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

主父偃的发迹史

卫青收复河套之地后，汉武帝着实高兴了一把，高兴之后便是烦忧。俗话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同样的道理，夺河套之地难，守河套之地成了汉武帝一件头疼的事。

正在这时，朗中主父偃献上了一计，解除了汉武帝的烦恼。他是这样对汉武帝说的：河套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黄河贯穿其中，一来是天然的水渠；二来是阻挡匈奴的天然屏障。秦朝的时候，蒙恬曾在那里修城建墙，成功抵御了匈奴的侵犯。现在既然重新夺回了这块军事要地，就应该重新修建那里的城墙，再设立郡县，从根本上保卫边疆，防御匈奴。

主父偃的意见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于是，他就召开了一次“朝廷军事扩大会议”讨论这件事。然而，“兴致勃勃”的汉武帝很快就被众大臣一盆又一盆的冷水泼醒。

在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后，最后朝中的第二把手御史大夫公孙弘进行了总结陈词：“秦朝曾发动三十万人修筑长城，结果不但劳民伤财，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还留下千古恶名。难道我们还要去重蹈先秦的覆辙吗？”

按理说会议开到这里，结果毫无悬念可言了，主父偃的“军事计划”将在众人一片反对声中“夭折”。然而，汉武帝这次并没有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是来了个“独裁”，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在主父偃的“军事计划”书中签下了一个大大的“诺”（同意）字。

随后汉武帝派将军苏建征调强民壮丁绕河修城，并设置朔方（今内蒙谷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和五原二郡，还迁徙十多万人马到那里安居乐业。此次修城花费金钱数以亿计，以致文、景两朝的全部积蓄被用得“空空如也”。

汉武帝可谓动用了老本了，然而，他这一次“赌博式”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修建完成后，效果是看得见的，匈奴士兵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汉朝边境进行赤裸裸的“打草谷”了。

而主父偃也因为这项工程的“创意”而更加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朝中的分量大有直追当年汉武帝的舅舅田蚡之迹象。

那么，这个主父偃又是什么来头呢？这里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主父偃的发迹史。

主父偃，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在齐地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国，但都未受到礼遇。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主父偃抵长安，上书汉武帝，当天就被召见，末了汉武帝对他说了四个字：相见恨晚。于是任命为主父偃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之内“连升四级”，得到武帝的破格重用，成为朝中年度进步最快的“新人王”，令群臣侧目和咂舌。

而当上“新人王”的主父偃也没有令汉武帝失望，弄出了三大具有“历史性”的建议来，前面已经说过，董仲舒献了一个“天人三策”，汉武帝为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这里姑且取个“山寨”的名字，把主父偃的三大建议称为“良人三策”好了。

一是前面所说的在河套地区修建城墙、扩河捞淤、设置郡县，抗击匈奴的入侵。

二是迁徙“郡国豪强”。他提出徙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三是“推恩令”的出台。主父偃认为，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而为淫乱，急则合纵以反抗朝廷，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因此他向武帝建议，令诸侯推恩分封子弟为侯，这样王国自析，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可以说主父偃的“推恩令”和晁错当年的“削藩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晃错当年因为“削藩”结果削出七国叛乱来，而主父偃“推恩”结果推出“二王之乱”（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来，这个后面会说的，这里暂且先按下不表。

主父偃“良人三策”的出台更得汉武帝的宠爱。朝中攀龙附凤之辈对他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但主父偃的表现也跟清官相差十万八千里，别人送金子他就收金子，别人送银子他就收银子，别人送美女他就收美女，总之一句话：来者不拒。

面对主父偃狮子大开口般的“赂遗略千金”，有人就委婉地劝告他“不要太过分了，适可而止吧！”（太横矣）主父偃听后非但脸不红心不跳，反而很是洋洋得意地说道：“我很小就开始游学，游了四十多年，都不得志，父母兄弟都看不起我，穷困潦倒到如今，我活得太窝囊了。男子汉大丈夫，活着的时候不吃五大碗饭，死了也要满汉全席地供我。我的日子不多了，有权不施，过期作废啊！”

主父偃就是这样属于典型的“男人有钱就变坏”类型的人，也正是这种“暴富后的享乐主义”心态决定了他最终的命运。

乐极生悲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说齐王刘次昌“内淫佚行僻”，也就是说齐王个人作风有问题，于是汉武帝派他去做齐相，监督和调查齐王。主父偃的家乡就在临淄，此时衣锦还乡，风光无限，他自然屁颠乐颠地上路了。

到了齐国，主父偃没有急着去调查齐王的事，而是干了一件“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私事。他把家乡的亲戚朋友召集到一块儿，拿出五百两黄金，撒了一地，说道：“当年我贫困潦倒的时候，你们非但不周济我、不帮助我，反而嘲笑鄙视我。现如今我发达了，你们才来迎接我巴结我，今天我给你们这些钱财，以后请不要再来找我！”

自古只闻“割袍断义”，没听说过还有“散金绝交”。主父偃这一手是对趋炎附势者的无情的鞭笞，痛快！

然而，主父偃到齐国上任齐相没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就像“平地一声雷”一样，炸得齐国上下乱成一锅粥，炸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齐王刘次昌自杀了。那么，齐王又为什么要自杀呢？原因是主父偃要查他的案，他害怕被判罪，在极度紧张之中，他选择了“自我主宰”的方式解除了后顾之忧。

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齐王选择自杀跟个人“作风问题”有关。

原来齐王的母亲纪太后当年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给他娶了个娘家的表妹，希望借此可以让纪家世世代代都做刘家的国舅爷，世世代代都享荣华富贵。这有点像当年吕后把自己的内侄孙女嫁给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为了造福后世之孙，什么伦理、什么道德，都统统见鬼去吧！然而，都说“强扭的瓜不甜”，齐王并不喜欢他的这个长相平平的表妹，冷落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冷在了“表妹”的心里，也痛在了齐王母亲的心里。于是这位“老佛爷”又派自己的长女，也就是刘次景的姐姐纪翁主到后宫，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去阻止其他女人接近刘次景。事实的发展却出乎人的意料，纪翁主成功地阻止了别的女人往刘次景的怀里钻，却没有阻止住自己往刘次景的怀里钻。

这便是齐王的个人作风问题。这个问题的确是个不可小视的问题，说得好听点，齐王和纪翁主这是“姐弟恋”，说得直白点就是禽兽不如的乱伦。做了亏心事，便怕鬼敲门。主父偃对于他来说，还真是个“鬼”，而且这个“鬼”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因为他跟主父偃有过节。

这件事得从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说起。王皇后有个外孙女叫金娥，王皇后本着她娘家的女人都是金枝玉叶的思想，想把金娥嫁给一个诸侯王。王皇后那是啥人，她的风刚一透出去，一个原本是齐国的叫徐甲的宦官便第一个站出来说他愿做“媒婆”。王太后一听自然高兴了，于是便派他到齐国对齐王进行“牵线搭桥”。按理说一个是王皇后的外孙女，一个是堂堂的一方之王，这样“强强联合”的婚事自然是一搭线就合了。却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第三者”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儿上出现了。

这个第三者便是朝中的“新人王”主父偃的女儿。主父偃和王皇后的想法一样，也想把自己的女儿嫁个诸侯王，也许是因为他的老家在齐地的缘故，齐王成了他首选的“女婿”。于是他找到正要上路去齐国的“媒婆”徐甲，表达了心里的真实想法，只希望他到齐王面前“通融”一下就行了，到时候做齐王的“偏房”没关系。

这对一向心高气傲的主父偃来说，已经够放下架子了。然而，事实证明，主父偃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当时齐王的母亲纪太后正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想把自己娘家的女人嫁给齐王，听说徐甲的“娶一赠一”的独特媒，心中那个怒火啊可以煮熟饭了。我纪家的女儿都还没有搞定，你又要送两个来，这不是来添乱吗？再说，你徐甲、主父偃是什么人？谁不知道你们是穷得叮当响了，才跑到汉朝廷去打工的呢？于是，徐甲就这样被纪太后骂回来了，虽然受了委屈，但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厚道，本着息事宁人的方式给王皇后回了这样一段委婉的话，大致意思是：“齐王刘次景自愿娶金娥，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或任何其他理由，都接纳她、爱她、照顾她、尊重她，永远对她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

王太后见齐王“心有所属”，也就不再勉强了。王太后放下了，可主父偃却放不下。主父偃想让自己的女儿飞上枝头变凤凰，不但遭到严词拒绝，而且连同自己也被“羞辱”。于是主父偃就向汉武帝进言说了齐国的三件事。一是齐国是块富庶的地方，经济比长安还要繁荣。现在的齐王，已经是隔了好几辈的关系了。这样的好地方应该由皇帝的亲兄弟去那里当王才对。二是齐地一直是个多事的不安之地，从吕后开始，齐地的封王就想造反，吴楚七国叛乱时齐孝王蠢蠢欲动，差点就上了贼船了。三是齐王跟他姐姐乱伦，个人作风破败朝纲。结论是得拿齐王开刀才对。三点一论的提出，汉武帝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于是就派他到齐国边做齐相边去查这个事。

主父偃到了齐国后，刚刚传达完皇上的思想：“乃急治王后宫宦者为王通于姊公主所者，令其辞证皆引王。”刘次景一看风向不对，再加上年纪也小，哪里有应付的经验，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就选择了自杀这条绝路。

齐王用自己的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下让主父偃变得“不清不白”了。叫你查案，你把人都查死了，你能清白吗？

都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话一点都不假，除了齐王自杀这件事让主父偃吃不了兜着走外，他还面临着一项指控——赵王告状。

赵王叫刘彭祖，这个人也是十分狡诈，又精通法律。中央派去的相、二千石这些管理人员，总是被他设圈套抓住了把柄，如果不听从他的，就要被他上书告状。所以他做了五十多年的国王，但中央派去的人没有做上两年的，基本上就是要么被处死，要么就坐牢。所以这些人到了赵地后不敢管。赵王也喜欢经商，赚的钱比收租税还多。除此之外，他家里也有绯闻。一个是他娶了江都易王刘非的宠姬淖姬为妾，这个人曾经在服丧期间跟刘非的儿子发生过关系；另外就是他的太子刘丹跟姐姐也有乱伦关系。按理说这些家事这里没必要说，但不说不行啊，赵王可以滥用手中的职权堵住赵国上上下下的人的嘴巴，但有一个人的嘴巴却堵不住。

这个人便是主父偃。主父偃当年没有发迹时，过得是流浪漂泊的生活，曾经“漂”到过燕国、赵国，结果非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被两国以“流浪者”的乞丐身份遣送出国，那是怎样的屈辱和委屈呢？因此，当主父偃在朝中“飞黄腾达”的时候，就对燕王刘定国进行了报复性的告发，罪名也是后宫那些乱伦的家事儿，后来刘定国“依法”被凌迟处死，燕国也因此亡了国（汉武帝改燕国为郡）。

也正是因为这样，刘彭祖很害怕主父偃会告发他。主父偃在朝廷时他不敢贸然上书，现在他离开中央到齐国去了，他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趁机向汉武帝打了个小报告，对主父偃进行了告状，罪名是“受贿”。

这两件事一下来，汉武帝没辙了，只好把犯了“政治”（逼死齐王）和“经济”（受贿）双重罪的主父偃捉拿归案，打入大牢。

饶是如此，汉武帝并不想治主父偃的死罪，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都是“上欲勿诛”，也就是说汉武帝其实并没有真的想杀主父偃。但此时一个在朝中很有分量的人站了出来，说出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直接把主父偃送上了断头台。这个人便是此时朝中的二把手御史大夫公孙弘。

公孙弘说：“齐王自杀绝了后嗣，封国被废，成为郡县收归朝廷，主父偃是这件事的首恶，不杀主父偃无以给天下之人交代。”

没辙了，汉武帝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只好砍了主父偃的人头。据《史记》记载说主父偃“贵幸”的时候，宾客以千数，而他死的时候，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叫孔车的人把他安葬了。可叹人情淡漠、世态炎凉！

那么，公孙弘和主父偃到底又有什么“恩恩怨怨”呢？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呢？

布衣丞相公孙弘

公孙弘字季，一字次卿，西汉字川国（郡治在寿光南纪台乡）薛人。年少时，家里很清贫，靠为富人在海边牧豚（放猪）维持生活。年轻时，他曾经担任过薛县的狱吏，但因为胸中没有什么墨水，任职期间经常犯错，终因“过失罪”被上级有关部门罢免官职。有了这次经历，他才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于是，已近而立之年的他不顾他人的嘲笑，背起书包重新走进了学堂，并且在麓台（望留镇麓台村）“寒耕苦读”到不惑之年，后来又拜胡母子为老师开始修读《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下诏访求为人贤良通文学之人。当时，公孙弘已年过六旬的身份去应征，结果被任命为博士。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了试探这位“白发老人”的才华，派他出使匈奴，结果公孙弘没有带来具有“参考价值”的真实情报，汉武帝非但认为他“胸中无墨”，而且还“有辱使命”，公孙弘倒是很识相，主动炒了汉武帝的鱿鱼回家养老去了。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此时窦太后早已归西，专权独断的舅舅田蚡，也在一年前逼杀窦婴和灌夫后得到了离奇怪病撒手而去。此时的汉武帝已把朝中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用看人“脸色”和有所“顾虑”地做人做事了。于是，被停搁了十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革命再次死灰复燃。

汉武帝第二次下诏书征求天下文学儒士进京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公孙弘虽然已是“老骥伏枥、烈士暮年”的古稀之年，却仍然“志在千里、壮心不已”。于是，他不顾前两次仕途的受挫，再次入京面考。公孙弘的试卷，结果在考官那里评了个“下”的等第（相当于“不及格”）。

因为这次考试关系到“人才问题”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汉武帝亲自对答卷进行了“复审”。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已被判了“死罪”的公孙弘居然成了一匹“黑马”，一举夺得了“状元”，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

公孙弘数十年勤学苦读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汉武帝随即给这个新科状元的官职是博士（相当于教育部的部长）。

据史书记载，公孙弘是个美男子，长得“相奇伟、美姿容”。由于晚年力学，所以广见博识。平时善于辩论，通晓文书、法律，又能以儒家的学说对法律进行解释阐述，因此，汉武帝非常赏识他。不久，汉武帝派公孙弘去西南地区视察。等到公孙弘回来，报告西南夷的情况，情景再现，汉武帝一听，又不合意：“真不晓得你去干了些什么！”公孙弘一听大骇，心道：这下又要免职回乡了！

还好，这一次公孙弘没有走，而汉武帝也没有炒他的鱿鱼。不过这一次被责骂之后，公孙弘的处事风格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每次参加朝廷的国事会议，总是先提出要点，陈明情况，供皇帝自己取舍，从不固执己见，更不会违逆圣意。长久下来，公孙弘留给了皇帝深刻的印象，认为他这个人厚道有才（汉初官场风气与后世差别较大，朝廷官员一般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常常驳斥皇帝的意见，一般情况下皇帝也不怪罪。丞相田蚡每次入朝奏事，总是一个人坐在那里讲半天，皇帝旁听点头而已。所以公孙弘的谦逊或者说是迎合，自然让皇帝另眼相看）。

汉武帝于是提拔公孙弘为左内史（京畿地方长官，掌治京师）。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元朔五年（前124年），薛泽免相，皇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他为平寿（潍城区望留镇）侯。历史上丞相封侯者是从公孙弘开始的。

那么公孙弘为什么能从一个放猪娃出身的穷老头，在古稀之年摇身一变成为皇帝的红人，并最终成为大汉第一位布衣丞相呢？

厚黑学的先祖

清朝李宗吾先生在《厚黑学中》说：

上天生人，给我们一张脸，而厚即在其中，给我们一颗心，而黑即在其中。从表面上看去，广不数寸，大不盈掬，好像了无奇异，但若精密的考察，就知道它的厚是无限的，它的黑是无比的，凡人世的功名富贵、宫室妻妾、衣服车马，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议。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可谓天下之大愚。

厚黑学共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起初的脸皮，好像一张纸，由分而寸，由尺而丈，就厚如城墙了。最初心的颜色，作乳白状，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蓝色，再进而就黑如煤炭了。到了这个境界，只能算初步功夫；因为城墙虽厚，轰以大炮，还是有攻破的可能；煤炭虽黑，但颜色讨厌，众人都不愿挨近它。所以只算是初步的功夫。

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于厚学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刘备就是这类人，连曹操都拿他没办法。深于黑学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买主越多，曹操就是这类人，他是著名的黑心子，然而中原名流，倾心归服，真可谓“心子漆黑，招牌透亮”，能够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壤之别，但还露了迹象，有形有色，所以曹操的本事，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上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这个境界，很不容易达到，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求。

公孙弘年老时，之所以在官场上能平步青云，如鱼得水，全是因为他在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摸爬滚打学来的做人处世之道，懂得了官场上的“厚黑学”，而厚黑学讲究的是一个“心”字，公孙弘的成功秘籍便是善于用“心”。

1.孝心：百善孝为先，“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公孙弘的亲生母亲死得很早，他奉养的是自己的后母。亲生的儿女，尚且有不孝的，何况是无血缘关系的后妈。但是公孙弘却对自己的后妈孝顺得很，特别是在后妈死后，认认真真地服丧三年。其情之深其义之切，不说感动天感动地，连汉武帝都为之感动了。

2.廉心：为了把自己的人品“包装”出来，公孙弘在朝中大放厥词说：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于是装着很节俭的样子，每顿饭只吃一个荤菜，夜里睡觉只用一块布。对朋友却很慷慨，故旧宾客、亲朋挚友，凡生活困难者，必全力助之，因而家无余财，世人夸赞他厚道。当时，朝廷里有位直言堪比后世魏徵的汲黯（继袁盎之后又一个敢言敢谏之人），因为实在看不惯公孙弘的虚伪，就对汉武帝说：“公孙弘位列三公，拿着高薪，却只盖一床布被睡觉，这也太矫情了！”汉武帝把这个问题扔给公孙弘，公孙弘太精明了，他承认自己虚伪，而且表扬汲黯对皇帝的忠心，皇帝一听，反倒觉得公孙弘大度能容，汲黯却显得小家子气了。

3.留心：还是那位汲黯，经常和公孙弘一起去向皇帝报告事务。公孙弘总是等汲黯先说，自己在一边观察皇帝的脸色。如果皇帝面带喜色，他就表示赞同；如果皇帝略有不悦，他马上就改变主张，反对汲黯。有一次公孙弘和其他大臣们说好了一起面见皇上，陈述同一意见。但是当这位公孙先生察觉到皇帝的表情晴转阴之时，他立刻见风转舵，顺着皇帝的意思发表意见。耿直的汲黯尤其反感这个反复小人，当着皇帝的面就责备公孙弘：“你这个齐人太狡诈多变了，明明商量好的事情，你一翻脸就变了，太不讲诚信了！”公孙弘厚着脸皮，回答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汉武帝一听，还是公孙弘说得有理，更加赏识他。其心之厚，可见一斑。

但公孙弘的厉害不仅仅是“三心”那么简单，他几乎得到了“厚黑学”的真谛：外宽内深，表里不一，善于伪装，笑里藏刀……

前面已经说过，公孙弘与中大夫主父偃在建立朔方郡一事上有分歧，最终汉武帝却采纳了主父偃的意见，这让公孙弘觉得大失面子，他表面上与主父偃往来甚密，暗地里寻机报复。

齐王的自杀和赵王的告状给了公孙弘机会，他对“落井下石”的主父偃没有再手下留情，致使“一句粗话引发的血案”变成了千古冤案。

开涮了一个主父偃，公孙弘并不满足，他把目标又瞄准了朝中另一个令他忌妒的人——董仲舒。

说起董仲舒，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他便是汉武帝上任后第一次下诏征求天下文学儒士进京的“状元”。当时汉武帝刚刚上台，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想进行一场“思想革命”，但对困难的估计却不足，结果导致革命党和革命派被“顽固派”头领窦太后一窝端了。才华横溢的董仲舒变成了下岗“青年”，不过，话又说回来，比起赵绾等其他革命党“冤死狱中”的下场还是好多了。

窦太后升天后，没有了绊脚石，汉武帝便可以放手地彻底进行“思想革命”了。汉武帝封董仲舒为中大夫，推行儒教，在长安兴办太学（当时西汉的最高学府，类似于现在的清华、北大），用儒家经典教育官僚、地主子弟。同时，下令各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教育系统。在董仲舒的辅佐下，大汉王朝曾现一片前所未有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景观。

公孙弘是儒生，董仲舒也是儒生，而且据说还同窗过，按理说两人的关系是很铁的那种，然而正如三国的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意思是说自古以来，文化人向来渴望有人了解和欣赏自己的作品，渴望有伯牙、子期那样的“知音”；但文人之间的互相瞧不起，“相轻”又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公孙弘因为在研治《春秋》方面，其成就远远逊色于董仲舒，所以恨而“相轻”。不久，公孙弘“相轻”的机会便来了，汉武帝欲派人任胶西王相，公孙弘便推荐董仲舒，并说：“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刘端是汉武帝的异母兄，特别恣意放纵，去他那里任相的不少人都被杀，公孙弘推荐董仲舒是企图借刀杀人。好在董仲舒名声很大，刘端“素闻其贤”，很有德行，因此也还能善意地对待他。董仲舒任相后倒也相安无事，只是他总担心有不测之祸，于是推病辞去胶西王相之职，从此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

董仲舒的后半生便在“修学著书”中度过，而朝廷中如有重要事情商议，汉武帝都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询问，可见汉武帝对他的尊重。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离开人世，结束了他坎坷而辉煌的人生历程。如果只用两句话来概括董仲舒一生的话，第一句是：满腹经纶，第二句是：怀才不遇。董仲舒后期写的一篇《士不遇赋》抒情赋就代表其心声，特摘录一段算是对这位大学者的缅怀吧！

屈子謇謇，三闾官兮。

鸾驾回轩，佩辛夷兮。

攭攭丹心，弃深林兮。

贾生辩慧，雄才略兮。

周流四海，德光明兮。

何之见弃，鹏鸟赋兮？

利令智昏，时不当兮。

庄生化蝶，乐融融兮。

忧此乐彼，吾乎将行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