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十八年——孙文上书李鸿章

孙文出世

大清同治五年，1866年11月，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农民孙达成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但孙达成充满着作为一个父亲特有的忧虑——他担心养不起这个孩子。

翠亨村位于珠江口西岸，江的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虎门——20多年前，林则徐曾在那里销烟，而从翠亨村往南走60里左右，就能从陆上走到澳门。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如今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但是在当时，那叫山高皇帝远。

孙达成年轻时就来到澳门打工，做“澳漂”16年，学会了补鞋。可想而知，一个没多少文化的补鞋匠在澳门是买不起房子的，他注定只能成为城市的失败者和被遗弃者。孙达成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翠亨村，一家人挤在一间低矮的泥砖屋里，田地早已经变卖，租种着地主家的薄田，其余的财产就是屋前的几棵荔枝树。除了干农活，孙达成还兼职在村里做补鞋匠和更夫。白天劳作，晚上还要打更，孙达成一年从年头忙到年尾，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作为并没有带回多少钱的“返乡农民工”，孙达成在翠亨村里的地位是不高的，村里人人都可以欺负他。村中富户丢了东西，竟然首先怀疑是孙达成偷的；甚至连十来岁的小孩子也直呼孙达成的小名，不允许他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生怕沾染孙达成的晦气。

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孙达成给他取名为孙帝象，似乎寄希望于这个孩子将来大有作为。其实对于孙达成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他的希望只是这个孩子能够平安长大，不会因养不起而夭折。村里有一座北帝庙，每当贫穷人家有男婴出生，他们都希望孩子得到北帝的保佑，男婴的名字里也就大多带一个“帝”字，长大后的孙帝象可以对他邻居的小伙伴们说：“帝威、帝希，你们叫上帝景、帝福，去帝贺家玩儿……”

孙帝象5岁的时候，变化又来了。他的一哥一姐都已经长大成人，家里住不下了，17岁的哥哥孙眉不得不走当年孙达成的老路——外出打工。但这次孙眉并不是去澳门，而是去一个更遥远的地方。

在孙达成的年代，澳门被葡萄牙人占据，逐渐繁荣，工作的机会比较多，但一切随着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从建设香港的那一天开始，意味着澳门将逐步衰落。澳门不再是香山人外出谋生的第一目的地，他们需要出海到香港、南洋（东南亚）甚至远赴澳洲、美洲谋生，他们在世界各地被称为“华工”。1883年，著名香山籍买办郑观应在给李鸿章的文件中首次使用了“华侨”这一词，“华侨”这一词也就在大清国内渐渐流传开来了。

孙眉要去的地方是茫茫太平洋中靠近美国的岛国——夏威夷王国。在1898年被美国合并之前，它一直是个独立的国家，首府音译成中文为“火奴鲁鲁”，因为这里曾经盛产过檀香木，华侨们更习惯称它为檀香山。孙眉就跟随着华工大军在檀香山及周边岛屿劳作营生，努力挣钱寄回家。

四年后，9岁的孙帝象终于有钱去村塾读书，学习《千字文》《三字经》等大清指定教材，但孙帝象对这些并不是很感兴趣，他喜欢的是听村里的一个传奇老人讲故事。

在村里，有一个姓冯的老兵，曾经参加过当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夏天，冯老兵经常来到孙帝象家前的大荔枝树下乘凉，顺便讲讲当年太平军的故事。孙帝象很喜欢听这样的故事，特别崇拜洪秀全，多年以后他还以“洪秀全第二”而自居。孙帝象喜欢听反叛大军的故事，不只是由于课本的无聊，还来源于他的成长环境。

翠亨村和孙家已经很穷了，但还有比他们更穷的海盗来光顾，每当这时候，小小的孙帝象也不得不拿起简单的武器反抗。海盗被赶走，又来了横征暴敛的官吏，他们对孙家特别“照顾”。这是因为当年孙家变卖田地的时候，是私下交易的，没有去有关部门那里办手续缴税，当地官员默许了这种逃税行为，然后把这个作为把柄对孙家进行敲诈勒索。当地征税官每年都要来孙家敲诈一次，有时候拿走几文钱，有时候是抱走一只老母鸡，实在搜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连一把荔枝都要。

这样的环境让孙帝象养成了一种倔强而坚忍的性格，他的外号就叫“石头仔”。这其实并不奇怪，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底线往往是十分低的，这意味着生活大部分的苦难他们都能够独自承受，并且有自己的主意。而在这种性格之外，孙帝象身上还有一种不能被人轻易发现的性格：他的心思冷静而缜密，甚至可以说是机敏过人。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将证明这一点。

孙眉在海外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好。经过几年的打拼，他已经在茂宜岛买了上千亩的土地，种着庄稼，养着牛羊，被当地土著和华人称为“茂宜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土豪”。这位土豪大哥希望把弟弟也带出去，去檀香山读书，学习之余还可以帮他照看农场。

1879年，大清光绪五年，13岁的孙帝象终于走出了翠亨村，因为要出远门，他也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双新鞋子。此时我们其实不应该称他为孙帝象了，几年前第一次走进村塾读书时，根据惯例，他的老师给他起了一个学名，这是他在后来使用了一生的名字，也是一个即将闻名于世的名字——孙文。

孙文加入基督教过程

孙眉把孙文送入了岛上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与大清私塾不同的是，这里采用纯英语教学。三年后，孙文考入檀香山的一所高等学府继续学习，这是一所初中和高中的混合学校，学制六年，毕业后可以直接考取美国本土的大学。孙文的同班同学里包括夏威夷王子。而在89年后，一个10岁的小男孩也走进了这所学校的校门，他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不出意外的话，孙文将在六年后面临他人生中的“高考”，大学毕业后成为美国的蓝领或者白领。而这一切却不会到来了，因为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孙文能够接触的最新奇的东西并不是英语，而是当年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源头——基督教。孙文发现，洪秀全实在是个人才，他把在西方已经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又硬生生地整回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状态，但不论怎么说，基督教才是这里的“四书五经”，是每天都在被灌输的东西。孙文想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将来还要当传教士。

听完孙文的这个想法之后，孙眉目瞪口呆，良久才反应过来：看我打不死你！

对于孙眉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出洋淘金，就是“不忘祖宗，努力赚钱”，将来带着一笔钱回家乡光宗耀祖。教徒们不认“天”，不拜祖宗和菩萨，那和自己养的那些牛羊还有什么区别？

孙文不愧有“石头仔”的风格，他反击：即使打死我，我也要加入基督教！

面对弟弟一时被“邪教”蛊惑，孙眉只好痛下决心，要把弟弟重新送回翠亨村去，好让他暂时和“邪教”脱离接触，哪怕是因此中断学业也在所不惜。

孙文离开时，孙眉还是没有放心，他特意交代弟弟：只要你好好痛改前非，我将来会把财产的一半留给你！

1883年，出洋已经四年的孙文又不得不离开檀香山，回到翠亨村。此时的他已经17岁了，入教的决心是孙眉想象不到的。在离开时，他应该拿到了教会学校的推荐信，于是在路过香港的途中，孙文特意去拜会了香港教会的牧师，为正式入教迈出了第一步。

回到翠亨村，孙文自然就要宣传基督教教义，他还有一个跟班，是同村的陆皓东。陆皓东的父亲常年在上海经商，家里比较富有，对孙文带回来的这种“新潮思想”十分好奇和欣赏，便和孙文一起在村里发表高见，似乎要把大家都劝进基督教。

孙文从金钱的角度鼓动大家“反天子”：“你们出了税，他们（朝廷）应该每年做些事情给你们看的，无论是建造学校、桥梁还是马路。但是你们所出的钱哪里去了？到天子那里去了，天子又替你们在这翠亨村里干了什么事呢？”

是的，也许在孙文眼里，有一片土地在流泪，这片土地就是他的家乡。他从贫穷卑贱的土地上走出，进入外面的世界，接触到西方思想和基督教教义，已经实现了不同凡响的转变，现在他想把这种改变带回给乡亲们。然而，除了陆皓东，村民都认为他是“疯子”。

孙文和陆皓东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去打破菩萨的权威。他们闯进北帝庙，把北帝的一只胳膊给拧了下来，还顺便把旁边金华夫人的手指给切断了。

这下可闯了大祸了，见到菩萨被打成残废，村民只有一个想法——把这两个不肖子孙也打成残废！翠亨村里的男女老少鸣锣聚集，向孙文和陆皓东围攻。孙、陆两人不得不赶紧脚下开溜，一口气跑到了香港。

在香港教会，孙文正式接受了牧师的洗礼，成为教徒，取教名为日新。大概是“日新”在粤语中发音为“逸仙”，后又改教名为逸仙。孙逸仙也将成为他另外一个闻名于世的名字，在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档案中，一般都称他为孙逸仙。而陆皓东由于刚接触基督教不久，先被香港教会记名，成为“预备教徒”，然后转道上海去投奔他老爸，后进入上海电报学堂学习。

只有孙文无处可去，他只好暂时滞留香港，以教会为家。

在檀香山的孙眉通过家信知道了这一切，他十分愤怒，十分伤心，孙眉认为孙文在这条“邪路”上已经很难回头了。根据过来人的经验，他认为孙文结了婚也许就会安定了，于是他再一次寄钱回家，这次是要包办孙文的婚姻！

1884年，通过媒人介绍，18岁的孙文与本县商人的女儿卢慕贞结婚。但事情又一次出乎孙眉的意料，孙文婚是结了，可是仍然没有多少安定的迹象。孙眉只好再次把孙文叫到檀香山，当面告诉他：只要你放弃入教，从今以后断绝与教会的一切关系，以前我说过的留一半家产给你的话还有效，否则我不仅要收回来，而且从今以后也不再给你寄钱了！

孙文已经成年成家，按理说应该独自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哥哥给他寄钱，他之前倒没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孙眉这样一说，孙文也火了，他当即表示宁愿不要那份家产，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

孙眉一气之下，把孙文大骂一顿，赶出家去，兄弟俩就此决裂。

身无分文的孙文流落在檀香山的街头，教友们为他凑了一点回香港的路费。而在孙文离开之前，气已经消了一大半的孙眉又一次赶到了他面前，最后一次劝说孙文，孙文依然拒绝。

这是孙文人生中的第一次反抗，对象就是他的哥哥孙眉，或者说是他哥哥背后那份可以预见的“安定”。不过这样的事情在大清的家庭中其实并不少见，很多的孩子，源于他们自己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的判断，最后都是坚定地走了自己的道路，比如那个比孙文大了七岁的袁世凯。

在孙文的坚持面前，孙眉妥协了。这个弟弟纵使有万般不对，孙眉也不可能真的丢下他不管，而且孙眉很是怀疑，离开了自己的资助，孙文还能依靠什么？孙眉思来想去之后还是认为，孙文应该继续读书，完成学业，在英文学校学上一门手艺，将来作为谋生的技能。

于是，1887年，经过多次转学、在香港攻读完英语高中课程的21岁的孙文，考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西医。

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并没有取得港英政府的执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所“野鸡大学”。而这一切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这所学校采用纯英语教学。

大家知道，西医起源于拉丁文（相当于英语中的“文言文”），当时纯正的西医是要用拉丁文教学的，就连西医开处方也是用拉丁文。西医书院有教会背景，创立的目的是在华人中推广西医，招收对象是华人子弟。对于华人子弟来说，能用英语学习就已经很不错了，更别说用拉丁文了，所以，港英政府虽然对这所推广西医的学校比较重视——学校成立大会上，就连代理总督都来捧场了，但由于它不是用纯正的拉丁文教学，自然也就无法给学校颁发执照了。

1892年，上了五年大学的孙文以26岁的“高龄”毕业了，成绩排名第一。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炫耀的成绩，因为只有四个人坚持到了毕业考试，孙文排第一，另外一个江英华排第二，其余两个同学还没及格。

孙文的毕业证书是用中英文书写的，中文中有“考准权宜行医”的字样，也就是说，孙文在毕业考试及格之后，有了临时行医的资格，而英文中注明了他的学位是“Licentiate”，这在当时是要翻译成“资士”的（一种资格认证）。学位起源于西方中世纪，最初是对教师资格的认定，“资士”就是最早出现的学位，它一般首先必须通过“学士”考试，标志着你的学生生活的结束，可以去教书育人或者独立实习执业了。在学校获得“资士”学位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已经真正毕业，只能视作肄业，还需要在实习后再通过考试和仪式才能最终被视为毕业。20世纪香港《大光报》曾刊登出孙文还有一张第二年（1893年）签发的毕业证书，可见他是通过了最终考试的。

问题是当时的洋人们对这种“资士”的称呼也是比较乱的，有时候是“硕士”，而在受人尊敬、地位很高的神学、医学和法学领域往往是“博士”——“doctor”一词本来也包含“神学家”“医生”和“博士”的意思，这就是后来“孙逸仙博士”称呼的由来。但很显然，这种“博士”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博士”学位是有区别的，从孙文的学习经历来看，他取得的实际上是介于我们今天学士与硕士之间的学位。

好吧，有一句话说得好，学历并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此时的孙文来说，学历真的并不重要，因为它并没有什么用，甚至可以说此时从西医学校毕业，绝对是一种灾难，这也是只有四个人坚持到毕业的根本原因——毕业后怎么找工作？

由于学校不是正式的，毕业后没有正式行医执照，只有临时执照，这就不太好在港澳和海外的英语地区行医工作了，西方人是比较讲究这个的。那么，可以回到大清内地当西医啊！这倒是不需要什么执照，但老百姓们也不需要西医。此时大部分的清国百姓对这种往往由传教士带来的西医十分恐惧和仇视，认为它是一种西洋人亡我中华之心不死的“巫术”，一直到八年后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人们还在流传西医就是对清国人开膛破肚、挖心割肝，从器官和肉体上消灭清国人。所以，去大清内地当西医，那是养不活自己的。

既然西医的工作不好找，能不能找一份与英语相关的工作？对于孙文来说，这也比较难。孙文自小学习的是汉语，13岁才开始学习英文，虽然会两种语言，但也可以说这两种语言都没有达到精通的程度。在阅读方面，孙文的英文要强于中文，他习惯阅读英文原版书籍和报纸；但在写作方面，他又是中文强于英文，还是习惯用汉字来写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一位朋友的帮助，我将不能用纯熟的英文写作出任何东西。”多年以后他聘请宋霭龄、宋庆龄担任英文秘书，主要就是帮助他更好地用英文写东西。

大学都毕业了，工作还是难找，孙文可算是十分郁闷，但孙文并不知道，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大清国年轻学生中仅有的特例。首先，他和詹天佑等人是不同的。当年朝廷派詹天佑等幼童留美，后来又紧急把他们召回国，是发现他们来到美国后深受自由主义的“侵害”，并且和孙文一样，纷纷想加入基督教。于是朝廷紧急召回他们，进行强制性的再次改造，然后再分配到各个岗位。詹天佑后来就被分配到大清的铁路部门。

孙文不是被朝廷公派出国的，他的学费是孙眉负责的，所以尽管孙文在孙眉的反对下加入了基督教，但朝廷管不到他，不会对他再进行强制性再改造，当然也不会为他包分配找工作。然后，孙文和同时代的康有为、袁世凯等人也是不同的，这后两位并没有出国留学，走的是传统科举和从军的道路。

在毕业的前一年（1891年），孙文已经是父亲了，妻子卢慕贞已经在翠亨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无论如何，孩子的“奶粉钱”总得要靠自己去挣，如果再依靠孙眉，继续“啃兄”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但现在，孙文的前路十分渺茫。

天无绝人之路，港英政府出面了。他们虽然没有承认西医书院，也并不管包分配，但也并不想撒手不管，这毕竟是有利于推广西医的事情。在得知孙文和江英华这两位毕业生的情况后，他们通过英国驻北京公使联系到了李鸿章大人，向他求助。

作为大清洋务运动的先锋，李鸿章和这所学校也是有渊源的。当初学校成立时，曾经写信邀请他为名誉校董，李鸿章同意了。现在，李鸿章恰好在筹备建立大清内地第一所西医学堂，名字就叫“北洋医学堂”——可见就连李大人也不敢公开打出“西医”的名号，但李大人很清楚，像孙文和江英华这样西医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在大清恐怕找不出20个，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人才啊。

李大人很快回复：可来京候缺，并预以五品功牌相授。

功牌，就是以前的“丹书铁券”，只是在大清朝叫这个名号而已，它规定得几品功牌的人，有机会实授几品顶戴。李大人确实是大手笔，为了把孙文和江英华这两位人才招至他的门下，在连这两位同学的面都还没见过、面试都还没有搞的情况下，就授予他们做五品官的资格！要知道，即使孙文和江英华走科举道路，几十年寒窗，最后金榜题名考中状元，待遇也只是从六品。李鸿章给这两位“野鸡大学”毕业生的待遇竟然远远超过了大清状元！

重大的转机摆在了孙文和江英华的面前，但在进京之前，他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虽然李大人发话了，但他们是来自香港的毕业生，朝廷日常与香港有关的事务是归两广总督管的，孙文和江英华要做的就是先到两广总督府报个到。

此时的两广总督正是李鸿章的兄长李翰章，对于自己亲弟弟点名要的人，李翰章自然不会刁难，一切看上去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然而，事情的结果又出乎所有人意料。

孙文为何上书李鸿章？

这一去的结果是：孙文和江英华都带着愤怒离开了两广总督府。孙文“气怒而返港”，而江英华也从此离开了大清，直至后来远赴南洋行医。

不过一次例行公事而已，李翰章大人也不会刁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史料记载，在报到时，孙文和江英华都被要求填写祖宗三代履历。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不过是把家庭和出身状况写得长一点，并不是一种有意刁难。其实站在朝廷的立场，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他们是港英政府推荐的，又一直在香港读书，现在要进京做官，朝廷有关部门自然要调查一下背景，检查一下履历，免得把英国人安排的两个间谍招进京城。

既然也很正常，为什么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以上只是史料上的记载，在史料没有记载的角落，会有很多的隐秘的真相。五年之后的1897年，孙文在英国出版了一本英文自传体著作《伦敦蒙难记》。在讲述毕业后的经历时，孙文特意用了比较大的篇幅。主要意思是，大清中下层官员的正常俸禄，也许是当时全世界各国官员中最低的，然而帝国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穷官。比如两广总督，他管辖的人口和地域面积都超过了英国，但他公开的年俸也只有区区60英镑而已。怎么办呢？就靠各种巧立名目和敲诈勒索敛财。朝廷也只能靠出卖权力和自身的腐败才能发展，最后竟然沦落为以使腐败“合法化”为目的。

根据孙文先生的这段记录，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是李翰章本人来接待，他是不会刁难的，问题是他不会亲自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两广总督府里的窗口办事人员，一定会按照官场惯例向两位同学“讨赏”，敲敲竹杠。而正是因为这两位同学是李鸿章大人指名要的人，是有机会进北京做大官的，敲竹杠的数目肯定不会小。这些人很善于把“上面”交代的事情转化为自己敛财的机会，即使“上面”追究起来，自然也有若干套说法对付。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孙文和江英华并没有就范，于是就发生了上述的事情。

孙文和江英华的命运就这样被几个不知姓名的人改变了。我们在史料中并不能找到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无名无姓，可又无处不在，潜伏在大清基层官场的每一个角落，是大清的“窗口”，也是大清千千万万的“病源”之一。他们正在用实际行动为破坏大清的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即将为大清最后的灭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远在北京的李鸿章并不清楚这里发生的一切。由于孙文和江英华并没有去北京报到，第二年（1893年），李鸿章在按原计划成立北洋医学堂之后，最终挑选了朝廷公派留学生屈永秋进行重点培养，直至任命他为北洋医学堂总办。十几年后光绪病危时，屈永秋还是最后留在光绪身边的医生之一。而如果没有当年两广总督衙门里的这个改变，李鸿章应该也会重用孙文和江英华，孙文也会如孙达成和孙眉所期望的那样，穿上朝服，戴上顶戴，威风八面，衣锦返乡，光宗耀祖。最后给光绪看病的，也许就是孙文，说不定他还会受到慈禧的赏识！

一切都已经从这里改变了。孙文没有去京城，但他总还得找一份用来谋生的工作。孙文选择了去澳门“创业”，开了一个医馆行医，当然，用的是临时行医执照。澳门地方小，西医的市场有限，来了一个用临时执照抢生意的，其他西医自然要对孙文进行排挤和歧视，这些人联合起来，破坏孙文的生意，把孙文赶出了澳门。

1893年，孙文不得不离开澳门，回到广州，开始第二次“创业”，拉上香港西医书院的校友陈少白共同开办“东西药局”。“东西药局”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个医馆既可以看西医，也可以看中医，只要有人上门就好。

惨淡经营了一年多，1894年1月底，大家突然发现：孙文不见了！正当大家焦急的时候，半个月后，孙文自己跑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沓稿纸。

原来，孙文回到了老家翠亨村闭门写作去了，但他写的并不是《如何搞好药局生意的下一步打算》。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孙文知道那是徒劳的，西医在内地没市场；至于中医，老百姓们也不会来找他，只会去找白胡子老头。

孙文搞的是一个大动作，他写了一封给李鸿章的上书——《上李傅相书》！

上书，也就是通过影响政府实现个人的抱负，这是自古以来读书人最爱用的一种方式。上书的途径有两种，要么直接给皇帝上书，要么给跟自己有一定关系或者有权有势的大臣上书。在大清，只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所以读书人一般不采取这种形式。像康有为那种坚持给皇帝上书的，也只能找大臣转奏了，而直接给朝中大臣们上书言事就方便多了。

这并不是孙文第一次上书，早在毕业的前两年（1890年），香山籍的官员郑藻如回老家休养时，孙文就写了一篇《上郑藻如书》，大声呼吁严禁鸦片、大兴农桑和重视教育，振兴和发展香山当地经济。当然，孙文也在上书中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己已经24岁，家里比较穷，既不能走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又没钱去捐个红顶子，但“不敢自弃于盛世”，所以欲以平生所学，写成这封上书，希望能够得到郑大人的推荐和重用。

郑藻如曾经在朝廷中提倡过严禁鸦片、改良农业，并亲自购买种子、蚕种散给香山的乡民，颇为朝野称道，所以，孙文的这封上书简直就是“投其所好”，但并没有得到郑藻如的什么回音，估计是没什么新意吧。四年之后，需要再次给李鸿章上书时，孙文已经有了经验，他的上书重点谈的还是那个在广东乃至大清的热点问题——禁烟问题。

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对于如何禁烟，朝廷里的意见并非一边倒，而是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强力销烟，代表人物是林则徐等人，另一派却反对这种“简单粗暴”的销烟论，代表人物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首。许乃济等人看到了鸦片问题的实质：不管朝廷承不承认，朝廷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鸦片对老百姓们健康的损害，而是鸦片贸易带来的白银外流问题。鸦片贸易在大清不合法，但有巨大的需求，洋商们不会放弃这份利益，地方官员们也与洋商互相勾结，默许走私牟取私利；朝廷收不到税，造成大量白银外流。经济问题其实可以首先考虑使用经济的手段去解决，而不能只用一把火烧了那些鸦片了事。

所以，许乃济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不如我们先把鸦片合法化，自种鸦片，自产自销，合理收税，以更好的质量和更低廉的价格先赶走洋货，同时教化和打击腐朽阶层，最后以立法禁烟。其实吸食鸦片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基本都是合法的（后来才有立法禁毒），在别的国家吸鸦片的人不多，反而是在禁烟的大清有大批的人吸鸦片，这些人大部分为官僚阶层和八旗军，他们拿着高官厚禄却没有什么事干，自然就爱上了吃喝嫖赌抽，所以鸦片对大清之害其实根源并不在鸦片。许乃济等人的观点，就是把鸦片问题更多地看作是大清与洋人的贸易问题，以外部“商战”（贸易战）和内部反腐双管齐下，最后达到彻底禁烟的目的。

应该说，许乃济等人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打开了另外一条思路，就连马克思后来都把许乃济称为“大清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但许大人直接揭开了朝廷的伤疤，暴露了官僚阶层大面积的腐朽。许大人也不想想，一向以“德化”示人的朝廷怎么可能允许鸦片合法化呢？朝廷要做的恰恰是要将国力贫弱、军队战斗力低下的根源通通都推到鸦片上，激起百姓们的民族情感，维护朝廷的地位和天朝的威严。

许乃济的观点被抛弃了，接下来的事情正是朝着许乃济担忧的方面发展的。林则徐销烟成功，但禁烟失败。之后的中英之战虽然被称为“鸦片战争”，但《南京条约》中却没有涉及鸦片问题的任何条款，双方是谈不拢的——西方国家追求“贸易自由化”，朝廷又始终不肯撕开面纱让鸦片合法化，即使再来一次“鸦片战争”也谈不拢。这等于是战争打了，条约也签了，大清的禁烟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而到了1858年，为了解决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饷问题，朝廷一方面继续宣扬禁烟是大清的国策，一方面在私底下却开始对进口鸦片征税——这等于朝廷在事实上承认了鸦片进口的合法化。自此，林则徐以销烟方式的禁烟彻底失败了。

朝廷既然开了征税这道口子，大清很多地方闻风而动，开始“试行”许乃济当年提出的办法——种植和提炼国产鸦片。各地种植罂粟“蔚然成风”，田间地头盛开着大朵大朵的罂粟花，连成红色的花海，其壮观景象远远超过了黄色的油菜花海。就连销烟名士林则徐也转变思想，羞于谈销烟，开始支持国产鸦片。此时仅仅是虎门销烟过后的20年，大清的鸦片自己种，自己抽，后来还可以出口了（比如出口到当时的缅甸等国）。

对于国产鸦片，朝廷自然也是要征税的，可笑的是，就是以“禁烟”的名义来征税，税名叫作“土膏捐”。所谓“土”，是指烟土，也就是生鸦片，提炼出熟鸦片的原料，而“膏”也就是烟膏，指熟鸦片。也就是说，朝廷从原料到成品的环节都已经征税了，再加上鸦片的种植、运输、销售甚至吸食都可能都还要征税。“土膏捐”已经成为大清最重要的税源之一，那么反过来，真正的禁烟也就没什么指望的了，朝廷不会自断税源，也不会揭开“德化”的面纱。虽然不断宣传“鸦片有害”以激起民族气节，但为了“国富”，也是可以牺牲“民强”的。

既然大清的鸦片早已国产化了，为何一直没有把洋货赶出大清，最后实现当初许乃济希望的那样“自禁”呢？因为大清国产鸦片胜在数量，但弱在质量。毕竟烟土种出来之后，还要有精细的提炼技术才能得到烟膏，技术越精，提炼出的纯度越高，口感自然也就越好——而这就是孙文要上书李鸿章的原因。

在上书中，孙文说，他已经率领几家农户在香山试验自种罂粟，提炼出鸦片，口感和气味比东印度公司的洋鸦片还要好，去年冬天产了几斤，鸦片鬼争相购吸。因为销量好，所以农户们现在“户户欲栽”“群相仿效”，因此建议李大人给予支持和推广，在大清各省设立农师学堂和农艺博览会作为推广机构，让质量更好的国产鸦片彻底打败洋烟，最终达到“自禁”的目的。

看来，年轻的孙文是许乃济思想的追随者，他相信李鸿章也是。他说他已经掌握了打败洋烟的技术，描述的过程难免有些吹牛，不过孙文也并非信口开河，他确实是有这些方面的专业知识的。

首先，种植罂粟涉及农艺知识。而孙眉就是农场主，孙文曾经在那里受到影响。他还曾经从檀香山带回了热带植物酸子树的种子，种在翠亨村里他家的旁边。翠亨村并不是热带，但孙文把酸子树栽种成活了，这是孙文在农艺领域的第一次尝试。

然后，鸦片需要用化学方法从罂粟中提炼出来。在西方科学领域，化学和医学是姊妹科学，甚至鸦片本身也被称作“药膏”，也算是“药”的一种，它的提炼和西医制药在程序和原理上是一致的。作为西医书院的毕业生，孙文能够掌握这些方法也就并不奇怪了。事实上，孙文还具备配制炸药的能力，这一点他也曾经在翠亨村试验过，引爆时把村口高大的石匾都给震裂了。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孙文这篇上书就是以禁烟为中心，向李鸿章大人来“跑项目”，希望得到李鸿章在政策或者资金上的支持。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一谈到这篇上书，很容易被文章大部分夸夸其谈的内容所吸引，而忽视了文章末尾讲禁烟的这三小段。很显然，“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夸夸其谈并不是孙文上书的重点，向李鸿章“跑项目”才是。而接下来的事情表明，孙文的背后还站着一个人，一个支持他向李鸿章“跑项目”的人。

他就是即将以一本《盛世危言》而名震天下的香山籍买办郑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