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后慈禧时代：袁世凯得罪了谁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前，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新的班底。我们可以分析对比一下清政府新的班底和旧班底。

从1860年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在慈禧太后主政的48年间，中国是一个威权的政治架构，即有威望、有决断力的一个架构。我们可以讲没有一个光绪时代，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时候有一个完整的慈禧太后时代，而这个时代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比较明确的表达，叫“同光时期”。1860年是同治元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是光绪最后一年，“同光时期”其实就是慈禧太后时期。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个节点。这48年是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是中国的工业文明从零开始起步到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我们如果将1860年的中国与1908年这48年后的中国进行比较的话，不论是政治架构还是社会生活，不论是组织架构还是教育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再对后慈禧太后时代推出来的摄政王、宣统小皇帝、隆裕太后进行一下简单分析。这几个人的年龄比1860年的班子的年龄还偏大一些：隆裕太后40岁，慈禧太后1860年时只有26岁；摄政王29岁，恭亲王当年也只有28岁；小皇帝的年龄都差不多。那么政治经验呢？我们应该承认，到这个时候为止，隆裕太后的政治经验远远多于1860年的慈禧太后。因为隆裕太后不仅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儿，关键是隆裕太后1888年跟光绪结婚之后，就一直在见习着政治。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每天陪着太后，还不知道政治怎么处理吗？隆裕太后是个政治人，每天处理政务，她的政治经验远远多于当年的慈禧太后。

摄政王更不得了，他是晚清王爷当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人。我们今天去读茅海建老师整理的张之洞的资料，其中记载的一件事很重要。载沣为义和团事件从德国赔礼道歉回来，到上海时，张之洞为他准备好了送礼的清单，到北京后礼品该送给谁，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从张之洞这种对载沣的细心照料，可以看出载沣应该是中国政治结构当中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他年龄比较大，经验比较丰富，而且眼界也比较开阔。可以说，由隆裕太后和载沣来接班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萧规曹随，中国照理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在确定接班人的时候，实际上慈禧太后也不是独断专行，也和满洲贵族和汉大臣有过充分的协商。但是等这个事情水落石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大的问题。头一个大问题就是袁世凯开缺。袁世凯开缺回籍是清帝国最后这几年的一件大事。1909年1月初，摄政王载沣就下令，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

由于袁世凯的形象在1916年之后完全负面化，所以大多数的评论都觉得这是袁世凯咎由自取，是载沣在履行他哥哥的遗嘱。甚至有人觉得载沣还不够狠，他如果杀掉袁世凯，可能后来就没有辛亥革命中这种朝政的变动。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这些年来，对袁世凯开缺究竟是怎么回事，有越来越清晰的研究。

我个人也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谈他开缺的原因。他当时宣布的理由是脚疼，不能走路。我们今天很多人说这是假的，脚疼怎么三年之后又出来了？袁世凯的全集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出版之后，我们才看到：袁世凯在这之前，确实因为脚疼而多次请假。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出疑问——你既然脚疼不能上朝，那光绪皇帝在的时候你没辞职，怎么光绪皇帝不在了，你1月就开缺了？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外交失败。

中国的外交失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的时候，当时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这几个国家，组合起来展开了外交斡旋。中国当然希望拉住美国和德国，建构一个新的同盟。而且当时德国提议说，如果建构一个中美德同盟，可能中国的很多问题会更容易解决。因此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清廷就派了唐绍仪到美国出使。当时是1908年，中国进行新宪政改革之后，国际形象很好，不仅老百姓拥戴，外国也对中国有好感。

于是唐绍仪就风尘仆仆、高高兴兴地到美国出差，去重谈中美德联盟的事项。但是中国的情报泄露了，日本人获得了唐绍仪出使美国的细节。唐绍仪在经过日本时，日本官方已经对唐绍仪到美国后要做的事情了如指掌。日本就好酒好菜地招待唐绍仪，把他留在日本，每天讨论如何构建中日关系。其实日本人的目标是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和美国加紧谈判，扰乱中德美的合作。日本还真做到了。

唐绍仪在日本觉得：日本对我真好，对我好不算什么，主要是对大清国好。我们清帝国政治改革之后，人家对我们很尊重啊!唐绍仪在日本很跋扈的，他在跟日本谈的时候，就说：“你们应该把孙文赶走，这才是中日友好嘛!我们都改革了，你还让他在你们这儿反清，这肯定不行。”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时候就接受了唐绍仪的建议，驱逐孙文，驱逐革命党，包括康、梁在内，这时候都受到影响了。当然日本方面对孙中山和康、梁等人也有安排，给他们送点礼金，说：“哎呀，哥们儿，这没办法!你可能得先躲一躲，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充分的盘缠。”日本大概给了孙中山一笔钱，结果这笔钱给了之后，很快被章太炎知道了。章太炎就说：“日本人给的这笔钱是给我办报纸的!你孙文怎么就拿了跑到南洋去花掉了？”这样一来，革命党内部因为这件事情就开始发生纠纷。

改革者、革命者、流亡者，都因为唐绍仪这次日本之行受到影响。但是唐绍仪万万没有想到，他主要的使命是到美国谈同盟问题，结果被日本捷足先登，先一步达成了日美同盟。其实按照唐绍仪在美国的人脉，挖挖墙脚，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毕竟日美友好不影响中美友好嘛。而且我们知道，唐绍仪是一个一流的外交人才，努把力，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

但是唐绍仪到了美国之后，突然面临一个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动——两宫死亡。我们刚才讲了，这是一桩自然发生的事件，但是在当年有人可不这样认为。光绪皇帝死的当天，在美国的康有为就给美国总统打了个电报——你可不要承认清朝现在的那个伪政府，他们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不对的，我们伟大的皇上被他们害死了!中国此时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今天我们的学者利用美国的外交档案，研究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外交调整，可以看到，美国人也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情报都很准确。美国对很多中国的内部传言，也都是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状态。这种状态对唐绍仪的外交使命就构成一个很大的障碍。

美国对中国政治未来的稳定性产生怀疑后，唐绍仪的外交使命基本上就不可能再成功了，只好回到国内，这意味着中国外交的大失败。而中国外交大失败的责任人就是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了。这是1909年初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大背景。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下中国的传统政治架构。中国的传统政治架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皇上换人了，光绪不在了，主政的人变成了载沣。那么像袁世凯这样手握重兵，拥有辉煌履历的人，原本就会令新的主政者忌惮，如果连请辞的姿态都没有，那不是使他们更害怕吗？中国传统朝政当中，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有它的道理的。应该给新接手的最高领导人一个重新组建班底的机会嘛!所以袁世凯在这时候请辞，载沣也就批准了。我从这个角度去理解1909年的袁世凯开缺，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论，但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那么袁世凯开缺表明什么呢？表明载沣的心胸格局有问题。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不仅是袁世凯开缺，而且另外几位重臣也相继请辞或者开缺。比如很有力量的端方、岑春煊，好几个跟袁世凯同朝为官的重臣，都在这一过程中离开了。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和载沣的心胸格局小有关。

而载沣的格局小，又引起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担心。为什么慈禧太后去世之后，晚清的政治危机开始发生？而这一政治危机的发生不是由向立宪转型引起的，而是由来自立宪派对中国必须加快政治改革，尽快实行宪政的压力引起的。各地的咨议局和立宪党人，他们都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希望让清帝国的改革往前走得更快一点。清政府对各省的这样一种要求，在最初时期也给予了默许和同意。所以我们看到就在载沣执政的最初两年，也就是1908年到1909年，中国的君主立宪的步伐因为这种因素而加快——各省咨议局开议，中央资政院开议。一方面我们看到载沣的格局有问题，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载沣对民主、对宪政的认识有他正确的一面。他毕竟是到西方见过世面的，知道什么叫宪政。但是同时他的格局和他的认识也制约了后慈禧太后时代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与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