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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政变年代

历史大观园 历史趣闻 2020-06-02 23:00:07 0

孙亮忍无可忍

历史发展到此,三国的几个皇帝,都是处于弱势时期。刘禅的朝中,虽然没有权臣,但这哥们儿本来水平一般般,长期受到诸葛亮的管教,现在虽然诸葛亮已经永垂不朽,但他却没有一点儿进取心。姜维虽然拿着枪杆子,但因为是外来户,又因为长期打仗,让人家拿着“穷兵黩武”的把柄,活得一点儿没有优越感,所以,蜀国皇帝虽然很能独立自主,可却自主得一点儿意思也没有,把他划归为弱势皇帝也错不到哪里去。

魏国的曹髦虽然智商远比刘禅高,可司马昭的势力太过强大,这些年来又不断地摆平那些军事牛人,到处大砍大杀,又顺便在大砍大杀中做以德服人的大块文章,个人形象既威猛又高大,所有重要岗位都安排自己的死党把持。曹髦除了几个身边工作人员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他就是再聪明一万倍,也拿司马昭没有办法,除了给司马昭当招牌,然后到太学去表现一下自己的学问外,什么权力也没有。曹操祖孙三代打下的基础到此完全可以宣布完蛋了。

又是政变年代绝对可以说是东吴的权臣。这个权臣手里的权貌似很大,但由于孙权晚年花了大量精力做安排,早就把权臣独揽朝政的路子堵死,因此,在东吴当权臣,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这一点,诸葛恪、孙峻、孙又是政变年代比谁都深有体会,因此,这几个权臣都想多打点儿仗、多取得点儿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可一来魏国实在太强悍,二来这几个家伙的水平也实在不生猛,除了诸葛恪取得了一场大胜之外,其他人的胜利都是让对方取得的。尤其是孙又是政变年代,在魏国出现重大内乱的大好时机下,居然还被人家忙里偷闲打得满地找牙,最后灰头土脸而回,而且还在灰头土脸时,硬是野蛮地把责任推到朱异的头上去,然后满脸横肉地就地处理了朱异。

他以为杀了朱异,就可以向全体东吴人民交代了,就可以轻松地失败而归,人民仍然会夹道欢迎他失败归来。哪知,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一个是“不明真相”的,个个眼睛雪亮得很,一眼就把他从里到外看穿看透,对他彻底投以鄙视的目光。

更让孙又是政变年代感到后果严重的是孙亮这时已经长大,表示要“亲政”了,一天到晚在朝堂上不断地向他问这问那,越问口气越不礼貌,把他问得一点儿也不爽。

又是政变年代就有点儿怕了起来。这哥们儿虽然杀朱异很有办法,但这时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后来,他就干脆搞了个假病历,请个长长的病假。当然,他也知道,如果光请病假不上班,那等于是自动放下大权,在家等人家去处理他,绝对是蠢事一件。他是一边请病假,一边做人事调整:使弟威远将军据入仓龙门宿卫,武卫将军恩、偏将军干、长水校尉分屯诸营。他的这个调整,目的很明确,就是:欲以自固,想通过把这几个自己的死党安插到这些岗位上,加固自己的权力。

孙亮是什么人?这哥们儿虽然没有大智慧,但小聪明却还是有的。他一眼就看透了孙又是政变年代的这个安插,觉得再让孙又是政变年代这么嚣张下去,自己这个东吴皇帝还有什么权力?他决定继续向孙又是政变年代逼迫。当然,现在虽然孙亮“亲政”,而且亲得让孙又是政变年代感到可怕起来,但他的力量却一点儿不雄厚,最能决定生死的枪杆子仍然握在孙又是政变年代的手中。他想搞定孙又是政变年代的想法绝对没有错,可他采取的办法却大错特错。对于孙又是政变年代这样的牛人,作为一个绝对弱势的老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搞突然袭击,像孙峻搞定诸葛恪一样,或者像后来的康熙搞定鳌拜一样,只用几个太监就轻松拿下。现在孙亮采取的居然是一个慢动作。

他不敢直接面对孙又是政变年代,而是把一件冤案当作突破口,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向孙又是政变年代发动攻击。

这个案子就是那个孙鲁育的案子。

孙亮知道,搞死孙鲁育的是孙鲁班和她的情人孙峻,表面上跟孙又是政变年代一点儿不搭界,但他却以为,孙又是政变年代是孙峻指定的接班人,肯定是孙峻的死党。把孙峻搞臭,然后来个顺藤摸瓜,让孙又是政变年代浮出水面,然后再将他绳之以法,就可以把孙又是政变年代搞定。你一看这个思路,好像很对,其实一点儿不正确。当然,如果是真正的以法治国,那是很可行的。可现在东吴这个神奇的国度是在以法治国吗?

可孙亮居然相信自己领导的这个国家是在以法治国,长期忽悠百姓,最后百姓没有被忽悠,倒先把自己忽悠了。

自己被自己忽悠的结果比别人忽悠自己的结果往往更加严重。

孙亮把孙鲁班找来,直接就问她:“我觉得孙鲁育的死是个冤案,你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孙鲁班虽然嚣张,可看到孙亮那个脸色,知道孙亮要真的为这个妹妹申冤了,心里当然严重害怕。可孙鲁班到底是个人物,连孙权那样的狠角色,她都敢忽悠一把,这时在孙亮面前,当然一点儿也不老实,一听到孙亮的话,连想也没有想,张口就说:“这个,这个,本来跟我一点儿没有关系啊,都是朱据那两个儿子朱熊和朱损出来举报她的。”

你知道朱熊和朱损是什么人吗?

告诉你,他们就是孙鲁育的儿子。谁会相信儿子会没有原因地出来把自己的老妈搞死呢?

孙鲁班情急之下,把这事推给朱家兄弟,病得不轻。可孙亮的病更加严重。他也不想想这个孙鲁班是什么人?居然忘记这姐们儿是孙峻的情人,跟孙峻是一路货色,她的话有几个字是可信的?更何况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一听孙鲁班的话,立刻就全盘相信,二话不说,当场拍板,立即拿下朱熊和朱损,当作大案要案,从快从重从严,押赴刑场直接开斩。

因为朱损的老婆是孙峻的妹妹,孙又是政变年代这时还不知道孙亮过问孙鲁育的事,矛头就是针对他,觉得自己是孙峻提拔出来的,现在孙峻的妹夫无故被砍,自己总该出来说几句话吧,于是就劝孙亮不要杀这两个人。

可孙亮能听吗?他现在要是把孙又是政变年代的话当话,还能发生这个事吗?他在心里说:“老子就是不能听你的话。”他大声对孙又是政变年代说:“这是有法可依的年代,不论是谁的妹夫,都要按法律办事。”

又是政变年代一听,知道这个小皇帝很恨自己,心里就更害怕了。

只有孙鲁班在一边偷笑。想不到孙亮病得程度真不轻啊,自己这个一点儿没有逻辑的话,他居然全部相信。

接下来,孙亮的思维系统更加混乱,居然把孙鲁班当成自己的同盟,把她以及全尚等人当成自己的死党,要团结这些力量,必须把孙又是政变年代这个家伙砍了。

孙亮气呼呼地对全尚的儿子全纪大发牢骚:“孙又是政变年代这个家伙从来不把老子的话当话。前次打仗的时候,我命令他以最快的速度上岸,以便去支援唐咨他们。可他却说,湖里的风光很好,为什么一定要上岸?后来被人家扁了,又把责任全盘推到朱异的头上,然后把朱异处理了。咱东吴现在是什么时代?是一个人才短缺的时代。像朱异这样的人才,咱东吴还有几个?可他毫不珍惜,也根本不向我通一下气,就砍了。现在,他又在朱雀桥南修了个豪宅,然后就说他病了。其实他现在身体健康得很。他现在是在家里办公,要全部把老子丢到一边了。这种目无领导的人,我要是再接受下去,我还是人吗?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搞个阴谋来搞定他。你的老爸现在是中军的都督,手里有枪。请你回去向他传达我的这个决定,要他秘密做好部队的动员工作,然后我亲自出马,带着咱们的子弟兵去包围孙又是政变年代的住地,瓦解他的部队,肯定能够成功。”

孙亮的这个计划原本还不错,如果有个执行力很强悍的人去实施,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可全纪是个做事的人吗?

连孙亮都觉得全纪不是个能干大事的人。

他在全纪准备热血沸腾地告别时,还专门提醒他:“这事的关键词就是秘密两个字。你回去之后,就通知你的老爸,坚决不能让你的老妈知道。”原来,全纪的老妈是孙又是政变年代的姐姐。

孙亮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这样一个家庭里,他能成功吗?

全纪在孙亮的面前努力地点点头,拍拍胸脯说:“我一定牢记皇上的话,一定照皇上的指示办事,一切围绕秘密二字开展工作,皇上你放心就是了。”

全纪回到家之后,立马就把老爸叫到一个很秘密的地方,然后把孙亮的方案告诉了老爸。他只把孙亮前面那段话全盘复述了一遍,却没有把那个有关秘密的提醒说出来。

全尚一听,心想,这可是个大事啊。要是弄不好,咱全家可就全盘完蛋了。全家到了历史的关键点,得好好考虑。哪知,他觉得这么个大事件,光凭自己考虑,是考虑不到位的,得找个人商量商量。当然,这个想法仍然没有错。可他错就错在这个人找错了。

他找的人就是他的老婆——孙又是政变年代的姐姐。

他那时只想到老美女是他的老婆,却没有想到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孙又是政变年代的姐姐。历史事实已经多次告诉人们,女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往往站在娘家的立场。女人可以背叛她的老公,但很少背叛自己的娘家。现在你想让她参与到打倒她娘家的运动中去,她能答应吗?

她听了老公的话之后,立即抓紧时间连夜派人去告诉了她的弟弟。

于是,悲剧发生了。

孙亮下课

又是政变年代是什么人?这哥们儿在对魏国打仗的前线上,除了失败之外,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机会也抓不住,可这时却知道时间就是生命的大道理,在听了姐姐传来的消息之后,一点儿不含糊,立刻行动。

当年的九月(即甘露三年的九月,258年),孙又是政变年代派部队向全尚发动突然袭击,一下就把全尚的力量搞定,连同全尚也一并抓住。孙又是政变年代知道,现在孙亮凭借的就只有全尚这支部队,这支部队一玩完,孙亮就什么也亮不出来了。

全尚被他的内弟一抓,这才知道,有时做事太过胆小怕事,结果是很不容乐观的;而且不计后果地跟女人商量,后果更是很严重。

又是政变年代抓住姐夫全尚之后,立即派他的弟弟孙恩把那个刘承杀死。

全尚和刘承都玩完了,就只有孙亮一个人在战斗了。

又是政变年代派部队把皇宫包围起来。

孙亮这时只有亲自去战斗了。

孙亮一脸愤怒地拿起弓箭,跨上那匹马,然后大声宣布:“老子是大帝孙权的接班人,已经当国家元首五年,你们都得服从我的命令!”

可他的这个命令才一出口,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先过来拉住他,硬是把他的马拉了回来,不让他出去。

孙亮没有办法,只得在那里骂骂咧咧。他先是毫无主题地大骂一通,然后回过头来大骂他的老婆:“都是你那个老爸让老子的事搞砸了。”他的老婆全美女,就是全尚的女儿!有这样的岳父,不死才怪!

孙亮大骂一通之后,也觉得再骂下去,除了显示自己没有素质之外,真的没有别的效果了。于是,他又派人去找全纪。

全纪却不敢来见他,只是托人把他的话传过来:“我老爸做事不严谨,坏了皇上的大事,我没有脸过去了。”然后自杀。这哥们儿做事虽然很菜,但人品还不算坏,还能负自己的责任,觉得自己该死,立马就死去了。

到了这时,孙亮连个声援的人也没有了,这个皇帝跟一个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差别了。

又是政变年代这时一点儿不急,他虽然很恨孙亮,很想当场把孙亮乱刀砍死,但他知道,他这时要是直接杀孙亮,他就背了一个弑君的恶名。这个恶名影响太大了,除非没有路走了,才可以背过去,要是还有别的选择,千万不要选择这个。

他这时遵守程序得很,派光禄勋孟宗带着供品跑到太庙那里,向孙亮的祖宗们隆重地发了一道通知,说孙亮太不称职了,他已经代表祖宗以及全体东吴干部群众把孙亮的本兼各职全面撤销,以后你们不必再承认他了。

这样一来,孙亮的皇帝之位就没有了,就是小民一个。

当然,还不能直接成为最底层的小民,而是“废为会稽王”,照顾一下程序,来个循序渐进,提拔时是一步一个台阶上去,下来也是一步一个台阶下来。

又是政变年代把大局都搞定之后,把在京的高层都集中起来,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决定:现在祖宗已经同意我的这个决定了,大家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反对的请举手。

大家都不是糊涂人,知道你敢把手举起来,他就敢把你的头砍下来。于是,全体不举手通过,都说:“唯将军令!”

又是政变年代一听,很满意,立即按既定计划,派几个死党过去,从孙亮那里拿走了皇帝的公章。这时,孙亮除了愤怒和无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又是政变年代又叫秘书们加班加点,搜罗了无数条孙亮的罪行,向全国各地发行,让大家知道,孙亮原来这么坏。

当然,还有人不信。认为坏的不是孙亮,而是孙又是政变年代。这个人叫桓彝。在孙又是政变年代要求大家都在废除皇帝的倡议书上签字时,桓彝就是不签。

又是政变年代说,你不签,老子就砍。

桓彝说,照样不签!

最后,两人都说到做到。桓彝誓死不签,孙又是政变年代大刀终于砍下来。

孙亮下课之后,就得另找一个人上来当皇帝。在当时,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不能算是一个国家的。

又是政变年代搞定了孙亮,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预谋和充分的酝酿,而是被孙亮逼急了,这才临时下手的,心里还真没有很合意的人选。

于是,就发扬一次民主,问大家谁可以当咱们的领导人。

于是,那个孙休的运气就上来了。

典军施正说:“我认为还是让琅琊王孙休当咱们的英明领袖。”

又是政变年代说:“既然你说可以当,那他就可以当。”

就这样,前一段还倒霉的孙休就成了东吴帝国的一把手,此前那些无视他的人现在都得在他的面前跪下来,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月二十六日,孙又是政变年代派“宗正楷与中书郎董朝迎琅邪王于会稽”。

然后,派孙耽去通知孙亮:“你现在不是皇帝了,是会稽王了。所以,你不宜再在首都待下去了,你回你的封国去吧。”孙亮只得连夜卷起包袱上路。

又是政变年代对孙亮还算客气,但对孙亮的岳父大人全尚就一点儿不留情了。

全尚还当国丈时,手里还有点儿武装力量,孙亮想叫他去把孙又是政变年代搞定,他却在那里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后还脑残到跟孙又是政变年代姐姐商量的地步,不光把孙亮的大事搞砸了,连曾经很牛的全家也彻底毁了。孙又是政变年代下了个文,把全尚徙到零陵去。全尚以为这辈子可以在零陵那里把老百姓的生活过到死的那一天。哪知,他才走到半路,孙又是政变年代派出的杀手已经生猛地追了上来,什么话也不说,直接就一刀砍过来,把他们全家全部杀死。至此,曾经牛烘烘的全琮一脉全断了。

那个孙鲁班也被处理,被迁到豫章。这姐们儿折腾了大半辈子,以前是越折腾越得意,连孙权都被她忽悠过。哪知,最后却被这个孙又是政变年代搞下来。

情节发展到此,似乎就可以告一段落。按以往和后来的很多事件发展的轨迹看,一个权臣搞一个皇帝,立了另一个皇帝,接下来,这个新皇帝就是百分之百的傀儡,这个皇帝之后的职责就是把招牌做好,否则就会立即被拉下马。

除孙又是政变年代

可是孙休和孙又是政变年代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又是政变年代很想自己从今之后成为东吴的司马昭,不管什么话,只要从自己的嘴里吐出来,就是天下最算话的话。

但孙休不愿意。

孙休的名字虽然有一个“休”字,他当那个没有权的琅邪王时,确实是天天在“休”。可他当了皇帝,就不想这样过着退休的生活。

当然,他知道,他要想有点儿作为,孙又是政变年代是不会允许的。他比孙亮年纪大(孙亮被废时才十六岁),所以,玩儿手段也比孙亮有水平。他知道,他直接跟孙又是政变年代玩儿,最后只有被孙又是政变年代玩儿死。

他只得忍。他忍到什么程度?孙又是政变年代把他的死党都安插到关键部门,几乎所有的权力部门全部是孙又是政变年代的铁杆粉丝,他仍然不动声色地一一“准奏”。

他老早就知道,孙又是政变年代迟早会把他搞下来,然后自己当皇帝。孙又是政变年代的野心,在孙休还没有正式上任,还在赶回来当皇帝的路上就严重地暴露出来过。

当时,孙亮已经被撤销一切职务,而新的皇帝还没有宣誓就职,还在半路上狂奔着,皇宫里还没有主人。

于是,孙又是政变年代就对大家说,国不能一日无主,皇宫也不能没有家长啊。现在皇宫没有人,我就进去当几天代理主人吧。

然后就准备搬到宫里去住。

所有的大臣听到他宣布这个决定时,脸上都像贴上了白纸一样吓得没有一点儿血色——这话不是要当皇帝的话是什么?个个都在那里看着孙又是政变年代,知道这哥们儿是在晒他的野心,看看大家的反应,一时间没有人作声。

又是政变年代一看,权力真是个好东西,只要你拿在手里,谁都怕你。

可仍然有人不怕。

虞汜。

虞汜是虞翻的儿子,他别的水平比不过他的老爸,但敢说话的性格却跟他的老爸同一个档次,他看到大家都在那里惨白着脸做沉默寡言的好学生,还像什么东吴帝国的高层领导干部,便大声表达了反对的意见,说,您现在是什么角色?就是咱们东吴的伊尹、霍光。请问,以前伊尹和霍光在让皇帝下课之后,他们去皇宫里过夜了吗?现在新皇帝就要即位,大家都在看您的表现。如果大家看到您就这个表现,对这个国家还有信心吗?

又是政变年代一听,很生气,可还真给虞汜说得没有话讲了。于是,就只好郁闷地宣布,不亲自去守卫皇宫了。

又是政变年代一生气,就觉得让人家当皇帝真没有意思。本来,按照规矩,在新科皇帝来到首都时,他应该带着百官去迎接。可他硬是摆着自己的谱,在家里又吃又喝,然后把他的弟弟孙恩叫来,说:“今天你暂时代理一下丞相的职务,主持欢迎仪式,把孙休迎接进来。”

于是,当孙休进城时,只看到以孙恩为首的东吴高层在那里夹道欢迎,而没有首席大臣孙又是政变年代的影子。虽然史书没有记录孙休当时的心情,但这个郁闷的心情,大家稍用一下脑子,就可以想象出来。

直到他上了大殿,孙又是政变年代这才出来。这家伙到了班前,仍然是那副很傲慢的样子,对着孙休自称“草莽臣”,一脸得意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没有素质的高级领导人,是一个文化程度只相当于那些在山里进行打砸抢活动的绿林好汉。

在场的人都能从孙又是政变年代的话里面听出他的嚣张。

孙休这些年来,连老婆都曾被孙峻派出的专案组抓到首都调查过,当然更知道孙又是政变年代的这个把戏。幸亏他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善于在吃亏面前夹着尾巴低调做人,因此在现场时,脸色没有什么变化。

他知道,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低调再低调。因此,群臣请他即位后,就请他任命皇后——有皇帝就得有皇后啊。

但他不同意,说:“朕以寡德,奉承洪业,事日浅,恩泽未敷,后妃之号,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我是个没有能力没有什么大德的人,现在才当皇帝没有几天,连一个惠民政策都还没有制定出来,对老百姓连个交代也没有,这个皇后和太子的职务的任命还是往后拖一拖吧。

那些有关部门却反复请求,要求任命皇后的报告一个又一个地打上来,但他就是在报告后面批个坚定的“不同意”。

他为什么不同意任命皇后?

史书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我想,他有他的原因。他知道,他这个皇帝的位子到现在还超级不稳定,哪天孙又是政变年代突然心情不好,又大手一挥,某个大臣就会跑过来,一脸奸笑地从他手里拿下那个皇帝公章,他立即就会变成“孙休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他成了这个核心人物,他的老婆和太子就是核心人物中骨干里的骨干。到那时,皇后、太子还没当出感觉来,就已经被人家搞定了。因此,还是等位子坐稳了,再走那一步。

你想想,两人怀着这样的心情,能成为一对好搭档吗?

又是政变年代大概也认识到这一点,觉得自己这么露骨地对待孙休,全国人民会看他不顺眼,孙休更会看他不顺眼。孙休要是看他不顺眼起来,他以后的麻烦就大了。

又是政变年代这时内心世界已经很膨胀,但他觉得还没有到撕破脸面的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个关系搞得缓和一下。于是,他就准备了牛肉和名酒,专程去拜访孙休,可孙休却不接受他的牛肉和名酒。

又是政变年代没有办法,又不好把肉和酒带回去,只得叫那几个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这些东西都带到张布家里,皇帝不吃,咱就跟张布吃。

张布当然对孙又是政变年代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两人就猛吃猛喝起来。孙又是政变年代今天的心情特别不爽,他到张布的家里来,目的就是要发泄一下郁闷的心情。这时酒一多,他也不想想张布是什么人,直接就把自己的牢骚大发出来:“当初把孙亮搞下来时,很多人都叫我直接当皇帝。当时,我觉得孙休是个人才,这才把他隆重推出。可现在老子送他礼品,他居然说,不能随便收受大臣的礼品,社会影响不好。这不是把老子当一般大臣看待是什么?看来,以后得想办法叫他下课了。”

他把张布看成他的哥们儿,可张布却把自己当成孙休的死党。

张布听了这话之后,脸上没有出现什么表情,可等孙又是政变年代吃饱喝足,摸着圆滚的肚皮离开之后,他立即跑到孙休的面前,把孙又是政变年代的话全盘告诉了孙休。

孙休一听,知道自己不收这个礼品,实在是有点儿失策了,让问题迅速严重起来了。他知道,如果再刺激孙又是政变年代,孙又是政变年代会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反正他有过废除皇帝的前科,有了第一次,再做第二次就小意思了。于是,他就向那个曹家皇帝学习,不断地给孙又是政变年代封赏,一见面就大力表扬孙又是政变年代,送这个东西送那个东西给他。

孙休不光赏赐孙又是政变年代很多东西,还把孙又是政变年代最铁的死党孙恩隆重提拔了一把。他一脸和蔼可亲地说:“现在大将军掌管国家所有的事务,工作太繁重了。为了减轻大将军的担子,我决定让孙恩协助大将军,让他跟大将军一起主持中央政府的全面工作。”

在孙休不断地给孙又是政变年代赏赐(其实是贿赂)时,情报部门不断地向孙休报告:孙又是政变年代造反的迹象越来越露骨。孙休对孙又是政变年代本来就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些人不向他报告,他也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他现在大力赏赐孙又是政变年代,只是因为还顾忌孙又是政变年代势力强悍,自己除了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外,没有别的帮手,所以想先把孙又是政变年代稳住,慢慢培养自己的力量,等实力雄厚了,再向他摊牌。他看到这些人不断地在他面前打孙又是政变年代的小报告,立刻下令把他们都抓起来,然后交给孙又是政变年代,对孙又是政变年代说:“这些人在挑拨咱们君臣之间的关系,你看怎么处理?”

又是政变年代二话不说,大手一挥,斩立决!

又是政变年代也不是个称职的权臣,杀了这些举报人之后,自己却越来越怕,怕孙休知道自己的图谋,来要他的命,弄得内心世界全是恐惧的阴影。想一想,心理素质这个档次,能干出什么大事业来?

从孙休的这些表现来看,他比那个愤青孙亮强多了。

又是政变年代一害怕,就在那里猛拍脑袋,花了很多时间,开动他的脑筋,终于想到了一个很安全的办法。这个办法很简单:就是远离首都,远离这个对他很危险的孙休,带着部队到外地驻扎,孙休能把他怎样?

这哥们儿的心里很虚,想到了这个办法之后,却不敢直接去向孙休提出,而是叫孟宗到孙休那里,帮他提这个要求。

孙休一听,比孙又是政变年代更高兴。要是孙又是政变年代这小子天天在首都,把自己监视得滴水不漏,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现在他自己要求离开首都,这不是把机会让出来是什么?于是,在孟宗的报告上写了个大大的“同意”。

又是政变年代看到孙休爽快地答应,就以为这个孙休虽然不好对付,可在关键时刻也是个很傻很天真的人。他怕孙休突然反悔起来,找个借口又把这个文件冻结掉,因此在第一时间就督促大家赶快搬家,把大将军的办公地点搬到武昌。他带着东吴最精锐的一万多部队上船之后,又下令打开武器库,把所有的武器都取走,让首都变成一个没武器的地方。

孙休全部答应他的要求。

后来,孙又是政变年代觉得光带走部队、拿走武器,仍然不够,又给孙休打报告,要求让中书省的几个官员也跟他到武昌上班——也就是说,把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也带走,首都就只有皇帝一个人上班了。他认为,如此一来,孙休手里的权力就全部归零了。

孙休当然全部答应,批准得没有一点儿卡壳。

中书省的主管人员对孙休说,中书省是政府机构,是帮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的机关,哪有外出的道理?

孙休接到这个文件后,想也不想,就在上面大书:现在是特事特办,让大将军带过去。

在孙又是政变年代成功地离开建业时,魏邈偷偷地对孙休说:“居外,必有变!”让孙又是政变年代在外地驻扎,恐怕他就会乱来。

施朔又跑过来,对孙休说:“据可靠消息,目前孙又是政变年代正抓紧时间做谋反的前期准备工作。”

孙休这时才松了口气。他知道,如果他再不趁机搞事,孙又是政变年代就会把他搞定。他把张布找来,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张布没有办法,但张布推荐了一个有办法的人。

这个人就是老将丁奉。

于是,丁奉第二次出头。

张布说:“老丁虽然文化程度不高,据说连签名都很困难,可那颗老脑袋却很强悍,是个能断大事的人。”

孙休这时除了张布之外,真没有其他有实力的死党了。看到张布推荐丁奉,他也知道丁奉是个人才。这哥们儿早就加入东吴集团,是东吴老一辈革命家。只是以前东吴的那些牛人太生猛了,他在那些牛人的光环之下,没有机会冒泡。直到那些牛人都死光了,他才在诸葛恪手下打了个漂亮的胜仗。可诸葛恪一死,孙峻和孙又是政变年代上台之后,一个比一个菜,他又在两个菜鸟的阴影下生活。你想想,在菜鸟统帅手下工作,你还能有什么出路?你还能取得什么丰功伟绩?

孙休立马把他找来,直接把这次见面的主题摆出来,请他出个主意,把孙又是政变年代这个反革命集团一举粉碎,挽救东吴人民。

丁奉果然很精明,说:“这事真不能蛮来。现在到处是孙又是政变年代的死党,咱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他玩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举行腊会时,通知他前来参加,然后让陛下的警卫部队出手,就可以把问题全面解决。”

孙休一听,这个办法真简单。

很多问题看起来很复杂,但处理的办法真的很简单。

故事情节发展到这里,孙又是政变年代的命运似乎已经基本掌握在孙休他们手里了。哪知,仍然发生了一件可以使孙又是政变年代的命运逆转的事件。

孙休他们在商量这事时,虽然把保密级别设置成最高,但还是有消息泄露出去。当年的十二月初七,也就是腊会的前一天,有关腊会期间要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传说,已经传得满世界都是。

又是政变年代一直把关注建业动态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出现了这么大的传说,他当然会听到。按说,听到了这个谣言,他应该十分警觉才正确。哪知,这个对他有毁灭性打击的传说进入他耳朵里后,他的表现很让人大跌眼镜:只是在那里“不悦”一下,然后什么事也不做。

到了夜里,突然刮起大风,把孙又是政变年代的屋顶都掀翻了,他看到漫天都是沙尘暴。

又是政变年代认为这股风的出现,实在对他大大不利——现在谁能对他大大不利?答案只有两个字:孙休!

可他在这股风沙面前,逻辑思维全面混乱,虽然他把这个风沙与那个谣言联系在一起,判断出孙休绝对不可能放过他,肯定要拿他开刀。但他居然没有去找个有效的应对办法,只是在那里发抖,把恐惧的心态毫无保留地晒在大家面前。

于是,曾经是孙又是政变年代的机会被他彻底抛弃了。

孙休按既定方针办,通知所有高官前来参加腊祭集会。

又是政变年代作为首席大臣,当然也得前来。

又是政变年代这时全身都是害怕,就说身体有点儿不舒服,请假。

到了这个地步,孙休哪能准假?派人过去,请他一定要参加:“丞相都不参加了,别人还参加吗?这可是一年一度的一次盛会。丞相不来,全国人民会失望的!”

其实,孙又是政变年代不来,失望的不是全国人民,而是孙休那一帮正在搞阴谋诡计的团体。

如果孙又是政变年代的脑子稍一正常运转,把孙休前一段对他的态度跟这次的态度一比较,就会更坚定不参加腊会的信心——以前,只要他有什么要求,不管那个要求有多么的出格,孙休都答应得比谁都爽快。可现在孙休为什么要求他一定要去?除了有阴谋外,没有别的可以解释。

但孙又是政变年代的脑子已经变成糨糊,思维系统全部成为摆设,一点儿思考能力都没有了。他看到孙休一定要他参加,只得表示去参加。

他的脑袋虽然已经糊涂,但他手下那一伙人还是清醒的,看到他要进宫,就劝他不要去,现在进去,真的很危险。

又是政变年代说:“国家已给我下了N次命令,我要是不进去,就不好办了。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先做好准备,在我过去之后,赶紧在我的府中放一把大火。然后我就借口说府中起火,必须回去。这样,他们对我就没有办法了。”

这哥们儿以为自己这个办法比诸葛亮的办法还妙。

他以为这个办法是他脱离危险最好的借口,其实却成为把他送到死路上的借口。

又是政变年代就这样进宫。他的手下还是很称职的,办事效率也很高。在他进宫没有几分钟,就立即按他的指示,猛放了一把大火。

又是政变年代当然在第一时间里得知自己的府中起了火,急忙对孙休说:“陛下,我的府中起了大火,我得先回去。”

孙休这时却阴险得很,一脸坏笑地对他说:“你府中不是有很多部队吗?哪用得着丞相大人亲自去救火?那是消防队的事。”

又是政变年代听了这话,一阵冰冷的感觉把他猛烈地袭击了一把,他看到了孙休那个别有用心的笑——以前他经常把“别有用心”这四个字套到人家的头上,但他还真的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这四个字,现在他对这四个字才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什么也不想了,站起来就往外走。

可现在他还能走吗?孙休对在大将军府里上班的孙又是政变年代那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可对付一个落在他宫中的孙又是政变年代,那是什么办法都有的。

根本不用孙休亲自下命令。

张布和丁奉早已向布置在边上的卫士们递上一个杀气腾腾的眼色。几个早就彩排了N遍的带刀猛男冲上来,把孙又是政变年代死死按住,然后用绳子把他捆了起来。

又是政变年代这才知道,有时谣言真的不是谣言,是完全可以相信的,那些奇怪的天象还真不能不当回事,手下人的那些话在关键时刻往往是最有道理的,自己独断真的要断送自己的性命。

可到了现在才想到这些,那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了。

他不想死,就向孙休叩头饶命。

两人进行了一段很好玩儿的对话,从这段对话中,你可以看到人一旦失势,那个嘴脸就不是人的嘴脸了。

又是政变年代:“愿徙交州。”我现在知道自己错了,愿意流放到交州——当时交州可是东吴最偏远的山区——即使现在也是很边远的。

孙休:“卿何不徙滕胤、吕据于交州乎!”你这个想法很好,可以前你为什么不让滕胤和吕据流放到交州?他们那时也愿意这样啊。

又是政变年代:“愿没为官奴。”

孙休:“卿何不以胤、据为奴乎!”

又是政变年代一听,知道再说什么,孙休都会把滕胤和吕据搬出来。他知道自己这回真的必死无疑了。

孙休当然要他必死无疑。

孙休手一挥,一把雪亮的军刀带着一股冷风砍过来,东吴这个很菜的牛人孙又是政变年代就这样玩完了。

又是政变年代是大将军,本来手下有很多部队。可他一死,这些部队立马就不是他的部队了。孙休派人拿着孙又是政变年代的首级跑过去,让他们瞻仰一下,然后大声宣布:“诸与同谋者,皆赦之。”所有与孙又是政变年代同谋的人,都一律赦免,不再秋后算账。这个宣布果然很有效果,当场就有五千人放下兵器,表示与孙又是政变年代划清界限。

孙恩知道,孙休再怎么宣布不秋后算账,但对他是绝对要算的,因此立刻跑出来,上了大船,要举着白旗向魏国投降。孙休派人追过去,没几步就追到手,同样一刀了结。然后又发了个命令:诛孙又是政变年代三族!

孙休除了恨孙又是政变年代之外,还恨那个孙峻。孙峻曾经把他的老婆也抓到首都,只差那么一点儿就将他的老婆咔嚓了,弄得他在一段时期内天天活在极度的恐惧之中,连梦都是噩梦。这时,孙峻已死,他没有办法再杀孙峻,就叫人过去把孙峻的坟墓挖开,取出里面的印绶,然后把孙峻的棺材削得很单薄,这才重新埋上——让你以后在地下冷得要命。

把孙又是政变年代集团以及死了的孙峻都玩儿了一遍之后,孙休就着手提拔有功之臣。于是,张布成为中军督。他还宣布平反诸葛恪,那些受诸葛恪案而被流放的人,只要还活着,都发通知叫他们回来,个个重新工作。

大家看到孙休这次拨乱反正工作的力度还真很大,就说:“老大咱干脆给诸葛恪立个碑,让咱东吴这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流芳百世。”

哪知,孙休下了个诏书来回答:“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大家一看,原来老大是在作秀——当然,他们也是在作秀,只是他们作秀的水平比老大差了好多。

司马昭弑君

在东吴和魏国都在进行内乱时,蜀国似乎没出现什么大事,好像很国泰民安,形势一片大好。

这时,蜀国军方的领导人仍然是姜维。

姜维这时虽然觉得活得一点儿不爽,但蜀国高层对他还是很支持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能够放手让他指挥部队,主持国防事宜。

姜维拿枪杆子拿了这么多年,主动出击了很多次,可胜仗数起来却没有几次,大多数是无功而返,那仗打了跟不打没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死了很多蜀国子弟兵,因此蜀国人对他很不爽。更让蜀国人不爽的是,他还打了很多败仗,败得满世界跑。

蜀国人民不爽,他更不爽。

他就不断地去找他不成功的原因。他很快就找到这个原因。当然,这个原因是他认为的原因。

他仔细研究了一下蜀国的国防布置。

原来,早在刘备还在位的时候,刘备就深刻地知道汉中战略地位超级重要,是蜀中的门户,有汉中才有蜀中,因此,他让魏延当汉中太守,还在各个关口布满足够的兵力,完全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那次王平能成功打败曹爽的大军,就是因为这个布置。可以说,这是蜀国最安全有力的保障。

连诸葛亮都不敢改动刘备的这个方案。

姜维也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方案,是蜀中最佳的防守方案。可他现在不想防守,他想进攻,想上马杀敌。但由于蜀国的综合国力太弱,部队没有几个人,要冲出去杀敌,无异于去被人家群殴。这些年来,他吃够了主动进攻的大亏,他知道,进攻的成本远比防守的成本大。

他由此而想到:要是敌人也来进攻一下,进入我们的地盘,我们同样可以把他们狠狠地歼灭一把。而且蜀中的地形复杂,当年曹操面对这个地形都没有办法,连张卫那样的菜鸟都搞不定,差点儿就要灰溜溜地逃跑了。他再进一步开发自己的想象:只有把这些布置全部清除,敌人才敢于前来进攻。只要他们进来,蜀国的部队就利用地形之便,从四面八方杀来,直接让魏国侵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姜维这么一想,全身马上热血沸腾,便连夜向刘禅建议:错守诸围,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听敌入平,重关头镇守以捍之,令游军旁出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运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

这段话在历史上不算什么出名的语录,但对蜀国的影响却极其远大。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死守各个据点,挡住敌人的进攻,那是相当见成效的。可这个成效也是大门那样的成效,要大获全胜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不如让敌人进来,我们各个据点都把粮食准备好,退守汉、乐二城,让敌人放胆进入平原之地。如此一来,我们只要守住各个重要的关口,挡住敌人的进攻,然后派游击队到处流动袭击,把敌人骚扰到累死的那一天。那时,敌人在平原地区里,不但天天被咱们骚扰,而且连粮草也找不到。他们没有吃的了,自然会退走(姜维和诸葛亮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他们一退却,我们就可以全面出击,跟那些机动部队一起向敌人猛烈进攻,敌人想不被消灭都难。

刘禅对诸葛亮推荐的人才还是相信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虽然姜维打了很多难看的败仗,但可爱的后主仍然认为姜维是蜀中最有水平的军事指挥官。既然他说这样可以大获全胜,即使最后不大获全胜,小获全胜大概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就批准了这个方案,下令让督领汉中的胡济撤兵进驻汉寿,让监军王含镇守乐城,让护军蒋斌镇守汉城。

于是,本来力量就超级单薄的蜀国,这时边防就更加脆弱了,为后来邓艾的长驱直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如果刘禅的智商再高一点儿,眼睛的分辨率再高一点儿,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蜀国的江山也就不会那么短命。

刘禅这个人前期只是个挂名董事长,在诸葛亮时代是所有政事,不管大事小事,“咸决于亮”,统统是诸葛亮说了算,他只负责盖公章,然后宣布无事退朝。诸葛亮死时,指定了自己的两个接班人,第一个是蒋琬,第二个是费祎。

刘禅有个优点,就是性格很好,虽然这时他完全可以把大权收回来,但他仍然相信蒋琬的水平,把所有的事务都交给蒋琬他们去处理。这一段时期,应该是他最幸福的时期。以前诸葛亮不用他管事,让他像放长假一样过着退居二线的生活,但又在他身边安排了董允等几个眼睛雪亮的人物,天天监视他,不让他过腐败的生活,让他很郁闷,搞得他一看到董允,就心虚,好像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一样。

后来,老董死了,他觉得那股无形的压力没有了。于是,他松了一口气,就想抓紧时间过一下腐败生活。

领导人一出现这个思想,小人就有了机会。于是,那个黄皓就冒泡出来,成为刘禅腐败堕落的好帮手。

司马昭铲除诸葛诞之后,内部有实力的反对派基本清除完毕,个人威望以及权势再创历史新高。

司马昭的权势涨幅不断,曹髦就觉得自己在不断地跌停。每次他看到司马昭时,就觉得自己好像又矮了半截,内心世界又多了几分空虚和几分恐惧。

他一恐惧就只得不断地巴结司马昭。他现在巴结,其实跟很多行贿者一个样。只是很多传统的行贿者,其行贿对象都是自己的上级,而曹髦却是司马昭名义上的领导。于是,曹髦的行为不叫行贿,叫赏赐。

在司马昭从平定诸葛诞前线胜利回到洛阳时,曹髦的内心肯定很痛苦,为什么不是诸葛诞胜利?但现实就是这样,他只能在心里痛苦,然后去接受这个痛苦的现实。

他没有办法,面对打了大胜仗的司马昭,只得启动表彰的程序。

当年的五月(甘露五年,260年),他痛苦地下发了个文件,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郡,加九锡。

哪知,这个文件居然成为无效文件。因为司马昭只是看了看,然后批了个不同意。

曹髦一看,先是傻了眼,然后继续傻眼,再然后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他在没办法的时候,只得咬着牙继续下这个命令,要求司马昭一定要服从命令,为了人民,一定要接受曹髦这个最隆重的表彰。

可司马昭就是不服从,坚决辞掉这次加封。两人前后相持,你封我让,居然来往了九个回合,而且曹髦的这个决定还空前地得到大臣们坚决的拥护。当然这些表示拥护的大臣都是司马昭的死党,这些死党都觉得自己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为司马老大喊打喊杀,拼死拼活,这时为老大加油几声却是大大应该,不但没什么危险,而且效益并不比在战场上拼掉老命差。这些人见光有口水,不足以表现出耿耿忠心,便一致决定,让当时的大文豪兼人气榜上居首席的大名士阮籍执笔,向司马老大写一份劝进表。阮籍一接到这个任务,马上就又搬起酒坛到竹林里大喝起来——这家伙一碰到不好办的事,就喝高,高得不省人事,因此躲避了多次灾难。这时,他知道司马氏跟曹家的矛盾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了,像他这样的人是哪边也得罪不起的,这份劝进表一写下来,就等于向全世界的人宣布了自己的立场,就等于把自己绑进了司马家的这个马车上,胜也罢,败也罢,自己都摆脱不了干系。他没有办法,只得喝,先喝醉再说,以前就用这个办法,连司马昭的求情都能推得掉。

可他这次错了。

这一次可不是司马昭出面叫他写的,而是那一帮死党的主意。这些死党早就加入司马氏集团,为了司马氏(当然是为了自己),那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可不像司马昭那样,为了巴结名士,赚几个百分点的人气,可以放过阮籍一马又一马。这些死党看到阮籍有时间大酒天天醉,就是没有时间写劝进表,这么久了还不完成任务,就都跑到阮籍那里,说你想找死?到现在还没写出来?阮籍其实也跟很多酒足饭饱的酒鬼一样,每次喝醉,都是酒醉心明白,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再不写,这颗脑袋就有异地安置的可能。这哥们儿虽然狂放,好像天不怕、地不怕,其实心里也是怕死的。他马上拿起笔来,吐着酒气,写了起来。这些死党中肯定有很多在心里嫉妒阮籍嫉妒得要死的人,现在看到这家伙酒醉起草这个劝进表,一定会写得不成样子,这回可抓到你小子的辫子了。不一会儿,阮籍就把笔一扔,然后又蒙头大睡。有人把他写过的那张纸拉过来一看,照着念了一遍。大家一听,阮籍真有水平,喝得这么高了,还能写出这么一篇文笔清丽、气势雄壮的好文章。看来这家伙的人气不是空手套白狼套来的,而是凭真本事赚来的,再嫉妒他实在没有理由了。

虽然这个劝进表写得不错,完全可以拿当年全国的文学大奖,但司马昭还是不领情。曹髦这才不得不把这张任命书丢进垃圾桶里。

随着这任命书成为废纸一张,司马昭在这场一点儿不对称的政治游戏中取得了全胜。他一来可以响亮地向全国人民宣布:老子打仗拼命不是为了当相国、享受九锡的待遇,而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英明领袖,是一心一意为国家;二来又可以大笑着把曹髦压矮了一层,让这个愤青皇帝知道,这个世界只有我的话才是话,你的诏书什么都不是——你想想,就是要加封司马昭,他都还不听你的话,跟你作对到底——现在曹髦能跟司马昭有对话的余地也只有在加封后者这件事上了,其他的事那是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加上去的。可就是这个事,现在也变得没商量了。

曹髦越来越觉得自己窝囊得没有谱起来。甘露四年(259年)正月,有人报告说,宁陵井中两次出现黄龙——你一看这个新闻就知道是个假新闻,这个新闻一出,很多大臣也跟那个讲那番“盛世出国虎,虎啸震国威”的话的县太爷一样,都说,这是吉祥的预兆。

可曹髦却一点儿也不认为是吉祥:龙在井中算什么吉祥?还写了一首《潜龙诗》:伤哉龙受困,不能越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他的诗一发表,司马昭就成为这诗的读者之一。

司马昭读完这首诗,心里很不爽:老子帮你守江山,你还不知足?能在井里当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样?

曹髦一无聊,便又改元。以前的皇帝跟现在很多人士一样,很相信名字能带给自己好处,能改变自己命运,因此不断地改名——皇帝当然不改名,他们只是不断地改年号。现在曹髦觉得这个“甘露”年号很不好,因此决定改元为景元。

改元也算是一件大事,因此又得对一些大臣进行提拔。曹髦便又从垃圾桶里找到原来的文件,再次加封司马昭。这一次,司马昭毫不客气地笑纳。

在司马昭笑纳之后,曹髦又郁闷起来。

曹髦看到司马昭的权力越来越大,现在把他的荣誉和官衔已加到离顶峰没多远了,再加下去,只有让他当皇帝了。也就是说,司马昭离皇帝的座位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

曹髦这么一想,觉得危机感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发现自己这个皇帝唯一的权限就是坐在全国最豪华的椅子——龙椅上,按司马昭的意思,在诏书上签字,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如果硬说还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能住在皇宫里面,人家的老婆叫老婆或者叫夫人,而他的老婆可以叫皇后。

曹髦觉得再这样下去,他不被司马昭废掉,也要被司马昭逼得发疯,然后彻底崩溃,因此就决定跟司马昭摊牌。

从他有这个想法来看,他也算是个有骨气的皇帝,可他光有想法,光有骨气,却没有配套的实力或者有个可行性的计划来配合,这个想法就是一个愚蠢的想法,这个骨气就是找死的骨气。

曹髦贵为皇帝,可连个死党都找不到。

他把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找来,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在这里等他来废掉我。现在我命令你们一起去讨伐他。”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后来成为一句名言。只是“路人皆知”又怎样?这是曹家和司马昭的关系,关人家路人什么事。这家伙跟所有帝王一样,觉得所有臣下只能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奴才。可他也不去复习一下那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话。司马昭通过三代人的努力以及一系列的动作,不但培养了一大批死党,也成功地树立了美好形象,赢得了民心,并已成功地把曹氏形象矮化成一个只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曹髦却不知道现在自己仅仅是个符号,就像人家门面上挂着的招牌,而司马昭却是门面里的老板——老板什么时候都可以把招牌换掉。

这家伙把讨伐司马昭看得很简单,手中没有一个兵,而这三个姓王的,更是没有一个是他的死党——决定这样的大事,没一个死党在旁边,最后的结局只能死路一条了。

王经还算有点儿良心,听到曹髦把这个小儿科的讨伐计划说完,马上就举了几个经典事例,认为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后果很严重。可曹髦的愤青脑袋一发热,哪顾得上什么后果?他从怀里掏出黄色绸缎诏书,很酷地摔在地板上,说:“我已经决定了,大不了一死,何况可能不会死。”

你一看他这个架势,就知道是个失败的开始。做这样大的事,叫三个不是自己的亲信来宣布,不再做什么商量,更不做什么布置,也不看看这三个家伙的反应,就进去向太后报告。

王沈和王业一看,就知道这个皇帝要去送死。曹髦要去送死,本来跟他们无关,可现在他们在现场,如果不赶快出去自首,到头自己也会被当成“曹髦反动集团”的骨干成员受到“法律的制裁”,那就真的冤枉了。两人看到曹髦进去,马上就决定溜走,到司马昭那里揭露曹髦的阴谋,就算不能立功,也能保住吃饭的家伙。他们走的时候,还叫王经一起走。可王经不想做出卖皇帝的人,所以不跟他们走。

司马昭接到二王的报告后,马上命令那个贾充过来对付愤青皇帝,自己却躲到一边去。司马昭在处理这个事上,还是做得很有分寸的,准备得也很充分。

曹髦从宫中出来,拔剑上了专车,带着宫中所有的武士和那些长工,高喊着“打倒司马昭”向司马昭的住宅冲过去。

这个阵势看上去虽然有点儿可笑,一点儿不成规模,但毕竟是皇帝亲自出马,旗号大得不能再大,因此当司马昭的弟弟司马由在东门跟他们相遇时,也不知如何是好。曹髦的人大声骂司马由几句,叫他滚到一边去,别吃饱了撑得挡爷前进的道路,他真的就乖乖地滚到一边去。

这时,贾充带着一批人过来,把曹髦的队伍拦住。

曹髦这时什么也不顾了,举着宝剑,亲自出战。

所有的人都知道,曹髦这小子的武力指数比他的智商更低,但他到底是皇帝,是可以杀死全国任何一个人的老大。因此,贾充手下的那些人一看,都不敢动,个个都打算后退,连贾充也觉得没办法。

偏在这时,那个倒霉的成济隆重登场,对贾充说,我们该怎么办?

贾充一看,原来还有这家伙在旁边。这时正是利用这家伙的大好机会,便对成济说:“司马老大天天大鱼大肉地养你们,为的就是今天。现在事情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问怎么办做什么?”

成济的智商虽然不高,但对贾充这话还是能够深刻领会的,马上抽出长矛,对准曹髦刺过去。这家伙这一次是真正的卖力,一矛把曹髦刺穿了个透明窟窿。魏国皇帝曹髦当场死亡。这时他只有二十岁。

司马昭到了这时,还玩儿了个把戏,一接到这个报告后,装着惊吓的样子,从床上滚落到地板上,让脸面变得没一点儿血色。他的叔叔太傅司马孚跑到案发现场,抱住曹髦的大腿,痛哭起来,而且还把所有的罪过包揽过去:“皇帝被刺杀,是我的罪过啊。”

叔侄俩演完这场戏后,司马昭马上来到宫中,召集在京的所有高级领导干部,讨论如何处理这个突发事件。只有那个仆射陈泰不来。陈泰当时还算有点儿名望,因此,司马昭必须把他请到场,就派他的舅舅荀顗用专车去请他过来,而且还叫他全家的亲朋好友做他的思想工作——这些亲朋好友,当然知道不做思想工作的后果,因此都积极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他去见司马昭。

陈泰最后只得去见司马昭。司马昭这时像刘备一样,当着陈泰的面放声大哭,然后问陈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该怎么办?”

陈泰说:“只有砍掉贾充的脑袋,才能平民愤。”

司马昭一听,迟疑了半晌,才说:“能不能把要求降低点儿?”

陈泰很干脆:“我只想到这个地方,没有想到更低的。”

如果司马昭这时答应陈泰的要求,后来的晋朝可能就不会乱得那么快了,中国的历史估计也是另一个模样。可惜,司马昭不愿杀贾充。这时候,他不杀贾充是有他的道理的。此时,他的权威虽然达到了历史最高,到了可以说杀谁就能杀谁的地步,但他也知道,目前他还不能这样,他还需要像贾充这样的死党为他卖命。如果这时杀了贾充,以后谁还肯为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所以他必须留下这样的骨干。

司马昭在处理这件事时是伤了很大的脑筋的。他一直把这件事拖了二十多天,这才决定把全部责任推到成济的身上,把成济说成一个野心家,是不忠不孝的典型,然后宣布成济的罪状。这个罪状是什么罪状?是弑君之罪。这个罪是历史上最大的罪——你做其他事,做出历史之最,那是件好事,可罪状做成历史之最,那可不是玩儿的。犯这个罪的后果是——诛灭三族。是一人犯罪,全家倒霉的事。

成济这个没有头脑的家伙,当初那一矛刺过去时,肯定以为自己为司马老大立了一件大功,这个奖赏不知有多高,说不定比王基、邓艾那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功劳还大,因此坐在家里每天面对墙壁发笑,等司马老大封官封侯的任命书。哪知却等到一张逮捕证,最后被宣布为弑君之罪,连同家里所有的人,接受审判,一同押赴刑场,心里一定大叫冤,这才知道天下不是什么功劳都可以去抢的。

在这二十多天里,司马昭再次利用郭太后这块招牌,让她宣布曹髦的罪状。把皇帝曹髦说成篡国夺权的野心家,虽然野心家曹髦已经自绝于人民,但也要追夺他的皇帝称号。

郭太后又决定立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璜当皇帝,并且派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代表太后去宣布这个决定并迎接他到洛阳来。人人都知道,郭太后的这些决定,其实都是司马昭的决定。这个郭太后平时什么事也没有,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出面,帮司马昭背一下书。中国历史的太后很多,但像郭太后这样给权臣当招牌几次发布免去皇帝命令的太后却独此一人。

司马昭还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辞去相国、晋公、九锡之命,算是为这个事件负点儿责任,并做个交代。太后当然同意——对司马昭的话,郭太后只有同意的权力。

任命了新的皇帝,杀了那个倒霉的成济,再表彰了一些功臣之后,司马昭的权力更加巩固。虽然这个事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其流血程度跟街头群架的规模差不多,但却关系重大——被害人是皇帝。虽然司马昭从曹髦的《潜龙诗》看得出,两人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曹髦迟早会找个机会跟他摊牌,但他的内心并不想杀死这个愤青——复制一下曹芳的故事,让郭太后下个文件废掉曹髦,再把一个姓曹的推到那个座位上当皇帝,应该是最好的办法。而且他有这个实力,只是觉得机会还没到来。哪承想,曹髦这家伙沉不住气,率先制造事端,最后出了这个结果。司马昭接受这个结果是很被动的,但又不得不接受。

司马昭觉得自己的“德”还没有到位,而弑君之罪,在当时是最大的缺德之事。司马昭知道要是处理不好,他此前的形象将大受损害,声望大大下跌。说不定某个有实力的反对党趁机发难,结果就难以想象了。幸亏曹家的人气已经一点儿不剩,虽然有王经、陈泰几个人表示愤慨,但这几个哥们儿除了几滴眼泪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实在不足为患。相反,从这个事件中,司马昭彻底检验了内部百官对他的态度——除了一小撮心存不满的态度外,其他人不是他的死党,就是中间派,两眼左顾右盼,随时倒向有实力的那一边。

司马昭对内的整顿已经结束。

接下来,应该对外用兵,通过武力统一中国,把统一的功劳有力地记在司马氏的账本上,这才是他最终的目标。

不久,新皇帝即位。按照这个国家的光荣传统,新皇帝即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元。于是,这一年也就是公元260年改为景元元年。当时,新皇帝十五岁。

接着,又下诏,恢复司马昭刚辞去的那些职务。司马昭要是接受,他就不是司马昭了。他看到这个诏书后,立刻表示坚决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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