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倒逼着清政府决心改革的，恰恰是革命党

前面我们讲到，通过考察、国际的压力、国内革命的倒逼，君主立宪成为一种可能。过去的很多研究者就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革命似乎是不断地往高潮发展。其实我觉得我们要重新理解革命与改革的关系，革命和改良不构成一种竞争的态势。在这之前，清廷确实把孙文的这种暴力革命看作是很烦心的事情，但是根本不构成威胁。如果盘点一下1906年之前革命的势力，你会发现它们和整个大清帝国的统治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那革命的意义在哪儿呢？

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断从外部给清廷施加压力。今天在这里扔颗炸弹，明天在那个地方制造一个言论，像《民报》上发表的很多言论，对于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开明的政治界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俄国改革开始发生，中国革命党受到启发，孙中山他们就跑到东京成立了同盟会。我们今天讲孙中山他们的革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成功，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从外部推动、倒逼了清廷的改革。

我们说革命是清廷走向君主立宪的外部动力之一，那么反过来说呢？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君主立宪改革，它会给革命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1906年之后，革命运动达到高峰，革命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一波接一波，暗杀活动、武装暴动，在清廷宣布宪政改革之后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

这个事情怎么理解？打个比方，革命和改良就好像跷跷板的两端。之前讲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了吴樾。从革命党的视角，吴樾去炸五大臣，本意是想阻止清廷改革，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那么现在清帝国开始改革了，这就反过来倒逼革命，革命的机会变少了。正是由于机会很少，所以必须加快步伐，这也是为什么革命运动看着反而变得高涨起来。

到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一宣布，改革的路径更明白了，君主立宪眼见着就要实现了，革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大多数中青年的知识人在时代的大潮当中，其实是没有坚定立场的，革命的力量强了，就倾向于革命；之后改革的力量强了，就倾向于改革。清帝国这边宣布君主立宪后，一下子把海外流亡的这些革命者都引回来了。

刘师培的例子最典型。刘师培是神童，考秀才、考举人都是旗开得胜，1903年如果他考上了进士，那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专业的大学者。结果1903年他名落孙山，那时留学日本已经成了一股风潮，于是他也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在日本，他遇到了章太炎，遇到了革命党，遇到了一拨激进主义者，于是就参与了革命。刘师培两口子不仅参与革命，而且是革命的极端主义者。他们很快就信奉了无政府主义、信奉暗杀。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要想改变政治、改变历史，其实只要凭借个人英雄主义，干掉最关键的一个人，这样代价最低，效果最好。因为换掉一个关键的人物后，可能国家的方向就改变了。他们用这种方式，希望中国能够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为非常正当的行为，因为清廷如果不改革就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在1906年清廷宣布改革之后，特别是过了一段时间，清帝国还是很有诚意地一步步往前走的时候，像刘师培这样的人就退出了革命，重新回到改良的路上。结束流亡状态回到国内后，刘师培两口子和章太炎，他们都通过各种渠道在跟体制内的高官沟通、联络。

章太炎跟张之洞联系，说：“你们现在反正已经开始君主立宪了，我看革命也没希望了，我就不革命了。但是我有个条件——”

张之洞说：“你说说。”

“你赞助我到印度出家去。”

张之洞说：“也可以。你不革命，去印度研究佛教，把佛教的道理引到中国来，这很好，我可以支持你。说吧，要多少钱？”

章太炎就报了一个数字。张之洞这边也很精明，说：“给你钱可以，但要分年拨付。”章太炎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纯粹的书呆子，他讲：“分期拨付肯定不行，谁知道你干到什么时候，你不干了之后，我找谁要去？”所以，最后章太炎没有去成印度。

我们再看刘师培。刘师培两口子这时候既不是去印度学佛教，也不是继续到法国去研究无政府主义，到俄国去研究社会主义。刘师培两口子这时候都很年轻，属于很职业的革命政治家，有一种国家的命运都系于自己一身的感觉。于是他们就跟两江总督端方联系：“我们能回国吗？”端方讲：“你们只是误入歧途嘛，你们愿意回来，我当然欢迎了。”刘师培两口子就在这种状态下回来了。

端方也是具有很强烈的改革精神的新派政治家，刘师培回来之后，给他出了很多主意。我们过去的研究骂刘师培“当了清廷的鹰犬”，这种说法首先是站在反清廷的立场上讲的：我们都反清廷，结果你反着反着跑掉了，你跑掉之后还检举我们，那你就是叛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刘师培是叛徒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他其实只是回归到了改革的主流上。之后，他就将自己知道的革命党的情况都说了出来，将可能愿意回来的人的名单交上去了。

1907年，刘师培给端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主意，很难说这个主意究竟对中国社会是好还是坏。

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大，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新政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新政有它的正当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新政增加了很多新的税收。领导人想要有新的作为，就要有新的投入。这种新的投入在人民的支付能力能够承担的时候，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如果超出人们的能力就会引起动荡。

刘师培给端方的建议书里面专门批评了新政所挑起的社会动荡。我们在研究晚清社会动荡的时候，注意到新政改革中的新教育是引起上千起动荡的重要原因。教育的改革很有必要，但是到了1901年开始全面推广新教育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和资金的筹措确实是个大问题。这样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民众的抗争。刘师培在他的建议里边讲，一些非必需的新政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可以看到，革命党在这一过程当中，仍然对进一步的改革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每一波起义都会推动清帝国的宪政改革往前走。到了1907年的时候，清政府就把考察政治馆改组为宪政编查馆，由军机处直接管理。这种宪政编查馆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对改革的推动和发展贡献非常大。它编订了清廷未来若干年的改革日程表，推动成立了资政院。清政府将资政院定位为正式国会开会之前一个过渡形态的议会机构。

我们知道，其实君主立宪的全部完成有两个标志：一是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议会架构；二是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责任政府。只有议会的架构完成，责任政府完成，君主的权力得到了节制，对君主权力的边界进行了划定，由议会机构去讨论，由有限的行政机构进行执行，再由议会机构进行总结和考核，这样一个国家才算完成了宪政的改革。

宪政改革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其实要从已经走过的路来看的话，也没有什么难的，按部就班往前走就是了。事实上，清帝国的改革也确实是在外部革命的压力下按部就班地走，各省的咨议局，中央的资政院，也都陆续成立了。

1908年7月，清政府公布了咨议局的章程，稍后自己就开始了各省的咨议局的选举，为后来的选举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晚清，中国人选举的能力，对秩序的把控，对贿选、伪选举的防范，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比如选举人的资格，我们今天讲，选举人资格是不分男女的，只要是18岁以上的公民，不分财富，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晚清的选举不是这么规定的。晚清咨议局的选举首先规定选举人必须有财产。我们今天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讲财产不是每个人权利的必要附属部分。但是在近代政治当中，如果一个人连财产都没有的话，他怎么能够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因此可以看到咨议局对选举人、被选举人的资格的认定，有一个对财富的要求。

另外，对于那些不是本省籍的人，如果要在本省籍参与选举的话，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他必须在这个省连续居住10年以上；其二，是必须有相当于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我们看美国的前国务卿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希拉里是纽约选出来的参议员，她就必须先居住在纽约，在那儿有资产，才能够代表那儿选举。这是对她身份的一个限定。

我们看到晚清的议会选举，并非如我们过去所批判的那样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在讨论这几年的准备时期时，需要用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去看它的意义。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清帝国和革命党处在这种跷跷板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场很大规模的辩论——到底是革命好还是改良好。最后双方都认为自己胜了，对方输了。革命党这边出场辩论的主要是汪精卫、胡汉民这几个。主张改革的辩论的主将是梁启超等人。梁启超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讲逻辑，指责对方逻辑不对；革命党这边就讲，跟你讲什么逻辑，我只讲结果。

这场大辩论最后不了了之，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在发生急剧性的分化，像梁启超、康有为，以及海外从维新改良走过来的这一拨人，渐渐地回到了清帝国的立场上，认同清帝国是对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革命阵营也发生了分化，像刘师培这样的，就出走回到了改革的阵营；像章太炎就走到第三者阵营去了——两边都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