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秦国发达的律令系统

由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回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秦崛起壮大的过程中，法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于法，从很早开始，秦就展现了远远超过东方诸国的重视，律令系统发达。

这样的律令系统，早于慎到、申不害、韩非这些法家理论，而且也和他们的理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律令系统的形成，首先需要时间，是从商鞅以降一代代传承，在现实运用上琢磨扩张出来的。律令系统能成长得这么庞大、这么复杂，另外需要一种集体的精神，将律令的重要性抬得很高，愿意投入智慧、资源和努力。

在商鞅之后，秦的立国基础就在法上，他们对于法有了一份执迷，进而有了固定的集体反应——相信用法来解决问题，用法来发展，当遇到困难时，就多制定一个律，多下一个令，于是秦的律令衍生得越来越多。当律与律之间，令与令之间有了矛盾冲突时，怎么办？就再多制定一个律、一个令来解决。

如此累积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律令系统就发达膨胀到有点不堪负荷的程度了。秦始皇是个勤劳的统治者，他给自己定每天的工作量，至少要读完“一百二十石”的公文，换算一下，差不多是三十公斤左右。虽然说那个时代没有纸，公文是写在竹简上的，三十公斤的竹简也还是很吓人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文需要皇帝来看？除了展现秦始皇事必躬亲的态度之外，也因为秦国律令系统发达，已经建立起以律令和相关文书来进行管理的制度。

秦始皇继承的，是一个有了百年法的经验的政治体。法在秦国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信念，解决问题靠法，国家强大也要靠法，离开了法，整个国及其国君就觉得不安全、不踏实。

使得秦兴起壮大的，不是后来成为和儒家、道家平起平坐的法家著作，而是前期法家从现实里建立起来的强调法的根本价值，以及一套费了百年工夫逐步发展的律令系统。太过理所当然用后期著作来代表法家，就忽略了前期法家在实践中建立起律令系统的过程。要了解整个秦国体制的面貌，也就是了解秦始皇所继承的国力基础，显然我们的史学家们还有很多更细腻、更费力的挖掘考索工作要做，光读、光分析《商君书》或《韩非子》是不够的。

秦始皇深信这一套法的优越性，以至于统一六国之后焚书坑儒，要把律令系统以外的其他知识、学问通通摧毁。清代有诗人写诗讽刺秦始皇，说他费了那么多力气不让人们读“诗”“书”，然而后来亡秦的竟然还是不读书的人。刘邦是沛下小混混，不读书；项羽虽是楚国贵族之后，但《史记·项羽本纪》中说他宁可学剑也不学书。这些不读书的人，看来也没有比读“诗”“书”的更好统治。

从历史变化角度看，其实更关键的，恐怕还在于最后得到江山的汉高祖是个不懂法的人。虽然他身边有萧何了解律令、文件之重要，但萧何的角色会那么突出，不正因为除他之外，包括高祖本身都不重视秦的立国根基？于是事实就是：花了百余年建立起的这个以法为基础的大帝国，落入了不懂法因而也就不知该如何处理法的新统治者手里。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他们无力继承运作这套法，又无力进行改造，于是只好采取了“无为”的态度，在几十年间坐任这套既有的法松散地执行，直到武帝时，才算拿出了自家的新态度、新主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