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十八年——康有为一生中唯一一次起义为何失败？

梁启超利用兴中会在檀香山筹得巨款

当康有为去加拿大创办保皇会之后，梁启超留在了日本办报。梁启超是见过孙文的，康先生不在身边，梁启超就经常往孙先生那里走动走动，接受“革命的教育”。头脑发热的时候，梁启超甚至给康有为写过一封信，规劝师父倒向革命。梁启超的意思是：皇上虽然对师父您有“知遇之恩”，但目前看来似乎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我们可以加入革命队伍，只要不杀皇上就可以了嘛；等革命成功后，皇上不是一样可以竞选“总统”吗？

可想而知，康有为看到这封信是什么感受。他特意派专人到日本给梁启超“反洗脑”：你最好老实一点，不要和“行者”（指孙文）搅在一起，不然我就要断了你的资金；革什么命，你不想想，没有咱保皇公司赚钱，你就得喝西北风！

康有为还是康有为，他知道自己山高皇帝远，是很难控制住梁启超的。为了釜底抽薪，他干脆来了一招绝的——派梁启超去孙文的老根据地檀香山筹款！

师父的命令，梁启超不得不执行。临行之前，他找到孙文说：虽然我师父不同意我们两派合作，但我一定会克服困难，最终会争取把两派撮合的！

孙文听后大喜，觉得这个“小梁”还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于是孙文立即向孙眉和檀香山兴中会写了介绍信，请他们好好招待梁启超，为他的工作提供便利。

拿着介绍信，梁启超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檀香山站稳了脚跟，他还一度住进了孙眉的家里，成为孙眉孩子的老师，也认识了很多华侨，然后——梁启超全心全意地为保皇会筹款。

事实证明，“保皇”的旗号比“革命”要受欢迎多了。许多檀香山兴中会的元老都脱离会籍，投入这笔更大的“生意”，甚至连孙眉都要加入。短短的时间内，梁启超打着保皇会的名号筹到了不少的钱款。而被挖了墙脚之后，檀香山兴中会靠剩余寥寥无几的会员就更筹不到钱了，因为华侨们的募捐市场也是有限的，现在来了两个宗旨不同但目标市场相同的竞争对手，只能是此消彼长。

不得不说，梁启超实在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业务员”，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就以那两封介绍信打天下，筹了近十万的款项！这是以前在这里筹过款的孙文万万不能相信的。而此时的梁启超也早把“撮合两派”的工作忘到脑后了。别人要问起，他就说：我这是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嘛！见到果然如康有为所说，“保皇”在筹款市场的前景更好，梁启超干脆又给孙文写了一封信，劝告孙文“倒向”保皇：古人说的，虽有智慧，不如顺应时代潮流，我觉得您也应该稍微变通一下，只要我们都是为了推翻慈禧，您以皇上为“总统”闹革命不也是一样吗？

孙文接到这封信后简直鼻子也气歪了，当场把梁启超骂了一通。孙文伤心的其实并不只是被挖走了地盘，他更伤心的是原来看错了人——即使梁启超真的倒向“革命”，他也并不适合“革命”，因为他并不具备一个革命者的素质。

和那位似乎从不改变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一生多变，反复无常。这与年龄没有关系，只与性格和阅历有关系。1896年甲午战后，23岁的梁启超以文章崭露头角时，各方前辈都喜爱这样的“好苗子”，浙江钱塘县知县吴小村却建议梁启超“不要急，慢慢来”。他准备在西湖边给梁启超找个好地方，给他买上一堆书，再请上英语、德语老师各一人，把梁启超“关”上五年。吴小村的意思是，梁启超还很年轻，其实还只是一个有灵气的书生，应该先专注于学问，把基础打牢，形成稳定的知识结构和见识，现在让他一头扎进社会去搞政治活动很可能会害了他，到时候学问家和政治家都当不好；但康有为和湖南官员黄遵宪都认为“国势危急，时不我待”，坚持让梁启超出来搞政治活动。吴小村和黄遵宪二人争论了近半年，最终还是黄遵宪在康有为的支持下获胜。梁启超被安排去长沙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直至后来参与戊戌变法。但梁启超在本质上还是一个书生，他所谓的“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用于追求学问还可以，但政治家不是这样的。政治家确实需要“顺应大势”，但更需要有一种“不做则已，做则决绝”的坚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核心资源和优劣势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否则，表面上处处跟上“形势”，实际上处处错失“形势”，这正是梁启超所缺乏的。

见到梁启超不负所望，回心转意，康有为就十分高兴了。为了勤王起义，康有为特地制订了一个“两头鼓动”的策略。

在海外，他鼓动华侨们：保皇会在内地“已拥兵七十万”，实力强劲，现在就差军饷了，希望大家踊跃捐款，将来完成一举勤王成功，皇上一定不会亏待大家！

在大清国内，康有为的人放风：我们保皇会已经在海外“筹得巨款”，现在就差军队了，希望你们踊跃参加勤王军队，皇上将来会重用大家！

看来康有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炮”，但这种效果是奇好的，特别是在筹款方面，成绩骄人。到1900年下半年时，加上梁启超在檀香山近十万的筹款，保皇会总共筹得款项约三十万。康有为手里有钱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解决兵的问题。

兵的问题其实比钱更难解决，这毕竟是要冒着杀头大罪的。不过这也难不倒雄心勃勃的康有为，他制定了一个“朝野同时发难，粤、湘、鄂并举”的大手笔计划。所谓“朝野同时发难”，就是同时策反朝廷将领。看来当年策反袁世凯失败后，康有为对向朝廷挖墙脚仍然有孜孜不倦的追求，这次的目标是有“北袁南岑”之称的武将岑春煊。

有“异志”的岑春煊为何最终没被康有为策反？

岑春煊，广西人，父亲曾经是云贵总督，负责平叛边疆之乱，杀人如麻。岑春煊自小在父亲军中长大，性格强硬，更重要的是，此人思想开明，当年曾经加入康有为的强学会。戊戌变法时期，光绪想抓军权时，首先想到的是岑春煊，然后才是袁世凯。光绪任命岑春煊为广东布政使，去对付后党中坚分子两广总督谭钟麟，等到慈禧重返权力一线，岑春煊自然要遇冷了，被发配到甘肃当布政使。康有为认为，岑春煊受过光绪的提拔，现在又受慈禧冷落，是可以被策反的对象，保皇会方面也一直在与岑春煊秘密联络。

1900年6月，北方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引发了八国联军之战，慈禧慌忙命令各地督抚星夜带兵进京救驾。慈禧原本是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寄予厚望的，而结果我们知道了，这些大佬们并没有执行慈禧的命令，而是忙着与洋人“东南互保”，保存实力。

不过，当旨意传到连慈禧都没有注意的甘肃时，情况却发生了变法。岑春煊决定：单独带兵进京！

岑春煊是布政使，他是没有兵权的，手头也无兵马，岑春煊只好向陕甘总督“借”了将近2000人的军队，千里迢迢从甘肃前去救驾。岑春煊十分积极，先带了几十人赶到了北京。慈禧听说有个人大老远地从西北跑来“救驾”，却只带了几十人来，哭笑不得。面奏时，岑春煊表示，他这支部队战斗力不强，不能当迎战八国联军的前锋，只能当后卫。慈禧大概觉得2000人也办不了什么事情，于是命令岑春煊去张家口等他的后续部队，然后原地驻防，说是防备北面的俄军。

下完这道命令之后，慈禧就把岑春煊和这件事情都给忘了。8月15日，北京城破，慈禧带着光绪向西北方向仓皇逃窜，很凑巧，岑春煊的军队就驻扎在慈禧出逃的方向！岑春煊知道，他的机会要来了，于是他立即带上他那2000兵主动追上慈禧护驾。此时的慈禧十分狼狈，要兵没兵，要将没将，看到岑春煊和他2000人前来护驾——虽然这个人曾经受过光绪的重用，但现在慈禧没有选择，只能选择相信他。慈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时间感动老泪纵横，与岑春煊“对之痛哭”。

接下来，岑春煊对慈禧表现得忠心耿耿，漫漫逃亡之路上，他又把慈禧给惹哭了一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慈禧和光绪好不容易找到间破庙安歇下来，半夜，慈禧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大声惊呼，逃亡又不比在皇宫，大家都各自找好地方去睡了，侍卫也不见了踪影，正当慈禧惊慌不已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从庙外传来：

“臣春煊在此保驾！”

了解这一切之后，慈禧又对着岑春煊哭了。最高权力者原本对单独带着武器接近的人都有天然的警觉，但此时的慈禧仍然没有选择，只能相信岑春煊是在忠心护卫，并且要肯定这种忠心。于是慈禧边哭边当着岑春煊的面立发下重誓：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慈禧并不知道，杀机一直没有离开她，但她只能相信岑春煊。当初慈禧命令的是各督抚带兵进京，岑春煊是布政使，原本是没有执行这项命令的义务和权力的，他“借兵”进京，实际上是越权。在这个朝廷里，从来都是马马虎虎就正常，而事出反常必有妖。对于岑春煊来说，他同样没有与洋人签“互保”协议的权限，京城局势危急，慈禧着急，就是他的机会。带兵进京，最大程度地去接近最高领导，而慈禧出逃之后，岑春煊的军队几乎是能够接近和环绕慈禧的唯一武装力量！

在对慈禧“忠心耿耿”的背后，岑春煊正是在做着不赔本的两手准备——要么真心护驾，重新获得慈禧的信任，从冷遇中走出来；要么严密监视慈禧身边局势，寻找机会勤王。具体计划是：先力谏慈禧归政光绪，如慈禧坚决不肯，就用手中的军队控制慈禧；此时，康有为也会在海外遥控发动勤王起义，共同奉光绪皇上回京，与八国联军谈判，签下和约；只要八国联军不反对，大清的政权就会落入光绪和岑春煊这伙人的手中！（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

逃亡队伍到达山西太原后，幕僚张鸣岐正式向岑春煊提出了这个勤王计划，请岑春煊定夺。岑春煊“词穷而不语”，实际上岑春煊在审时度势之后，他已经彻底明白：勤王是不可能了。

掌控着慈禧身边的武装力量，对于制住慈禧，岑春煊还是有信心的，但问题的关键却并不在于能否制得住慈禧，关键恰恰在那些没来“救驾”的李、张、刘等这些地方大佬身上。他们与洋人的“东南互保”进行很顺利，手中的兵力和实力没有受到丁点儿损害。既然这些大佬们还有强大实力，那么他们是绝对不会让岑春煊夺走最大权力蛋糕的。可想而知，只要岑春煊开始行动，大佬们一定会共同起兵向岑春煊发难，就会真的带兵为慈禧“救驾”。到那时候，岑春煊就是被天下诛之而后快的“国贼”，抓权不成，反而有性命之忧。至于实力最强的八国联军，他们一直和这些大佬们的关系比较好，必然不会去保岑春煊。

岑春煊注定要让康有为失望了。康有为曾经寄希望于岑春煊把对光绪的道义和报恩坚持到底，但对于岑春煊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个官场人物，光绪确实提拔过他，但要说提拔，谁又有慈禧提拔的权限大呢？怪只怪光绪在戊戌变法中没有抓住大权。岑春煊从此收起了勤王野心，“忠心”侍奉慈禧，后来果然被慈禧提拔为署理（代理）两广总督。

康有为对岑春煊的“侥幸心理”熄灭了，不过，康有为这么精明的人，他自然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在试图策反岑春煊的同时，他还有很多的备选。最具代表性的人是唐景崧和丘逢甲，他们的势力主要在两广一带，这也是康有为“粤湘鄂并举”中“粤”的一环。

唐景崧，大家见到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没错，他就是甲午战争中的台湾巡抚。他原籍广西，还是岑春煊家的世交，跟岑春煊和康有为很早就认识。丘逢甲是台湾本地人，日军攻占台湾，唐景崧和丘逢甲曾奋力组织人马抵抗，失败后双双渡海来到福建和广东一带。康有为知道他们在闽粤一带是很具有声望和号召力的，缺的只是钱，于是康有为就给他们钱。据统计，康有为手中约30万的筹款，他只给自己留下3万，其余27万都用于发展两广势力——很显然，很大部分应该都给了这两个人。康有为还向唐景崧承诺，只要他能在收买好帮会分子，成功组建起两广勤王军，发动起义，就封唐景崧为“前方大帅”，率军北上，“破长沙、武昌，捣中原”！

康有为为什么对两广如此重视呢？这自然因为他原本就是广东人，康有为还是很有乡土观念的。其实孙文也不例外，自从广州起义之后，他的兴中会已经在这里深耕细作了五年，康有为此举相当于来抢兴中会的地盘。不过，那些帮会分子是只认钱的，管它是保皇还是革命，谁给钱多就跟着谁走。看来康有为还是有把握的。

而结果又要让康有为大失所望了，他在这里花了最多的钱，也找了两个得力的人，两广勤王军却始终连影儿都没有。这就奇怪了，当初孙文没钱没势，好歹还能凑成一帮人，现在康有为财大势大，却反而组不成一支队伍？难道是那些帮会分子突然不爱钱了？

原因只有一个：唐景崧和丘逢甲在两广要收买的那些帮会分子，基本都被一个人杀掉了。他就是李鸿章。

后面我们会讲到，在康有为秘密运作勤王起义的同时，慈禧对康有为的仇恨也达到了顶点。1899年底，李鸿章被起用为两广总督时，身上还有“除康”的密旨。针对唐景崧和丘逢甲的行动，李鸿章大人在广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活动，对象自然就是和唐、丘接触的帮会分子。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李鸿章在这场“打黑”中究竟杀掉了多少人，这已经很难统计了，有的说是几百，有的说是成千上万，更有的说是五万，平均每月要杀掉近一万人（《瓦德西拳乱笔记》）。准确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李大人的“打黑”无疑是很有效果的，两广勤王军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康有为实在是不走运，他原以为竞争对手是兴中会，闹了半天，却碰在了李鸿章的刀口上。其实在准备勤王起义的过程中，“改革派”的所有大臣都是康有为争取的目标，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袁世凯，这是在戊戌变法时就结下的梁子；另外一个就是李鸿章，就是在这场“打黑”中结下的梁子。李大人没有想到，他阻截了康有为组建两广勤王军，也间接阻截了康有为在两广抢占孙文兴中会的“地盘”，也为接下来孙文发动惠州起义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李大人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对于革命派的起义，他还有一份间接的功劳。

而康有为也并不知道，除了李鸿章，还有一群人在秘密监视着唐景崧和丘逢甲，他们就是日军派出的间谍。事实上自从《马关条约》签署，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驻台日军一面派重兵“围剿”，一面派间谍监视来到内地的唐景崧、丘逢甲等人，以阻止他们暗中支援原住民。当康有为想通过唐、丘组建勤王起义军时，实际上也已经踏入了日本人的雷区。日本人是不会坐视抗日派的势力坐大的，如果不是李大人先动手，估计日本人也会想办法破坏组建勤王军的行动。

继策反岑春煊失败之后，康有为在两广地区的活动也失败了，接下来就只剩下计划中的两湖地区（湘、鄂）。在这里，康有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他找到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唐才常。

唐才常被杀，康有为勤王起义彻底失败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唐才常。在毕永年投奔到孙文名下之后，他不断劝说唐才常也与康有为决裂，转投到孙文名下。面对生死兄弟的劝说，唐才常并没有同意，他有自己的想法。

唐才常告诉孙文，他先与康有为有协议，不好脱离康有为再与孙先生合作。而且他要做事，在经费上也少不了保皇会的支持。不过，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至少在推翻慈禧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愿意就这一点达成“谅解备忘录”。孙先生兴中会的势力主要分布在粤港两地，而唐某和长江各省的哥老会熟得很，将来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合作成事！

孙文听后大喜，兴中会确实一直在谋求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的机会，唐才常愿意合作，就是一个胜利。其实唐才常的想法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既不完全倒向兴中会，也不完全倒向保皇会，举着康有为保皇会的大旗，获得资金支持，同时和孙文的兴中会保持友好关系，发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的帮会分子勤王，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1899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自立门户”，发动哥老会成立洪门新“堂口”。这就是“富有山堂”，会名就叫“自立会”。唐才常雄心勃勃，确实已经有“自立”的意味。

1900年到了，北方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大清局势瞬息万变。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慈禧匆忙与八国联军开战，但这只是慈禧在形势不明之下为了权力安全的选择，并不是大清齐心协力的选择，朝廷也是绝无胜算的。李、张、刘等地方大佬不得不紧急考虑一个问题：一旦慈禧真的被八国联军所灭，改朝换代就是现实问题，那么，将来谁能称王称霸？大佬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方面与洋人“东南互保”，保存实力，另一方面也开始暗中“收编”和招揽各种势力，以便将来争天下时，争取获得洋人的支持。首先在自己的地盘上独立，成立与西方政体接轨的“共和国”，那么大佬就将是新生“共和国”的“总统”了！

也就是说，在“东南互保”的背后，还布下了一个“东南共和”的局！从君主专制王朝来看，这也并不奇怪，大清首先是以爱新觉罗家族为核心的朝廷的，然后是官员们的，最后就不知道是谁的。现在爱新觉罗家族有难，朝廷危亡，对于可能出现的争天下的“大好机会”，大佬们不未雨绸缪、早作准备，难道还要把它留给老百姓和革命党人？

官场大佬、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了。当年的甲午战争是大佬们的第一次“机会”，而甲午战争后，淮军被打残，李鸿章被罢官，作为“北李南张”的人物，张之洞雄心勃勃，开始训练新军，培育自己的军事实力，以便弥补李鸿章失势后的权力空白。当李鸿章发誓再也不踏上日本的土地时，张之洞大人倒是不在乎什么国家大仇，他请的军事顾问就是日本人，并且不断派出军官去日本考察学习。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京津之后，张大人的长子张权还率领着一个军事代表团留在了日本。日军是八国联军的主力，朝廷正在和日军作战，这边倒好，张总督的宝贝儿子还在日本做军事考察和交流，也不知道要和日本人交流些什么。其实，张权滞留日本不归，正是要替张之洞观察东京的态度和风向，为将来的“争天下”首先争取日本人的支持。另外，朝廷打仗是打仗，张权自己的长子，也就是张之洞的长孙也还留在日本贵族学校里读书。看来只要日本军方将来真正助他一臂之力，张之洞是不介意把自己的亲人留在日本当人质的。

由于长江流域也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万一将来张之洞要在这里当“总统”，自然也少不了英国人的支持。张之洞就派人暗中和英国驻汉口领事接触，先把关系维护好。跟日、英两国搭上桥之后，长江流域的国际势力方面算是基本搞定了，接下来张之洞就要储备点社会力量，而选中的这个人就是唐才常。

唐才常也敏锐地捕捉到老师张之洞的这种态度，他决定冒险利用这种态度。7月，唐才常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议会”，推举与康有为关系较好的容闳为会长。容闳是大清著名人物，曾经组织大清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而唐才常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如果将来勤王成功或者慈禧被八国联军所灭，那就拥戴光绪实行君主立宪，“议会”就提前成立了！

8月9日，唐才常离开上海，亲自来到张大人的地盘上，在汉口英租界里成立勤王起义总指挥部，计划组建由他领导的勤王起义军——自立军。这已经到了起义的前一步，而张之洞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派人在暗中严密监视。张之洞认为唐才常还有利用价值，他的计划是，一旦形势真的发展到他可以在两湖“独立”的时候，就收编唐才常的队伍，为自己所用。张之洞相信，他主掌着两湖地区，又已经和英日两国领事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门生唐才常的一切行动都是逃不过他手掌心的！

根据唐才常之前和孙文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唐才常和康有为不同，他的勤王起义军是革命派的友军。因此孙文也对唐才常表示了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只是道义上的。

唐才常在紧锣密鼓地加紧起义的筹备工作，而对于张之洞来说，他在紧锣密鼓地观察北京的局势，以决定最终要不要出手。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匆忙出逃，但问题是八国联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驻扎北京，这说明八国联军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是：要抛弃过去占领土地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而是以保障各国将来都能在大清相互“做生意”（贸易）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就首先需要大清有一个稳定而且开放的中央政府，于是八国联军就不会在领土上瓜分大清，也不会真的灭亡慈禧政权，而是会继续保留慈禧政权，还要把慈禧留在谈判桌上，毕竟她才是名正言顺的权力人。只要慈禧政权被保留下来，她仍然是大清之主，仍然最有能力调动大清所有的国力和政策，不顾一切地与八国联军求和。到那时，依据“门户开放”政策，八国联军就会促使她清除内部顽固派（后来慈禧清洗了端王集团），走向开放（后来慈禧开始了“清末新政”和成立了外务部），支付巨额赔款（《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已经“保障”了未来的天下还是慈禧的，那么，对于李、张、刘等大佬们来说，“争天下”的野心也只能随风飘散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八国联军是最具实力的，他们能轻而易举地灭亡慈禧政权，开启诸侯们“争天下”的大戏，但他们却偏偏不这么做。而八国联军的行动也已经告诉了大佬们：你们还不能蠢蠢欲动，大清的土地还是只能由慈禧来主宰！虽然八国联军确实曾经有过瓜分大清领土的想法，但在利益面前，他们及时地刹住车了，顺便也把几位大清“柱石之臣”的野心消灭在萌芽之中。否则，大清的土地上一定会出现令人惊奇的一幕：朝廷危亡之际，首先瓜分大清的可能还不是八国联军，而恰恰是慈禧那些曾经的左膀右臂和所谓的“忠臣”！

慈禧对这一切很痛苦，也洞若观火。在1901年开始的新政中，她全部抛弃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这帮“改革老臣”，全力扶植当时还只是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成为“改革第一人”，然后又借精明强干的袁世凯之手，在朝廷成立练兵处，以统一在全国编练新军的名义，把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地方实力派新军编练权夺走。

这是后话，对此时的张之洞来说，他必须早作决断，把之前那些为“争天下”进行的暧昧之事做个了断，否则将来在慈禧面前交不了差。大佬们现在的命题不再是将来当什么“总统”了，而是要继续当好大清“国之柱石”，让顶戴更红，红得更纯。

那就借用唐才常的鲜血吧，当他们还有利用价值时，可以留着被“收编”，如果把他们杀了，那么就是“反军”！

8月21日，在取得英国驻汉口领事馆的同意之后，张之洞突然派人捣毁了汉口英租界里的自立军总指挥部，唐才常等人被捕，第二天即被杀害，筹备中的“自立军”和已经组建的“中国议会”自然烟消云散。一切都归于风平浪静，长江流域似乎没来一场“官匪勾结”的密谋，只有“反军”被张大人及时察觉、及时捣毁，张大人自然也就安稳地回到了慈禧的战车上。

起义失败，康有为从此“不再言兵事”

一枪未响，连支像样的队伍都没能组建起来，这就是康有为运作勤王起义的结果。自从戊戌变政后出逃以来，康有为的运作历时两年多，范围波及两广和长江流域各省，规模不可谓不宏大，花费不可谓不巨大，而成效却令人尴尬。这个结果标志着康有为对“围园杀后”式的武装勤王彻底心死了，从此“不复再言兵事矣”。直至后来光绪都去世了，康有为也再没有组织过任何武装勤王起义，在“起义”阵营里昙花一现之后，就彻底退出了。

如果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看似胆大（主要指吹牛皮），实际上却舍不得放手一搏，主要是不敢拿自己冒险。梁启超就曾“犯颜”直谏：起义万不可有尝试之心，不做则已，做则决绝。但是康有为呢？除了用保皇会积极筹款，制订宏大计划，他本人一直在海外遥控，驻扎在远离前线的新加坡、澳洲等地，就连在港澳都没有停留多久。康有为的这种作风实际上当初戊戌变法时就可见一斑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六君子”都死了，只有他逃过一劫。

作为勤王军的最高组织者，康有为的这种作风不能不影响到其他人，包括那些他要收买的人。

在康有为舍不得拿自己去冒险的另一方面，他还并不是一个“物、色两破”之人，而仍有贪图享乐之心。贪图享乐虽然很正常，但对于真正要“干事业”的人来说，注定只能坚忍地抛弃，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但康有为不是这样的人。这也正是他之所以是康有为，而不是孙文的原因，接下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勤王起义失败了，但“保皇”在海外仍然有很大的市场，打着这个名号就能源源不断地筹得大笔款项。对于资金，康有为一直亲自掌控着财政大权，他个人的花销也从中无限额支取，除他之外其他人的花销则需要他审核发放，连弟子梁启超也不例外。康有为捏住了钱袋子，他就有点是保皇会里的“皇上”的意思了。

康有为宣扬艰苦朴素，自己却衣着华丽；每天戒杀生，却日日吃肉；处处宣扬一夫一妻制，一生却娶六位妻妾；曾经在《大同书》里向往“均产”“共妻”的绝对平等世界，自己却安然使唤着男仆女奴；到了晚年，还在西湖边建造了豪华的“康庄”，风头盖过了死对头刘学询的“刘庄”。他不仅过着与他一直宣称要“救”的大清民众们截然不同的豪华生活，而且也过得比他一直喊着要去“勤王”的光绪还要好。光绪虽然也是每天山珍海味，但慈禧吃什么他就得吃什么，不像康有为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美食。难怪康有为要一直自比“素王”和“布衣皇帝”了。勤王起义失败，没有取得号令天下的大权，先在生活待遇上向光绪看齐，至少在生活待遇上比光绪皇帝更像“皇上”，只是他没有真正当皇上的条件，所以他要找一个载体。

在保皇会所有的分会里，都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或“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寿无疆”。每天会所开张的时候，大家都要一齐站立，首先恭祝光绪皇帝万寿无疆，齐声喝彩三声，然后三呼“康先生到处平安”。康有为一般是在周游世界，每到一地，住的都是高档酒店，吃的都是大餐。他到过非洲，爬过喜马拉雅山，去过北极（应该是第一位到达北极的中国人），甚至还在瑞典的一座小岛上买地皮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有人统计了一下，康有为应该是我国近代史上到过世界上地方最多、接触各国人物最多的旅行家兼美食家。

那份政治上的野心呢？其实也并没有彻底消逝。退出武装勤王起义不代表野心也退出了，康有为仍然相信，也要让那些为“保皇”捐款的人相信，终有一天他们是要回国参与“执政”的，保皇会终有一天会成为“未来之执政党”，在这之前，保皇会就是为日后参与“执政”积累经验的“影子政府”。1903年，康有为在保救大清皇上公司之下成立了股份制的“中国商务公司”，这在康有为眼里相当于朝廷的“商部”。康有为花大力气，拉很多人集资做了股东，先后投资的产业有移民、地产、银行、矿山、铁路、电车、酒楼、股票等等，总之哪里赚钱，康有为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哪里。但由于大部分都是投机，再加上康有为经营管理不善，财务上公私不分，很多投资的产业最后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都不知道，反正对股东们的分红那是基本没有的，只有一笔乱账。

但股东们都不敢轻易去查账，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怕被打。

正是由于筹了很多款，拉了很多投资，对于康有为来说，虽然对组建“勤王军”没兴趣了，但对组建“保皇军”是很有需要的。他们除了充当康有为的私人保镖、负责暗杀“敌对势力”，还要保护这些资产，也解决康有为与股东们之间的纠纷。其他股东再有意见，抬头看见门口站着一支“保皇军”，那也只能闭嘴了。

就这样，康有为有“政党”——保皇会，有“党产”，还有“党卫军”，他用“保皇”的名号，获得了比光绪还要潇洒自在的生活，他最终“保”的就是他自己这个保皇会的“皇上”而已。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康有为都不会放弃保皇这面旗帜，他会一直扛着这面旗，坚持到底，至死不渝。

在康有为退出起义阵营时，有一个人却为起义坚持到了最后，他就是孙文，并且成功地打响了第一枪，改变了广州起义时一枪未响的状况。对于孙文来说，他的兴中会无论在筹款和其他资源方面都不如保皇会，他首先缺的就是钱。令人惊奇的是，为了起义，孙文的筹款竟然一度筹到了慈禧的头上！这实在太令人匪夷所思了，而孙文能够做到这一点，利用的正是慈禧的一个愿望，一个慈禧太想实现而又很难实现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