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仁之乱 ——室町幕府的没落和列岛豪强的崛起

明帝国陷入政治动荡的同时，邻国日本的室町幕府日子也不好过。公元1449年，出任征夷大将军的足利义政虽然在位长达24年，在其统治时期室町幕府虽然通过推行“侧近政治”、干预守护大名的家督继承来强化中央集权，却在幕府财政拮据、各地民变四起的情况下，收效甚微。而守护大名们争权夺利，百姓不堪天灾人祸纷纷揭竿而起，随即催生出了一个新兴的阶层——“守护代”。

所谓“守护代”，顾名思义就是代行守护之职的官吏。在日本历史上这一官爵并非室町幕府首创，但是却在室町幕府执政前后逐渐盛行开来。为了强化中央权力，室町幕府长期以来都招揽守护大名进入中枢辅政，长期忙于幕府事务的守护大名们无暇顾及自己领地的日常事务，于是便委任“守护代”行使其管理地方的职权。这些“守护代”多为守护大名的亲信武将或当地大族，在其“代行守护”的过程中，不免逐渐成为了新的地方实权人物。未来给日本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织田信长的远祖伊势入道，正是在这一时期从越前国（今日本福井县）来到了尾张国（今日本爱知县）出任守护代一职的，并以其世代生活的越前国丹生郡织田町为苗子，改名织田乡广。

公元1465年，30岁的足利义政终于迎来了自己嫡子——足利义尚，这本是一件有利于室町幕府传承的好事，但悲剧的是，就在两年前，足利义政由于厌政，而收养小自己3岁的弟弟足利义视，这种做法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在有违人伦，但却是室町幕府册立继承人的一种有效背书。在弟弟和儿子之间，足利义政无疑偏向于自己的骨肉。但他却迟迟不作任何表示，只是用中立和拖延的方式来逃避问题。在足利义尚的生母日野富子和足利义视的大舅子细川胜元分别发展党羽，水火不容的情况之下，一场室町幕府空前规模的内战呼之欲出。

^{将室町幕府推入深渊的足利义政}

公元1467年，随着分别支持足利义视和足利义尚的两派势力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引发了名为“应仁之乱”的大规模内战。尽管起初双方都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武力夺取京都的短暂政变，但是各地守护大名的加入却使战火迅速蔓延至全国。客观地说“应仁之乱”虽然波及面广，但真正血腥的大兵团会战却并不多。但是就在守护大名们忙于觥筹交错地重新洗牌之时，被他们引为爪牙的“守护代”却早已不甘寂寞。以越前国“守护代”朝仓敏景驱逐了守护大名斯波氏为标志，“守护代”们逐渐成为了即将到来的乱世主宰。

^{“应仁之乱”中的日本武士}

在“应仁之乱”还有一位命运与朝仓敏景紧密相连，同样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他就是出身卑微的骨皮道贤。骨皮道贤不仅名字古怪，履历更是神秘莫测。一般认为“应仁之乱”前，这位仁兄正在京都附近的寺庙的挂单。京都附近向来是寺院势力的角力场。在频繁的天灾人祸面前，各派教宗为了争夺信徒往往不惜刀兵相见。公元1464年，南北朝以来始终保存着庞大僧兵部队的延历寺便砸了新晋崛起的“净土真宗”本愿寺的场子。骨皮道贤从属于哪一方寺院势力虽然不详，但大体上应该也是个披着袈裟的流氓。

^{早期的“足轻”与武装匪徒没什么区别}

在“应仁之乱”爆发时，骨皮道贤在京都已经小有名气，以捕快和特务的身份（目付）维持一方治安。而战争和混乱的到来更给了这个“会武术的流氓”以充分展示自我的空间。面对连正规军都敢抢的骨皮道贤之流“黑社会团伙”，控制京都的细川胜元自然感觉奇货可居，随即将其招安，派去祸害对手的地盘。骨皮道贤本人不是武士，手下也大多是地痞无赖之辈，自然不能以正规军相称呼，于是细川胜元从古籍中挑出了含义模糊的“足轻”一词为其冠名。

“足轻”一词本非“应仁之乱”才有，在日本历史上的历次动荡之中均有以农民为主体组建的轻步兵参战。在镰仓幕府建立前的“源平合战”时代，他们被称为“步卒”。而在南北朝时代装备弓箭的步兵大量参战，名曰“射手足轻”。但是“应仁之乱”中出现的“足轻”却与前代有着本质的差异，他们不再是建立于土地依附关系之上的武士随从，而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战的雇佣兵团。

以“足轻大将”的身份深入敌后的骨皮道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堪称是“特战先驱”。毕竟日本武士早已习惯了正阵之师的较量，对于他那套“抢钱、抢粮、抢娘们”的游击战术颇不适应。但是要说完全拿他没辙倒也不确实，随着对手的大军云集，骨皮道贤的“足轻队”最终陷入了铁壁合围之中。兵败之后骨皮道贤穿上女装试图潜逃，应该说此举在日本历史上并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此前穿女装的多为白皮细肉的名门贵族，而骨皮道贤五大三粗，一抹络腮胡子最终露了怯。尽管骨皮道贤最终被斩首示众，但是在日本列岛即将到来的战国时代，和他一样满怀着野心的“足轻”们在战场上将由“（无）足轻（重）”上升为“（举）足轻（重）”，最终在风云激荡之中孕育出“天下猿”——丰臣秀吉。

“应仁之乱”在“守护代”和“足轻”们高涨的热情中持续了11年之久。尽管在战乱期间足利义政依旧以幕府将军的身份把持着政局，但其既无心也无力终止战乱，只是一头扎进了自己爱好的艺术领域。足利义政缺乏一个领导人应有的责任感和政治手腕，但在风雅和奢靡生活的追求上却大有其祖父足利义满的遗风。

公元1461年，在京都深陷“宽正大饥馑”贺茂川上满是饿殍浮尸的情况下，足利义政依旧沉迷于大兴土木和猿乐酒宴，被足利义满赶入空门的一休宗纯眼见政敌堕落至此，不由写诗讥讽说：“暗世明君艳色深，峥嵘宫殿费黄金。明皇昔日成何事，空入诗人风雅吟。”将足利义政及其妻日野富子比喻成了祸乱唐帝国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或许自己私生活也不检点的一休和尚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谶，足利义政没有唐玄宗早年的辉煌，晚年的人生轨迹却颇有相似之处。

在“应仁之乱”结束前夕，足利义政无奈地将幕府将军之位交给了大权在握的嫡子足利义尚，自己则隐居京都东山。这一点与唐玄宗李隆基避祸入蜀之后被架为“太上皇”如出一辙。而被比喻为杨玉环的日野富子虽然没有在“应仁之乱”中香消玉殒，但也和自己的丈夫陷入了感情破裂的分居生活。

虽然遭遇了中年的婚姻危机，但是在扶持自己的儿子足利义尚上位之后，日野富子对幕府事务的干预却变本加厉。除了频繁干预幕府将军的人选问题，日野富子还公然在京都附近设立收费站，经营高利贷和囤积居奇，甚至做了尼姑还到处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乱政娘们”。正如“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虽然苟延残喘，却陷入了藩镇割据一样，“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也不复昔日的风光，日本列岛随即陷入了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

作为日本“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后代，年轻气盛的足利义尚也与唐肃宗李亨一样是位“马上天子”，应该说经过“应仁之乱”的洗礼之后，室町幕府的威信虽然遭遇重创，但足利义尚作为内斗的获胜方，身边还是团结了相当部分的实力派军阀的。也正因如此，对于公然无视幕府权威，强占寺社领地的六角氏，足利义尚才毅然决定重拳出击，以期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不过正如李亨收拾不了史思明一样，足利义尚拿违逆自己的近江国（今日本滋贺县）守护大名六角高赖毫无办法。

^{晚年的一休宗纯}

为了征讨六角高赖，足利义尚不仅动员了以室町幕府嫡系部队“奉公众”为骨干的两万大军，还深入近江国，于琵琶湖南岸的钓町（今日本滋贺县栗本市）设立遥控幕府事务的野战司令部“钓之阵所”，大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架势。但此时的近江国早已成为了六角氏的独立王国，当地的居民对室町幕府毫无好感。

^{室町幕府的“马上天子”足利义尚}

公元1487年冬季，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盘踞于近江国南部甲贺郡的一伙土匪（地侍）突然走出深山，由于此时六角氏的主城观音寺城已经被幕府军攻陷，而足利义尚还在钓町的司令部终日忙于接见来自京都的公卿和武士，因此防御松懈。由53家组成的土匪联军成功地潜入了幕府军的大本营，尽管只是趁乱放火烧毁了一些工事和建筑，但却给了幕府军士气以巨大的打击。

六角氏为了鼓舞士气、幕府方则为了掩饰失职。双方立场虽然不同，但对这次本微不足道的奇袭，事后的宣传口径却空前的一致，那就是闯入“钓之阵所”的甲贺武士各个身怀绝技，有潜行匿踪的特殊装备。于是在口口相传之下，一个神秘莫测的组织凭空出现，他们被称为“甲贺忍者”。

和“守护代”、“足轻”一样，“忍者”这一职业也并非室町幕府首次出现，早在大和政权的时代，当时日本政府将从事间谍、侦察、奇袭等工作的专业人士称为“志能便”或“斥候”。不过这些“原始特工”在“应仁之乱”前并无固定的组织，只是由公卿或豪族麾下的死士组成“临时客串”而已。随着足利义尚由于酒色过度而于公元1489年在“钓之阵所”死于脑溢血，“甲贺忍者”借助转危为安的六角氏封赏的土地而登上了日本历史的舞台。

^{经过一番演变和神化，忍者最终成为日本文化中的一部分}

关于“甲贺忍者”的由来，日本野史赋予了其极大的神话色彩，说他们是甲贺群山主峰饭道山中隐居的传奇人物——“贺茂役君小角”的后裔和门徒。“贺茂役君小角”一般简称为“役行者”或“役小角”。其人物原型是生活于7世纪末8世纪初的魔术师和神棍，其曾自诩可以“役使妖鬼”在直线距离30公里的葛城山与金峰山之间架石桥（当然始终没有建成），而获得了后世日本政府“役行者”的追认。其因擅长日本古代名为“小角”的乐器而被称为“役小角”。

现实中的“役小角”最终由于妖言惑众而被日本政府流放伊豆，最终不知所踪。但是其形象却被向来敬畏鬼神的村妇野老们不断异化，不仅望文生义地说他是头上长有小角的半神，更将其身边的一对信徒夫妻也附会成了法力无比的“前鬼”和“后鬼”。有了这样一位“祖师爷”，“甲贺忍者”们随即也开始标榜自己拥有名为“忍术”的特异功能。

不过令“甲贺忍者”们感到头疼的是，在邻居伊贺国（今日本三重县）还有一家号称“百年老店”的竞争对手——“伊贺忍者”。与假借鬼神之名的甲贺郡同行相比，伊贺忍者编撰的“简历”要完善和可信得多，伊贺国比邻京都，自古便是争夺权力的公卿、土豪招揽间谍、刺客的“人力市场”，而被“伊贺忍者”奉为“开山祖师”的服部家长便曾为执掌朝廷的平氏一族效力。尽管服部家长本人最终随着平氏的灭亡而消弭了一段时间，但为打响品牌，“伊贺忍者”始终强调服部家长并没有战死，而是隐姓埋名重返伊贺。而服部氏也随即成为了“伊贺忍者”的世代首领。

残酷的市场竞争最终令伊贺和甲贺两大流派“忍者”开展了“差异化经营”。“伊贺流”主打“政府采购”的市场，一度辅佐了日野富子推上幕府将军之位的足利义澄、足利义晴父子。奠定了其未来“御用忍者”的基础，而为了迎合主顾的需求，伊贺忍者又按照家族出身，人为地将自己分成“上忍、中忍和下忍”，倒也符合了今天“阶差定价”的营销战略。而“甲贺流”自知没有竞争对手的人脉和名牌效应，于是转攻更为广阔的“民间”市场，为守护大名、“守护代”甚至“足轻大将”、“恶党”所雇用。不过由于这一市场需求相对低端，因此“甲贺流”很少进行内部细分，这就造成了“伊贺流”喜欢单独行动来打响个人品牌，而“甲贺流”则更擅长团队作战。同时与“伊贺流”转圜于京都各派势力，朝秦暮楚的做派相比，“甲贺流”也竭力打造自己忠于主顾的形象。一时之间，双方势力倒也各持胜场。

不过，无论是“伊贺流”还是“甲贺流”，日本忍者在“应仁之乱”之后的战国时期还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伊贺国和甲贺郡均属于群山环抱、地狭民稠的近畿边缘之地。民众为逃避公卿和武士阶层的盘剥、压榨，往往遁入山岭，或依附于寺院或以修行之名结党群居。其中，“伊贺流”忍术据说便起源于供奉弥勒的“伊贺四十九院”，而甲贺忍者的前身则是以“饭道五院”为中心散居的僧众。

而造成战国时期日本“忍者”大行其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中医和火药的传入。中医理论最早传入日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南北朝时期，但是在隋唐盛行一时后便随即由于宋元的交替而陷入了低潮。而随着日明贸易的发展和活跃，中医理论再次席卷日本列岛，并延伸出了崇尚“金元医学”的“后世派”和以“医圣”张仲景为祖师的“古方派”。中医理论不仅为日本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助力，更令常年避居于深山中的“忍者”们成为了研制迷幻药、毒药的行家里手。而日本忍者在潜行的过程中大多借助烟雾和爆炸，这无疑是借助了火药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