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洲寻梦

历史大观园历史评论 2020-06-03 23:04:46 0

一

我对瓜洲的印象，是由于那两句民谣：人到扬州老，船到瓜洲小。前一句极富于色调和情韵，杜牧诗中的“楚腰纤细掌中轻”就是说的扬州人；后一句则张扬着气势和动感，令人想见那帆樯云集、艨艟连翩的景观。瓜洲是个渡口，有好多好大的船，这是儿时的幻影，相当久远的了。

家乡离瓜洲不算远，但在老辈子人的眼里，瓜洲似乎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那时候，在一个闭塞的乡村里，敢于走出去闯世界的男人本来就凤毛麟角，他们的第一站大都在泰州，干些引车卖浆的营生，能当个小老板算是相当出息了。但终于有人又由泰州向西，去了扬州，那无疑都是些膀子上能跑马的角色。若干年后，那个男人离家时红着眼睛送到村头的小媳妇已日见憔悴，孩子也已经满地里摸爬滚打了，有当初同去的汉子衣锦还乡，说起那一位时，语气中便流露出些许嫉妒和迷茫：“他呀，开春以后就过了瓜洲。”

女人一阵黯然，男人心气高，又闯上海的大码头去了。

在这里，瓜洲已成为一种地理上的极限，“过了瓜洲”，便意味着一种人生的跨越，一个男子汉强劲的风采。而在那个乡村女人的心头，远方的瓜洲将从此演绎为温馨而苦涩的等待，每每潜入长夜的梦境。

到了瓜洲我才知道，原先的瓜洲，那个曾经维系着多少迁客骚人的情怀和深闺丽人梦境的瓜洲，早在清光绪年间就已经沉入了江底。一座古城的湮没，不仅会引起后人无尽的凭吊和感慨，还会留下一连串关于文化的思考。一千九百多年前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柏拉图笔下那座金碧辉煌的神秘岛国亚特兰提斯，都仿佛是在一夜之间遁入了虚无。千百年来，关于它们的追踪论文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恐怕一点也不过分，有人甚至怀疑那个大西洋中的繁华都市是天外来客的杰作，这种追踪带着无可奈何的沉重和悲凉。瓜洲是坍没，不像庞贝古城和亚特兰提斯的消失那样裹挟着骤然而至的巨大恐怖。但渐进的坍没过程无疑充满了人与自然的拼死搏击，特别是那种心理上的对峙和相持，却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悲剧美。随着一块又一块的江堤和城垣轰然坍塌，人类的抗争也愈发坚韧峻厉。这是一场前仆后继的拉锯战，生存状态的严酷和生命力的坚挺粗豪在这场拉锯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大江东去，波涛接天，一座弹丸小城的坚守和退却，当会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惜一切都已经深深地埋沉在江底，留给后人的只有无言的祭奠，还有地方志上这么两行冰凉的记载：

乾隆元年（1736年），城东护城堤开始坍卸。

光绪二十一年（1889年），瓜洲全城沦于大江之中。

大略算一算，整个过程经历了一百六十年。

地方志上的记载是如此简略，简略得令人惆怅。五万多个昼夜人与自然的较量，无数次江涛裂岸的惊险和疏解，多少转瞬幻灭的生存和繁华之梦，全都化成了这两行冷峻的文字。瓜洲终于坍没了。这种坍没透出人类面对自然的脆弱和无奈，眼前只有无语东流的江水，西风残照，逝者如斯，还有什么可看的呢？

那就只有想象了。

二

是的，瓜洲似乎更适宜出现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近看反倒没有多大意思了。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这是来自北国深闺的想象。凄凉的月色，独倚高楼的少妇，望穿秋水的凝眸，以及思极而恨的情绪转换，这是一幅古典诗词中相当常见的闺怨图。主人公无疑是一位贵族妇女，她倚楼怀人的地方当在汴水上游的洛阳开封一带，最近也应该在“汴泗交流郡城角”的徐州，离瓜洲自然是很远的。丈夫的身份大抵是远在江南的游子或商人，他们的远行无非是为了觅取功名和富贵。在这里，我们无需搜寻诗外的本事，也无需窥探瓜洲的外部神貌，这并不重要，因为它只是妇人心底的一种意象，这意象维系着一片漂泊不定的归帆，今夜朗月清风，丈夫会不会被渡口的船娘羁绊了归来的脚步？一般来说，远方的游子并不像闺中人这样一味地儿女情长，外面有的是镂金错彩和倚红偎翠，相对于女人逼仄的朱楼和深院，男人的世界要广阔得多。因此，不管妇人有着多么优越的物质生活，也不管丈夫的成功曾引起她多么旖旎的憧憬，她也难以祛除虚度青春的苦恼。“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这样的情感定格会令人联想到一种含义更深广的人生境遇，正是在无数次没有回应的凝眸远望之后，远方的那个瓜洲触发了思妇心中埋藏已久的情结，潜在的失落感一下子明朗起来，现在她才后悔不该让丈夫去觅取那些身外的浮华和虚荣，因为经过了长期的离别，一种不同于传统教义、也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正在悄悄地苏醒，丈夫身上的任何光环也抵偿不了她在爱情上的损失，而瓜洲古渡的那一片归帆，则成了妇人心中无与伦比的辉煌。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是来自浙东山阴的想象，比北方的思妇离瓜洲稍稍挪近了一点，形象也更加明晰。如果说思妇想象中的瓜洲云鬓不整，面带愁容，那么，这里的瓜洲则笼罩着肃杀的兵气和战云。陆游一生与瓜洲的缘分不算浅，早年随张浚巡视江淮，瓜洲是必经之地；后来去四川当夔州通判，也是从瓜洲解缆西行的，这次行踪还载入了《嘉庆瓜洲志》：

乾道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诗人陆游午间过瓜洲，江平如镜。

但这几次瓜洲之渡，陆游竟然都没有写诗，这或许是由于戎马倥偬，来不及把眼底风涛梳理成诗句；或许是因为那令人扫兴的“江平如镜”，碧波轻舟的浪漫很难触发他那沉雄慷慨的情怀。但不可否认，诗人和瓜洲贴得太近，缺少必要的疏离感也是窒息诗情的重要因素。果然，若干年以后，他在远离瓜洲的山阴老家却写出了有关瓜洲的不朽名句。江流天际，孤帆远影，诗人早已离瓜洲远去了，但他却真正占有了瓜洲，这是一种灵性的占有，一种超越了时空、弘扬着艺术想象力的审美观照。

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语文教师对这两句诗赞叹不已。认为诗中全用名词，没有一个动词，却通体充满了动感。作为中学语文教师，能讲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了。平心而论，我是很喜欢这两句诗的，不是因为其中精彩的名词组接，那只是一种匠心独运的技法，而是由于诗人选择了一个表现瓜洲的最佳视角，这就是“楼船夜雪”。夜的幽深冷冽加上雪的空濛，渲染了古战场盘马弯弓的氛围感，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夜色中艨艟巨舰那高大的阴影，还有巡夜兵士的灯笼在飞舞的雪花中摇曳闪现。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夜雪，而是光天化日，或“月落乌啼霜满天”那样的情境，这种森严冷冽的氛围感绝对要逊色得多。时在淳熙十三年春天，诗人赋闲多年，刚刚接到了权知严州军州事的任命，照例要去临安等待陛见。陛见只是一种程式，没有多大意思；临安歌舞升平，他也看不大惯，他的思绪早已飞到了曾作为宋金主战场的瓜洲和大散关，心头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冲动。陆游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但谁能相信，这位大诗人一生却不愿做诗人，他向往的只是一副战士的戎装。皇上偏又吝啬得很，陛辞的时候，孝宗对他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话说得很有人情味，却不怎么中听，人家还是把他作为一个诗人，只是给他一个可以“赋咏自适”的闲差，一份俸禄而已。陆游已经六十二岁了，步履已显出蹒跚踉跄，只能躺在临安的驿馆里听着窗外紧一阵慢一阵的春雨，瓜洲一下子变得那样遥远。连“楼船夜雪”的想象都太奢侈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诗句很清丽，却透出难耐的落寞和悲凉。还是回山阴老家去吧，在卖花女嫩嫩的呼叫声中解缆放舟，连北望瓜洲的勇气也没有了。

在此之前，倒是有人走近了瓜洲，他是诗人张祜。但也仅仅走近而已，并没有贴上来泊岸，而是站在江对面，朦朦胧胧地打量：

金陵津渡小山楼，

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

两三星火是瓜洲。

这首《题金陵渡》确实不错，寥寥四句，便写尽了夜色下的浸肤冷丽和隔江打量的朦胧美。诗人的情绪似乎不怎么好，他刚从杭州来，带着一肚子怨气和牢骚。在杭州，他本想得到大诗人白居易的赏识，摘取乡试第一名的花环，为赴京应试制造先声夺人的情势。他自负得很，觉得凭自己的才情和名声，区区解元应不成问题。不料钱塘士子徐凝也找到了白居易门下，两个走后门的碰到了一起，又都是自视甚高的青年才子，只得在州府官邸里演出了一幕“擅场之争”。结果白居易青睐于徐凝，张祜郁郁北返，住在镇江的小旅馆里喝闷酒。

白居易没有想到他这次保荐解元，却在中国文学史上触发了一场没完没了的争讼，卷入其中的除几位当事人外，还有杜牧、元稹、皮日休等诗坛大腕，连后世的苏东坡也站出来为张祜打抱不平，认为白居易有失公允。文坛上的这种纠纷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但白居易这次扬徐抑张，看来确实有点问题。张祜的才情胜于徐凝，这几乎可以肯定，就说这一首《题金陵渡》，实在高妙得无可匹敌，不光同代人，即使后人也很难超越。其实张祜并不是着意要写瓜洲，他只是有点失意，有点苦凄凄的冷落，甚至有点心灰意冷，但正是这凄凉落寞中极随意的临窗一望，瓜洲的神韵喷薄而出，沉寂的诗情又在心头澎湃起来，由不得他不写了，而且这一写就成了千古绝唱。诗的性情就是这般乖张，太刻意地追求，往往并不讨好，只落得几分匠气，偏是这有意无意中自然流出来的最见神采。

当然，也有刻意认真写出来的好诗，例如王安石的这首《泊船瓜洲》，其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历来被奉作炼字炼句的经典。据说这个“绿”字原先用过“到”“过”“入”“满”等十几个字，最后才定为“绿”。一般认为，这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回金陵故居路过瓜洲时所作，且认为“春风”一句暗喻新法实施后，给国家带来的蓬勃生机，而“明月”则表达了盼望东山再起的热切心情。这种解释似乎太牵强，也太政治化了。其实，《泊船瓜洲》只是一首情韵深婉的小品，从情绪上讲，也不像是从京城罢相归来，倒更像第二次起用从金陵北上赴任。一个经历过宦海风涛的人被重新起用，其心情大概会比较复杂，中国的士大夫们有一种颇值得玩味的心态：久居林下便朝思暮想着过过官瘾；可一旦权柄在握，却又感到不如归去。当王安石站在瓜洲渡口回望江南时，其心境大致如此。

可惜的是，这首诗题为《泊船瓜洲》，其实写的并不是瓜洲。站在瓜洲写瓜洲，从来就没有写得好的。历代的许多诗人，包括李白、苏轼这样第一流的大诗人，都在瓜洲泊过船，写过诗，却没有一首超过张祜的那首《题金陵渡》。王安石是聪明人，他知道贴得太近了写不好，干脆来个长焦距，站在瓜洲遥望江南，这一望果然望出点意思来了。

三

但在更多的人眼里，瓜洲并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存在。

中国历代的七大古都，其中有两座在江南：南京和杭州，在相当程度上，它们的生命线就维系在瓜洲渡口的樯桅上。北兵南下，长江天堑是一道冷峻的休止符，瓜洲是长江下游的战守要地，瓜洲一失守，京城里的君臣就要打算肉袒出降，要不就收拾细软及早开溜。东晋的事不去说它，南朝兴衰也不去说它，光是赵宋南渡以后，瓜洲的警号曾多少次闯入西子湖畔的舞榭歌台！绍兴三十一年冬天，金主完颜亮的大军刚刚到了瓜洲，赵构就准备“乘桴浮于海”了，多亏了人家搞窝里斗、完颜亮被部下砍了脑袋，赵记龙舟才不曾驶出杭州湾。但在金兵饮马长江的那些日子里，杭州城里的君臣一边往龙舟上搬运坛坛罐罐，一边遥望瓜洲时，那种仓皇凄苦大概不难想见：

初报边烽近石头，

旋闻胡马集瓜洲。

诸公谁听刍荛策，

吾辈空怀畎亩忧。

急雪打窗心共碎，

危楼望远涕俱流。

……

陆游的这首诗写于完颜亮死后的第二年，但想起来还觉得后怕。

定鼎北方的统治者似乎要坦然些，这里的艨艟金鼓大抵不会惊扰他们高枕锦衾间的春梦。瓜洲离他们很远，再往北去，大野漠漠，关山重重，仗还有得打的。但瓜洲离他们又很近，近得可以一伸手就把京师的饭碗敲碎。对于长江运河交汇处的瓜洲来说，最浩大的景观莫过于插着漕运火牌和牙旗的运粮船。在李唐王朝的那个时期，江浙和湖广的米粮，就是从这里北上进入关中的。漕运能否畅通，直接关系到金殿朱楼里的食用。如一时运送不上，皇室和满朝文武便只得“就食东都”——跑到洛阳去。这时候，一切高深的政治权谋和军事韬略都变得毫无意义，剩下的只有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欲望驱动——找饭吃。“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当沿途的官吏子民诚惶诚恐地瞻仰逶迤东去的仪仗时，他们大抵不会想到这堂皇的背后其实简单不过的道理。但达官贵人们掀起车帘遥望南方时，那眼光中便不能不流泻出相当真诚的无奈和关切。

瓜洲所具有的这种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稍微有点政治眼光的角色都是拎得清的。因此，当郑成功从崇明誓师入江，直捣金陵时，却先要把江北的瓜洲拿在手里，并踌躇满志地横槊赋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诗写得不算好，但口气相当大。其实，从军事上讲，瓜洲当时对于他并不很重要，进占瓜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清廷一种心理上的震慑。同样，后来的太平天国在江北的据点尽数失手以后，仍不惜代价坚守瓜洲。在这里，林凤祥的残部与李鸿章的淮军展开了惨烈的争夺，血流漂杵，尸骸横陈，从咸丰三年开始，攻守战历时五年。应该说，太平军在瓜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自咸丰初年以后，清政府的漕粮便不得不改由海运。当京城的满汉大员吃着略带海水腥味的江南大米时，一道不吉利的符咒便像梦魇般压在心头：唉，瓜洲！

瓜洲是不幸的，每当南北失和、兵戎相见，这里大抵总免不了一场血与火的劫难。《瓜洲镇志》的编年大事记中，每隔几行就透出战乱的刀剑声；瓜洲又是幸运的，有那么多温煦或惊悸的目光关注着它，上自皇室豪门，下至艄公船娘。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里永远是帆樯云集的闹猛，官僚、文士、商贾、妓女熙来攘往，摩肩接踵。于是，一幕幕有别于锋矢交加的争夺，也在这里堂而皇之地摆开了战场。

明代万历年间，一艘从京师南下的官船在瓜洲泊岸，窗帘掀开，露出一对男女的倩影，男的叫李甲，是浙江布政使的大公子；女的是京师名妓杜媺，不过眼下已经脱籍从良，这一趟是随官人回浙江老家去的。一个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携着绝色佳人衣锦还乡，古往今来，这样的情节在瓜洲既司空见惯又相当浪漫。

但接下来的情节就不太妙了。

偏偏对面船上的主儿推窗看雪，把这边的丽人看了个仔细，当下便“魂摇心荡，迎眸送目”。此人姓孙名富，是个盐商，自然也是风月场中的高手。于是一场关于女人的争夺战开始了。

这是一场“贵”与“富”的较量：一方是布政使的贵公子，布政使俗称藩司，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省长的儿子算得上高干子弟了吧；一方是腰缠万贯的盐商，盐商实际上是一种“半扇门”的官倒，因为他们是揣着两淮盐运使的指标和批条的，这样的款爷掼起派头来几乎无可匹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占有女人的多少常常是力量强弱的标志（皇帝无疑是天下最有力量的男人），因此，瓜洲渡口的这场争夺，便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典型性。

令人遗憾的是，大款以其咄咄逼人的气势战胜了高干子弟，杜十娘被李甲以千金之价让给了孙富。偏偏这女人又拎不清，她要追求人格的高洁和人性的自由，竟全然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不切实际的奢侈。最后终于演出了那一幕怒沉百宝箱、举身赴江涛的大悲剧。

在今天的瓜洲渡头，“沉箱亭”犹在，芳草萋萋，花木葱茏，四处繁茂静谧得令人压抑，据说这里就是杜十娘投江的地方。伫立在石碑前，我忽然觉得这个“沉箱亭”不仅不恰当，甚至透出一股冷漠的市侩气，为什么不用“沉香亭”呢？这里埋沉的难道仅仅是一箱价值万金的珠宝么？不！一个鲜活明丽的生命在这里汇入了江涛。当一个风尘女子面带轻蔑的微笑，走上船头纵身一跃时，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大悲哀。她的死不是为了殉情，李甲在酒席上把她让给了孙富，已经情绝义尽，她无需为他去死；更不是为了殉节，一个京师的六院名姝，十三岁就已破瓜，七年之内不知历过了多少纨绔子弟，自不会把一个“节”字看得性命交关。她的死，是源于一种深沉的绝望。江流千古，香销玉殒，留给后人的只有无尽的凭吊和俊男靓女们矫情的感慨……

在这里，我们无须对当事人进行道德层面上的评判。平心而论，李甲对杜十娘还是爱的，正因为爱，他才表现得那样优柔寡断，首鼠两端，甚至表现得相当痛苦。但道德的召唤毕竟是很微弱的，它只会激起几丝有如清晨闲梦般的惆怅，几许苦涩的温情。这是一场真正惨烈的“瓜洲之战”，在孙富那一掼千金的大款派头面前，李甲显得那样羸弱委顿。本来，像李甲这样的世家子弟，一个满身铜臭的商人是不在眼里的。但这位公子哥儿大概不会倒卖批文什么的捞钱，自然囊中羞涩。更要命的是，他那种家庭偏又讲究所谓的“帷幕之嫌”：搞女人是可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三妻四妾尽管往里抬；睡婊子也是可以的，但只能在外面睡，不能领进家门、登堂入室。相比之下，孙富就潇洒得多了，他不仅有钱，而且用不着考虑那么多的礼法。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场买卖，以千金之价买一个绝色佳人，这公平合理，符合市场规律，用不着瞻前顾后。因此，在李甲捏捏掐掐地点数着腰包里仅剩的几两碎银子，一边想象着父亲的冷面孔时，孙富已相当气派地把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掼到了他面前。

“瓜洲之战”的结局标志着商人阶层对封建门阀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人们看到，孙富那一干人已经咄咄逼人地走上了历史舞台，而他们手中的金钱也并非银样镴枪头的玩意。当杜十娘浓妆艳抹地走出李甲的船舱时，这无疑是商人阶层的一次庆典。尽管由于冯梦龙的酸葡萄心理作怪，最后的结局令人扫兴，但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杜媺的那些小姊妹们正纷纷把傍大款作为时尚，争先恐后地爬上了商人的船舷。

这就不仅仅是杜十娘个人的悲剧了。

四

瓜洲的夜晚显得有点苍老。江流无语，汽笛呜咽，传送着大江的浩茫和空寂。这是一种产生诗情和哲理，产生“逝者如斯夫”之类千古浩叹的大境界。极远的江面上有一盏桅灯，冥冥有如惺忪的睡眼，亦不知是在驶近还是远去。那么就暂时将目光移向别处，等一会儿再给它一个凝眸，才能在更远或更近的定位上坐实它的趋向。在这里，“等一会”是必要的。

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判也大致如此吧。

杜十娘的故事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那是一个商风大渐，市民阶层开始崭露头角的时代。因此，瓜洲渡口的这场关于女人的争夺，其结局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为了这场胜利，中国的富商大贾们几乎苦苦等待了一千多个春秋。

杜十娘钟情于李甲，并不在于他家老头子是个部省级。作为京师名妓，这些年她结识的公子王孙恐怕不会少，冠盖满京华，自不会太稀罕一个布政使的儿子。她的情感投入在于李甲是个读书人，也就是所谓的“士”。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从落拓潦倒的白衣秀士到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都堂而皇之地麇集在这面杏黄旗下。尽管大部分的士人也许永远没有发达的机会，只能以平民身份终了一生，但“满朝朱紫贵”，毕竟是以读书人为主色调的。因此，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各阶层的序列中，儒服方巾的士人总是风度傲岸地走在最前列。然而，“士农工商”的阶级路线只是一种原则上的界定，一旦进入实际的社会生活，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商人虽然位居“四民”之末，但由于他们能够挣到更多的钱，从而能够活得更滋润，便往往能够僭越原则的界定而享有更高的地位，有时甚至还会向“士”的地位挑战。中国文化历来对“士农工商”序列的强调，对“重农抑商”政策的三令五申，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种僭越和挑战的存在，强调和三令五申得越厉害的时候，也往往是僭越和挑战越激烈的时候。这样，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的某一天，瓜洲便成了“士”与“商”决战的奥斯特里茨，而青楼女子杜十娘的人生悲剧，则为士人阶层的溃败画上了一个沉重的感叹号。

在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个青楼女子的人生悲剧。也是在江畔的船头，也是士人、商人和妓女三者间的关系，时间却上溯了差不多一千年。唐元和十一年秋天，大诗人白居易在九江湓浦口邂逅了一个弹琵琶的女子，从而产生了传颂千古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在萧索的深秋冷月下，琵琶女那充满了感伤和浪漫情调的身世倾诉令江洲司马泪湿青衫。该女子的命运之所以值得同情，就在于她原是长安妓女，年轻时曾以色艺名倾京师，占尽了风月场中的虚荣。但随着年老色衰，韶华不再，等待着她的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也就是说，她的悲剧就在于最后嫁了一个商人。一般来说，嫁给商人并不算太亏，至少物质生活有相当的保证。白居易在另一首题为《盐商妇》的诗中，曾描写过商人妇的生活，那种奢华足以令人心驰神往。且看，“绿鬓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这是穿金戴银；“饱食浓妆倚柂楼，两朵红腮花欲绽。”这是锦衣玉食。再看，“前呼苍头后叱婢。”这是少奶奶的威风；“不事田农与蚕绩。”这是贵妇人的闲适。我的天！真是武装到牙齿了。在当今的女孩子看来，这样的日子简直美气死了，简直比“托福”“绿卡”“洋插队”“傍老外”之类的总和还要美气。一个女人拥有了这些，难道还不该满足吗？但一千多年前的那位琵琶女偏偏不满足，非但不满足，甚至还从每个毛孔里都渗出嫌鄙。她只是把商人妇的归宿作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一颗终身难咽的苦果。“梦啼妆泪红阑干。”这过的什么日子？几乎是以泪洗面了。那么，也许是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吧？也不尽然。试问，如果她的官人不是出去经商，而是去赶考、做官、升迁钦差大臣八府巡按，她会有这种情绪吗？恐怕不会有。

问题的症结是，在唐代中叶那个时候，商人的社会地位还相当低下（至少比士人低下得多），尽管他们很有钱。不难想象，当年琵琶女正值走红时，长安“五陵年少”中的某一位看中了她，要娶回去做小，那位茶叶商是断然不敢掼出银子来竞争的，他只能等着佳人迟暮，将就着到“人肉市场”买一个处理品。不要以为这是白居易笔下生花，有意作践商人，须知香山居士本人就是一个不小的官僚，他的观点在统治阶层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商丘子》的故事也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巨商之子因为在宴席上谢绝了一个士人（同时也是他的朋友，而且经常接受他的资助）的酒，当场被那士人臭骂了一顿，该巨商之子竟“羞且甚，俯而退……经数月而病卒”。这很使人想起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因打了个喷嚏而惊惧至死的小公务员。可见唐代士人的傲慢及商人的自卑到了什么程度。

《琵琶行》中并没有出现士人和商人的竞争情节，因为当时的士人底气还比较足，甚至可以说商人还没有取得参与竞争的资格。琵琶女之嫁给商人，是由于年老色衰，士人看不上眼。尽管如此，该女士仍旧人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名分上属于商人，但情感却绝对在士人一边。在浔阳江头的那个晚上，诗人也无意充当自作多情的“第三者”，他根本不会看上一个徐娘半老的茶商外室。他的几滴感伤之泪，只是因为商人妇的身世勾起了他的“迁谪意”和不胜今昔的情怀，对于中国的士大夫来说，这是相当廉价的。

但事情似乎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到了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白居易和琵琶女已经正儿八经地相爱起来，而浮梁茶商刘一郎则挥起金钱的大棒在竞争中一度得手，不过最终却是诗人和妓女的联军，打败了以金钱作为后盾的商人。这个杂剧的情节相当荒唐，但在荒唐的背后却折射出明白无误的信息：商人阶层已经摆开架势，明火执仗地和士人展开了争夺。耐人寻味的是，这桩关于“谁是第三者”的纠纷居然一直闹到皇帝那儿，士人的最后胜利也是借助于皇上的“红头文件”才得到的。这种“大团圆”实在太艰辛，因而也太虚幻了，一个古典式的诗意的世界正在走向崩溃。

于是场景又回到瓜洲。李甲与孙富的交易是令人寒心的，在情场的角逐中，这是士人第一次出卖了自己的同盟者。《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与冯梦龙相去不远，大概有感于此，在《聊斋·霍女》中，他杜撰了一则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相似的人物关系，事情也发生在瓜洲，前面的情节大致差不多，最后是妓女设计把商人捉弄了一顿，让他人财两空。这种幻想的喜剧色彩几近滑稽，士人不仅渴望从商人那儿夺过女人，而且渴望从他们那儿夺过金钱。但幻想的升级似乎只能透露出相反的世情，即在现实生活中，士人已变得越来越疲软无力，他们从商人那儿既得不到女人，又得不到金钱，而且还不得不像《儒林外史》里的沈大年那样，把女儿送上门去给商人作小老婆。瓜洲渡口涛声依旧，但中世纪士人阶层的浪漫情场已难以寻觅，当大款们搂着千娇百媚的“三陪”女郎嬉笑调情时，附近船上的士人只能悄悄地放下窗帘，用一杯浊酒伴着自己孤独的无眠。

情场上是争不过人家了，那就埋头写自己的文章吧。刘大櫆是桐城派的散文大家，才气和影响自然是不用说的，向他约稿的想必也不会少。但刘文也并非满目光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商人写的传记就不敢恭维。这玩意有点类似于当今风行的“企业家报告文学”，无非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没有多大意思，有点骨气的文人一般是不屑于此的，但润笔却相当可观。大量为盐商大贾们所写的传记碑文，夹杂在沉博宏丽的“纯文学”佳作之间，并存于一代散文大家的文集中，显得十分不和谐，今天读来，仍令人不胜唏嘘。

差不多就在刘大櫆乐此不疲地撰写“企业家报告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史上的超级巨星曹雪芹恓恓惶惶地路过瓜洲前往金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冬，曹雪芹路过瓜洲，大雪封江，留住瓜洲江口沈家。”这是《瓜洲镇志·大事记》中的一段记载。

瓜洲有幸，风雪多情，稍稍牵羁了这位巨星的脚步。但其时的曹君实在算不上器宇轩昂，落魄潦倒的生活已消磨了他的峥嵘意气，关于曹雪芹这次南游的目的，红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寻觅“秦淮旧梦”，为进一步修改《红楼梦》补充材料；有的则认为是寻访当年织造府里的“旧人”，因为在这以前，雪芹的原配夫人在西山病逝了。事实上，这次在南京，曹雪芹确实找到了一位叫芳卿的曹府丫环，如今正沦落在秦淮市井之间，她后来成了曹君的续弦夫人。我却比较倾向于这么一种说法，即曹的江南之行，是为《红楼梦》的出版寻求经济上的赞助。其时，《红楼梦》经“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已基本定稿。这部呕心沥血的宏篇巨著，无疑称得上是这位文学天才的生命的工程。如果说著书是心灵的宣泄和才情的挥洒，那么出版便完全是一种经济运作。出版需要钱，一个“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文人自然拿不出这笔钱，他圈子里的那些朋友也爱莫能助，于是他来到了江南。这位傲骨嶙峋，一向信守“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西山高士，如今书成之后，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清高和自尊，到两江总督尹继善门下当幕宾。

尹继善是个不坏的官僚，他和曹家是世交，平时也常和文人在一起喝喝酒、赋赋诗，甚至在酬酢中称兄道弟。据说他最喜欢与文友玩和韵的游戏，而且玩的档次还不低，每得佳句即令人骑马飞送。诗人袁枚曾在和诗中称赞他“倚马才高不让先”。但这种附庸风雅是一回事，资助出版《红楼梦》这样的勾当他是绝对不干的。不光是舍不得钱，恐怕还出于政治上的忌讳。这样，曹雪芹待在两江总督府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刊刻一本《红楼梦》才要几个钱呢？我查找了一下乾隆年间的物价指数，大约有一百两银子足够了，相对于两江总督府里那流水般的开销，相对于大款倒爷们“千金散去还复来”的磅礴气概，这个数字绝对只是一点毛毛雨。可怜泱泱大国，金山银海，朱门豪宅，酒池肉林，却谁也不愿从手指缝里漏出少许来布施这点毛毛雨。一本小说的出版与否，干我何事？一百两银子，还不如送给上司的门人作个见面礼，或买个小老婆自己受用受用呢。

那就只有让它凋零散佚了。

这是文明的悲剧。贫困未能扼杀一个文学巨匠流溢的天才，却使一部天才流溢的巨著半部零落，从而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缺憾，也留下了一门永远的学问。当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前八十回的传神文笔泪湿罗巾时；当各种糟糕而疲软的续书充斥坊间，令人黯然神伤掩卷痛惜时；当满腹经纶的学者们根据书中的“草蛇灰线”艰难地揣测后几十回的情节走向时，那种出自心底的呼喊便会喷薄而出：还我一本完整的《红楼梦》！当年因为一百两银子失去的，今天我们愿用堆成金字塔那样高的银子赎回，我们决不吝啬，决不赊欠，用我们民族的名义，担保！

曹雪芹在南京待了不到一年，到了乾隆二十五年夏秋之交，便带着芳卿郁郁北返。他当然还要经过瓜洲的，在达官贵人和巨商富贾们纵情声色的喧闹中，一个囊中羞涩的文人抱着他的手稿悄然北去。橹声欵乃，帆影飘零，瓜洲羞愧地低头饮泣，它也许有一种预感，由于贫困的浸淫，这位文学天才生命的火花已濒临熄灭……

五

我在这里丝毫没有鄙薄商人的意思，相反，商人阶层的崛起，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悠悠千载，兴亡百代，瓜洲对于中国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商业码头而出现的。它面对长江，左右逢源，洋洋洒洒地吞吐着南国的稻米、丝绸、食盐、茶叶，还有白如凝脂的苏杭美女。背靠着北方的千里沃野和京师巍峨的宫阙，它有如贵妇一般端庄自足。

当然，长久地朝着一个方向总难免困顿，偶尔，它也会稍稍转过身来，向着远方的大海投以新奇的一瞥。这不经意的瞬间回眸也许会令它心旌摇荡。

公元8世纪中期的一个晚上，一艘吃水很深的双桅船悄悄地从古运河驶出瓜洲，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艘夜航船既没有沿江上溯，转棹安徽湖广；也没有剪江而渡，进入烟水如梦的江南运河，而是扬帆东去，直下风涛万里的南黄海。

这就是历史上“鉴真东渡”的初始画面，时在唐天宝二年十二月。

唐天宝二年的中国是一种怎样的景观呢？“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足。”杜甫这里说的虽然是开元年间，但天宝初年的景象也大致差不多，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盛唐气象”，所指也就是这一时期。天宝二年，大诗人李白来到了长安，用“云想衣裳花想容”那样的华丽词章为唐明皇点缀升平，而大美人杨玉环则站在华清宫的楼台上，望着送荔枝的一骑红尘笑得很开心。宫廷内外歌舞正浓，其排场之大，可谓空前绝后，连吹笛伴舞的小角色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流人才。这是一个辉煌灿烂与纸醉金迷共存共荣，闹哄哄的歌舞与静悄悄的阴谋双向渗透的时代。再往远处望去，西出阳关的“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羌笛如诉，伴着波斯商人在沙原上的足迹渐去渐远。而从扬州经洛阳到长安的驿道上，一队队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遣唐使”正行色匆匆。这些来自东瀛岛国的朝圣者相当虔诚，那时候，他们还不懂得秋季比夏季更便于航行，乘坐着落后的平底船，他们一次次被卷入夏日的狂涛恶浪，少数忘身衔命的余生者进入了长江口，经瓜洲在扬州登陆。嗬，果然是天朝风物，连月亮也比日本的圆哩。他们贪婪地吮吸这里的文明：汉字、佛教、绘画、棋道、医术，乃至阴阳八卦和百官朝拜时的“舞步”。到了后来，朝圣者开始不满足于前赴后继往中国跑，他们想直接邀请一位宏博睿智的高僧前往日本授戒讲学。于是便有了鉴真的东渡之举。

当时唐帝国的对外政策还是很开明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很好，欢迎！即使人家礼节上有什么不周到，也能待以宽宏大度的一笑。这种自信而自负的心态中，支撑着天朝上国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你要学什么自己来，我们敞开大门，来者不拒。但我们不走出国门搞自我推销，那既没有必要，也有失身份。因此，鉴真一行的东渡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中间，他们得到了一位权贵的帮助，此人是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李林甫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大好，“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是因为他而来的。但他哥哥却做了一桩好事。当时鉴真等人在扬州既济寺为东渡打造船只，寺庙里造船干什么？一旦被官方察觉了很麻烦。李林宗给扬州仓曹写了一封信，造船就变成合法的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既复杂又简单，李林宗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在袅袅茶香中信手写下的几句人情话，却成就了中日文化史上一件流泽深远的大事。

这次艰难卓绝的远航经历了十一个年头，其间六次出发，五次失败，为之献出生命的就有三十六人。天灾、海难、疾病、匪盗，还有内部的人事纠纷，官府的通牒追阻，使这次远航充满了惊险离奇的情节。最后一次东渡时，随同回国的日本大使藤原和晁衡等人乘坐的一号船遇险触礁，后来讹传沉海了。消息传到中国，和晁衡很有交往的大诗人李白特地作诗哭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的诗中喜欢用“明月”的意象。他对“明月”寄托了那么多的理想和深情。但在我看来，这首《哭晁卿衡》中的明月，情味苍茫深挚，可谓精彩至极。

天宝十二年十二月，鉴真等人踏上了日本九州岛，此时，这位大唐高僧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而且早已双目失明。

那是个暮春的傍晚，落霞带着阴郁的冷色，我站在瓜洲渡口，望着轮渡上鱼贯而下的车流发呆。丰田、皇冠、三菱、佐川急便，还有那种负重若轻的超长平板车，一听那中气很足的引擎声，就知道它的籍贯有多高贵。我问轮渡上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统计过，这过往的汽车中，日本产的占多少？他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苦涩地一笑：没办法，人家那东西就是好，连司机都跟着精神了几分。然后，撩起袖口瞄了瞄，忙他的去了。我看见，那手腕上是一只日本产的石英电子表。

我忽然想起了一千多年前的那些“遣唐使”，那被风涛撕扯得缕缕挂挂的篷帆，风尘垢面的朝圣者吃力地扳动舵柄，“吱——嘎”一声，滞涩而悠长，落后的平底船在江心划出一道弧形的水迹，进入了古运河。难道，大和民族一千多年的历史，就浓缩在长江下游的这个小小渡口么？

也许，一切都是从奈良兴福寺讲堂的那场大辩论开始的。

这场关于弘法传律的争论，表面看来是宗教界的事，其实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容。争论的起因说起来会很复杂，也无须细说。这里要说的是，这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文明走向的大辩论，唇枪舌剑中始终高扬着真理的旗帜。这里没有强词夺理和恼羞成怒，没有粗暴的人身攻击和政治谩骂，也没有低级的噱头和故作高深的炫耀。当鉴真的信徒普照揭示了旧戒的种种弊端，并向对方提出了一连串不容辩驳的质问后，原先态度骄横的贤璟等人一时无言以对。接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贤璟等人恭恭敬敬地起身俯首，表示从此弃绝旧戒，接受鉴真授予的新戒。

对于日本民族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鉴真及其信徒们坚持真理的精神固然值得颂扬，但贤璟等人在真理面前敢于“起身俯首”的勇气是不是更值得钦佩呢？正是由于这种敢于“起身俯首”的勇气，日本精神文化的航船才最终摆脱了奴隶制的漫漫长夜，驶入了“大化革新”所开辟的封建制的河床，从此，先进的唐文化在日本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也正是由于这种敢于“起身俯首”的勇气，日本民族才有一千多年后的“明治维新”，在以坚船利炮为前驱的西方文明面前，他们不像中国那样端着天朝上国的架子而步履艰难。当满汉大员们在为西方使臣觐见皇上要不要行跪拜礼而踌躇不决时；当硕学通儒们在为“中体西用”还是“师夷制夷”的口号而争论不休时；当西太后下诏拆毁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而不惜甩出几十万两白银时，日本人已经悄悄地剪去了武士发髻，仿佛一夜之间从中世纪超越文艺复兴的壮举而进入了近代。同样，也正是由于这种敢于“起身俯首”的勇气，日本才有了二战以后在一片废墟上的崛起，有了“丰田”“三菱”“东芝”“松下”在当今世界潮水般的泛滥。

今天，当我们仍然在为那个东瀛岛国的崛起而惶惑时，回顾一下当年兴福寺讲堂的那场大辩论或许不无裨益，因为，这里显现着一个民族精神最强劲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