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狂猿——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及对朝战争准备

丰臣秀吉在内政领域全面研习了织田信长“兵农分离”和鼓励商业的政策。但是在对外事务上却一改织田氏崇尚武力征服的思路，先后以接受名义上臣服，保证其独立性的方式收复了西国的毛利氏、四国岛的长宗我部氏以及九州岛的大友、岛津两家。并与雄踞关东的北条氏一度达成了平分日本列岛的协议。但丰臣秀吉的野心并不仅此而已。在一方面颁布“刀狩令”，镇压杂贺众等民间武装的同时，另一方面于公元1589年，丰臣秀吉借口北条氏家臣猪俣邦宪违反自己颁布的“关东总无事令”擅自出兵夺取名胡桃城，因而纠集各路大名所部20万人攻入北条氏的领地。

丰臣秀吉如此大张旗鼓地对关东用兵，固然有一举铲除异己，统一日本的意味，也不乏削弱德川家康等人，在战争中扶植自己号称“贱之岳七本枪”的核心家臣团及亲信石田三成的意味。所谓“贱之岳七本枪”，指的是丰臣秀吉与柴田胜家决战于贱之岳时表现出色的七名武将，其中以福岛正则与加藤清正两人最为有名，由于与丰臣秀吉沾亲带故而长期被视为丰臣系武将的核心。

^{今天的小田原城}

石田三成出身不过是一个小沙弥，据说公元1574年左右，丰臣秀吉曾因外出打猎而在石田三成所在的寺院饮茶，结果石田三成先以凉茶相奉，再待以温茶，最后才献上热茶。丰臣秀吉深感此子心思缜密，随即将其引为心腹，常年侍奉于左右，参详军机大事。而事实证明石田三成也确有才干，其在丰臣秀吉麾下不仅成功地修建了被称为“战国无双”的大阪城，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太阁检地”。但是内政上的才能不等于军事上的天赋。在丰臣秀吉大军围攻北条氏的战场上，石田三成便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面对丰臣秀吉麾下的大军，北条氏放弃了野战，龟缩在以小田原为中心的城堡之中。此举不但令丰臣秀吉借机削弱各方大名力量的图谋落了空，更使战争有演变为长期对峙的局面。为了尽快解决问题，丰臣秀吉命石田三成率军攻占小田原的外线据点——忍城。北条氏长期豢养着一批名为“风魔”的忍者，由于其身份神秘且长于骑术，因此日本史学界有“风魔”忍者是大陆游牧民族后裔的说法，不过“忍城”与“风魔”忍者并没有什么关系，这座堡垒是关东地方豪族成田氏的居城。

在遭到石田三成2.7万大军围困之时，忍城内仅有3千多人的守军。石田三成如果按部就班展开进攻未必就不能取胜。但是在勘探了战场环境之后，石田三成灵光一闪，打算效仿丰臣秀吉在与毛利氏交战中的成名之役——水淹高松，在忍城周围筑坝，引荒川之水倒灌忍城。计划上报到丰臣秀吉的案头，这位已经63岁的关白当然击节叫好。但是真的实施起来，石田三成才发现困难重重，不过此时再向丰臣秀吉请示却已经为时晚矣！

在丰臣秀吉“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也要上”的死命令之下，长达28公里的堤坝虽然在重金雇佣的民夫们努力之下建造了起来，但是瓢泼大雨之中守军却突然出击，掘开石田三成刚刚修筑好的工事，大水不仅溺死了丰臣秀吉方面的许多兵马，更令忍城周围成为一片泽国。好在此时关东各地以伊达政宗为首的各路豪强审时度势纷纷加入了丰臣秀吉一方，而北条氏内部也在长期围困中分崩离析。忍城才最终在小田原方面宣布投降之后向石田三成敞开了大门，但此战之后，石田三成也被丰臣系武将嘲笑为不擅掌兵的“战下手”。

北条氏的最终灭亡虽然标志着丰臣秀吉对日本列岛名义上的统一，但是利用此役削弱德川等大名，扶植自己亲信的目的却并未达到。怀着忿忿不平的心理，丰臣秀吉要求德川家康吐出包括世代盘踞的三河国在内的大片领土，代之以昔日北条氏的领土。德川家康虽然心有不甘，却最终选择了忍让。如塞翁失马，失去了昔日富庶之地的德川家康，不仅通过自身的努力迅速在关东积聚力量，更以讨伐“北条残党”为由，获准不出兵参与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对朝鲜所发动的倾国远征。

丰臣秀吉之所以敢于悍然入侵朝鲜，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当时朝鲜、大明国内政治形势的了解及自身军事能力的盲目自信。自公元1392年李成桂废黜高丽末代君主“恭让王”，建立朝鲜王国以来。为巩固自己的“僭主统治”，李成桂家族不得不通过以各种名目授予亲贵田地，以收买其忠诚，是为“科田制”。而除了授予亲贵、重臣的“勋田”和“科田”之外，朝鲜王国还将大量的土地切割成小块授予地方豪强，由于这些受领者有义务为国征战，因此又被称为“军田”。而这些拥有世袭私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朝鲜王朝时期因其“文东武西”而合称为“两班贵族”。

“科田制”和“两班贵族”这样的顶层制度设计，无疑是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但朝鲜地狭民稠，在蛋糕无法持续做大的情况下，为了争夺“分蛋糕”的话语权，一系列“士祸”和“党争”也就在所难免了。而日本发动侵朝战争之际，正值朝鲜“东、西党人”之争未平，“南、北党人”之争又起的节骨眼上。和多数东亚地区的朋党之争一样，朝鲜的东、西、南、北四人党也是拿儒学经典和最高统治者的血统说事。当然他们争来争去也不是为了辨明程朱理学的核心是“性”还是“气”，又或者李成桂有没有汉族或者蒙古的血统。核心的目标还是要以大义的名分将对方赶出朝堂。

公元1591年，朝鲜东西两党为了国王李昖的“继承者们”又闹将起来。虽然这场“建储之争”以东人党的全面获胜而告终，但对“政治失足”的西人党究竟该赶尽杀绝还是“费厄泼赖”东人党内部又产生了分歧，进而分裂成了以李山海为首的北人党和以柳成龙为首的南人党。而就在这些番朋党之争中场休息之时，一年前出使日本的“黄金组合”回来了。

“黄金组合”指的是“西人党”的黄允吉和“东人党”的金诚一。既然党派不同，那么给出的日本国情通报自然也不可能是一样。黄允吉说日本“兵强马壮，武士当国”，金诚一就说不过是“色厉内荏，不足为患”；黄允吉说丰臣秀吉“深目星眸，闪闪射人”，金诚一就说那其实叫“目光如鼠”。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黄允吉的说法显然更符合当时日本的国情，但此时的朝堂之上都是他的政敌，又怎么会有人替他帮腔。于是在“弹丸岛国不足为虑”的“东人党”大合唱中，朝鲜国王李昖也觉得没必要庸人自扰。

不过丰臣秀吉命对马大名宗义智通告朝鲜国王宣祖李昖，表示“将于次年春天假道朝鲜进攻明朝，请予协助”的国书还是引起了朝鲜政府的重视，因为丰臣秀吉明确写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辞。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不过直到此时，朝鲜方面仍认为丰臣秀吉不过是虚言恫吓，因此一方面向明政府报告，一方面作书质问丰臣秀吉“辞旨张皇，欲超入上国，而望吾国为之党，不知此言悉为而至哉”。

金诚一在朝堂之上虽然有意摆出与同团出使的黄允吉一道，但私下却在第一时间将日本备战的消息通知自己的同乡、身居“右议政”高位的柳成龙。柳成龙深知事态严重，于是第一时间开始选派得力的亲信武人前往朝鲜半岛南部备战。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出任光州牧使的权栗和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的李舜臣。

权栗根红苗正，老爸是前领议政权辙。不过权栗本人虽然早年参加武科考试，但并非投身军旅。此时无尺寸之功便成为了一州军政长官，除了家族的荫蔽之外，自然少不得同乡柳成龙的推荐。与权栗相比，李舜臣的出身可谓“贫寒”。朝鲜史书上说他是德水李氏始祖李敦守的第12代孙，这过于遥远的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论。即便李舜臣真是那个高丽王国时代神虎卫中郎将的后代，在朝鲜王国统治时期也没什么好自豪的。而在李舜臣的直系亲属之中只有曾祖父李琚做过兵曹参议，到了李舜臣的祖父辈更是家道中落。不过李舜臣的老爸李贞虽然是个布衣平民，但给几个儿子起名字倒是霸气侧漏。李舜臣的哥哥叫羲臣、尧臣，弟弟叫禹臣。如果再生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要叫启臣。

^{朝鲜古籍中的李舜臣画像}

国人读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笔者将其称为“姓名印象”。如张飞正史中明明是一个擅画美人、立马书铭的才子，只是因为名字起的颇为跋扈，于是在演义中便成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莽夫，即便偶有良策，也不过是“粗中有细”而已。指挥水师与日本侵略者周旋于朝鲜半岛沿海的李舜臣本是武科及第出身的职业军官，但因为和宋、明时代的大儒同名，因此在后世形象中多是一副温文尔雅的儒将形象。

和中国古代“穷文富武、饱吹饿唱”的说法不同，在朝鲜王国“两班贵族”的把持之下，文科、武科都是有产阶层的特权（勋田、科田、军田的所有者），平民百姓只能参与杂科考试（易、医、阴阳学、法律学等）。李舜臣虽然有资格参与武科考试，但直到32岁才在屡试之下中举，也算是大器晚成。而与权栗这样的贵二代不喜为官的洒脱相比，李舜臣的前半生几乎都是在“为祖国边疆献青春”。公元1579年，李舜臣被调往今天因地下核试验而闻名的咸镜道抵抗女真部族的袭扰。这一待就是10年，期间还因兵败鹿屯岛而获罪被革职，以白衣从军。

柳成龙无疑是李舜臣生命中的贵人，但对于两人的关系，朝鲜史料却讳莫若深。只说两人是少年时的老相识。但成长于安东的柳成龙如何认识家住首尔的李舜臣，却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为柳成龙的慧眼所发掘之前，李舜臣已经为金海都护府使李庆禄推荐给了“东人党”的另一大佬——李山海。可以说早在柳成龙“不拘一格”用人才之前，李舜臣已经算是“东人党”的外围了。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朝鲜王国南部三大水师指挥官系数换人，除了主持全罗左道的李舜臣之外，负责全罗右道的是王族旁支的李亿祺，接掌负责庆尚右道的是原咸镜道富宁都护府使元均。

而这两位和李舜臣最大的共同点便在于都曾在东北边境与女真族交战过，属于有实战经验的“军政复合型人才”。由此可见，朝鲜王国对抵御日本侵略的相关战备工作的启动，最迟不远于公元1591年。所谓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如同无预警入侵”的说法并不成立。而之所以造成“壬辰朝鲜战争”初期朝鲜军队一溃千里的局面，则完全是由朝鲜国内的政治体制和战略误判造成的。

朝鲜和日本一衣带水，自古便摩擦不断。曾长期困扰大明帝国的“倭寇”，亦是朝鲜半岛的主要外患之一。朝鲜开国君主李成桂便曾三度领军大败日本海盗。而公元1389年和1419年，朝鲜军队两次远征对马岛，越境打击日本海盗。因此在朝鲜官方的概念中，日本对朝入侵的手段无非是海上袭扰加小规模的两栖突击而已，只要加强水师建设便足以应对了。

因此与朝鲜海军战备等级迅速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鲜王国陆军方面的敷衍了事，派至南部三道备倭的金卒等3人，借修缮城池之机大肆搜刮民财，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怨声四起。而当时朝鲜的所谓的“名将”——申立和李溢，去各地视察武器，只重视弓、矢、刀、剑等，对新式武器如鸟铳却轻视地说：“岂能尽中？” 直到公元1592年4月14日，数万日军先锋于釜山一线卷海而来，朝鲜王国才知道自己错得有点离谱。

而在丰臣秀吉看来，经过战国时代的洗礼，日本海、陆军的战斗力均处于巅峰状态。作为一个岛国，日本自古便不缺少统称“水军”的海盗集团。而随着战国争雄的愈演愈烈。本无统属的各地水军纷纷为豪门收购，成为了各战国大名“株式会社”的“海上事业部”。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倒也非常的热闹。更促进了日本列岛造船工业和舰载武器的升级换代。公元1576年，从属于织田信长的纪州水军领袖九鬼嘉隆在织田氏的全力支持下，建造出了宽7间（约12米）、全长12间（约21米），以两层漆木为樯橹，上覆铁板，内列火炮的“大安宅船”。两年之后，九鬼嘉隆正是以6艘大安宅船击破称雄濑户内海30余年的毛利、村上水军联合舰队的600余艘木制战船。可谓一战便拉升了日本海战的档次。

^{日本入侵时的朝鲜军队}

作为织田信长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丰臣秀吉并非不重视水军的建设。早在受织田信长之命攻略盘踞本州西部的毛利氏领地之时，丰臣秀吉便施展自己所擅长的招降纳叛手段，延揽以濑户内海芸予诸岛的村上水军。而此时本就是股权不清的村上水军内部也暗流汹涌。而首先背离毛利氏投向村上水军来岛一系的来岛通总和他的倒霉哥哥——得居通幸。

作为村上水军的一员，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两兄弟当然都本姓村上。不过公元1567年，两人的老爸村上通康去世之时，村上通幸不幸被嫡出的弟弟通总挤掉了继承家业的权力。当时年仅10岁的通幸干脆自暴自弃，号称是土居氏和得能氏的子孙，给自己编了一个得居的姓氏。而公元1582年，21岁的村上通总率先宣布背弃自己母亲所出的四国岛土豪河野氏，投靠丰臣秀吉之时，又遭到了村上水军其他几部的围攻。被打得一败涂地的村上通总只能逃往秀吉的军营避难。虽然村上通总能力一般，但出于千金买骨的目的，丰臣秀吉事后还是替他出头，不仅从毛利氏和村上水军手中要回了其根据地，更以其所盘踞的岛屿赐姓“来岛”。至此，原本相对齐心的“三岛村上”水军归于解体。

^{大安宅船透视图}

公元1585年，丰臣秀吉以与其结盟的毛利氏为前锋，大举侵入四国岛。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两兄弟亦负弩前驱。面对丰成氏压倒性的优势，被称为“土佐之蝙蝠”的长宗我部元亲很快便宣布降服。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因此分别获得了3千石和1.3万石的封地。算是跻身入了战国大名的行列。可不要小看这1.3万石，要知道日后以指挥水军参加对朝作战的其他几位日军将领，藤堂高虎此时也不过2万石的封地，加藤嘉明此时仅3千石，要到一年之后才加封淡路城1.5万石。胁坂安治山城、摄津两领相加也不过1.3万石的封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来岛通总两兄弟可谓起点不低。

^{日本海盗集团“水军”之间也常年龌龊不断}

丰臣秀吉之所以肯给予来岛兄弟如此优厚的待遇，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分割的是四国长宗我部家的地盘， 属于慷他人之慨。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收降四国之后即将要跨海远征九州，来岛兄弟麾下的水军可能会派上点用场。但在公元1586年末丰臣秀吉所发动的第一次九州征讨战中，来岛兄弟却根本没有发挥出自己水军的特长，只能担任接应被岛津军诱引至户次川所败的丰成系武将仙石秀久及长宗我部的残军撤回四国的任务而已。第一次九州征讨的失败令丰臣秀吉颇为不爽。公元1587年农历三月，他操控天皇宣布岛津氏为朝敌，一气动员22万大军杀奔九州。面对丰成系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岛津氏稍作抵抗便宣布降服。

第二次九州征讨的成功，令丰臣秀吉开始迷信于泰山压卵式的大兵团作战。两年之后，他故技重施，再度动员丰成系本部人马及盟友大名所部25万大军，海陆并进，杀向盘踞关东相模、伊豆等地已近百年的战国北条氏。来岛兄弟再度从军出征，但此时他们的风头不仅被曾经的织田系水军头领九鬼嘉隆盖住，甚至，连加藤嘉明、胁坂安治这些“半路出家”的水军将领也有所不如。毕竟加藤、胁坂两人自平定四国岛之后也受封于濑户内海沿海，造船募勇均有先天的便利。

声势浩大的北条氏讨伐战，最终以北条氏主城小田原在海陆包围下宣布开城投降而告终。至此，丰臣秀吉不仅完成形式上对日本列岛的统一，更令其形成了自己一整套对战争的看法。在丰臣秀吉看来，日本列岛经过百年战国的历练，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争动员体制。通过被称为“太阁检地”的日本全国经济大普查和土地所有制的调整，丰臣秀吉基本掌握了日本全国年生产力的经济数据。随后再依照每个大名、家臣所领有的石高数，去分配兵员和战争物资采购数，数十万大军便可以迅速完成集结和调遣。正是缘于对自己所建立的这套原始“总体战”体系的自信，在丰臣秀吉眼中，远征朝鲜将成功地复制九州、北条讨伐战的辉煌。

应该说丰臣秀吉的这套战争理论在陆战中确实行之有效，但丰臣秀吉将这套理论照搬到海战领域，却不得不说有胶柱鼓瑟之嫌。从公元1591年农历正月下达给各大名的水军征召动员令中，不难看出丰臣秀吉完全按照陆军的模式，进行着海战的动员：临海各国诸大名领地，每10万石准备大船两艘……各海港每百户出水手10人……秀吉本军所用船只，各国大名每10万石建大船3艘、中船5艘。所需建造费用，由秀吉拨给;各国大名将所需建造费用，以预算表呈报，先拨给一半，迨船建造完毕后，再行付清。

以当时日本全国的石高约2500万石，沿海约占一半计算，在丰臣秀吉的指挥棒下，为远征朝鲜征调、新建的战船可达700余艘，且自带水手。仅从数字上来看不可谓少，但是丰臣秀吉的征召令中并没有提及这些战船的武备问题。当时日本虽然已经实现了火绳枪的国产化，但大口径火炮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换而言之，集中到远征军手中的这700艘战船上面连一门火炮都没有。

从各地征调的水手可以满足战船的正常航行需要，但一旦发生海上战斗仍需专业的水军。相对于第一波次投入朝鲜战场的15.8万陆军而言，首战朝鲜的日本水军仅有9200人，这个集合丰成系所有水军人马的数字，甚至远远低于战国时代鼎盛时期的村上水军一家的兵力。织田信长手中仍船坚炮利的日本水军，缘何在远征朝鲜之时缺兵少炮呢？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得不归咎于丰臣秀吉于1588年所颁布的《海贼停止令》。

仅从字面上看，天下已定，要求各地水军停止“海贼”行动无可厚非，但事实上日本各地的水军除了打家劫舍之外，更多的时候是扮演着海上收费站和镖局的角色。正因如此，日本水军的主力舰被称为“关船”，意即在海上的航行要道设置关卡，以收取“帆别钱”。而客户如果愿意以“警固料”的名义出钱，各水军也不介意用小型的快船（小早）提供武装护送的物流服务。从长远来看，帆别钱、警固料对日本国内贸易的发展都是有害的。但丰臣秀吉以行政手段将其一刀切，却不免操之过急。《海贼停止令》一出，各地的大小水军集团顿时星散，其中当然不乏好事者加入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等人的水军远征朝鲜，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就此从良，过上了打鱼经商的平和生活。从这一点来说，被编入四国诸大名组成的第五番队（兵团）渡海犯朝的来岛通总所部，可以说是九鬼嘉隆之外，唯一一支成建制参与远征朝鲜的战国水军余脉。

到了同年3月时，丰臣秀吉又颁布了陆军部队兵员的征召动员令，各国诸大名每万石应征召人数各地不同：四国、九州600人；中国、纪州500人；畿内五国400人；骏河、远江、三河、伊豆四国300人，由此以东200人；尾张、美浓、伊势、近江四国350人；若狭、越前、加贺、能登四国300人；越后、出羽200人。以忠于丰成系的各派人马总计千万石来计算，日本对朝远征军便可达30万以上。因此在此后漫长的“壬辰朝鲜战争”中，日本远征军始终保持着充沛的兵员，而国力远胜于其的大明帝国在兵力上反倒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