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狂飙——灯灭

南明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李定国统兵北方，冯双礼会兵入湖南，与战清军一败涂地，纷纷向湘北溃退。为解除侧翼威胁，李定国统兵奇袭广西，镇守广西的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而死，广西全境恢复。紧接着，李定国又奉孙可望之命挥师北上，迎战清廷南下援军尼堪亲王部，在衡州战役中再次大败清军，尼堪当场被击杀。一时间湖广捷报频传，“两蹶名王”的李定国之名震动天下。

而就在李定国所率东路大军西出湖广北路出四川的时候，白文选率部直扑重庆，清平西王吴三桂和固山额真李国翰见明军声势浩大，于是与四川巡抚李国英商议后，决定北撤。而明军在收复重庆后，随即派兵追击清军，在距离重庆120里的停溪，将清军包围，并用火器四面围攻，大败之，梅勒章京白含真，并迫使清永宁总兵柏永馥率领残余清军狼狈逃至保宁，明军取得了停溪大捷的胜利。

就天下局势出现了有利于南明的逆转时，然而以国主自居的孙可望的狭隘猜忌心也愈盛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均为张献忠义子，在张献忠麾下时，虽然四人平起平坐，互不相下，但相较之下，但事实上孙可望很受张献忠器重，为张献忠四个养子中之长子。此后，张献忠破成都后，李定国被封为安西将军，地位是次于孙可望的。此番李定国名声大震，孙可望觉得自己此后将难以驾驭李定国，于是在妒火中烧之下，孙可望竟不顾大局，阴谋设计准备以会商军务为名诱捕李定国。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孙可望率军至沅州，并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准备借机杀害李定国。此消息为李定国所知，但他也深知，如果自己不去沅州，孙可望极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名来兴师问罪，而若是去了，则后果会是如何，实在难以想象。犹豫一番之后，李定国为顾全大局起见，还是决定前去。行至紫阳渡口，为刘文秀之子劝阻。史载，李定国长叹道：“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继而率军退入广西，避免与可望见面，同时继续筹划北伐。

孙可望的私心自用导致错过了东、北两路明军全歼湖南清军的大好机会，同时也使得明军的实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此后，清军得知孙、李内讧，即以定远大将军屯齐率大军由永州北上宝庆。三月十五日，清军驻于岔路口，距明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所驻之周家铺仅三十里。次日，清军进至周家铺，由于明军屯于山顶，且地势险要，又遇上雨天，故而双方仅列阵相峙。当天晚上，孙可望统亲军“驾前军”由宝庆府来援。十七日，明军自山而下，攻向清军大营，而清军则分路迎击，此战明军大败，孙可望单骑逃走峒江，此后衡州、武岗、靖州、辰州、沅州、黎平等州郡均陷于清军之手。不过由于此战中清军也损失惨重，正黄旗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武京皆死，故而双方在湖南战场上都彼此难以继续进攻，战事一时陷入僵局。

而与此同时，清军另一路大军则继续尾随追击李定国部，先陷永州，迫使李定国移驻龙虎关。三月，广东义师罗锦鼐迎接明军入粤，于是李定国连破开建、德庆，直抵肇庆城下，又分兵攻克四会、广宁、三水，完成对肇庆城的包围。三月二十六日，大西军三面围攻肇庆，但由于清军拼死抵抗，围攻一月未破，清将耿继茂发铁骑兵来救，明军被迫撤围退军柳州。洪承畴闻其败，曾派人招降，李定国置之不理。但就在此时，平南王尚可喜所率清军却是趁明军后方空虚之时，夺取梧州和桂林。于是七月十三日，李定国率兵2万进攻桂林，但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此时孙可望却于八月，派冯双礼率兵南下，试图偷袭柳州。结果李定国早伏兵于江口芦荻中，当冯双礼来攻，便以精锐抵挡。冯连忙退兵，伏兵四起，冯双礼只得自投水中。李定国传令勿杀，晓以大义，从此，冯双礼归顺李定国。

永历八年初，监国于金门的鲁王以定西侯张名振率舟舰攻入长江，直抵镇江。而郑成功也遣兵直扑崇明，清廷沿海告急。如此形势下，李定国决定再度率兵东征。三月，李定国率领数万大军和13匹战象，连破廉州、雷州，并占罗定、新兴、石成、电白、阳红、阳春等县。五月，明军进攻高州，守将张月举兵来归。六月，再攻梧州，虽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一时间广东遍地反清之旗。

于是李定国准备约郑成功合攻广州，平定全广，于是他致书郑成功，邀之合攻新会，并称：“会城两酋（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悠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

此后，李定国又联络粤东水陆义师王兴、陈奇策等部，合围新会。自十月十四日以来，明军开始攻城，但连攻两个月，未能克城，李定国下令罢攻，围困新会，并且建造行宫，设置官仓，向诸县征收盐米，此错误之举使得清军有了喘息之机。十二月，尚可喜、耿继茂及靖南将军朱玛喇率十万大军来援，此时李定国大军因瘟疫传播而士气不振，此战清军以铁骑冲垮李定国左军，于是明军全线崩溃。清军追杀20里，尸横遍野。李定国只得渡横江焚浮桥解新会之围，同时率百姓数十万连夜退走南宁。从此，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所属三州18县及广西横州、郁林一带全部沦入清军之手，广东义师也随之失败。

而就在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交战时，孙可望不仅不发一兵一卒来助，坐视李定国兵败，反而在李定国败退回南宁府，下令凡李定国所部经过之地，粮草尽皆烧毁，以绝其归路，同时还派出刘镇国、关有才屯兵田州，阻拦李定国返滇，在这种内外交困中，李定国退抵南宁时，大军仅剩6000众。

而就在如此大败之时，南明再起内讧。永历六年正月二十日，永历帝为孙可望迎入安顺军民府管辖下的贵州安隆所，改名安龙府后，孙可望却于贵阳征发民工，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设立五府六部三衙门，分封文武百官，命令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文臣武将，克期到秦王府朝见。其对外发布诏令皆用“皇帝圣旨，秦王令旨”。并在僚属方于宣等人参与策划下，“定仪制，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

在此情况下，永历身边近臣文安侯马吉翔、庞天寿等人见风使舵，日趋亲附权倾势重的孙可望，以至于永历帝渐成孙可望掌中之玩物。由于随时都将被废黜以致丧命，故而并不甘心就此束手待毙的永历帝在以内阁首辅吴贞毓为首的一党谋划下，试图借助大西军中忠于永历帝之众来稳定局面。在商议之后，众人计定借助在广西北伐抗清的安西王李定国的势力，翦除孙可望及卧榻之侧的马吉翔、庞天寿等人的势力，倚重人等拟定密诏，私铸“屏翰亲臣”金印，遣使赴广西诏李定国统兵入卫，前来救驾。李定国接密敕后，称：“只要我李定国活一天，就不会让陛下受到屈辱，希望陛下暂时忍受，我这就去救驾，我宁可离开孙可望，也不会背叛陛下。” 并告知俟恢复粤东，即来迎驾。结果此事为马吉翔具告孙可望。

永历八年三月，孙可望派心腹郑国举兵问罪，严令勒逼永历交出“首事之人”，后可望以“盗宝矫诏、欺群害良”拟罪赐吴贞毓自缢，内监张福禄、全为国和刑科给事中张镌三人凌迟处死，其余全部斩首。此即为 “十八先生之狱”。经此一事后，孙可望愈益加快了谋权篡位的步伐。一再避促永历迁往贵阳。

永历九年，永历帝再次派使赴南宁告孙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誓死为永历帝铲除奸逆，恢复江山。而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全力压缩南宁，李定国备受威胁，在无法经略两广的情况下，加上中书金公趾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他回师滇黔，于是李定国决计回黔。

永历十年正月，李定国率军急赴田州，刘镇国、关有才率军败走，见此情形，孙可望派白文选迁永历帝于贵阳。但白文选不满此举，便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大军至安龙，与永历帝相见，君臣相抱持痛哭，此后李定国密誓效命，并与南明众臣定迁皇帝于滇。

而与此同时，孙可望所部却刚刚遭受大败，周家铺大败之后，孙可望更为焦虑，他急需获得一场胜利来恢复自己的声望。这时正值江南的钱谦益、张煌言等人遣使而来，希望孙可望统帅明军出湖南，继而与福建郑成功所部合力并举，会攻长江。然而尽管孙可望也认为这是重树自身威望的大好机会，然而周家铺大败的阴影却使得他并不想亲自冒险出师，于是他重新启用先前在四川战败，被削去兵权的刘文秀为出任大招讨。

当初刘文秀受封抚南王，由于艾能奇已死，故而刘文秀率明军步骑5万出川南，由叙州、重庆进围成都，杀清都统白含贞、白广生等，迫使吴三桂败走保宁。此后，刘文秀率大将王复臣、张先壁等5万人马进围保宁，吴三桂处境窘迫，但刘文秀因屡胜轻敌，拒绝采纳王复臣的正确意见，轻率攻城，结果被吴三桂窥出破绽。不久，吴三桂和清朝征西将军李国翰联兵出战，一举击破张先壁军，溃兵冲乱了全军阵脚，王复臣也被包围，自杀身死，刘文秀大败，退还贵州。孙可望深为不满，下令解除他的兵权，发回昆明闲住，而张先璧被乱棍打死。这一举措已经表现了孙可望的私心自用，正确的做法本应抽调兵将补充刘文秀部，让他继续经营四川。刘文秀被撤职，不仅他本人心灰意懒，在原大西军部分将领中也愤慨不平。此番虽然孙可望决定重新起用刘文秀，可是，刘文秀自从保宁战败被剥夺兵权后，日趋消极。于是刘文秀出任大招讨后，竟无挥师东征之意，而是屯兵于湖南辰州待变。

^{西方画家笔下的清军}

就这样，直到永历十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刘文秀才率领大将卢名臣、冯双礼等部，以马、步兵丁6万、象40余只，整装上道，东攻湖广。四月，刘文秀大军水陆并进、围攻常德，准备切断自洞庭湖西通过湖北、湖南的大道后，再收复长沙、衡阳、岳州，继而再北攻武昌。按照刘文秀的部署，其亲率大军自陆路而行，卢名臣率军从水路而出。时正值沅江涨水季节，于是明军舟舰百艘顺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克桃源县，俘知县李瑢。然而就在水路进展顺利之时，陆路却因为连日大雨，溪水猛涨，道路泥泞，行进非常困难，“马步兵滞留数十日”，于是两路大军呼应不灵。而五省经略洪承畴和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得到刘文秀大军入湘后，即从衡州等地抽调大军回防长沙，同时在五月初十，调遣荆州满洲八旗兵赶赴常德。五月二十三日夜，卢名臣部进至常德城下，遭清军伏击，由于得不到陆路支援，故而激战到次日，卢名臣大败，其中箭落水而死，水路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此后，清军又加强了辰州的防务。从而使得刘文秀水、陆两路夹攻的计划遂告失败，权衡之下，刘文秀领败军退回贵州。

常德之役后，孙可望对刘文秀愈发不满，因而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权，使之返回云南昆明闲住。因而刘文秀与李定国合计，迎永历帝入滇，此后永历帝改昆明为“滇都”，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此后，在李定国奏请下，永历帝还礼送可望妻，子及部众回贵阳以示抚他。永历十一年五月，又派白文选入黔议和，孙可望竟扣押了白文选。此后，再派孙可望旧部张虎前去，临行之时，永历帝赐虎金簪给张虎，令张虎从中开导孙可望。但张虎见孙可望竟谎称道：“永历帝赐给我金簪，让我杀你。”于是孙可望大怒，决定亲率大军往攻云南，并联络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为内应。

但孙可望不知道其部下早已对其不满，部将马进忠、马宝、马惟兴密谋帮李定国，一致要求还白文选兵权。孙可望不知是计，便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马宝为先锋，自己另率一军随其后，合兵14万，在贵阳誓师，以“清君侧”之名出征。

九月十五日，孙可望大军抵交水，李定国、刘文秀领军5万前来，双方距离十里分别下营。可望军十余万人列营36座；定国、文秀军约3万人分三营列阵与之对峙。可望见人多势众，以为可以稳操胜券。于是又派马宝、张胜前往偷袭昆明，以与王尚礼里应外合。十九日，李定国，刘文秀率军主动出击，双方交战于三岔口。两军交锋之初，刘文秀骁将李本高马蹶被杀，前锋失利稍退。立于高阜观战的孙可望见此大喜，以为已挫李定国锐气，当即命大军乘胜推进。白文选见形势危急，亲率5000铁骑直冲马惟兴营，并与阵前倒戈的马惟兴合兵抄出可望阵后，连破数营，定国、文秀趁势挥军进击。一时间，孙可望所部将士大乱，纷纷大呼：“迎晋王！迎晋王！”于是孙可望大败。其仅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逃往贵阳。此后，李定国还师昆明，马宝反正，张胜被擒，王尚礼自尽。孙可望兵败之后，竟不敢据守贵阳，而是向东而去，由于孙可望倒行逆施，众叛亲离，故而其从者仅数十骑，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势穷之下，孙可望以“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而转投清军。

孙可望降清之后，为清廷封为义王，其感激涕零之余，称：“大兵征滇，臣报效之日。滇南形势，臣所熟悉。或偕诸将进讨，或随大臣招抚诸境，庶少效奉国初心”。此后，他为图立功自效，竟将南明各地形式，军事机密尽和盘托出。又亲自手书招降自己的旧部。史载：“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予以厚爵，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

孙可望来归之后，清廷立即着手讨伐南明事务。永历十二年（1658）四月，清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其中平西将军吴三桂同都统李国翰领北路军从四川进攻，征南将军卓布太领南路从广西进击，靖寇将军罗托同大学士洪承畴领中路，从湖南入黔。由于此时李定国正在永昌镇压王自奇、关有才叛乱，无暇反击，以至使吴三桂率军陷遵义，罗托克贵阳，卓布太占独山。是年七月，永历帝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于是李定国致书李来亨，让夔东十三家围攻重庆，牵制湘楚，然后派冯双礼、祁三升据贵阳附近鸡公背，拒敌中路，派李承爵壁垒普安黄草坝，拒敌南路，派白文选据遵义孙家坝，拒敌北路。但此后李定国率师东进，又赶上雨季，日行止一二十里，以至士气低落。九月，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为三路统帅，进趋云南。至十一月，中路多尼部先败冯双礼于鸡公背，后陷安庆、曲靖，而北路吴三桂败白文选于七星关，而南路卓布太所部在进逼凉水井后，陷安隆。李定国闻讯，亲率3万大军与卓布太决战，双方在炎遮河双河口鏖兵。虽然明军初战告捷，但次日却是大败，清军攻破李定国的罗炎、凉水井大营。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十二月十五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离开昆明同日到达安宁，次年正月初三清兵会师昆明，二月吴三桂及赵布泰、尚善等率清军与李定国鏖兵磨盘山。此处“内箐深屈曲，仅容单马”，于是“定国筑栅数道，左右设伏，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饷伏，令毋见烟火”，并以窦民望为初伏，高文贵为二伏，王国玺为三伏。清军进入三伏，“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果不出料，二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大军追来，然而当其先锋已进入二伏，却有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于是吴三桂大惊，急令后撤，并炮击左右伏兵。不得已，李定国只得下令诸军出伏，于是“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尸堵叠”。此战明军损失惨重，而清军也死伤大半，固山额真沙里布在内的18名将官战死，不得不后退30里。

与此同时，永历十三年正月初四，永历帝到达永昌，以巩昌王白文选守玉龙关，此后白文选战败，永历与李定国遁走腾越州，大学士扶纲、户部尚书龚彝、礼部侍郎郑逢元、兵科给事中胡显、御史陈起相等皆各自逃散。之后永历帝逃往缅甸，李定国则独自率军返回勐腊，遣人往车里借兵。这时定国营中人马相继病死，李定国亦病。

^吴三桂

由于流亡缅甸首都瓦城的永历帝被缅甸王莽达喇收留，于是在当年九月，洪承畴奉“皇帝特谕”致书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和蛮莫宣抚司，要缅甸主动交出永历帝、沐天波和李定国。次年，清廷命吴三桂留镇云南，总管该省军民事务后，吴三桂上疏力主出兵缅甸。于是同年四月三十日，清廷经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后，同意吴三桂相应进剿，由户部拨给兵饷330万两。为了慎重起见，顺治帝还派学士麻勒吉、侍郎石图前往云南，同吴三桂面商机宜。八月十八日，清廷任命内大臣、公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领八旗兵由北京前往云南，会同吴三桂进兵缅甸。

就在吴三桂命永昌、大理守边兵至境上“大张旗鼓，号作先锋”时，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58）五月二十二日，莽达喇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后继位，并派使者来向永历帝索取贺礼，永历君“以其事不正，遂不遣贺”。于是两者关系恶化。

七月初六，缅甸使者来访，当面责备南明官员“我已劳苦三载，老皇帝及大臣辈亦宜重谢我。前年五月，我王欲杀你们，我力保不肯。毫不知恩报恩”，说完怀恨而去。

十六日，莽白决定铲除永历随行官员，遂派人通知永历廷臣过江议事。但鉴于双方关系紧张，文武官员心怀疑惧都不敢去。十八日，缅甸使者又来说：“此行无他故，我王恐尔等立心不臧，欲尔去吃咒水盟誓。尔等亦便于贸易。不然断绝往来，并日用亦艰矣。”

永历廷臣明知其中有诈，即由世镇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答复道：“尔宣慰司原是我中国封的地方。今我君臣到来，是天朝上邦。你国王该在此应答，才是你下邦之理，如何反将我君臣困在这里……今又如何行此奸计？尔去告与尔国王，就说我天朝皇帝，不过是天命所使，今已行到无生之地，岂受尔土人之欺？今日我君臣虽在势穷，量尔国王不敢无礼。任尔国兵百万，象有千条，我君臣不过随天命一死而已。但我君臣死后，自有人来与尔国王算账。”在缅方坚持下，大学士文安侯马吉翔、太监李国泰等提出要由黔国公沐天波一同前往，方能放心。

十九日黎明，马吉翔等传集大小官员渡河前往者梗之睹波焰塔准备饮咒水盟誓，仅留内官13人和跛足总兵邓凯看守“行宫”。上午，文武官员到达塔下即被缅兵3000人团团围定。沐天波知道变生肘腋，夺刀杀缅兵9人而被击杀；靖来将军魏豹、总兵王启隆、王升也抓起柴棒还击，但皆死。此后缅兵杀尽永历帝侍从近卫包括松滋王朱俨镏、大学士文安侯马吉翔、马雄飞、王维恭、蒲缨、王祖望、杨生芳、裴廷谟、邓士廉、杨在、节愍侯邬昌期、编修涂宏猷、皇亲任国玺、邓居诏、典簿齐应巽、学录潘璜，总兵王自金、陈谦、龚勋、吴承爵、张宗位、通判安朝柱，锦衣卫掌卫事任子信、金书张拱极、丁调鼎、刘相来、宋宗宰、宗宰刘广银、宋国柱等，还有司礼监李国泰、秉笔李茂芳、李崇贵、杨宗华、杨强益、吉王府官张伯宗等。只有内官13人和跛足总兵邓凯留守于永历帝行宫才幸免于难。

此后，缅甸军直取永历帝行宫搜取财币，贵人宫女及各官妻孥自缢者甚众。永历帝闻讯，心生恐惧，仓促中决定同中宫皇后自缢，却为侍卫总兵邓凯以“太后年老，飘落异域。皇上丢失社稷已经是不忠，今丢下太后又不孝，何以见高皇帝于地下”而劝止。

缅兵把朱由榔、太后、皇后、太子等25人集中于一所小屋内，对其余人员及扈从官员家属滥加侮辱。永历帝的刘、杨二贵人，吉王朱慈煃与妃妾，及总兵黄华宇、兵文相、熊惟宝、锦衣卫赵明鉴、王大维、王国相、吴承胤、朱文魁、郑文远、李既白、凌云、尹騠、朱议添、内官陈德远等百余人大多自缢而死。缅兵搜刮已尽时，缅甸大臣才在通事导引下来到，喝令缅兵：“王有令在此，不可伤皇帝及沐国公。”可是，沐天波已经在“吃咒水”时被击杀。

此后李定国、白文选得知缅甸扣住了永历帝后，遂决定攻缅抢出永历帝。九月，两人分别入缅。至十一月，李定国大败缅军，提出送还永历帝即退兵的条件。但为缅方所拒。次年二月，白、李又合兵入缅，缅集众15万，巨象千余头来战。二人奋力苦战，大败缅军，渡锡箔江临金沙江窥缅城，缅甸仍不交出永历帝。李定国只得派兵造船渡江，五月又被缅兵捣毁船厂。李定国大怒，围困缅城，不料军中老幼累累，军饥疫作，死亡相继，不得已移军亦渺赖山下。八月，两人又分兵攻缅，但出师不利，16舟有5舟被击沉。此后，张国有、赵得胜劫持白文选欲降清，离开李定国。李定国子嗣兴准备堵截，李定国不忍双方自相残杀，命放还，率本部独进洞乌。而就在当时，李定国又准备再度攻缅，忽闻缅王已献永历帝于吴三桂。

其实，早在八月二十四日时，吴三桂就以满、汉兵由昆明分两路西进。十一月初九，吴三桂所遣总兵马宁、副都统石国柱以及降将祁三升、马宝、高启隆、马惟兴等由姚关推进到木邦。此后，吴三桂又致书缅甸国王，要求交出永历君臣。史料记载中说：“伪晋王李定国先奔景线，伪巩昌王白文选遁据锡波，凭江为险。官兵自木邦昼夜行300余里，临江造筏将渡。白文选复奔茶山。吴三桂、爱星阿遣总兵官马宁等率偏师追之，自领大军直趋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伪永历朱由榔，否则兵临城下，后悔无及。”

十二月初一，清军迫近缅甸阿瓦，缅甸国王大惊，于是将永历帝献给吴三桂。此后，永历帝被押回云南昆明，圈禁在世恩坊原崇信伯李本家中。永历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康熙元年，1662年4月14日），永历帝在昆明篦子坡被清军用弓弦勒死，家属押送北京。

史载，得知永历帝被押解至云南后，李定国抵勐腊，遣官入车礼借兵。五月，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帮助象马，恢复云南，且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剌返回，云南已集4000人，愿为掎角之势时，军中瘟疫流行，人马病死甚多，于是大军不得行。是年六月十一日，李定国正逢42岁生日，突然发病，加之此时又传来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于是“定国恸哭，全军皆白衣，并以为永历帝发丧”。其披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皆血泪，称“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六月二十七日夜，李定国死于勐腊，临终时遗命其子：“任死荒徼，勿降也！”

永历帝死，南明灭，此时清军开始着围剿“夔东十三家”。当初在崇祯十七年（1644）时，张献忠攻陷夔州，建立大西政权，又与李自成的部下郝永忠、刘体纯等40余万人结合。顺治三年（1646），张献忠战死，郝永忠、刘体纯、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袁宗弟、李来亨等联合王光兴、谭文、谭诣、谭宏等地方武装大举反清，但在次年，李赤心、高必正攻打荆州失利，于是转攻大昌、巫山。顺治五年（1648），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与李赤心、高必正等联合抗清，收复湖南大部失土。顺治六年（1649）正月，何腾蛟被俘杀，李赤心病死。此后在顺治八年（1651），高必正又被孙可望所杀。于是李来亨回到巴归，“颇以威信御众”，在湖北茅麓山与南明将领王光兴会合抗清，史称“夔东十三家”，有兵20余万。

自康熙元年（1662）九月起，清廷组织大规模的围剿行动。康熙二年正月初一，李国英从夔州出发，顺长江北岸“沿岸前进”，初三渡过大宁河，袁宗第部战败，退出大昌县，清军再度进攻茶园坪，岐侯贺珍之子贺道宁投降清军。次年二月十五日，郝摇旗与清军交战于房县赤土坡，被击败。由李国英、董学礼、王一正等执行三面夹击，战事异常惨烈。清军一度退至彝陵。康熙二年（1663），清军攻占巫山。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刘体纯、李来亨等军抵达巫山城下。双方激战数日，死伤甚众，十一月间，郝摇旗部下总兵罗茂同向清军投降，局势彻底颠覆。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兵逼近陈家坡，刘体纯的部下吴之奇、王加玉、李之翠、刘应昌、胡君贵等先后降清，刘体纯见大势已去，自缢死。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军至黄草坪，郝永忠退至羊耳山，战败，与袁宗弟、洪育鳌等为清军被俘杀。郝摇旗所拥立的东安王朱盛蒗亦被斩杀，监军太监潘应龙自缢身死。

重庆之役后，“夔东十三家”处境日渐困难。康熙三年（664）八月五日，李来亨被围于茅麓山，粮尽无援，杀妻后自缢死。自此之后，南明势力仅剩东南一隅。

长期以来，东南沿海的抗击活动都是由郑成功所领导，其乃郑芝龙之子。郑芝龙早年乃海盗，强悍一时，所谓“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崇祯年间，郑芝龙为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一时间“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

^{西方画家笔下的清军}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农民军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同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中原，清军定京师。摄政王多尔衮入北京之后，大军南下，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未至一年，竟席卷大明半壁山河。马士英、史可法等遗臣，拥福王即位南京，改元弘光，是为南明，以史可法晋师江北。八月，郑芝龙与其三弟郑鸿逵（原名郑芝彪）被封安南伯及靖虏伯。次年，清军灭弘光朝，郑鸿逵、郑彩自京口退至杭州，迎唐王朱聿键入闽。是年闰六月，郑芝龙、郑鸿逵与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黄道周等，拥立唐王称帝于福州，改元隆武。郑芝龙受封平虏侯，掌握军政大权，旋晋平国公，郑鸿逵为定西侯，后进定国公，四弟郑芝豹封澄济伯，侄儿郑彩亦封永胜伯，郑家官居极品。八月，隆武帝诏赐，晋平国公郑芝龙加太师兼兵、工、户部尚书。而也就在这个时候，郑成功得隆武帝赏识，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赐“国姓”朱、改名“成功”、仪同驸马，郑鸿逵之子郑肇基，亦受赐国姓。这也是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的由来。

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起，郑成功开始领军多次奉命进出闽、赣，与清军作战，颇受隆武帝器重，但此时，却有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听从洪承畴招降郑芝龙的建议，与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当年六月，清军兵分两路由仙霞关、分水关进逼福建，郑芝龙既得贝勒书，决意降。八月，郑芝龙尽撤水军回晋江安平，有船五六百艘，而镇守仙霞关的郑鸿逵及仙霞关守将施福（又名施天福，施琅族叔）则弃关而走，于是清兵陷仙霞岭，此后隆武帝出奔汀州。

九月十九日，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统兵占福州。不久，清兵乃疾取兴化、泉 州、漳 州诸郡县。同月，博洛遣泉州绅士郭必昌持书往安平招抚郑芝龙，许以闽粤总督。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于十一月十五日北上福州降清。史载，当初洪承畴为泉州武荣人，与芝龙同乡，在其承诺给予三省王爵的利诱下，郑芝龙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决意北上剃发称臣时，郑成功率20余人至孔庙祭拜先师云“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仅谢儒衣，祈先师昭鉴”，而后出走金门。

郑芝龙本以为降清后得保家业，加官晋爵；不料清军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背约，将郑芝龙与诸子一同挟往燕京。十一月三十日，清兵进劫安平，郑成功之母翁夫人（田川氏）未及逃出，恐受辱，乃自缢而死。郑成功得知母亲死后，于是誓言坚决抗清。

避走金门的郑成功，于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的旧部，不久就在南澳募集了数千人马。此后，郑成功在小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顺治四年（1647）七月，郑成功会同郑彩所部攻打海澄，结果战败。八月，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府城，清漳州副将王进率援军至，郑军不敌败退。

清顺治五年（1648），原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遂再次出击，克同安县。五月，郑军围泉州。是年七月，清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等转而攻击同安，郑军不敌，守将、军民死伤无数。不久，清援军抵达泉州，郑成功乃解泉州之围，退回海上。同年，清江西总兵金声桓、王得仁于江西起兵反清，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亦投向明永历朝廷，于是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即册封其为“延平王”。

其实，在当时闽南、闽东局势颇为混乱，除了明、清势力此长彼消之外，还有各路土豪、山贼拥据城寨，相互争并，并且就近向百姓课收税金，宛如军阀。于是在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十月，郑成功挥兵南下，此举除了扫荡闽南清军外，还将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作为粮源。经过一个多月的征战，郑成功大军南下以来，除了攻取漳浦、云霄等城之外，还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至十一月，因攻诏安不克，郑成功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当地豪强，至隔年五月之间，郑成功又次第收服了潮阳及周边众多山寨。

就在郑成功于永历四年（1650）六月率大军进抵潮州后，其因潮州守将郝尚久与自己素有嫌隙，而以郝尚久“不清不明”为由，出兵击讨。其实，潮州守将郝尚久在当时的确立场不明，他虽然已随李成栋反清，却又曾出兵袭击施琅、郑鸿逵等部，而也曾拒绝郑成功合并的要求，并在郑军攻打新墟寨时派兵与之为难。也因此，郑成功才会以“不清不明”为由，进讨于他。

面对郑成功的进攻，郝尚久不敌，遂退守府城，于是揭阳、普宁、惠来等县尽入郑军之手。不久，清军再次南下，攻入广东，郝尚久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负气降清，并引清军入潮州，以抗郑军。郑军围困潮州城三月不克、在士气低落的情况下，且又面临粮饷接济等诸多问题，只得于八月解潮州围退回闽南。

此时，东南沿海的鲁王朱以海的绍兴政权正处于内讧之中，朱以海是明太祖第十子鲁荒王朱檀的九世孙，鲁王朱寿镛第五子，鲁王朱以派之弟。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破兖州，鲁王府被洗劫一空，鲁王朱以派自缢殉国，于是朱以海于崇祯十七年（1644）被明思宗封为鲁王；但是在朱以海正式受封四天后，李自成攻陷北京，朱以海南奔，寓居浙江台州。

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之后，即命朱以海驻守台州。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破南京，此后杭州陷落，于是钱肃乐、张煌言等起兵于浙东，郑遵谦、张国维等迎朱以海于绍兴。七月十八日，朱以海正式宣布监国，起用旧辅臣方逢年入阁为首辅，张国维、朱大典和宋之普为东阁大学士，并以次年为监国鲁元年，不奉唐王朱聿键的隆武年号。

朱以海就任监国后不久，即隆武帝就派使者来绍兴，要求朱以海退位归藩。因朝臣中有不少人主张承认朱聿键的地位，朱以海不得已之下宣布退位归藩，于九月十三日返回台州。然而不久之后，波折又起，在张国维和熊汝霖等人的坚持下，绍兴政权最终却是决定拒绝接受隆武帝的诏书，重新迎回朱以海。顺治三年（1646）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朱以海部将杀害。由于绍兴政权中许多文官武将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隆武帝也加以笼络，给他们加官进爵。而朱以海则在这年四月间派左军都督裘兆锦、行人林必达来福京以公爵封郑芝龙兄弟。于是隆武帝闻讯大怒，将来使囚禁。不久，又杀朱以海所遣使者总兵陈谦，此举引起了郑芝龙的不满，从而导致了后来郑芝龙降清。

然而，由于朱以海没有兵马，所以不得不倚重方国安和王之仁。不过此二人至浙东之后，却立即接管了浙东原有的营兵和卫军，自称正兵，并排挤孙嘉绩、熊汝霖和钱肃乐等人领导的义兵。此外，方国安和王之仁不顾朱以海反对，擅自把浙东各府县每年60余万钱粮自行分配，结果浙东各地义师因断绝了粮饷来源，大多散去，到最后连督师大学士张国维直接掌管的亲兵营也只剩几百之众。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朱以海不惜以高官厚爵收买支持者，流风所及，官职紊滥。史载“时远近章奏，武臣则自称将军、都督，文臣自称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计。而江湖游手之徒，假造符玺，贩鬻官爵，偃卧丘园而云联师齐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千万”。

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军大举南下征讨浙东。这年夏天，浙江久旱不雨，钱塘江水涸流细。清军见水深不过马腹，遂分兵两路进击绍兴，方国安的所谓“钱塘江防线”顿时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五月二十九日夜，朱以海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往海上。出行前，朱以海派靖夷将军毛有伦保护他的家人退往台州，但毛有伦却自作主张，改道蛟关以便入海，不料途中遭遇叛将张国柱，朱以海的家眷被押往杭州。清廷以此为要挟，派使者前往通告朱以海，要他剃发归降，却遭朱以海痛斥，其称清兵是“平夷我陵寝，焚毁我宗庙”。

浙江沦陷之后，福建也为清兵攻破，而流亡海上的朱以海则先走石浦，后依附张名振，并至舟山。九月间，据守金、厦一带的永胜伯郑彩试图将朱以海迎入福建。不料，郑芝龙降清，并派人劝说郑彩献出朱以海，以向清廷请赏。但郑彩不愿归降，遂奉朱以海为主。

顺治四年（1647）正月，朱以海在长垣誓师，随后大军开始频频出击闽东，一时间建宁府以及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连江、长乐、永福、闽清、罗源、宁德等地均被收复。同年十月，福宁州也被明军攻克。至顺治五年（1648）时，闽东北三府一州27县全部被收复。就在此时，内讧再起。顺治五年，郑彩派人击杀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十分不满，郑彩又命人逼迫郑遵谦投海而死。不甘成为傀儡的朱以海任命兵部尚书钱肃乐接任大学士，负责朝政票拟。不料，却为郑彩欺压，以致钱肃乐呕血而亡。在这种情况下，清军再次南下，福建建宁、福安、罗源、宁德、政安和浙江景宁、庆元、云和、松阳等州县尽皆失去。

最初的时候，在泉州和漳州一带活动的郑成功也以尊奉死去的隆武帝为正朔，而不承认朱以海，但此时，郑成功在退回闽南之后，却采取施琅的献策，用计图取厦门。顺治七年（永历四年）中秋，郑成功刺杀郑联，虽然郑彩得知消息后，引“舟师百余艘，逃于广东南海之间”，但最后还是在上表向朱以海求救不成时，为郑成功所收编。

顺治六年（1649）九月，张名振派兵袭杀黄斌卿，并接管了黄斌卿军，迎朱以海到舟山。史载，朱以海至舟山礼葬黄斌卿，恩养他的家属，对黄斌卿旧部加以安抚，并且给予赏赐。于是舟山遂定。一时间舟山与宁波府四明山寨的王翊、王江、冯京第等义师遥相呼应，倒也有一番气象。此外，为复兴大明，朱以海还一度遣使前往日本寻求援助。

顺治八年八月，清朝总督陈锦等率兵攻舟山。九月初二城陷，于是朱以海又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郑成功虽然不满朱以海，但念朱以海是明朝宗室，还是以礼相待，安置其居住于金门。而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清平南、靖南二王率数万铁骑攻入广州，郑成功奉敕南下勤王，并令叔父郑芝莞留守厦门。此后，郑成功抵广东潮州揭阳，与郑鸿逵会师；两人商讨后，决定由郑成功继续率军南下勤王，而郑鸿逵则移师往厦门协防。就在郑成功率领舟师抵达南澳时，却在盐州港附近遭遇风暴，险遭不测。此后，福建巡抚张学圣得知郑成功南下后，觉得厦门防务松散，似有可乘之机，乃命令马得功、王邦俊等乘虚攻击厦门。马得功挟持身在南安的郑芝豹，命其交出船舰，以渡载清军去攻厦门。

面对清军来袭，负责厦门防务的郑芝莞竟然未战先怯，只顾将财物搬运至私船之上，以便于逃亡，如此一来，也就使得清军轻松便攻破厦门。史载，清军破城之时，竟将郑家的积蓄掠夺一空，而由于事出突然，董夫人与郑成功长子郑经甚至只能携带祖宗牌位避于海上，方逃过一劫。

清军侥幸偷袭得逞之后，随即返回内陆，却与赶赴厦门的郑鸿逵相遇海面之上，虽然郑鸿逵困马得功于波涛之间，但因马得功威胁将害其母、兄（郑芝龙）性命，无奈之下，郑鸿逵只能放走马得功。此时奉诏勤王的郑成功虽然有心继续南下，但终因上下将士思归，哭声遍闻，乃不得已班师回厦门。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曾德事件”。史载，“有标兵得罪，逃于成功，琅擒治之。驰令勿杀，琅已斩之”。又有“琅有亲兵曾德，赴藩求拨亲随，藩与之。琅探知，即出令箭，将曾德拿回，立斩之。藩含之，尤未发。谕其弟显劝告之，曰：‘藩无能作伤恩事也。’琅益无忌……（五月）施琅怨声颇露，益与弟显无忌”之说，此外还有史料记载，“左先锋施琅从将曾德犯法当死，脱逃赂匿成功左右，琅侦擒之，功驰令勿杀。琅曰：‘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促令杀之”。

总之，施琅杀曾德之后，郑成功传令在船听令出军，各镇分所辖提调。以黄山提调援剿左镇施显，令廖达持令箭施显赴提调，商榷出军机宜。“显至船，黄山传令奉旨捆缚，幽之船舱。又令右先锋黄廷围厝拿施琅，令亲随黄昌围拿施琅父大宣并家属。施琅交忠定伯林习山羁船工中，山令副将吴芳看守之”。然而不久，施琅用计逃脱，匿藏于副将苏茂家中。郑成功下令搜查，但是没有查到。施琅出逃后，去安平求郑成功的叔父郑芝豹调解。郑成功不接受调解，在知道施琅逃入安平后，便派部下吴丰秘密去刺杀他。施琅事先已经获得消息，吴丰刺杀失败。郑成功在盛怒之下，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胞弟施显皆杀死。经此事件，施琅与郑成功结下大仇，乃再度降清。

施琅本是郑芝龙的部下，顺治三年，清军利用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郑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海澄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11.3万名”。后来李成栋奉调由闽浙入粤时，施福率施琅、梁立等及5000兵马随征，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等地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碑传记》载：“既而承当要事，从海道出粤东，战胜攻克，人以岳家军目之。”然而由于李成栋对南方兵将存在歧视心理，在奏疏中说从福建带来的施琅等官兵“脆弱不堪，无资战守”，甚至伺机剪灭和解散。施福、施琅、黄廷等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气吞声，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顺治五年，闽系将领跟从李成栋反清复明。而施琅在被遣回福建途中遭李成栋部将郝尚久的袭杀，史载，“公侦知其事，急拔众走饶平，踞守阅月突围出，且战且行，从弟肇琏、肇序皆随殁军中”，脱身之后，施琅投郑成功部下。此番施琅降清，对于郑成功的威胁显然是巨大的。

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郑成功频频率部出击，先后在闽南小盈岭、海澄等地大胜清军，克复平和、漳浦、诏安、南靖等地。至当年年底，包括定西侯张名振等人皆来投靠。翌年正月，又有清海澄守将赫文兴来降。二月，郑成功统兵攻长泰，清遣陈锦率大军前往救之，两军战于江东桥，结果陈锦大败而走，长泰也为郑成功所取。

攻克长泰之后，郑成功集结大军围漳州府府城。四月，清军为解漳州之围，于是募集百艘船舰进犯厦门，攻郑成功所必救。郑成功遂派陈辉、周瑞等率领百余艘舟舰迎击，于崇武海面大败清军，此后继围漳州城半年之久。史载，当时城内水粮已竭，一碗稀粥索价白银四两，军民尽皆以老鼠、麻雀、树根、树叶、浮萍、纸张和皮革等物为食，更有“城中人自相食，百姓十死其八，兵马尽皆枵腹”。此后由于清廷以固山额真金砺率军抵福建，入泉州府，郑成功才下令解除漳州之围，以待清军。双方激战于江东，郑军提督黄山、礼武镇陈俸、右先锋镇廖敬、亲丁镇郭廷、护卫右镇洪承宠尽皆阵亡。此战之后，郑成功不得不率军撤退，以保海澄、厦门，而清军乘胜收复南靖、漳浦、平和、诏安四县。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四月，金砺统兵进犯海澄。五月初七，清军以汉兵为前锋，旗兵后续，填河攀栅蜂拥而来，企图一举登城，结果不逞。天亮之后，郑成功侦知清军火药钱粮不继，于是诱敌决战，趁清军大举渡河之际，以火攻大破金砺。此战之后，金砺被清廷召回京师，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然郑成功不接受。不过当年八月，双方却于泉安报恩寺内议和，郑军得以休兵筹措粮饷，稍事整顿。十一月，顺治帝再度敕封，并许以一府（泉州）之地安置兵将，郑成功仍不接受。

^郑成功

当初郑芝龙被挟持上京后，初授精骑呢哈番，这番只是为了能够劝降郑成功，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并命郑芝龙派其家人李德与郑、贾二位使臣送海澄公敕印入闽，以招成功降。结果郑成功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拒之。此后，清廷特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等，偕同郑芝龙四子郑渡，送漳、泉、潮、惠划分郑成功安屯兵将，敕命入闽。郑成功于安平见使臣，请其谙诏。清使曰：“尔等既无剃发者，不为清臣，不能出诏。”遂回泉州。郑成功冷笑曰：“忽来忽去，吾料之已熟。”乃称“清朝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他还上书郑芝龙，言表拒未投降之因：“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谷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两全之局耳。”于是清廷怒囚郑芝龙于高墙、郑芝豹于宁古塔。

而与此同时，定西侯张名振见清军已将军力集中于福建，浙江等地防务势必空虚；于是乃向郑成功请师，率领百艘战舰北上，图取江南地区。张名振的北伐之师沿长江进攻，直达金山寺，威胁江宁府城，但因后援接济不及，只得回师。而在当时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也正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于是同年十一月，郑成功派遣五镇营兵及战舰百余艘南下，会西宁王李定国并力勤王破敌，大军进逼漳州时，漳州协守刘国轩投降，引郑军进入漳州府城，漳州总镇张世耀见大势已去，与以下官员尽皆向郑军投降，于是所属十邑俱下。此后，转攻泉属，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望风迎降。此后，又转军福州、兴化等郡。一时间，闽东、闽南尽皆归降。

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永历帝特准郑成功设置六官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方便施政，同时允许他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不过虽然备受恩宠，但郑成功每次拜封官员时，都请宁靖王朱术桂等宗室在旁观礼，同时还将厦门（当时称中左所）改名为思明州，并建造演武亭，以便亲自督察官兵操练。当年九月，清廷以定远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率三万大军入闽，会同驻闽清军，准备进攻厦门。于是在大军压境之下，郑成功决定放弃已占领的漳州、泉州两府属邑，并拆毁城墙让清军无所屯扎，借此巩固金门、厦门的防御。与此同时，还派遣部将率领舟师两路进击，北上浙江、南下广东，以使清军腹背受敌、难以兼顾头尾。不过就在北路舟师连战皆捷，攻入舟山时，南路舟师却是颇为不顺，他们虽一度攻取揭阳，却遭到清军击溃，死伤惨重。隔年四月，济度调集各路水师进攻厦门，结果在围头海域大败。

当南征舟师返回厦门后，郑成功议处败战之罪，其本是要处死苏茂、黄梧、杜辉，但是众将跪地求情，郑成功决定将苏茂一人斩首，以黄、杜则戴罪图赎。此后，郑成功命黄梧镇守海澄，还特别嘱咐黄梧以戴罪之身应力图建功，但黄梧知道郑成功一向治军严苛，担心此后有所过失恐性命难保，于是便与副将苏明商议，决定向清朝投降，献出海澄县城。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17万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羊山海域遭遇飓风，这里是“海道必由之路”，“南至定海，北至吴淞，皆一潮可到，盖江、浙之交界也”。不料天有不测风云，陡然之间乌云滚天，狂风骤起，大雨如注，波涛汹涌，郑军舟船对面亦不相见，互相撞击和为大浪颠覆，翻沉损坏的很多。郑成功的六位妃嫔，第二、第三、第五个儿子都被淹死，兵将、船艘、器械损失巨大，只得暂且退回厦门。

翌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五月十三日，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从浙江沿海出发北上。此时，郑军共有大小舰船3000余艘，兵马10余万，铁人8000。他首先攻占定海，全歼了清军定海水师，焚毁船只100余艘，基本消灭了清军的海上力量，也解除了进军长江的后顾之忧。五月十九日，郑军抵达吴淞口，郑成功派人秘密联络守卫此地的清朝苏松提督马逢知。马逢知按兵不动，于是郑成功会同张煌言所部顺利进入长江。

六月初一，郑军进至江阴，清军凭城扼守。郑成功接受诸将建议，以县小不攻，率师西上。十六日进攻瓜州，阵斩清游击左云龙，破敌满汉兵马数千，截断清方用铁链、船只连结而成的锁江防线“滚江龙”，焚毁清军江上木城三座，夺得谭家洲大炮数十门。同一天，郑军攻克瓜州，操江巡抚朱衣助投降，郑成功命援剿后镇刘猷镇守该城。

六月二十二日，郑成功又在镇江银山大破江宁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派来的援兵，镇江守将高谦、知府戴可进献城投降。此后，郑成功命右武卫周全斌、后冲镇黄昭入城防守，降将高谦以熟悉地利留之协守，其部下兵马调随主力进攻南京。又派工官冯澄世为常镇道，戴可进仍署知府事。六月二十六日，张煌言所率舟舰已进抵南京城下。

七月初七，大军进逼江宁城北的观音门。初九，郑军船只进泊江宁城西北角的仪凤门外江边。初十，郑军大队人马上岸，在仪凤门外扎营。很快，郑军相继在江宁内外城郭的观音、金川、钟阜、仪凤、江东、神策、太平等门外扎营，共立83座营寨。在各处营寨都安设大炮，并准备了云梯、藤牌、竹筐、铁锹、凿子等攻城器械。七月初十，大军扎营于仪凤门外。而与此同时，张煌言率军沿江而上，占据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4府3州22县，江南一时震动，百姓纷纷剪辫脱旗袍并哭声言道：“时久不见大明衣冠矣！”

而清廷知悉败报后，举朝皆惊。顺治帝惊怒异常，惊慌失措，扬言下令亲征。一旦南京再失，东南将不保。顺治十六年（1659）七月初八，顺治帝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官名）赖塔等人率八旗军由北京南下，增援江南。又任命江西提督杨捷为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宁夏总兵刘芳名为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官，各率手下人马由江西、宁夏赶赴江宁。

最早的一批援军是苏州水师总兵梁化凤所部，其于六月二十八日率4000兵卒由崇明出发，在苏州与巡抚蒋国柱的抚标兵会合，七月十四日进至丹阳，傍晚时分连续接到总督郎廷佐四次调兵入援南京的羽书。其知道南京危急，连夜进兵，十五日上午到达句容县，当天深夜即到达南京城下，由正阳门入城。此后，又有抚臣蒋国柱调发苏松提督标下游击徐登第领马步兵300名、金山营参将张国俊领马步兵1000名、水师右营守备王大成领马步兵150名、驻防杭州协领牙他里等领官兵500名俱抵江宁，而浙闽总督赵国祚和驻防杭州昂邦章京柯魁派镶黄旗固山大雅大里、甲喇章京佟浩年带领驻防杭州的披甲满洲兵500名，浙江巡抚佟国器派抚标游击刘承荫领精兵500名，也“星驰赴援”。

二十二日夜，清军由梁化凤率领部下骑兵500余名出仪凤门、管效忠领兵出钟阜门，于次日黎明时分突然对郑军营垒发起冲击，大败郑成功余新所部。此后，郑成功在观音山至观音门之间集结大军，准备同清军决战。其派左先锋镇杨祖统率援剿右镇姚国泰、后劲镇杨正、前冲镇蓝衍屯扎大山上，作掎角应援，中提督甘辉、五军张英伏于山内，左武卫林胜、右虎卫陈魁列阵于山下迎敌，而自己则督右虎卫陈鹏、右冲镇万禄在观音门往来策应，后提督万礼、宣毅左镇万义等堵御大桥头大路，右提督马信、宣毅后镇吴豪、正兵镇韩英由水路抄蹑其后，此外还派左冲镇黄安专门负责水师。于是郑军连夜移营，备战。

二十四日，清军以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总兵梁化凤等率领主力由陆路出战，提督管效忠等领军由水路配合，总督郎廷佐等在城留守。天亮之后，清军分路直攻观音山，山上四镇尽皆崩溃，前冲镇蓝衍阵亡，左先锋镇杨祖、后劲镇杨正、援剿右镇姚国泰领残兵而走，虽然郑成功派右虎卫陈鹏、右冲镇万禄登山援救，但为时已晚，清军自上而下猛扑下来，伏于山内的中提督甘辉、五军张英部被围，二将领兵死战不得脱，甘辉被俘，张英阵亡。而列营于山下的林胜、陈魁两镇也全军覆没。此外，后提督万礼等在大桥头遭到清兵首尾夹攻，兵败，万礼被俘，宣6毅左镇万义泅水逃出。

郑成功见陆师已经全线崩溃，命令参军户官潘庚钟站在表示统帅驻处的黄盖下面，自己率领亲随卫士赶往江边调水师。此后潘庚钟挥众力战直至阵亡。至此，攻取南京的战役完全失败，郑成功只有收集残兵，另图他策。

败后的郑成功虽然试图攻取崇明县，以经营长江，但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可以说南京之战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辉煌及重要一役，却是先盛后衰，以大败收场，使郑成功反清大业受到重大挫折。此后郑成功决定听从何斌之建议，夺取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支配的台湾岛，以解决军粮不足的问题。

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当时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台南修筑有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郑成功先礼后兵，以两次写信给揆一，令其投降，并称：“此地非尔所有，乃前太师练兵之所。今藩主前来，是复其故土。”随后在四月初一，大军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上陆，以图先求取防御薄弱的普罗民遮城。与此同时，水师则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兵船展开海战。此战荷船“Hector”号为击沉。四天之后，在郑成功大军包围下，困守普罗民遮城的荷兰人出降。此后郑成功改赤崁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及天兴、万年二县。

而在取得普罗民遮城作为据点之后，郑成功随即统军由海、陆两面围困热兰遮城，但守将揆一（Frederik Coyett）拒绝投降，在强攻热兰遮城无果的情况下，加之大军粮食短缺，郑成功遂派兵士在南北各地屯田、征收钱粮，以解大军乏粮的燃眉之急，同时对热兰遮城改采长期包围。七月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调遣的援军抵达，约有600之众及11艘兵船。但随着台江内海的失败，荷兰人彻底丧失了主动权，此后郑成功以火炮轰毁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碉堡，使热兰遮城之破终成定局。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揆一率众投降，并退出台湾。

然而，就在收复台湾不久之后，郑成功便因疟疾而死。史载，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崩，皇三子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郑氏降将黄梧向清廷建议“平贼五策”，以迁界令将自山东至广东沿海20里内居民，尽皆迁空，同时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还斩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菜市口）并挖郑氏祖坟，此外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郑成功接连听闻噩耗，遂于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五月初八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脸面而死，年仅39岁。

据《台湾县志》记载：“当国姓公卧病的当初，五月初二早，忽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初三更风雨交加，台江及安平外海波浪冲天，继而雷震电闪，如山崩地裂……初五，天明雨晴了，初八，国姓爷归天。”

当初郑成功入主热兰遮城时，严令留守厦门的诸将搬迁家眷来台，但郑泰、洪旭、黄廷等重要将领都抗命不往，乃至于“不发一船至台湾”。在台将士又因为水土不服大量病死，军心浮动，最后“人心惶惶，诸将解体”，成功旋即病死，更使得一场危机骤然爆发。

当初郑成功令世子郑经驻防厦门，但郑经却与其五弟的乳母昭娘私通。世子夫人唐氏祖父唐显悦气愤地上奏郑成功世子乱伦之事。郑成功听闻后，十分愤怒，下令洪旭等驻厦将领处死董王妃、王世子郑经、陈昭娘与庶王孙郑克臧。然而，诸将并未从王命，唯一遵从王命的周全斌还遭洪旭下狱。诸将抗命之事随后传回东都，从而使得郑氏内部分裂。郑成功病逝之后，在台诸将遂推举郑成功之弟郑袭为“护理”，以定军心。郑袭部下蔡云、李应清、曹从龙、张骥四人拉拢黄昭及萧拱宸等驻台将领，立郑袭为“东都主”。

十一月，郑经先至澎湖，与黄昭、萧拱宸等人协商不成后，率军东征。史载，郑经亲率大军于鹿耳门登陆，而驻军东都的右虎卫黄安亦率军前来与世子会师。此后，世子派人于承天府谴责黄昭、萧拱宸二人，并以正统自居，黄昭随后率军至潦港与世子军对战，起先虽占优势，但随后因其中流箭身亡，于是全军败退。黄昭死后，诸将皆降。郑经入主安平王城后，蔡云自缢，萧拱宸、张骥、李应清以及曹从龙等人于承天府遭斩首示众，族人流放，而郑袭则遭禁锢于厦门。次年郑袭畏惧被杀，半夜率领官吏224人，士卒120人渡海降清。

此后，郑经袭延平郡王位，并继续奉永历帝为正朔，保持对监军明宗室宁靖王朱术桂以王礼相待。永历十七年（康熙二年，1663）十月十九日，清军与荷兰人联兵进攻金门、厦门，郑军不敌而弃守，退往铜山，郑经遂退往台湾。康熙四年四月，清军再次与荷兰人合兵进攻澎湖，却遇到台风无功而返。自此，康熙帝一度放弃进攻台湾，而选择与郑氏谈判。

康熙十二年（永历二十七年，1673）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等又先后起兵反清，是为“三藩之乱”。郑经也乘势攻占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三藩之乱历时八年，才被平息，随后康熙皇帝开始着手经略台湾。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下诏恢复福建水师。康熙十八年，又任命湖南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此后郑经放弃金、厦、退往台湾，福建总督姚启圣打算趁势进攻台湾，但遭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反对，而康熙帝也顾虑未解决西南吴世璠，遂决定暂缓。就在清廷准备平定台湾时，明郑内部却再次分裂。

郑克臧乃当初郑经与其弟乳母私通所生，由于唐王妃死前并没有为郑经产下后嗣，郑克臧因而成为元子。“三藩之乱”西征时，郑经以陈永华为东宁总制，留守东宁主持内政，后陈永华上奏表示：“元子年登十六，聪明特达，宜循‘君行则守’之典，请元子克臧监国。”于是郑经允许，遣礼官郑斌赍谕抵东宁，立郑克臧为世子、监国，并刻“监国世孙”的玺章。史载，郑克臧为人刚毅果决，颇有其祖父郑成功的风范。加上他是陈永华的女婿，所裁决的事务受到陈永华教导，故而大小事务尽皆井井有条，也因此郑克臧一度被赞为“东宁贤主”。

康熙十九年（永历三十四年，1680），郑经撤返东宁，政事仍继续委由郑克臧处理，唯偶取其批阅公文。次年（1681）正月二十八，郑经病薨于承天府。其病危时授长子郑克臧监国剑印，并托孤于刘国轩及冯锡范等人：“此子干才，颇有希望，君辅之。吾死，九泉亦瞑目也。”

然而，冯锡范与郑聪等宗亲与大臣不愿由世子郑克臧继承王位，而打算拥立其弟郑克塽（同时也是冯锡范的女婿）。于是他们以监国为李氏螟蛉子而非王室血脉（另一说为其生母陈昭娘的身份卑贱）为由，欲罢黜世子郑克臧。董太妃竟不查究竟，便下令收回郑克臧的监国印玺并罢黜其王位。冯锡范等人又派人将之绞死，是为“东宁之变”，而这场宫廷政变距郑经死亡仅两天。

关于郑克臧之死，根据《台湾通史》记载，郑克臧先被囚禁于北园别馆，后遭到郑聪等王叔命令乌鬼兵杀害。而根据《台湾外纪》记载，董太妃于听信诸公子与冯锡范的谗言后，信以为真，遂命令仪宾柯鼎传世子入北园别馆。郑克臧来到大门，护卫毛兴与沈诚被拒于门外，仅世子一人独自进入内庭。世子刚进入中堂，郑聪、郑明、郑智、郑柔等人与杀手蔡添便联合杀害了世子。世子死后，郑聪立即命令乌鬼兵将其尸拖至旁院。此外根据《裨海纪游》及《鹿樵纪闻》之记载，其是被迫自缢的。而《闽海纪要》与《海上见闻录》则记述世子是受绞刑（缢杀）而死的。郑克臧遇害时，其正室陈妃已怀有身孕，并于绝食数日后投缳殉死。

“东宁之变”后，郑克塽被拥立为新王。继位后，克塽先是晋封宗室与政变功臣，分别赐予公、侯、伯等爵，然而大权却是落入身为外戚又兼任侍卫镇的冯锡范及武平侯刘国轩之手。于是福建总督姚启圣再请攻台，但又为万正色反对。姚启圣知道施琅仇视郑氏，遂向康熙帝推荐施琅。康熙帝亦不满万正色，于是便以施琅担任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任陆师提督。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清军抵达铜山岛，但此时姚启圣和施琅却在争执出兵时机，姚启圣主张利用冬天的北风，施琅主张利用夏天的南风，两人争议不休，最后康熙帝于十月初六裁定施琅负责平台事务。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皇帝下诏，要求施琅速速进军。当时刘国轩于澎湖娘妈宫、风柜尾、四角屿、鸡笼屿筑城，同时在东莳、西莳、内堑、外堑、西屿头、牛心山设置炮台，并在海边建造矮墙并配置火铳，此外还从台湾调遣乡兵以备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从铜山岛出发。十五日，郑军哨船发现清军已到花屿、猫屿， 遂回报刘国轩。十六日，清军进攻娘妈宫。刘国轩以林陞、江胜指挥水军，邱辉为先锋，自己在娘妈宫港口督战。此后，双方鏖兵多次，最终施琅大败刘国轩及董腾等人，使得郑军全面崩溃，江胜战死、邱辉自焚。夺取澎湖后，刘国轩随后逃回东宁。而施琅则在澎湖张榜安民，发布《安抚输诚示》，并派原刘国轩副将曾蜚赴台议和。

澎湖之战战败后，东宁朝廷开始商讨接下去的对策，主要分为“再战派”与“主和派”。其中“再战派”以中书舍人郑得潇、建威镇黄良骥、水师镇萧武、中提督中镇洪拱柱等人为主，而冯锡范则力主征伐吕宋、永保国祚，然而原本听从再战派的冯锡范却听信刘国轩的主和言论，选择投降。七月初五，冯锡范命郑德潇写降表，并呈降表予清。七月十五日，冯锡范将郑克塽送交施琅。八月十三日，施琅进入台湾受降。自此，东宁亡国。

郑克塽降清不久，大明宁靖王朱术桂自杀，其本是太祖朱元璋的八世孙、第十五皇子辽王朱植的后代，长阳王术雅之弟。隆武时期，受封宁靖王，南明时期先后在方国安、郑鸿逵、郑成功军中任监军。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朱术桂前往，郑经礼遇其为南明永历正统的象征。郑克塽决议降清时，其召集妾侍说：“孤不德颠沛海外，冀保余年以见先帝先王于地下，今大势已去，孤死有日，汝辈幼艾，可自计也。”随侍在侧的五妃皆泣对曰：“王既能全节，妾等宁甘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请先赐尺帛，死随王所。”而后相继自缢于中堂。此后，朱术桂将五妃之灵柩安葬于南门城外魁斗山，并提笔于壁曰：“自壬午流贼陷荆州，携家南下。甲申避乱闽海，总为几茎头发，苟全微躯，远潜海外四十余年，今六十有六矣。时逢大难，得全发冠裳而死。不负高皇，不负父母，生事毕矣，无愧无怍。”而后加翼善冠，服四围龙袍，束玉带，佩印授。将宁靖王麎钮印送交郑克塽。史载，“郑克塽率文武至，嗟叹别之。王乃拜辞天地祖宗。耆士老幼俱入拜，王答拜。又在砚背题绝命词曰：艰辛避海外，总为几茎发。于今事毕矣，不复采薇蕨。书罢，结帛于梁，升神，且曰：‘我去矣！’侍宦两人亦从死其旁。”

虽然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在康熙皇帝的统治下，大清帝国开始进入长达百余年的“康雍乾盛世”中，但在当时，不少大明遗臣不愿臣服于满清，流亡海外。例如朱舜水流亡日本，杨彦迪、陈上川、鄚玖流亡安南与高棉，并谋匡复旧朝。他们高举起的“反清复明”的大旗却是一直延续到大清末年。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是和当时大清的对汉人采取的政策有关，所谓清初有所谓“六大弊政”，即剃发（薙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而这其中，剃发易服带来的影响最大。

山海关之战后，清军入关，多尔衮曾下令沿途州县官员按满人风俗，剃头留辫，但当大清定鼎北京，却发现汉人强烈反对剃发，而且降清之汉族官员剃发者亦寥寥无几，在统治尚未稳固之时，多尔衮遂以“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而取消了剃发之令。

然而此时，却有降臣孙之獬却全家主动剃发迎降，并上疏标榜“臣妻放足独先，阁家剃发效满制”，得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可孙之獬入朝后，列于满班，满臣认为他是汉人而不受；归入汉班，汉臣又因为他从满俗而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疏，称“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言辞激烈。就这样，在顺治二年五月，多尔衮重新下剃发令。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称清军所到之处，成年男子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此令一出，天下哗然，不少汉人，尤其是江南士绅尽皆反对剃发，甚至由此而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嘉定三屠”。

此外，虽然皇太极时就开始“满汉一体”，但其实满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要在教育、科考、补缺、律法、生活待遇等方面享有一定特权，清廷特为宗室子弟特设宗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普通八旗子弟有咸安宫官学等八旗官学，另外内务府子弟还有景山官学等。而在文武科举之外，还有笔帖式、翻译士、皇帝侍卫等方式供满洲子弟进入仕。此外，朝内官职也一向有满（旗）汉缺之分。甚至于满汉亦不同刑，若正身旗人犯充军、流刑罪者有免发遣以枷号代替的特权。此外，驻防旗人触法不归当地督抚管制，而由该地区驻防将军、都统负责。京旗子弟则由步军都统衙门负责处理、宗室则由宗人府全权裁决。清廷还分拨旗地和营房给满洲子弟居住生活，不必承担任何赋税。甚至清廷在全国各处八旗驻防地均设置“满城”供兵丁居住，汉人不得随意出入满城。虽然康熙一朝，皇帝颇是重用汉人，此外康熙帝还大力推行以儒学，但其实正如雍正帝所说：“惟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满洲，则朕定用满洲矣。”

不过这种“首崇满洲”之国策，其实随着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却最终消失在历史中。至乾隆时，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并在使用中逐步为汉文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被视为立国根本的国语骑射遭到废弛后，大清帝国赖以以为自豪的八旗制度也随即走向衰落。此后，至咸丰年间，八旗已然不堪重用，只能依赖绿营、汉人乡勇，直至后来，大清帝国唯一能够使用的，也就只有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汉人名臣所编练的新军，不过此时，大清也已然病入膏肓。自道光年间起，陷入内忧外困的大清帝国举国上下一片破败，乃至于状况还不如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