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都是铁路惹的祸

这还仅仅是宪政改革之后出现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没导致根本性的颠覆，真正导致清廷政治根本性颠覆的，是新政府成立之后颁布的第一号新的经济政策——宣布全国的铁路干线实行国有化。但是我们也必须如实地讲，这个政策尽管是新政府成立之后宣布的第一号政策，但对它的讨论却是早已有之。

清帝国从1906年起，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了，这个时候还是铁路建设的初期。中国的铁路建设真正启动是在1895年，那时大规模的外国资本进入，才使中国的铁路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南北两大干线和东西的连接线，都是因为外国资本进入才在1895年开始建设的。由于中国铁路的投资量很大，对技术性设施的要求很高，中国的民族资本没这个力量，因此在1895年到1903年，民族资本并没有介入其中，而是观察着外国资本是如何运转的。渐渐地，他们发现外国资本也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而是把土地拿到手之后，再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去融资，以此获得巨额资本。

我们看到京广铁路和京沪铁路的建设过程中，用的都是国际资本，而并不是招标的这个公司本身的自有资金。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生，哪懂这个道理？那个时候，我们的企业家还是我有多少资本，就做多少事情。我们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差不多都是从乡镇企业干起的，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和宏大的规划。但是外国资本的示范，给中国的民族资本巨大的启发。

到了1903年这个时候，外国资本在铁路、矿产资源的投资上，已经开始到了收获期。他们的这种巨额回馈使中国的民族资本看得有点眼红。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在1903年就向清政府要求——哎，铁路建设这种特权，你不能只给外国人，我们也应该一起均沾啊。所以，在1903年清政府就制定了一个政策，允许中国的民族资本对铁路进行投资。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在中国民族资本进入铁路建设之后，一方面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做大，另外一方面确实使中国的铁路事业有了一个很良性的互动。1903年之后，民族资本承建的一些线路做得很好，像浙江、福建、广东的民族资本用这种融资的办法整体性地修路，修得很不错，也能够通过这种基础设施去盈利。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国际资本相比，依然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玩潜规则，玩投机取巧。并不是说国际资本都是正当的，但它确实在标准化规则化上做得更好一些。民族资本通过黑金政治、行贿受贿的办法，解决了很多问题，也留下了很多矛盾。

从1906年开始，清政府就对地方的铁路建设做了一个调研。调研后，就发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全国铁路的规划混乱，各省乱修，有的是宽轨，有的是窄轨，这就没法接轨；另外可能会产生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你融到资了，最后你不修，就没法偿还利息。

基于这种状况，1906年清政府就颁布了一个统筹全国铁路的文件。大概思路是，将来的主要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主办，不太影响全局的这种支线，交给民间办。这些支线用小轨、窄轨也没问题。铁路规划的问题好解决，但融资的风险在这时候仍然没有解决，后来就继续调研。

等到1911年5月，盛宣怀(当时负责邮传部)的部下慢慢地就对铁路的修筑形成了一种新的思路。他提出了一个把铁路干线明明白白收归国有的办法：用路权抵押，向外国借钱，向四国银行团借钱。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已经达到资本过剩的状态，国际资本很雄厚，再加上中国政治改革推动之后，中国的国际信誉也在提升，向外国人借钱并不是很难。

盛宣怀的主张渐渐就被政府接受，而且政府认为这是清帝国改革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于是清帝国就把这些重大政策放在新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二天来宣布，可以看到是很郑重其事的。

但是呢，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个政策一宣布，引起了全国的反对。你国家眼见现在修铁路可以赚钱了，就出面用国际上的钱，把我们民间筹资修的路都收归国有。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到处都在抗议这个政策。但是我们看到，这时候主持这个事情的盛宣怀，坚信这个政策不错。铁路如果那么乱搞下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中国头脑稍微清醒点的政治家都觉得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用国际银行的钱去修是对的。但是盛宣怀十分傲慢，他认为既然他是对的，那他理这些抗议做什么？根本不理。

盛宣怀采取的是一对一谈判的战略，一个省一个省谈，结果他很快就平息了湖南、湖北的闹事，浙江很快也安定下来，江苏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某个省融资修路的已经开修了，那中央把这个路权收回来，然后把钱给你退回去就是了；如果你没修，那路权我收回来，到时候你不要修了，由中央来修，你把你的钱退给融资、投资人就行了。

问题出在了四川这地方。四川的钱筹到了，但是路没修，买股票去了。买股票也可以，如果这时候股票处在赚钱状态，国家不让修路，那大不了就把钱退给投资者。对于这些投资者而言，给他们点利息最好，没有利息的话，因为投资者分解到个人的时候，额度并不是很大，没赚着这个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恰恰在这时候遇到一个最大的难处，四川不仅没修路，关键是股票还亏本了。所以其他各个省都平息了，就四川没法平息!

对于究竟如何处理这件事，当时中国既有实业经验也有政治意识的张謇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张謇讲：这件事情很简单，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让老百姓吃亏；因为当时允许地方修路、允许融资是中央的政策，这个时候中央财政就应该出钱，把四川的这些融资人的钱退回去!但盛宣怀讲：我又没错，错的是四川。而且四川的铁路总公司这些人也有贪污的嫌疑，那盛宣怀更不愿意这样了。张謇讲：你先买单，把老百姓的民怨平息下来，再处理这些人。但是盛宣怀认为：我太正确了，我凭什么这么干？

辛亥革命的老人大多是从“保路运动”开始干革命的，“保路运动”的一个理由就是清政府贪婪，侵害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在四川策动了“保路运动”，要保路权。他们抗议的是中央政府把路权卖给外国人，用外国人的钱把我们修筑铁路的权利——正当的资本主义发展权利——给剥夺了。

他们从5月开始抗议，一直抗议到10月。一开始声势很大，整个四川沸腾，但到后来就只剩下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轮流在总督府门口待着，在那儿彰显自身的存在——你如果不解决，那我们每天都来抗议。双方谁也不肯妥协，就这样僵持着。谁也没有想到，包括盛宣怀后来也没想到，这会导致一个帝国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