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济之法 ——室町幕府终结日本南北朝的艰难进程和朱元璋宏大帝国规划

朱元璋对日本国内局势暂时采取放任自流态度的同时，日本国内南北朝拉锯的局面却大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对于足利尊氏一手创立的京都幕府而言，最大的隐患并不在于苟延残喘的南朝，而是在于连年的征战之中，各地豪强在漫长的征战杀伐中形成了一个个尾大难掉的地域集团，早已将各地的领地瓜分干净。在这一轮洗牌中，不仅各地原有武士阶层积极参与，连原先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也闻风而动。在站在南朝立场撰写的历史演义《太平记》中便有以“野伏”、“甲乙人”、“溢者”身份登场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分别是乡间的野武士、庶民和农兵。

对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忙于与南朝对抗的京都幕府无心也无力一一镇压。只能委任细川、斯波等同族及少贰、赤松等政治盟友为各国守护。而这些国守护们则通过名为“半济法”的税收制度掌握其所在地的经济命脉。所谓“半济法”，顾名思义就是把该地一年年贡中的一半以军粮的名义交给这些国守护们支配。至此“国守护”们已不再是镰仓幕府时代的行政官职，摇身一变成为了以“国”为单位的超级大地主。一个全新的阶层随即在日本历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他们就是“守护大名”。

“守护大名”们的出现，可以说是足利尊氏饮鸩止渴的不得已行为。毕竟南朝的“皇军”虽然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但背后却是公卿、寺社以及商贾势力。令足利尊氏没有想到的是，“守护大名”的隐患还未爆发，室町幕府内部便由于“蛋糕”的分配问题而陷入了名为“观应扰乱”的内讧之中。

所谓“观应扰乱”，指的是北朝观应元年（1350），由足利尊氏之弟—足利直义和足利氏的亲信武将高师直、高师泰之间的龌龊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纷争。足利直义在京都幕府之中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政所”和“问注所”的负责人，而高师兄弟则掌管负责军事事务的“侍所”，他们之间的冲突某种意义上与镰仓幕府末期“御内人”和“御家人”矛盾激化所导致的“霜月骚动”可谓是异曲同工。

^{战功卓著的足利直义}

“观应扰乱”的直接后果是足利直义出奔南朝。但足利直义的养子足利直冬在九州的叛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却令足利尊氏颇有些吃不消。而有趣的是，足利直冬虽然名义上是足利直义的养子，但实际上却是尊氏的孩子。足利尊氏早年在迎娶了北条氏之女赤桥登子之外，还纳了包括同族武士加古基氏的女儿等人为妾。在尊卑有别的时代，即便是加古基氏之女为足利尊氏产下的长子竹若丸都没有继承权，更何况是另一位身份不详的侧室——“越前殿”所生下足利直冬了。

足利直冬从小就被寄养在武藏国东胜寺中，如果不是被和尚玄恵法印介绍给叔叔足利直义收养，其一生很可能便要与青灯黄卷为伴了。因此在政治上，足利直冬更倾向于自己的叔叔。早在足利直义出奔之时，足利直冬正在赴任长门探提的路上，面对高师兄弟派来的追兵，足利直冬效仿他的生父，渡过濑户内海抵达了北九州的肥后国。

此时的九州岛表面上维持着以少贰、大友为首的北朝方和以菊池为代表的南朝势力的对峙，但水下却是暗潮汹涌。曾为足利氏负弩前驱的少贰赖尚在京都幕府建立后，竟发现自己非但没有获得九州的霸权，反而还要接受足利尊氏的“特派员”——“九州探提”一色范尚的指挥，内心的不满自然可想而知。

不过少贰赖尚并没有用“出工不出力”来表达自己的委屈，他直接连“工”都不出。没有了少贰氏的支持，一色范尚不仅在公元1338年的“犬塚原会战”中被菊池武重打得溃不成军，更在此后的10年里始终在九州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一色家族无能的表现却依旧得到了足利尊氏的支持，面对这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领导，少贰氏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而此时足利直冬的到来，更给了少贰赖尚一个揭竿而起的天赐良机。

足利直冬和少贰赖尚的叛乱、足利直义一系的倒戈严重地分化了原本胜券在握的幕府势力。但焦头烂额的足利尊氏毕竟是政坛老手，面对与足利直义合流的南朝兵锋，他理性地选择了“弃卒保车”，不仅果断牺牲了高师兄弟，更主动与南朝议和，把自己一手册立的崇光天皇兴仁赶进了佛门。由于此时正值南朝正平年间，因此日本历史称此次议和为“正平一统”。

“正平一统”的名字虽然霸气，但并非是日本列岛南北朝的终结。随着足利尊氏最终逼死了被南朝抛弃的足利直义，由于“观应扰乱”而陷入分裂的京都幕府各派终于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重新汇聚到了一起。而本就虚与委蛇的南北朝两方也几乎同时撕毁了和约，双方围绕着京都重又展开了疯狂的拉锯。从公元1352年到1355年的短短4年时间里，作为日本政治中心的京都反复易手了3次。

虚弱的室町幕府之所以屡屡令南朝纠集的大军铩羽而归，除了足利尊氏的威望和政治手腕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足利尊氏采用了当年后醍醐天皇拒绝的“楠木战略”，利用播摩的赤松氏、四国的细川氏等人占据的外围据点，在对手占据京都后，随即展开合围，逼迫补给不畅的南朝军主动撤退。但此消彼长之间，足利尊氏的生命也逐渐走到了尽头，公元1358年4月15日亲手埋葬了无数强敌的足利尊氏最终败给了死神，于京都因背部肿瘤病变辞世。而在幕府长达百日的纪念活动刚刚结束不久，京都幕府第2代将军足利义诠的嫡子春王丸终于诞生了。而他正是未来最终结束日本列岛南北朝分裂的室町幕府第3代“领导核心”——足利义满。

^{英年早逝的室町幕府“二代目”—— 足利义诠}

足利义满的形象其实在中国早已脍炙人口，因为他便是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足利将军的原型。不过足利义满尽管在动漫作品中形象不佳，在正史中却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天才政客。足利义满登上政治舞台之时年仅10岁，在他父亲足利义诠的手中，京都幕府尽管数度调集重兵南征，但始终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相反却令细川、斯波、今川、上杉、赤松等“守护大名”趁势而起，足利义诠虽然也作出了一些努力，但终究收效甚微。在巨大的压力和极度苦闷之中，足利义诠选择了以借酒色来缓解自己那经常濒临崩溃的神经，最终在透支生命的过程中英年早逝。

幼年丧父，不得不独立面对一干元老、悍将，固然是足利义满的不幸，但幸运的是在足利义满接掌幕府之时，日本列岛已经在长年的征战杀伐中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南北朝鏖战已近40个年头，彼此均已精疲力竭，而在京都幕府内部，跋扈一时的元勋们或死或老，唯有执掌四国的细川赖之风头正劲。

足利义诠利用细川赖之嫡子早夭的机会，以细川赖之的妻子为足利义满的乳母，俨然已将足利义满寄养于同宗的细川氏，而足利义诠辞世之际，更指着细川赖之对足利义满说：“为汝与一父，莫违其教。”可谓是做足了托孤的戏码。细川赖之虽然年轻有为，但却也没有独立摆平其他派系、取足利而代之的能力。而恰在细川赖之和足利义满这对有实无名的“义父子”手中，京都幕府进入了全盛时期。

细川赖之很清楚在日本这样地狭人稠的国土，利益分配才是决定人心向背的关键。因此其在辅佐足利义满接任“征夷大将军”伊始的应安元年（1368），便颁布了被称为《应安半济令》的新法令。细川赖之很清楚对于那些由“半济令”而壮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要终止这一战时法令无异于自寻死路。因此在“应安半济令”中，细川赖之首先肯定了“半济之法不可改动”，甚至还要推而广之，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皆可称半济之地”。当然细川赖之真正的目的还在于规范“半济”的收取标准。有几类土地不纳入“半济”的范畴，即“禁里、仙洞、御料所、寺社、一元佛神领，殿下渡领等”。所谓“禁里、仙洞、御料所”，指的是皇室的领地，“寺社、一元佛神领”则是寺庙的土地，至于“殿下渡领”指的则是足利将军的领地。

“应安半济令”表面上看起来平常无奇，但在当时的日本列岛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南北朝的武士们苦苦缠斗无非就为了抢下一块可以合法收取“保护费”的地盘，高僧拼死支持南朝目的也不过是想将武士挡在自己的封地之外。因此“应安半济令”颁布的第二年，南朝的武士首领楠木正仪便怀着艳羡之情“弃暗投明”了。讽刺的是这位楠木正仪恰是为南朝先后肝脑涂地的楠木正成之子，楠木正行之弟。由此可见“七身报国”的忠义最终也难敌“半济之法”的实惠。

在成功策反了楠木正仪之后，细川赖之又将目光转向了南朝势力最为雄厚的九州。由于京都事务的羁绊，细川赖之无法亲自领军出征，于是他任命了远江国守护今川贞世为镇西探提。今川氏虽然与细川氏一样是足利将军的同宗，但长期以来在京都幕府的治下都表现得安分守己。正是这份低调令细川赖之放心地让今川贞世领军西去。而今川贞世也不负众望，不仅成功地击败了南朝在九州的支柱—菊池武光，更顺手在庆功酒宴上干掉了反复无常的少贰氏新任家督—少贰冬资。尽管负责邀请少贰冬资的岛津氏久事后愤而离席，但毫无疑问，在少贰氏和菊池氏走向衰弱的同时，属于岛津、大友的“新九州时代”即将到来。

由于京都幕府的一系列内讧，南朝随后又苟延残喘了二十余年，但足利氏已经走出了往昔的阴霾。公元1378年，亲政的足利义满搬迁到了位于北小路室町（今京都市上京区）的新御所居住，由于此后的历任将军都以“室町殿”相称，因此足利义满之后的“京都幕府”也被称为“室町幕府”。尽管这所号称“花之御所”的新宅费尽了细川赖之的心力，但功高震主的他在其中却早已没有了位置。

一年之后，足利义满借口细川赖之政敌的叛乱，逼迫细川赖之辞职回家。心灰意冷的细川赖之在写下了“人生五十愧无功，花木春过夏已中，满室苍蝇扫离去，起寻禅塌卧清风”的《海南行》之后愤而落发出家。这种鸟尽弓藏的结局果然是权臣的不幸，但遇到足利义满这样的领导却又是细川赖之的幸运。在此后的10年里，细川赖之目睹了足利义满逐一将逼走自己的政敌一一铲除。但细川赖之最终没有等到自己的学生足利义满结束日本“一天两帝南北京”的分裂局面，于公元1392年3月2日离开了人世，8个月之后南朝的后龟山天皇熙成接受了足利义满的条件，带着象征日本皇权的“三神器”离开了吉野行宫北上京都。至此，日本列岛延续了57年的南北朝局面才最终告一段落。

^{日本画家笔下的花之御所}

日本南北朝对峙局面宣告终结的同时，朱元璋也基本上完成了其对大明帝国的内部整肃。朱元璋首先对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旧制。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首先宣布，在地方上废除元旧制——行中书省的制度，代之以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别行使行中书省之职责，三司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牵制，以防止地方势力过大而闹独立性的可能。是年，除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共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12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又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下属二级：府（州）、县。

与政治改革相应，朱元璋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洪武初年，朱元璋便与刘基研究创立了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屯耕，战时出征；自京师至郡县，皆立卫所，在军事重地设卫，次要地方设所。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的同时，也废除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代之以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各设左右都督。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逢有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经此改革，朱元璋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洪武年间，还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洪武三年（1370），明皇朝开始推行户帖制度，规定：户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铃记”；“男女田宅牛畜备载”；“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户帖制度的实行，改革了元末户籍散失、赋役征发无据的状况，为明皇朝的赋役征收提供了依据。

洪武十四年，明皇朝又建立了黄册制度，它比户帖制度更为详细，管理也更为严密。洪武二十年，又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制成《鱼鳞图册》，用以核实田亩赋税，以防隐漏。朱元璋十分注重法律的制定，洪武年间，曾颁行了《大明律》《大诰》等一系列法典。《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钱财60两以上，枭首示众，甚至有对贪赃者施以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执法相当坚决，即使是皇亲国戚也绝不姑息，驸马欧阳伦因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因隐田漏税而被治罪。朱元璋致力于明朝法律的制定，欲给子孙留下一部“一字不可改易”的法典，用以维护明皇朝的长治久安。

^{明代的户口本——户帖}

朱元璋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无疑对巩固明皇朝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朱元璋在这些改革中旨在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做法，也给明皇朝的统治埋下了危机。在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同时，朱元璋又实行了分封制，除长子朱标被册立为太子外，他的23个儿子和一个从孙都被封为藩王，分驻于全国各个军事要地，以“藩屏帝室”。这些藩王各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人。如宁王朱权，就藩喜峰口外的大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俨然是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分封制无疑与朱元璋力图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大臣叶伯巨当时就上书指出“裂土分封”，会造成许多国中之国，恐怕数世之后，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并以汉初吴王濞七国之乱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为鉴，告诫朱元璋“分封逾制”，祸患马上就会降临。忠言逆耳，朱元璋非但不听叶伯巨之劝，反而骂他是离间骨肉，立即派人把他抓来关入牢狱。叶伯巨所预见的分封之祸，并未等到数世之后，仅在朱元璋死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朱元璋为了子孙能坐稳皇帝的宝座，处心积虑，不惜大肆屠戮为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大将。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胡惟庸，事隔10年，又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常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毛麒、李伯昇等一大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此案连坐受诛者达3万余人。三年以后，又发生了蓝党大狱。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功臣蓝玉，为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谋反，于是，不仅蓝玉一族被诛，还牵连到武臣曹震、张翼、朱寿，吏部尚书詹徽等，被诛者达1.5万余人。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4.5万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此外，屡建大功的朱元璋的亲侄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开国功臣徐达，大将冯胜、傅友德等都无一幸免。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原本是为子孙计，以防止功臣宿将居功自傲，不利于子孙的统治，不料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却因他杀戮过甚，而找不到可领兵御敌的大将，最后为燕王朱棣所打败。

而在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过程中，日本还无意之间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这便是朱元璋诛杀丞相胡惟庸过程中持续发酵的“如瑶藏主”案。如瑶藏主是一个日本僧人，曾经作为日本政府的使者向明帝国朝贡，根据《明实录》记载，如瑶藏主访问明朝的时间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七月。按照《明实录》的记载，如瑶藏主是受“日本国王怀良”的指派。不过洪武五年（1372）的时候，怀良亲王已经被北朝方的九州探提今川贞世（了俊）击败，失去了博多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朱元璋派遣的使者僧仲猷祖阐和无逸克勤恰好在日本进行访问，并成功见到北朝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自此，日本北朝政权开始同明朝政府开展外交接触活动。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接见了日本北朝的使者之后，已经明白怀良亲王不是日本的国王（天皇）。他开始将北朝持明院统的天皇看作日本正统的国王。

不过此时朱元璋对于日本政府依旧没有好感，如瑶藏主访问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命令礼部起草了两份文书，一份名为《设礼部问日本国王》，另一份名为《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日本国将军显然是指幕府将军（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如瑶藏主之行是非常怀疑的。而恰恰就在如瑶藏主结束外交活动归国后不久，明帝国内部曝出了前明州卫指挥使林贤曾误击日本使船的丑闻。

^{明初对日主战派周德兴绣像}

元末时，林贤曾是江浙一带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部下，张士诚败亡前后才归附朱元璋。不过此人似乎在海战方面有些造诣。所以朱元璋一度命其出任明州卫指挥使，希望其能够“帅兵守御，以备东海，所任之职务，在精操士卒，仿古名将，务要军民安妥，使境内外无虞”。但林贤却在洪武九年（1376）利用护送日本使者廷用文珪回国的机会，串通“遣宣使”陈得中将日本使者廷用文珪的座舰洗劫一空后击沉，谎报是消灭了一小股倭寇。这件事情并没有瞒过时任左丞相的胡惟庸。不过胡惟庸不敢正面上报朱元璋这起严重的“外交事件”，而是找了一个别的理由把林贤赶到日本去居住了3年。从后续的事态发展来看，胡惟庸此举应该是让林贤去日本善后，以保护自己的心腹陈得中。但公元1380年，胡惟庸本人被以谋反之名处决后，林贤昔日的所作所为也就随即浮出了水面。

由于此时的明帝国有关机构仍在罗织胡惟庸谋反的罪名，因此“林贤事件”很快便与日本联系在了一起。距离事件最近的“如瑶藏主”的使团被指“包藏祸心”，不仅在诈献的巨烛中暗藏火药兵器，潜伏精兵四百（一说千人）于贡舫之中。胡惟庸将林贤派往日本，更有“请（日本）兵为外应”的计划，端的是好大的阴谋。可怜的如瑶藏主本人还不知情。洪武十七年（1384）如瑶藏主再度来到明帝国朝贡，随即遭到逮捕，如瑶藏主本人被判死刑，随行人员充军云南。两年之后林贤案审结，林贤本人被凌迟处死，家中男性悉数被诛，女眷则沦为奴婢。

朱元璋之所以突然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一方面固然是受到了胡惟庸案的刺激，认定日本参与了明帝国皇权与相权的争斗。而另一方面却也不无趁势改变对日外交策略的动机。在如瑶藏主第二次抵达大明帝国的前洪武十七年（1384）正月，朱元璋命令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筑登、莱至浙沿海59城，以防御倭寇骚扰。洪武二十年（1387）三月，朱元璋又命令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沿海卫所戍兵，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周德兴至福建后，则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另选丁壮1.5万余人，筑城16，增置巡检司45，分隶诸卫，以防御倭寇。这些姿态不仅是防御，更有可能是朱元璋启动对日远征的准备工作。可惜的是朱元璋并没有机会将自己的计划落实，便提前败给了时间。洪武三十一年（1398），71岁的朱元璋于5月病倒，然而他仍坚持处理政事，勉强支持了30天以后，平静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