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人才出

水利专家王景

在汉明帝时期，还涌现出各类人才，譬如说水利专家王景、科学专家张衡等，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王景字仲通，原籍琅琊不其（今山东省即墨县西南），明帝时曾任侍御史、河堤谒者等职，后迁庐江太守，为东汉著名的治水专家。王景年轻时，就喜欢看书学习，掌握了十分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对水利特别有研究。他曾经和王吴合作修治浚仪渠（在今安徽亳县），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施工方法，那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水灾。后来他当上了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太守，兴修芍陂（今安徽泰县南）水利，提倡牛耕，推广养蚕织帛，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黄河也是一条容易决口泛滥的大河，自古以来有“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汉代的时候，黄河的水患又严重起来。西汉时期，见于记载的黄河决口泛滥就达11次。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五月，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决口，黄河之水犹如李白的诗句所写的那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然而，因为决口，在奔流到海的途中，黄河水淹没了十六郡，从而造成了空前悲惨的局面，“山东被河灾，乃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

汉武帝大吃一惊，立马派汲黯（大农令）、郑当（治河专家）前去堵住瓠子决口，但是没有成功。之后丞相田蚡（汉武帝的舅舅）因为他的封地在黄河北岸，而黄河这次向南岸决口，对他没有影响，他担心治理以后，反而倒淹北岸，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他向武帝诡称，黄河决口是天意，强行堵上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还违背天意！汉武帝雄才大略，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儿迷信，听了田蚡的话，于是决定对黄河决口撒手不管，致使黄河泛滥二十三年之久，一举淹杀多少生灵！

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瓠子的缺口才被填上。然而，到了汉平帝时，因水利长期失修，黄河再次决口，洪水灌入汴渠（今河南郑州荥阳境内），泛滥数十县。此时因外戚比洪水猛兽泛滥得更为严重，西汉已经无力整治黄河，对于百姓的呻吟和哀叹，只能听之任之。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打通了汴渠、济水，这是历史上第二次大改道。当时混账的王莽竟然认为，河水往东泛滥，不会冲走他在元城的（今河北大名东）祖坟，因此不需要浪费人力治理，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黄河离开河床后，四处驰骋，灌进济水、汴渠，支流暴增，致使兖州、豫州无立锥之地，房屋和百姓全被大水卷走，黄河以南数十个郡县原先在水一方，如今都在水的中央。

建武十年刘秀决定修筑黄河堤岸，浚仪县令乐俊上书劝阻，说现在中原新定，天下还没有统一，不宜征发徭役。因当时与陇西隗嚣的战事处在最激烈的阶段，刘秀只得作罢，此事一搁又是三十多年，东汉明帝刘庄登基后，接连收到几份奏章，都是报告水灾越来越严重的情况。

有的说：“黄河决口以来，汴渠东侵，许多良田、房屋都淹没在水中了！”

有的说：“兖（今山东金乡西北一带）、豫（治所在今安徽亳州）一带百姓，多年遭受水灾之苦，离乡背井，到处流浪。”

有的说：“在滔滔洪水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百姓期盼着朝廷能早日集结力量治水。”

汉明帝看了这些奏章，心里非常焦急，下决心要治理黄河与汴渠。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明帝召见王景，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黄河、汴渠。王景详细分析了水灾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治水方案。

汉明帝听了王景的介绍，心里有了底儿，对王景的才能非常赏识。他当即赐予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及钱帛衣物，任命王景和王吴共同主持治理黄河、汴渠的工程。

对于这即将上马的庞大工程，官员们的意见并不统一。

有的官员思想保守，提出这样的观点：“与其兴师动众去治水，还不如任水自流，让它自己形成新河道。”

有的官员异想天开，提出这样的建议：“干脆恢复黄河故道，不是省时省力多了吗？”

王景一一驳斥了各种错误的论调，排除了许多困难，与助手王吴一起进行实地考察，并制定了黄河、汴渠治理工程的完整方案。

当年夏天，东汉政府征发民工数十万人，由王景和王吴率领，从荥阳为起点，开始了疏通河道、修渠筑堤的浩大工程。

在这大规模的施工中，作为总指挥，王景每天起早摸黑，查看地势，监督质量，还亲自指挥开凿山地、破除旧河道中的阻水工程。施工中，采取了当时可能做到的技术措施，堵绝横向串沟，修筑坚固堤坝，疏浚淤塞的汴渠，对黄河与汴渠进行了综合治理。

当工程进行到汴口（今河南开封北）时，王景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他反复设计了几种方案，比较它们的利弊，最后决定用十里立一水门的方法，交替从黄河中引水入汴渠，做到了黄河与汴渠分流，彻底改善了汴口极易出毛病的状况。

经过整整一年的施工，到第二年夏天，长达一千余里的工程终于全部完成。泛滥了几十年的黄河水灾终于平息了，汴渠重新开始通航，曾被淹没的耕地又种上了庄稼。

汉明帝听到工程完成的报告，非常激动，亲自到新修的河堤巡视，对王景采取的筑堤、修渠、绝水、立门，以及让黄河与汴渠分流等一系列措施赞不绝口，对参加治水工程的功臣予以奖励。为了维护、保养新修的河堤，汉明帝下令，按照西汉的建制，沿河的郡国都要有专职的河堤管理官员。

公元72年，明帝刘庄带着浩浩荡荡的大臣们东巡，一直来到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但见河上舟船往来穿梭，两岸河堤固若金汤。汉明帝看到了治水工程带来防洪、航运和稳定河道等巨大效益，为了嘉奖王景的功绩，将他连升三级为侍御史，任命他为“河堤谒者”。

后人直接将王景对黄河与汴渠的治理和大禹相提并论，清朝的魏源对此的评价是：“王景治河，千年无患。”

科学专家张衡

张衡的大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小学教科书里就曾介绍他的英雄事迹。他是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

张衡，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诞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今河南省南阳市城北五十里石桥镇）。其祖父张堪自小志高力行，被人称为圣童，曾把家传余财数百万让给他的侄子。光武帝登基后张堪受荐拜官，曾被任为蜀郡太守，随大司马吴汉讨伐割据蜀郡的公孙述，立有大功。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有功，拜为渔阳（今北京附近）太守。

张衡幼年时候，家境已经衰落，有时还要靠亲友的接济。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使他能够接触到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和一些生产、生活实际，从而给他后来的科学创造事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更是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张衡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三辅（今陕西西安一带）。这一地区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以后又到了东汉首都洛阳。在那儿，他进过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结识了一位青年学者崔瑗，与他结为挚友。崔瑗是当时的经学家、天文学家贾逵的学生，也精通天文、历法、数学等学问。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做了他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8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在南阳期间他致力于探讨天文、阴阳、历算等学问，并反复研究西汉扬雄著的《太玄经》。他在这些方面的名声引起了汉安帝的注意。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张衡被征召进京，拜为郎中。元初元年（公元114年），张衡被任命为尚书郎。此后，曾担任太史令达14年之久。在太史令任上，他从事了大量科学研究工作。阳嘉二年（公元133年），他升为侍中，但不久因宦官们的谗言而去职。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担任河间相（河间王刘政的相），在任上打击豪强，整理法度，一时上下肃然。三年后，因年老上表请求致仕，朝廷征拜他为尚书。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张衡病逝。

首先，我们来看张衡在天文学方面的两项大成就：

一是编著了《灵宪》。

《灵宪》里包含八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是宇宙的起源；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宇宙的无限性；第三个方面是关于天地的结构；第四个方面是关于日、月的角直径；第五个方面是关于月食原因；第六个方面是关于五星的运动；第七个方面是关于星官；第八个方面是关于流星和陨星。

总而言之，《灵宪》作为一篇杰出的古代天文学著作，尽管有一些缺点，但是它在天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因此而逊色。梁代刘昭赞颂张衡是：“天文之妙，冠绝一代。”

二是发明了浑天仪。

张衡根据理论和实际天象观测知识，于公元117年在洛阳研制成功了观察天象的新型仪器——浑天仪。这是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大型天文仪器。

张衡的地动仪创造成功了，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架记录地震的科学仪器。在国外，过了一千多年，直到公元13世纪，古波斯才有类似仪器在马拉哈天文台出现；而欧洲最早的地震仪也是出现在地动仪发明1700多年以后了。

此外，张衡还研究文字训诂的学问，著有《周官训诂》一书。张衡虽然在年轻时就已才闻于世，但他却从无骄傲之心，他的性格从容淡定，不好交接俗人，也不追求名利。大将军邓骘是当时权势熏天的实权人物，多次召他，他都不去。后来他当了官，这种性格使他很长时间不得升迁。他对此毫不在意，而是孜孜于钻研科学技术。大概是为了回答好心人的劝慰，他写了《应闲》一文以表明自己的志向。

张衡的政治抱负也很简单，就是8个字：佐国理民，立德立功。而佐国理民的具体目标和方法则是改革时弊，加强礼制，剔除奸佞，巩固中央。

这里且引用一首《四愁诗》来代表后人对他的景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佛学师祖刘庄

说了两位在治水和科研方面有功的大人物，接下来说两位小人物蔡愔和秦景。蔡愔和秦景虽然官衔小，但因为西游到天竺去求佛，也成了流传千古的人物。

关于西游的理由缘于刘庄一个梦。那是刘庄的母后阴丽华去逝后，刘庄异常地思念母后，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天，刘庄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一个金人，头上冒着白光，从大殿上飞起来，向西而去。

第二天，刘庄便向文武百官“述梦”，并且要求群臣进行“解梦”。这是一个“伪命题”，群臣见刘庄表情很是严肃，都低着头，不敢轻率回答。

众人都选择了沉默是金，而博士傅毅却选择了“沉默是惊”，他站出来说了这样一段话：“臣听说西方有神名为佛，佛有佛经和佛教。从前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征讨匈奴，曾经得到过休屠王进贡的金人。战乱后，金人不知所踪。如今，陛下梦见的金人，想来必定是佛的幻影！”

傅毅显然是属于“忽悠”的话，然而，此时却引起了群臣的共鸣，他们纷纷站出来，附和说：“对，天竺有神称为佛，据说就是头顶发光的。”

人都有猎奇心理，见大家说得神乎其神，刘庄又惊又奇，感叹道：“原来西方有佛祖这样的神祇啊！”

于是乎，好奇的刘庄马上产生了“求佛”的想法；于是乎，雷厉风行的刘庄马上付诸行动；于是乎，郎中蔡愔和秦景二位“小人物”一跃成为“大人物”，成了西游天竺求取佛经的使者。

天竺也叫身毒，就是现在的印度，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降生之地。蔡愔和秦景经过千山万水，历尽艰险，才到了天竺国，到处访问僧徒。

天竺人迷信佛教，僧侣很多。听说有中国人到来，也十分欢迎，于是取出经书给他们两人看。蔡愔和秦景在洛阳城中也算得上是文人中的领袖，偏偏却看不懂这种经书，更领会不了其中的含义。

幸亏有略知中国语言文字的高僧从中讲解，他们才多少领会了一些。

后来，他们结识了两位沙门（高级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于是，两人干脆搜集了一幅佛像和四十章佛经准备带回中原，同时请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赴中原传讲佛法。

佛经经典，大抵以一切虚无为本，认为慈悲是一项最尊贵的品德。崇尚慈悲，不杀生。佛经经典认为人死之后，精神不灭，可以再次投胎转世。而人生前所做的善事恶事，全都会有因果报应。因此，他们提倡修炼精神和行为，直至最高的境界成“佛”。

佛家善于使用恢弘博大、高深莫测的言辞，以劝化、诱导愚昧的凡夫俗子。精通佛家道义的人，称为“沙门”（和尚）。

刘庄虽然不懂佛，但却不敢怠慢，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诏建的佛教寺庙在洛阳东雍门外落成，刘庄还任命这两位高僧为寺庙住持。

因为驮经的是一匹白马，所以把寺庙取名为白马寺。这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不过，刘庄日理万机，哪有闲工夫钻研佛经，王侯公卿以下又多半不信佛教，当然不去听讲佛经。但民间从此却供着佛像，朝夕顶礼膜拜，祈福禳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