常本人也是张之洞的门生，康有为所谓的只要起义军能够成功开进武昌，就能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其实指的就是唐才常的这点关系。

相信大家比较眼熟了，康有为以唐才常的名头和身份去“套”日本人的大军，这简直就是当初以谭嗣同去“套”袁世凯军的翻版。不过，间谍出身的宗方小太郎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他没有当场答应，对康有为这番话表示谨慎地乐观，回去研究过后回复康有为：日本方面决定派人到两湖地区实际调查一番。

南学会的真实情况如何，康有为还是清楚的。现在，日本人就要实地去调查了，一切都要露馅儿，怎么办呢？康有为就是康有为，他马上又想到了毕永年。毕永年是哥老会中的小头目，哥老会遍布长江流域各省，如果南学会不行，就利用毕永年的关系，向日本人展示一下哥老会的实力。

毕永年曾经参与伪造“谭嗣同血书”，因此康有为认为毕永年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但他并不知道，作为知晓当年“围园杀后”内情的人，毕永年其实一直对康有为很有意见。毕永年认为康有为要对谭嗣同之死负有很大责任，再加上他并不认为光绪就是“圣主”。从日本出发之前，毕永年其实已经对康有为动摇了心思，他找到了新的追随者——孙文。

康有为一直不见孙文，但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等人都是与孙文会谈过的。和康有为一样，孙文对唐才常和毕永年也特别重视，他也看到这两位老兄背后的势力，一直希望把他们从康有为那里“挖”过来，从而把兴中会的势力从粤港两地扩张到长江流域。唐才常和毕永年并没有当场答应，但毕永年的态度更加积极。正因为如此，从日本出发时，毕永年剪掉了辫子，装扮成一个日本人的模样。对于毕永年来说，此次前往两湖，其实不仅是完成康有为交代的任务，暗地里可能还在帮孙文办事——为兴中会在两湖和长江流域的势力扩展作准备！

1898年年底，平山周和毕永年离开日本前往湖南。形势并不像康有为想象的那样乐观：南学会早已经烟消云散，没有几个人愿意冒着杀头大罪去勤王；而哥老会的龙头们只认识钱，有钱就能带喽啰们勤王，指谁打谁，没钱那还不如自己占山为王。

眼看就要在日本人面前露馅儿，康有为的密信到了，他指示毕永年要制造事端，以便“激起民气”。也就是说，康有为要毕永年不惜以制造社会动乱来煽动哥老会闹事，只要天下大乱，也许就能拉起勤王起义的队伍。这确实是一种不需要“花钱”的办法，而且此时最容易制造的社会动乱就是主动攻击传教士和教会，酿成教案。

如果是这样，勤王起义也许就可能发动起来了，可是列强也会出兵，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毕永年不看到这封信还好，一看到便激愤不已。在毕永年看来，康有为不顾百姓，也不顾同志。如果说当年谭嗣同已经是因康有为的不择手段而死，现在，康有为竟然又要故伎重演，难道自己和唐才常也要因康有为而死吗？这样的人，真的值得追随吗？

怀着对康有为和勤王起义前途深深的失望，毕永年最终作出了重大决定——全心全意追随孙文。这是戊戌变法后，“改革派”中第一个倒向“革命派”的重量级人物。毕永年相信，此时孙文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康有为，只要日本仍然认为康有为“奇货可居”，日本人的势力和资源都在向康有为倾斜，孙文和革命阵营得到的自然就会减少了。为了让康有为在日本待不下去，促使日本政府抛弃康有为，毕永年决定把当初“围园杀后”的政变阴谋写成材料，向日本政府举报，日本人一定会明白康有为请求他们出兵不过是再一次的豪赌！

毕永年写成的这份材料叫《诡谋直纪》，为了让日本政府更加相信，它是用日记体的形式写出的。事实上这应该是毕永年想到要揭发康有为后才“追记”的日记，但其中内容大部分都是可信的。通过平山周，这份材料先交给了日本驻上海领事，然后再转交给日本外务省，但这毕竟只是毕永年的一家之言，外务省对这份材料将信将疑。不久，平山周亲自回到日本，找到了另外一个证人。他就是王照。

当初康有为让谭嗣同去找袁世凯之前，他自己曾经去找过王照，透露了“围园杀后”的计划。正是因为王照也清楚这个内情，逃到日本后，王大人就受到了康有为的特别照顾——基本上是被软禁在二楼上，别人问起王照时，康梁方面就说他受了变法失败的刺激而发疯了。外面寄给王照的信，必须先交康梁看；同样，王照哪怕是写家书，也要先上交检查。王照万万没有想到逃到日本后，竟会受到自己“同志”非人般的待遇，每天只能待在二楼上，在心里默默地喊：我没有疯，没有疯啊！

平山周把王照解救出来，把他带到犬养毅面前；王照亲自向犬养毅佐证了《诡谋直纪》的可信度，并顺便指出了“衣带诏”的可疑性。至于伪造的“谭嗣同血书”，由于这有毕永年的参与，王大人就没有把这个真相告诉犬养毅。不论怎么说，康有为真实面目和实力都已经暴露了，日本人也服了，竟然被这个人忽悠了很久。

与此同时，日本驻上海领事也亲自拜访了张之洞，去验证康有为所说的“张之洞会支持勤王起义”的真实性。结果是一谈到康有为，张之洞大人反应激烈，大骂康有为欺君罔上，要求日本把他驱逐出境！

日本人终于知道，康有为就是一个大忽悠，既然没什么利用价值，那就只有抛弃了。当然，事情也不要做绝，毕竟这个家伙也是个人才，谁能预料他的前途？1899年4月，日本政府最终送给康有为9000元“旅费”，把他“礼送”出境，至于那本《诡谋直纪》，就被严格封存在外务省秘密档案里。这一封存，就是几十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传入我国，在这之前，我国的史书大多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为蓝本，没有康有为“围园杀后”的记录。

再说康有为，他离开了日本，来到了加拿大。由于日本外务省对《诡谋直纪》秘密封存，他仍然是光绪皇上的海外代言人，仍然拥有“衣带诏”，仍然是“康圣人”。身份就是资源，康有为联合当地华侨领袖成立他在海外的第一个组织——保救大清皇上公司，简称保皇会。

“保救大清皇上”还能开公司，对于康有为来说，并不奇怪。从1888年第一次上书开始，他的手上就有一张牌——光绪皇帝。通过十年来不屈不挠的努力，他已经和光绪皇帝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但这件事情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可以让很多人参与进来的。几千年以来，人们都相信有付出就有回报，“保救皇帝”也是一项投资生意。

对于康有为来说，成立保皇会，这是勤王起义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并不相信，不能利用日本人，勤王起义就成功不了！起义需要有钱有人，康有为接下来的动作，就是用保皇会的平台，重复孙文之前最重要的工作——筹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