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狂飙——宁远之战

史载，熹宗皇帝自幼便因为其父光宗不为神宗所喜，故而备受冷落，神宗驾崩时，方才有遗嘱：“皇长孙宜即时册立、进学。”而光宗即位后原择九月初九册立东宫，可结果是还没有来得及举行册封典礼，光宗便于九月初一驾崩，于是熹宗连一天正式的皇太子都没有当过，便登上了大宝，成为皇帝。此外，熹宗在继位前甚至没有任何的监国辅政经验，而纵观神宗朝之后，党争不断，年轻的熹宗也无法依靠任何一位廷臣。这种情况下，本就生性好玩的熹宗于是也就自然更为信赖内廷之臣了，而这样一来，宦官干政在所难免了。

其实，宦官干政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例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十常侍之乱”，是东汉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大唐帝国时期，宦官势力更是达到了可以左右皇帝废立的地步。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汉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也极大。

其实，在太祖皇帝时，鉴于历朝历代宦官专权的严重危害，曾经下诏严禁宦官干政，洪武末年颁布《皇明祖训》时，太祖就称“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还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此外，更是规定宦官不能兼任外廷大臣的文武官衔，也不能穿戴外廷大臣的冠带朝服，所任职品不能超过四品，每月俸禄仅一石大米，衣食都在内庭解决，同时还规定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并规定各衙门不能与宦官有文书方面的交往，所谓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明熹宗朱由校}

然而，惠帝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自行登基为帝，是为成祖，成祖皇帝视宦官为心腹，而且将之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当时，许多朝臣为一己之权益，往往结纳宦官来排除异己。于是明朝宦官的出使、征伐、监军、镇守、刺探臣民隐私等很多大权都是从永乐年间开始的。宣德元年（1426）七月，宣宗于宫内设立内书院，选择小内侍让大学士陈山教宦官读书识字，并使之研读童蒙书籍和儒家经典。从此之后，宦官们大多粗通文墨，通晓古今，由此埋下明代阉党专政的祸根。不过，自成祖永乐到宣宗宣德年间，虽然宦官备受宠信，而且往往被皇帝委以重任，但若有作奸犯科者，则是会被直接处以极刑。譬如宣德年间，宦官袁琦让阮巨队等人出外采购物品，事发之后，袁琦被凌迟处死，阮巨队等人都被斩首。又有裴可烈等宦官，也因犯法而被诛杀。可以说，永乐、宣德年间，宦官们还是不敢过于放肆的。

然而，从英宗开始，禁制废弛，幼年即位的英宗宠信宦官王振，阉党势力开始形成。此后，宪宗时宦官汪直、武宗时宦官刘瑾都曾广树党羽，专擅朝政，这些大太监往往利用庞大的网络朋比为奸，欺压良善，构陷冤狱，阻塞言路，为祸长达百年之久，致使朝政昏暗、民生凋敝，将大明王朝一步步拖向倾灭的悬崖。

而明代宦官之所以能够贻害如此之大，这也是和明代的内廷制度有关。明代时，内廷为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而设“十二监”，是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12监，各设掌印太监等主管，其中司礼监，居内务府12监之首。

宣宗年间，为了压制内阁的权势，将朝议决策分为“票拟”“批红”两个部分，票拟是内阁阁员拟定对事情的处理意见，以蓝笔书写。呈上后请皇帝审批，由于皇帝审批用红笔，所以叫“批红”。然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懒于政事，于是“批红”的权力落到了太监手里。于是，凡皇帝口述命令，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拟诏谕并由六部校对颁发，其实是为了让司礼监的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有人往往认为宦官势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权，所谓“然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但其实不然， “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而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由此可见，明代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

除了司礼监权势滔天之外，有明一代，还建立了由宦官掌权的特权监察机构，即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成祖因其“得位不正”，故而于永乐十八年设立东缉事厂，是为东厂，由亲信宦官掌权，从而监视锦衣卫及朝臣。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最初的时候，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一人掌理，委以缉访刺探的大权，然而后来，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的东厂却从锦衣卫北镇抚司手里接管了审讯的权力。此后，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又“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但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史载，魏忠贤年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不识字，但精通射箭，懂得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酒色，后为赌债所逼且见赌场上的太监出手阔绰，遂自阉入宫做宦官，改姓名叫李进忠，后其又改回原姓，得皇帝赐名为魏忠贤。因早与宫中太监熟识通融，故而谣传未净全身，仍有一粒睾丸。其入宫之后，先是跟随太监孙暹，后进入了甲字库。不久之后，他又请求做皇长孙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得以巴结上了魏朝。此后在宫中结交大太监王安，得其佑庇。不久之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史载，其对皇长孙朱由校，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1620），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魏忠贤也从惜薪司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魏忠贤不识字，按例不能进司礼监，但因客氏的缘故，他得以破例。

应该说，魏忠贤能够出任司礼秉笔太监，熹宗的乳母客氏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客氏18岁入宫成为熹宗的乳母，熹宗15岁登基之后，未逾月，封客氏奉圣夫人，其子侯国兴、其弟客光先均有封赏。天启元年（1621），熹宗下诏赐客氏香火田，叙魏忠贤治皇祖陵功。御史王心一谏，熹宗不听。天启元年二月，熹宗大婚，娶了张皇后，御史毕佐周、刘兰请遣客氏出外，大学士刘一燝亦言之。熹宗恋恋不忍客氏离去，曰：“皇后幼，赖媪保护，俟皇祖大葬议之。”魏忠贤和客氏深受熹宗信任，后宫中无人敢违背他们的意志。不久客氏离开宫廷，复又召入。

客氏本与魏朝是对食，后到魏忠贤进宫后，客氏又与他勾通。此后魏忠贤独占客氏，逐出魏朝，并借客氏之力谋害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王安此人，“刚直而疏”，心思不够缜密，自然为魏忠贤所害。史载，客氏淫毒凶狠，魏忠贤性猜疑残忍而且阴毒，好阿谀奉承。在谋害了王安之后，两人势力更加嚣张，常常勾结一起，擅权弄政，一时之间，厂卫横行。

当初熹宗继位之后，东林党人主掌内阁、都察院及六部，东林党势力较大，众正盈朝。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孙承宗、袁可立等许多正直之士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方从哲等奸臣逐渐被排挤出去，吏制稍显清明。但天启元年（1621），熹宗诏令赐给客氏香火田，给魏忠贤记治理皇祖陵墓的功劳，御史毕佐周、刘兰请将客氏遣出宫外，这两件事惹恼了擅权弄政的客氏和魏忠贤。

史书中称魏忠贤“形质丰伟，言辞佞利”，擅长唱歌、奏乐、下棋、蹴球，而熹宗喜欢木工，沉迷于刀锯斧凿，“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就总是随口说：“朕知道了，你好好做去罢。”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

天启五年（1625），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因熊廷弼一案遭到弹劾，魏忠贤趁机大肆搜捕东林党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出于熹宗的授意，而非魏忠贤矫旨。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以至于东林党在朝中势力几乎被一扫而空……虽然东林书院亦被拆毁，而且东林“累累相接，骈首就诛”，但东林党根基深厚，此后的崇祯年间，东林一党再次卷土重来。

^{西方传教士}

在消灭了东林党人之后，魏忠贤权势更盛，于是群凶肆虐，荼毒海内。史载，魏忠贤极受宠信，人称“九千岁”（意谓在号称千岁的亲王之上，近于号称万岁的皇帝），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更有“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魏忠贤60大寿，“天下督抚、总镇竞投密献、异宝、谀词。廷臣自三公、九卿……称觞者，衣紫拖金，填街塞户。金卮玉斝，镌姓雕名，锦屏绣障，称功颂德”。

客氏与魏忠贤专权，残酷迫害异己，以至于“乙丑诏狱”“丙寅诏狱”等冤狱层出不穷的时候，大明帝国彻底走向了末路，如《明史》所说那样，“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此时的帝国，外有后金之乱，内则民变不断。

天启元年（1621）九月，因与后金战争吃紧，命令水西、永宁两土司征兵赴辽作战。永宁宣抚司奢崇明调集兵马两万至重庆，但朝廷却拒不发放军饷军粮，并扣除饷银。四川巡抚徐可求又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多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征调。奢崇明扯起反旗，率领永宁军攻占重庆，杀徐可求，此后李继周、骆日升及其他官员相继被害，总兵黄守魁、王守忠殉职，此后奢崇明分兵攻占合江、纳溪，遵义等重镇。此时水西安氏首领安尧臣死，其子安位年幼，由安位寡母奢社辉（奢崇明之妹）摄事，大权掌握在奢社辉与安尧臣之弟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彦之手。奢社辉和安邦彦听到奢崇明起事，举起反旗。占领毕节、安顺、沾益等地。一时间西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水东土司宋万化亦起事自称“罗甸王”，占据龙里，一时间，四川、贵州纷纷大乱。而这起由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彦在四川永宁及贵州水西一带起事，波及黔川全省的叛乱，便是“奢安之乱”，也称“阿哲起兵”。

天启二年（1622）二月，宋万化、安邦彦纠集众10万军围贵阳，围城达一年，城中军民40万，饿死几尽。三月，降将罗乾象收复江安。四月，秦良玉、谭大孝等败敌万余人于牛头镇，遂克新都。此后叛军退重庆，明军进驻遵义。天启三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解贵阳之围。安邦彦率部回水西，与奢崇明的永宁军合流，两军借助川黔边界地形，屡屡取胜，并使王三善、与有西南第一武将之称的总兵鲁钦一战死、一自刎。奢安之乱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天启一朝，四川、贵州战火纷飞，直到崇祯元年（1628），才以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彻底平定叛乱。

“奢安之乱”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平息“奢安之乱”的军费开支就极为巨大，而这笔巨大的支出对于已疲于应付辽东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大明王朝无疑是雪上加霜。根据史料记载，仅天启六年，帝国就不得不将辽东战事的军费支出由770万两减少到680万两，而平定奢安之乱的军费支出则由400万两增加到500万两。很显然，奢安之乱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辽东的战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外，由于滇南阿迷州彝族土司普名声在从征奢安之乱后，得以实力大增，其随即于崇祯四年（1631）发动起事，是为“沙普之乱”。

不过，天启年间的民乱，并不仅仅只有西南的奢安之乱，还有此起彼伏的白莲教起义。

^孙承宗

神宗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后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熹宗天启二年（1622），白莲教徐鸿儒联合景州于弘志、曹州张世佩等，图谋起事，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在郓城举旗反明后，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定年号“大成兴胜”，一时间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架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竟以为上西天云”。义军头带红巾，先得巨野，渡京杭运河，攻占滕县、邹县，滕县、峄县，并袭击曲阜，史载“众至数万”，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2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叛乱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十月，朝廷派大军镇压。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为被官军所俘，后押至京城诛杀。虽然叛乱失败，但此次举事，却是为明末民变的先声。

而在此时，大明帝国还开始与正处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发生了碰撞，当时为了扩张势力范围，增加贸易金额，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希望能够在远东地区找寻到一处可供船只补给的长期据点，最初的时候，荷兰人将目光盯在了澳门。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帝国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附近进行海上贸易。此后，葡萄牙人通过贿赂收买了中国地方官，以上岸晾晒被海水浸湿的货物为由，开始了在澳门的居留。在当时，葡人被称作为“佛郎机”或“藩鬼”，后称“藩人”“夷人”“西洋人”，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澳门已经成为葡萄牙王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商贸中心，荷兰人多次试图侵占这里，神宗万历三十二年、万历三十五年、熹宗天启二年、天启七年曾多次攻打澳门。

不过就在垂涎澳门的同时，荷兰人还把目光投向了澎湖，在万历三十年时，荷兰人建立东印度公司后，荷兰商人曾抵达澎湖，并且派人至福建请求互市。不过很显然，大明无意与荷兰进行贸易，故而以都司沈有容带领兵船50艘前去，要求荷兰人撤出澎湖。天启二年（1622），荷兰人再次抵达澎湖，这一次，他们直接用武力占领澎湖，并封锁了漳州出海口。于是，帝国以南居益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主持澎湖事务。天启三年（1623）十一月，南居益邀请荷兰人前往厦门谈判，在宴会上囚禁荷兰人，并乘机袭击烧毁了荷兰战船。此后，在次年二月，更是亲自乘船到金门，以战船200艘渡海出击收复澎湖。史载，福建总兵俞咨皋、守备王梦熊，率领兵船至澎湖，登陆白沙岛，与荷军接战。但荷兰军队依仗坚固的工事与战舰顽抗，澎湖久攻不下。正如《澎湖厅志》记载的那样，红木埕城要塞“炮楼坚致如铁，巡抚南居益，遣兵攻之，贼首高文律据守不下，官军以药轰之，楼倾下海。”同年八月，明军兵分三路，直逼“夷城”，荷兰人势穷力孤，不得不撤离占领了两年的澎湖。然而，荷兰人并没有全部撤出。史载，“独渠帅高文律等据高楼自守，诸将破擒之，献俘于朝”。此战，大明历时七个月，军费耗达17.7万余两，终于收复澎湖，夷首高文律（Kobenloet）解京，熹宗皇帝并“祭告郊庙，御门受俘，刑高文律等于西市，传首各边，以昭示天下”。

也就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中，大明帝国对于辽东的经略也处于换乱之中，熊廷弼下狱之后，帝国最初是以兵部尚书王在晋继任经略。史载，王在晋，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后进督河道，泰昌时（1620）迁兵部左侍郎。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天启二年（1622）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于是认为应该乃请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4万人守之。

其实他的这个想法来自蓟辽总督王象乾，王象乾认为：“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才有了王在晋“抚虏、堵隘”守山海关的方略。根据王在晋在《题关门形势疏》中提出的“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策略，大明帝国发帑金20万两，以构筑防御。

应该说，王在晋的这套方法倒也不是全无道理，他认为：“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山海一关不过通夷贡夷之道，严远戍之防有两河为保障，何夷虏之足忧。而今且以为冲边绝塞，此岂有形之天堑，成不拔之金汤者哉。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搏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

此外，王在晋还认为：“……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核道、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又有“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已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之论，故而试图针对山海关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建议修重城，等到重城修好以后，山海关的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以抵御后金入侵。

而兵部尚书张鹤鸣也对王在晋的这套方略推崇备至，他视师辽东复命时说：“自辽患以来，经略死难系狱，累累匪一……今日经略，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但秉正不阿，人醉独醒，独臣于在晋两人耳……在晋不足惜，如辽事何，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此臣不顾嫌疑，不顾仇害，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

不过王在晋的主张，却是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修筑到200里之外的宁远，但王在晋不听。于是“力争不能得”，袁崇焕遂“奏记于首辅叶向高”，也就是直接将意见报告提交给了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辽东的情况，拿不定主意，只能说“是未可臆度也”。

就在这个时候，内阁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也就是说孙承宗决定亲自去辽东一趟，以决定辽东防务的重点。史载，“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

史料中的孙承宗是“此人少时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神宗万历六年（1578），中秀才，年仅16岁。而后，孙承宗曾先后在大理寺右丞姜壁和兵备道房守士等人家中，教授子弟，并由此逐渐接触官场。万历二十一年（1593），孙承宗入国子监，次年中举人。后来，因房守士升任大同巡抚，孙承宗随行。大同为边城重镇，于是孙承宗利用这个时机，常向将帅士卒究问险要边情，史称其“伏剑游塞下，历亭障，穷厄塞”，因而“晓畅边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其以进士第二名，而授翰林院编修，入翰林十年。后入詹事府，任谕德，辅导当时的皇太子朱常洛学习，光宗继位仅一个月即驾崩，年仅15岁的皇长子即位，是为明熹宗，孙承宗继而为帝师。这样，年近花甲的孙承宗，开始逐渐地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

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升礼部右侍郎，此番熹宗皇帝以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至辽东勘查，也显示了皇帝对于辽东的重视。史载，孙承宗巡视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最终接纳了袁崇焕等人的提议，而否决了王在晋的主张。他认为“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并且说“总之，敌人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

此后，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于是皇帝将王在晋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于是，熹宗皇帝以帝师、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为辽东经略，所谓“诏给关防敕书，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

史载，孙承宗在上疏，称 “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监阵，而以文官拨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之后，又提出了自己的方略，也就是面对后金的攻势，首先要进行防守，“欲保京师，则必先固山海关；而欲保山海关，则必先固辽西”。此后，才能够有进攻，也就是“欲复辽东，则必先复辽西，欲复辽西，则必先固宁远”。因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退而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进可攻略辽西，故而，“固宁远”是为了将来收复辽东做准备。

在确认了全辽战略后，辽事仍然头绪百般，急待整理。于是之后，又为了能够达到自己所提出的战略，孙承宗而作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他以修山海关和宁远城为契机，对辽东明军进行兵制改革和纪律整顿。在山海关的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而练兵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后，“兵将一清”。宁远城则“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委派良将满桂和袁崇焕负责修筑，并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各城，“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士”。

在修复宁远等大城9座、堡45座、练兵11万，拓地400里、屯田5000顷的同时，他还大力扩军备战，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所提出的“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的建议，大胆起用袁崇焕、孙元化、鹿善继、茅元仪等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譬如“令总兵江应诏定军制，佥事崇焕建营舍，废将李秉诚练火器，赞画善继、则古治军储，沈棨、杜应芳缮甲仗，司务孙元化筑炮台，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仑主市马，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采木，而令游击祖大寿佐金冠于觉华，副将陈谏助赵率教于前屯，游击鲁之甲拯难民，副将李承先练骑卒，参将杨应乾募辽人为军”。

此外，他还设立六馆，招纳贤才，所谓六馆，其一，占天馆，凡通仰观风角三式者；其二，察地馆，凡通夷虏部落道里、上川扼寨、安营立寨及屯田水利者；其三，译审馆，凡识写夷字、通说夷语及情事者；其四，侦谍馆，凡精敏便利、能入虏穴谙虏来往者；其五，异才馆，凡侠骨殊才，能使外域及有剑术如荆、聂之流者；其六，大力馆，凡力能挽绳携重至千斤，或六七百斤，及能飞檐走壁、日行数百里者。如此等等，筹备良多。可以说孙承宗为长期战略做了很多的准备。于是才有了“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

其实，可以看得出，孙承宗经略辽东，以练兵、修城为主，然而孙承宗的这一措施却引来了朝内官僚的攻击，他们认为孙承宗志在守卫，无心进攻，那么“平辽”也就变得遥遥无期了。其实孙承宗之战略并不仅仅是防御，而是在实施防御的同时，他采用步步为营，渐渐推进的策略，也就是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其实根据《督师记略》记载，“先是奴以数万守广宁，二万守右屯。至是知我军渐张，乃撤广宁，焚其余粮，恐我因也。”也就是因为孙承宗的积极努力，后金于广宁已不战而退。至天启五年，辽东明军自宁远又向前推进200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正如《督师记略》中所提到的那样，“公意以我欲恢全辽，必先复金、复海、盖南四卫。盖南四卫在三插河东，而实全辽膏腴之地。辽西七百里，北山南海，宽者不过数十里，狭者十余里耳。其旧镇辽阳，在河之东。然开原、铁岭一带，俱切近北鄙，地亦荒瘠。唯四卫膏腴，而又近海，辽之所以富贵以此。奴自破辽阳，四卫即没于虏。及破广宁，全辽尽失。然使河西步步为进，地远难于计日，而于虏无切近之灾。我竭力以除图，彼猝至而遽败矣。如自四卫入，则置刃于腹。而且迫于辽沈，彼自不能安处”。

由此可见，孙承宗的目的并不是防御，而是志在恢复全辽，其实孙承宗何尝不明白自己所采用的“逐步推进”的战略过于保守，而且效果也不明显，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河西步步为进，地远难于计日，而于虏无切近之灾。我竭力以除图，彼猝至而遽败矣”，可是萨尔浒一战，沈、辽的丢失，使得大明帝国已经无力再承受新一轮的失败了，故而在孙承宗看来，想要恢复全辽，势必十分谨慎，得有充分准备才行。如果贸然行动，则再经历一次类似于萨尔浒似的大溃败，那么山海关防线也许也会整个就崩溃。所以，他才通过练兵、军屯、引进火器等手段，来加强辽东明军的战斗力，并通过宁锦防线，巩固辽西诸城，从而以辽西诸城来进可攻，退可守。绝不能如同之前那样，一旦战败，则兵溃千里，重镇尽失。

然而，就在孙承宗在辽东与天津巡抚毕自严、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积极防御的时候，他的这番“碌碌无为”却给自己引来了麻烦。

史载，当魏忠贤企图扩张权利，于是想要攀附孙承宗，但被拒绝，于是魏忠贤因此记恨孙承宗，其以党羽李蕃、崔呈秀、徐大化上书诋毁孙承宗。于是孙承宗被罢官。

虽然，孙承宗接受袁崇焕提议修筑关宁锦防线，以护卫山海关，从而抵御来自后金的压力，使得形势一度好转，但他在经略辽东时，总体环境还是很好的，固然，孙承宗在辽东内外压力极大，其时国内尚未爆发大规模民变，国力还能应付辽事的军费开支。而建州方面，后金当时正忙于与察哈尔部交战，并没有将进攻大明作为主要目标。此外，努尔哈赤还遇上了严重的国内问题，故而面对孙承宗的防线，不敢贸然进攻，所以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无事之局”。

努尔哈赤所面临的严重的国内问题也就是汉人问题，建州吞并了辽东，除了获得大片土地外，还多出了上百万的汉人。以女真人所新建立之政权，要良好地消化这么大数量的汉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建州兵临抚顺的时候，努尔哈赤曾说：“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况尔乃多识见人也。不特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之理乎？”

于是许诺，若举城纳降，努尔哈赤便“禁止部下掳掠城中官员军民及其亲属为奴，也不要求李永芳及其部众改变汉族习俗，甚至可以不行满族剃发之俗”。而在进攻辽西的广宁之前，努尔哈赤甚至宣扬“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承认汉人的政治地位和保护汉人的个人财产，甚至利用“贫富差距”这一矛盾来对汉人进行煽动，“昔尔等明国富人，广占田地，雇人耕作，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田无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与其令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财货山积而无用，何若揭竿而起。百姓闻风，必群起响应，后世遂得富足矣”。可事实上呢？自从天启三年开始，努尔哈赤收回了曾经承诺的满汉平等政策，取而代之以镇压，于是满、汉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汉人焚烧房舍、出逃建州，甚至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天启五年，更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汉人叛乱事件，遭到了女真人的残酷镇压。这种局面使得汉人大量归顺女真人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于是孙承宗才得以实施“以辽人守辽土”战略。

此外，驻守皮岛（今朝鲜椵岛）大将毛文龙所部也频频出击，给努尔哈赤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明朝火枪手}

天启元年（1621），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197名勇士，深入敌后，先收复了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2000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七月十四日，侦得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抄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100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使得全辽震动，王在晋评价此战说：“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班超、耿龚，他说：“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36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

“镇江大捷”后，毛文龙被破格提拔，升为副总兵，但后金的反扑也很迅速。史载，朝鲜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丁文礼、吕世举等殉国。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为据点，招募辽东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六月，袁可立接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大明帝国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熹宗皇帝更曾下诏书给毛文龙 “念尔海外孤军，尤关掎角，数年以来，奴未大创，然亦屡经挫衄，实尔设奇制胜之功，朕甚嘉焉。兹特赐敕谕，尔其益鼓忠义，悉殚方略，广侦精间，先事伐谋，多方牵制，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后金官员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的点评很到位：“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东林名臣陈良训则认为：“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

天启三年（1623）夏，努尔哈赤下令屠戮后金境内的辽民，为了解救流散难民，登莱巡抚袁可立试图“联络诸岛，收复旅顺”，故而令毛文龙和沈有容属下的两镇兵马不时出奇兵“塞要害，焚盗粮”。毛文龙遣军四出击攻打后金：命朱家龙从千家庄进军，王辅从凤凰城进军，易承惠从满浦进军，复遣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金州、旅顺一带。自统8000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予以策应。

张盘上岸后，他按照毛文龙所布置的方略，以战船将金州一带幸存的辽东百姓接渡到安全的地方，先后接济“男妇老幼共计四千”，此后又以民心可用，遂将这些壮丁编入队伍，共计有35队。七月初二，张盘率领这支兵民合编的大军，攻打金州，一举而下，并获后金军火器“大小炮铳一千一十四位，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随后，又在袁可立的策应下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得辽南数百里之土地，重归于大明。

毛文龙遣将收复金州和旅顺等地，使得登莱、旅顺、皮岛、宽叆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自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威胁，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状况。

但金州孤悬海外，易攻难守，不久张盘为后金所逼又退居麻洋岛，正如登莱巡抚袁可立奏报的那样：“刘爱塔事泄而金州空，沈有容以兵寡不可守，而张盘入据。闻金州有人率众逼张盘于麻洋岛，此金州复而不复之实也。”

天启三年（1623）七月的“亮马佃大捷”，更是后金的一场大败。史料中这场大战的记录不是很多，根据《山中闻见录》记载：“毛文龙自满浦、昌城袭攻甜水站，以捷闻，又以兵万人攻亮马佃，夺获牛马；复合兵三万，攻牛毛寨，斩首二百三十，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时谍敌将集兵渡河，毛文龙因进兵，先后奏捷。”而《明史纪事本末》则记载为：“天启三年闰十月，毛文龙奏亮马佃之捷，又奏牛（毛）马大捷，斩级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匹。”而《辽事实录》则记为“平辽总兵毛文龙，十月报牛毛大捷，斩级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

当年秋，巡抚袁可立决定使“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以图建立“恢复之功”，而此时，努尔哈赤正准备西征，以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的行动，毛文龙亲统3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当时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军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将后金军斩杀一空，大获全胜。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4万大军来救。考虑到孤军深入，师老兵疲，而牵制努尔哈赤的战略已经达成，毛文龙遂决定主动撤出。

就在“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据札付验，一并验确”。据载，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大喜，其在奏书中称：“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漂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而登莱巡抚袁可立亲自为毛文龙请功道：“毛文龙统兵深入阎王寨，与奴贼大战，斩级三百七十一颗，生擒真夷四名，请发赏功银两。”于是熹宗皇帝下诏“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

此后，鉴于后金“常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袁可立“于皇城岛请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于是“虏遂远徙，不复逍遥海上矣”。秋收之后，金人又来大肆侵略，袁可立“命将设伏，乘风纵火刍茭，糗粮尽归一炬”。

接连的失败，使得建州十分恼怒，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而袁可立早有所料，“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遭到伏击的后金军大败而归，朝野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当年十月初五，总兵毛文龙复命张盘收复复州和永宁。当时，后金复州驻军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张盘利用辽民对后金军的痛恨，乘夜袭城，大破之。后金不甘心失败，调集了大军前来征讨，张盘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斩获无数”，后金军“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天启四年（1624）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失败之仇。张盘死守城池，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军无计可施，遣使议和，张盘立斩于军前，复于旅顺城外设埋伏，大败之，迫使后金军只得撤走。

天启五年（1625）正月间，接替袁可立为登莱巡抚的武之望由于不懂军事，故而上奏要在旅顺和金州之间的南关开凿运河，此奏竟得到兵部批准。于是，张盘和朱国昌因朝命难违，奉命施工，却因消息泄露，而遭到后金军围攻，张盘殉国，后金得以乘机重新占据辽南各城。毛文龙得报后，以后金军后方过长为机，即派游击林茂春、王承鸾等腰截后方，攻其不备，迫使后金军立足不稳而撤军，同时又命都司石城玉往金州、旅顺等城收拢残部，进驻恢复，但登莱巡抚武之望乘后金军与东江军激战之际，竟抢先派部将张攀进驻旅顺，以争恢复之功。自此之后，辽南一直在东江军的控制之下。

就在辽西和辽南纷纷有所进展的时候，孙承宗却被罢官了，不过孙承宗罢官的原因，除了魏忠贤等人的陷害因素之外，还与一场战斗有关，这场战斗便是柳河之役。山海关总兵马世龙是这次战斗的实际指挥者。史载，马世龙，字苍渊，宁夏卫人，武举人出身，早年为宣府游击，天启二年担任永平（今河北卢龙）副总兵，历官都督佥事、三屯营（今河北迁西西北）总兵官。孙承宗出镇辽东时，马世龙随行，担任山海关总兵，统领关内外军马。

天启五年（1625）八月，马世龙误信生员刘伯镪之言，称后金四贝勒皇太极进驻耀州，手上兵马不满300人。世龙大喜，派兵自娘娘宫渡三岔河，打算袭击耀州，并先遗鲁之甲与李承先二将率领前往。这时，由于驻觉华岛水师游击金冠、姚与贤等迟未前来接应，至二十五日舟仍不至，李、鲁二人率领800人通过七只渔船强渡三岔河，导致形迹外泄，造成柳河之役的溃败，死伤400多人，鲁之甲与李承先均战死，中军钱应科落水死。当初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为承宗所鄙，故而柳河之役，马世龙因冒进兵败之，“忠贤以承宗不附己”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670匹、甲胄等军用物资，参劾承宗。于是，马世龙被弹劾离职，孙承宗谎称李、鲁二人是“巡河哨败”，仍与喻安性同时被罢免。由高第代为经略。

高第乃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曾任临颍县令。临颍县志说他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后“转户曹，榷浒墅关”，此后升大同知府。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高第由大同知府转为山东按察副使。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升为湖广右参政，不久升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升陕西右布政使，后升山西左布政使。

天启元年（1621）三月，吏部以高第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令其巡抚大同。在任上，据《永平府志》《滦州志》等记载，他又私人出资7000两银子，助给边将的抚赏，于是在军中朝中口碑很好。天启二年十二月召高第入京，为兵部右侍郎。天启四年正月，为兵部左侍郎。天启四年二月，高第致仕。天启五年，起复高第为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同年五月，升任兵部尚书。此番孙承宗罢官，皇帝于文华殿，赐其蟒衣玉带，令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

然而，高第守辽之策却与孙承宗相左，当初高第曾力扼孙承宗守关外以捍关内、先固守以图恢复的积极防御方略，此番当他到达山海关之后，立即令弃关外城堡，尽撤关外戍兵。而他自己的守关方略是：枢辅抚镇，“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

当高第尽撤关宁锦防线于山海关之内，放弃关外400里之地，独求保关时，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当时的情势。先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等督率军民，在关外辛勤经营四年，缮城修堡，造炮制械，设营练兵，拓地开屯，劳绩显著，大见成效。此外，孙承宗在辽东时经过多年的努力，当时“东下之具已得十九”，“战兵者九万四千，守兵者一万六千有奇，杂兵者二万四千有奇”，同时，他还引入了火器和战车结合的车营，并确定了以车营为核心的战法。史载，孙承宗初到辽东时，“火器手不过数十人”，虽然有熊经略所造之迎锋车600辆，但“敝败不可用”，辽东“向习弓矢，置火器不讲至于车营，则九边英锐，无不以为耻”。此后，他积极造火器、建战车，孙承宗曾著《车营叩答合编》一书，全面介绍车营编制和车营阵法，阐述了车营的攻防战术，也就是“五修造新旧战车。合步骑以教车营”“又立十大车营，以为攻战之具”。后来发展到12车营，马步兵达9万余人，使“战辎不得不亲，马步不得不合，将卒不得不联，炮矢更番分合便捷”。而除了装备火器外，孙承宗还进行了以车营火器为主的协作训练，“其用火（火器）在用叠阵，合水、陆、步、骑，舟、车、众、寡，奇、正之用火，无一非叠阵”。并在车营中，将车兵、骑兵、步兵、弓兵、炮兵、火器兵有规律地编在一起，形成阵法。作战时候，“步队则鸟枪、郎机在前，而三眼、火箭在后，骑兵则弓箭、三眼大炮连环叠用”。

^{清太祖努尔哈赤}

然而，此时高第命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诸城守军，并将器械、枪炮、弹药、粮料移到关内，放弃关外土地400里，等于是使孙承宗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当时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为辽东明军的前锋要塞，如仓皇撤防，使已兴工修筑的城堡弃毁，布置戍守的兵卒撤退，安顿垦耕的辽民重迁。

于是，辽东诸将对高第的“关外兵民尽撤”的方略十分不满，纷纷上书抗争。时任宁前道、镇守宁远的袁崇焕就曾经力争：兵不可撤，城不可弃，民不可移，田不可荒。袁崇焕引据金启倧的《呈照》，向辽东经略高第具揭道：“据锦右粮屯通判金启倧呈照，锦、右、大凌河三城皆前锋要冲，倘收兵退守，既安之百姓，复罹播迁，已复之封疆反归夷虏，榆关内外更堪几次退守耶。呈详到道，据此为照。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脱一动移，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即西虏亦轻中国。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必如阁部言之又让，至于无可让而止。今只择能守之人左辅守大凌河，樊应龙等守右屯，更令一将守锦州，此城大于右屯，然稍后缓矣。三城屹立，死守不移，且守且前，恢复必可。若听逃将懦将之做法，以为哨探之地此则柳河之故智，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终是不期不得，则听之能者，本道说一声明白便去也。”

然而，高第却凭借“御赐尚方剑、坐蟒、玉带”的势焰，不但执意要撤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而且传檄撤宁（远）前（屯）路防备。见此情形，袁崇焕愤而拒绝撤回山海关，并表示与城共存亡，并说“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面对袁崇焕的这一态度，高第很是不以为然，他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屯民入关，抛弃粮谷十余万石。这次不战而退，不仅使得军心不振，而且还民怨沸腾，背乡离井之众，哭声震野。而对袁崇焕来说，他的处境也很艰难，豪言壮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的，他既得不到兵部尚书、蓟辽经略高第的支持，又失去其恩师大学士韩爌及大学士孙承宗的援助，在关外城堡撤防、兵民入关的极为不利情势下，他唯有率领万余名之众孤守宁远，以抵御后金军的进犯。

天启五年十月（1625），刚在蒙古取得胜利后的努尔哈赤，得知明朝易帅，遂提前回师，大力筹措攻明准备。天启六年正月（1626），努尔哈赤亲率大军，直扑山海关而来。

当初在占领广宁后的四年间，努尔哈赤先是迁都沈阳，后又巩固其对辽东的治理，并逐一整顿内部，移民运粮，训练兵士，发展生产，镇压汉人反抗。同时重用范文程。万历二十五年（1597），出生于辽东沈阳卫的范文程，据传乃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其先世于明初自江西贬往沈阳，“居抚顺所”。史载，范文程少时喜好读书，聪明沉稳，“年十八补秀才”，19岁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1618），后金攻占抚顺，当时范文程年仅21岁，与其兄范文采（生卒年不详）背叛故国，投降努尔哈赤。因其祖上乃范仲淹，而曾祖范鏓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故而努尔哈赤曾对诸贝勒有言：“此名臣孙也，其善遇之！” 范文程投靠努尔哈赤后，不仅随努尔哈赤征讨大明，攻取辽阳、西平等地，而且后来大清开国时的规制大多出自其手，更被视为文臣之首。

不过努尔哈赤当初之所以没有进攻辽西，除了忙于和蒙古开战，稳定内务之外，更由于孙承宗主持下的辽西防务无懈可击，故而出于没有太大把握的考虑，努尔哈赤才不敢轻举妄动。其实一直以来，努尔哈赤都是善于待机而动，此人蛰伏不动之时，往往等待时机。熊廷弼与王化贞不和时，他趁机夺占沈、辽，这次又得到孙承宗罢去、高第撤军向关内、宁远孤守的哨报，他当即决定攻打宁远城。

当努尔哈赤所率的后金军大举西进时，军情便被明军探得。天启六年（1626）正月初六，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果然，后金大军渡辽河，向西扑来。此后，初十，努尔哈赤从十方堡出边，前至广宁附近地方打围。十二日，回到沈阳。此后，努尔哈赤又吩咐各牛录并降将，每官预备牛车30辆、爬犁30张，每人要靰鞡三双，还要各炒米三斗。准备出征。

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诸王大臣，统领13万大军，号称20万，往攻宁远。十七日，西渡辽河，扑向宁远。

后金兵渡辽河，警报驰传北京，举国汹汹，人心惶惶，兵部尚书王永光“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而经略高第更是闻警丧胆，计无所出，龟缩于山海关，拥兵不救。所以在宁远紧急关头，“关门援兵，并无一至”。而此时，八旗军连陷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八座城堡，由于原驻守军都早已撤到关内，故而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竟未遇什么抵抗，便进抵宁远。

得知宁远有人据守后，努尔哈赤遂派遣使者，入宁远往告：“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结果袁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

当后金军连下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兴城，直逼宁远时，宁远只有万余守军，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守将袁崇焕，偕总兵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御宁远。袁崇焕“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又部署官兵，分城防守，划定责任：总兵满桂守东面、副将左辅守西面、参将祖大寿守南面、副总兵朱梅守北面，同时又以满桂提督全城，分将画守，相互援应。而袁崇焕则坐镇于城中鼓楼，统率全局，督军迎敌。

^红夷大炮

宁远居辽西走廊之中，“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宣德三年（1428）置宁远卫，嘉靖四十三年（1564），副使陈绛重修，袁崇焕此番守宁远，主要能够依靠的是所谓的“红夷大炮”，其实用如今的概念来说，所谓的红夷大炮就是前装滑膛加农炮，这种火炮也称为红衣大炮。所谓“红夷”者，红毛荷兰与葡萄牙也，故而多被认为红夷大炮是进口荷兰的，但其实红夷大炮只有少量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而大多数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得来的。不过大明帝国也有仿制。

其实一直以来，大明朝对于火器和技术从来都不陌生，也不保守。永乐八年（1410）征交趾（今越南）时，成祖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成祖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神机营也成为明军的一个兵种。

而当时颇具盛名的徐光启更是对火器的运用和研制有着相当大的造诣。徐氏祖居苏州，以务农为业，后迁至上海。徐光启的祖父因经商而致富，及至父亲徐思诚家道中落，乃转务农。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光启出生，少年在龙华寺读书。万历九年（1581），应金山卫试中秀才后，在家乡教书，并娶本县处士吴小溪女儿为妻。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光启赴广东韶州任教，并结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万历二十四年（1596）转至广西浔州任教。

^利玛窦

万历二十五年，徐光启因考官焦竑赏识而以顺天府解元中举。次年会试他未能考中，便回到家乡教书。此后，赴南京拜见恩师焦竑，并首次与利玛窦（Matteo Ricci）晤面。

^明代火器

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南京由耶稣会士罗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入天主教会，圣名为保禄。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中进士，考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四年，他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次年春翻译完毕并刻印刊行。翻译完毕《几何原本》后，徐光启又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

万历三十五年（1607），翰林馆期满告散，徐光启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同年，因其父去世，故而回乡丁忧守制。次年，徐光启邀请郭居静至上海传教，这成为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间，徐光启整理定稿了《测量法义》，并将《测量法义》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整理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同时，他还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

万历三十八年（1610），徐光启回到北京，官复原职。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他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万历四十年（1612），他从耶稣会士熊三拔处（P. Sabbathino de Ursis）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六卷。

万历四十一年（1613）初冬，因与朝中同僚意见不合，徐光启告病去职前往天津。先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万历四十四年，礼部侍郎沈榷连上三道奏疏，请求查办天主教传教士，史称“南京教案”。徐光启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同年徐光启回京复职，次年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不久病归天津，作《粪壅规则》。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发兵进犯关内，徐光启应召星夜入京。次年萨尔浒之战后，徐光启多次上疏请求练兵，擢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督练新军。但由于军饷、器械供应困难，练兵计划并不顺利。

天启元年（1621）三月，徐光启上疏回天津养病，同年六月辽阳失陷，他又奉召返京，力请使用红夷大炮帮助守城，但因与兵部尚书崔景荣意见不合，于十二月再次辞归。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起，徐光启受命在北直隶通州、昌平等地督练“新军”以来，他先后撰写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火炮要略》）、《制火药法》等。

史载，天启元年（1621）三月，后金攻陷沈阳、辽阳，明廷震惊，熹宗要求徐光启从天津“即令回京”，襄理军务。同年五月，李之藻出任光禄寺少卿，负责研制大炮。四月十五日，“命光禄寺少卿管工部郎中事李之藻调度十六门城楼军器”，四月二十七日又“命铸监督军需关防给光禄寺少卿仍管工部司官事李之藻” 。天启二年，孙元化呈《备京》《防边》两策，受到朝廷重视，兵部尚书孙承宗出任蓟辽经略，用孙元化筑台制炮主张，筑宁远城，孙主其事。三月十四日（4月24日），命“光禄寺少卿李之藻为太仆寺少卿”，此外熹宗敕教士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火铳。由此可见，大明帝国对于火器的认识还是很清楚的。

袁崇焕驻守孤城宁远时，虽然城中士卒不满两万人，但却拥有大炮、火铳等火器，此外城中兵民，“死中求生，必生无死”，誓与城共存亡。尽管面临紧急态势，但袁崇焕并不以为然，他除了上疏称“本道身在前冲，奋其智力，自料可以当奴”，还采纳诸将的议请，做了积极的守城准备。

由于彼己态势，强弱悬殊，加之前临强敌，后无援兵，宁远一座孤城，兵士不过万余，故而绝不能实施城外野战，因此他汲取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西（平）、广（宁）失守的教训决意凭城坚守，拼死固守。所谓“敌诱不出城，敌激不出战”。同时，由于宁远城设置有11座红夷大炮，故而他积极修台护铳，布设大炮，以实施“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的方略。

同时尽焚城外房舍、积刍，转移城厢商民入城，转运粮料藏觉华岛，以做到坚壁清野。此外，袁崇焕认为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都是由于“内应外合”才失陷的，故而他要做到“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于是以同知程维楧率员稽查奸细，“纵街民搜奸细，片时而尽”。派诸生巡守街巷路口。并以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派民夫，供给守城将士饮食，又派卫官裴国珍带领城内商民，运矢石，送弹药。再有就是严明军纪，派人巡视全城，命对官兵乱自行动和城上兵下城者即杀。官兵上下，一心守城，所谓“以必一之法，则心无不一，此则崇焕励将士死守之法。其所以完城者，亦在此”。

最后，士气的问题，袁崇焕以重金赏勇，鼓励士气，并宣布“官兵有能中敌与不避艰险者，即时赏银一锭，奖励勇敢退敌者”，同时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向前屯、山海关，抓住斩首，以肃军纪。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宁远守军开始了一场为了自己生存而努力的血战……

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后金军连续攻陷锦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和塔山七城。正月二十二日，袁崇焕令兵民“偃旗息鼓待之，城中若无人”，静待后金兵近城池，同时偕几个幕僚至鼓楼，同朝鲜使臣翻译韩瑗等谈笑风生。次日，后金军穿过宁远城东五里处的首山与螺峰山之间隘口，抵达宁远城郊。这一天，努尔哈赤命离城五里，横截山海大路，安营布阵，并在城北扎设统帅大营，以被虏汉人前往宁远城，招降袁崇焕。但遭到袁崇焕的严辞拒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放捉获汉人，入宁远往告：“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宁远道袁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

此后，在断然拒绝努尔哈赤诱降之后，袁崇焕命家人罗立等向城北后金大营，以大炮轰击，“遂一炮歼虏数百”，后金军不敢留此驻营，将大营移到城西。而努尔哈赤见袁崇焕既拒不投降，又发炮轰击大营，遂命准备战具，次日攻城。

二十四日，后金军开始攻打城西南角。史载后金兵推楯车，运钩梯，步骑蜂拥进攻，万矢齐射城上。在城堞上，箭镞如雨注，悬牌似猬皮，而祖大寿、左辅等率明军射矢、投石、发炮、放火烧攻城之兵。矢石、铁铳之下，后金兵死伤累累，虽然后金军用斧凿城，但收效甚微。反倒是守城明军“则门角两台，攒对横击”。明军“以城护炮，以炮卫城”的方略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都司佥书彭簪古指挥东、北二面大炮，罗立指挥西、南二面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火星所及，无不糜烂”，“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攻具焚弃，丧失殆尽”。史料记载，“贼遂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处”，危急时刻，袁崇焕身先士卒，不幸负伤，“自裂战袍，裹左伤处，战益力；将卒愧，厉奋争先，相翼蔽城”，于是“火毬、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殒。城下贼尸堆积”。

^{画家笔下的宁远之战}

二十五日，后金兵再倾力攻城。城上施放炮火，后金兵惧怕利炮，畏葸不前，“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后一天血战，依然宁远城攻不能克，乃下令收兵。

两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攻具焚弃，丧失殆尽。如此损失，使得努尔哈赤被迫停止攻城，退到西南侧离城五里的龙宫寺扎营。

二十六日，后金兵继续围城，明兵不断发射大炮轰击，努尔哈赤无计可施，便改变进攻策略，命武讷格率军履冰渡海，转攻觉华岛。觉华岛乃是辽东士兵储粮之所，粮料可达8万余石。后金军围宁远数日不克，遂分兵进攻觉华岛。其实在觉华岛，明军是设置有水师的。孙承宗经略辽东时，即令龙、武两营，分哨觉华岛的防卫。不久以国宁督发水兵，以卫觉华岛。而觉华岛的水师，则由游击金冠统领。其作用除了是守卫岛上的粮料、器械之外，还有就是配合陆师进图恢复辽东失地。此外就是策应宁远之城守，所谓“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岛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旁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

时值隆冬，海面冰封，无险可守，明将姚抚民守军等率领官兵为加强防御，沿岛凿开一道长达15里的冰濠，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然而，天气严寒，冰濠凿开，穿而复合。姚抚民等率领官兵，“日夜穿冰，兵皆堕指”。

二十六日，后金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突然进攻觉华岛。由于前夜，后金已经将主力转移到城西南五里龙宫寺一带扎营，故而其目的就是为了从龙宫寺进攻觉华岛。武讷格以铁骑数万进攻觉华岛，虽然明军凿冰15里为濠，列阵以车楯卫之，但由于“凿冰寒苦，既无盔甲、兵械，又系水手，不能耐战，且以寡不敌众”，加上大雪纷飞，冰濠重新冻合，故而后金骑兵，履冰驰进，从靺鞨口登岸，攻入囤粮城北门，猛烈厮杀，冲进城中。后金骑兵驰突而来时，岛上水兵阵脚遂乱。后金军火焚城中囤积粮料，浓烟蔽岛，火光冲天。旋即转攻东山，万骑驰冲，巳时，并攻西山，一路涌杀。于是守将金冠刚死，其子金士麒与兵丁800人至觉华岛迎榇，亦与后金军作战，全部殉国，金冠既死之榇，被后金兵俱经剖割。岛上囤积粮料尽焚。后金军旋即转攻东山、西山，明将姚与贤等皆力战而死。史载：“且岛中诸将，金冠先死，而姚与贤等皆力战而死。视前此奔溃逃窜之夫，尚有生气。金冠之子，会武举金士麒，以迎父丧出关。闻警赴岛，遣其弟奉木主以西，而率义男三百余人力战，三百人无生者。其忠孝全矣！”

觉华岛之战，明军损失惨重。经略高第塘报：觉华岛“四营尽溃，都司王锡斧、季士登、吴国勋、姚与贤，艟总王朝臣、张士奇、吴惟进及前、左、后营艟百总俱已阵亡”。总督王之臣查报：“觉华兵将俱死以殉。粮料八万余及营房、民舍俱被焚。”而同知程维楧则报：“虏骑既至，逢人立碎，可怜七八千之将卒，七八千之商民，无一不颠越糜烂者。王鳌，新到之将，骨碎身分；金冠，既死之榇，俱经剖割。囤积粮料，实已尽焚。”《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我军夺濠口入，击之，遂败其兵，尽斩之。又有二营兵，立岛中山巅。我军冲入，败其兵，亦尽歼之。焚其船二千余；并所积粮刍，高与屋等者千余所。”也就是觉华岛上7000明军和商民7000余丁口都被后金军杀戮；粮料8万余石和船2000余艘都被后金军焚烧。

后金军围宁远数日不克，加之此时又摧毁了觉华岛，屠杀岛上民众，焚毁粮食储备，又有毛文龙出兵袭击后金后方永宁，努尔哈赤始引兵归，二月九日返回到沈阳。

后金军即走，袁崇焕派景松和马有功疾驰山海关，向经略高第报告战况。高第急奏朝廷：“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分兵一支，攻觉华岛，焚掠粮货。”关于这一点，张岱《石匮书后集》中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而朝鲜人李星龄所著《春坡堂日月录》则记载宁远之役“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坠者无数，贼大挫而退”。

尽管有人认为这个所谓的“大头目”极可能是努尔哈赤，但可能性不是很大。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宁远之战为后金军的首败，努尔哈赤亦因此耿耿于怀。虽然于觉华岛全歼7000守军、屠戮商民、焚其船只，以泄未克宁远之恨，但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带着忿恨和遗憾，尽撤宁远之兵回师沈阳后，他还是很似怨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宁远之败时说：“帝自25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不过宁远的确是努尔哈赤征战生涯中唯一未能攻克之城。

宁远之役后，大明从“宁远被围，举国汹汹”，瞬间成了“闻报宁远捷音，京师士庶，空巷相庆”。可以说，宁远大捷是明朝从抚顺失陷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是自“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的一个大胜仗；也是“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的一个大胜仗。正如兵部尚书王永光所说的那样“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委之”。

此后，熹宗皇帝采纳王永光的建议，不追究觉华岛惨败一事，将此一役称为“大捷”，以激励士气。此后，熹宗下诏嘉奖广宁军功劳，袁崇焕随即升任右佥都御史，而高第、杨麒因不援宁远和觉华岛而免职，以王之臣、赵率教取代。

天命十一年（熹宗天启六，1626）四月初四，心怀宁远败北之忿恨的努尔哈赤试图重振低落的士气，率军征讨喀尔喀巴林部，大获全胜。五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城迎接前来沈阳的科尔沁部奥巴贝勒。至七月，努尔哈赤疽病突发。当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前往清河汤泉疗伤。八月初，病势转危，遂决定乘船顺太子河返回沈阳。

天命十一年（天启六，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于途中、距离沈阳40里的叆鸡堡病逝，时年68岁。大妃乌拉那拉氏、庶福晋二人殉死。

对于努尔哈赤一生的评价，《清史稿》说他是：“太祖（努尔哈赤）天锡智勇，神武绝伦。蒙难艰贞，明夷用晦。迨归附日众，阻贰潜消。自摧九部之师，境宇日拓。用兵30余年，建国践祚。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迁都沈阳，规模远矣。比于岐、丰，无多让焉。”

明人（兵部尚书李化龙）则说“（建州）列帐如云，积兵如雨，日习征战，高城固垒……中国无事，必不轻动；一旦有事，为祸首者，必此人（努尔哈赤）也”。

而李氏朝鲜人（李民寏）则认为：“奴酋（努尔哈赤）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爱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

不管怎么样，随着努尔哈赤的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而由于努尔哈赤生前为避免诸子争储导致权力纷争，创立八旗贝勒共议国政之制，汗位可由八个旗主互议，推选旗主之一担任，因此并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此后经推举，努尔哈赤第八子、四贝勒皇太极继任后金大汗，次年改“元天”。于是，皇太极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