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扇行歌 ——朱元璋和日本的交往与大明帝国的外交观

日本历史上所谓“南北朝”，是指后醍醐天皇在大和国的吉野郡建都，足利尊氏于京都拥立光明天皇的对峙和内战。由于广大以战争为生的武士阶层以家族为单位的朝秦暮楚，在南北朝局面形成之初，交战双方都无力一举击垮对手。公元1352年到1355年的短短4年时间里，作为日本政治中心的京都竟然反复易手了3次之多。为了筹措军费，足利尊氏以修建天龙寺为名，向昔日的仇敌——元帝国派去了名为“天龙寺船”的官方商队，而大面积的无政府状态更令九州岛和环濑户内海沿岸的豪族纷纷扬帆出海，或商或盗地滋扰元末纷乱的东南沿海。

海盗，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堪称颇具“生命力”的古老营生。最早出现在西方史料之中的海盗集团，是盘踞于地中海东南部的腓力斯丁人。他们对古埃及王国、两河流域的赫梯王国都造成了不小的困扰。甚至有证据显示，正是由于这些“海上民族”的入侵，直接覆灭了雄踞爱琴海的迈锡尼文明。而今日英国人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初也是以海盗的身份侵入不列颠群岛。讽刺的是，一番斗转星移之后，在英格兰站稳了脚跟，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维京海盗的骚扰，被迫以“丹麦金”的形式向后来者缴纳“保护费”。

与西方的同行相比，中国本土海盗集团则明显要“低调”得多。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畏惧大海，缺乏所谓的“开拓精神”。而是面对兴盛一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汉唐以来中国沿海居民更多地致力于商贸，对杀人越货兴趣不大。即便有少数热衷于“常劫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的海中大豪，虽然有地方官员充当“保护伞”，最终仍难逃脱中央政府的制裁。

元末，中国大陆东南虽然纷乱，但强横众多，江苏有富甲一方的张士诚，浙江有海盗出身的方国珍，福建泉州有组建“亦思巴奚”民兵自保（波斯语，意为刀盾的骑兵）的色目大贾蒲寿庚，因此这批早期倭寇并未讨到什么便宜。倒是明太祖朱元璋问鼎中原之后，由于海防废弛，加上张士诚、方国珍大批的残党与倭寇合流，来自海上的袭扰反而成为了令大明帝国头疼的边患。

^{南北朝时期的日本武士还原图}

向以铁腕著称的朱元璋，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以武力解决倭寇问题。驻防福建的战将周德兴也表示“集水师于澎湖，乘北风而进，旦夕可灭倭奴也”。但此时的大明帝国，北有残元未灭，南有五溪蛮乱。考虑到忽必烈折戟沉沙的前车之鉴，朱元璋最终选择了以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争夺。公元1369年，大明外交使团抵达九州岛，传达朱元璋“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的战争威胁。可惜的是大明帝国的国书没有抵达京都，就被盘踞九州的南朝怀良亲王所截留了。怀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的“八阿哥”，为人刚愎自用。他对于明朝国书中“四夷之君长”、“酋帅”等轻蔑言辞颇为不爽，随即处决了使团中主使吴用等5人，还拘禁了副使——杨载和吴文华3个月之久。

^{元代末期泉州的穆斯林雇佣军长期称雄于海上}

不过面对第二年抵达九州的莱州府同知赵秩传达的“蠢尔倭夷”的说法，怀良的火爆脾气却似乎好了不少，联系到此时朱元璋已经将太仓卫指挥监事翁德等人晋升为指挥使，在沿海建立卫所，以武力对抗倭寇的武装袭扰。怀良此时不仅遣使与明朝修好，更主动送还了倭寇劫掠的人口，这不能不说是对明帝国“方将整饬巨舟，致罪于尔邦”的真实畏惧。

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明朝政府始终以为怀良就是“日本国王”，为此朱元璋还拒绝了日本北朝足利氏从公元1374年开始连续6年诚意十足的朝贡。在明帝国看来，足利氏不过是区区一个军阀，泱泱大国岂能与乱臣贼子建交。所以终朱元璋一生，明朝政府都始终以怀良亲王为谈判对手，要求日本政府制约袭扰无度的倭寇，不过怀良亲王所代表的南朝在日本国内的内战中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巨额的军费开支和控制地域贫瘠的物产，因而倭寇对大明帝国的滋扰始终没有中断过。

公元1381年，朱元璋再次遣使送国书给“日本国王”，依然以开战相威胁“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不过此时长期主政九州岛的怀良亲王已经于公元1372年战败而退隐，面对朱元璋的国书，日本九州岛的军阀和豪商巨贾，只能拿出“瞒天过海”的家传手艺，以“怀良”的名义给朱元璋写一封很有意思的回信，在信中“怀良”虽然底气十足地表示“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但纵观其行文却是处处透露着卑躬屈膝。无非是以“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的名义讨饶而已，所谓“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则只是虚壮胆色而已。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对日本国内的政局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位粗通文墨的“马上天子”，甚至填了一首乐府诗——《倭扇行》，以表达对这个流氓政权的鄙视。诗中朱元璋不仅指责日本政府“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更嘲笑怀良亲王“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不过朱元璋并没有兴趣去改造日本，因此他虽然感叹“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怀良”国书中“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的建议，将日本划归大明帝国“十五不征之国”之列。

所谓“十五不征之国”指的是公元1369年，朱元璋在下令编纂《皇明祖训》时，宣布将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这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表面上看“十五不征之国”的确立标志着明帝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承认了上述国家的主权独立。在此后给各国的诏谕中，明朝也一再表明“共享太平之福”的立场。但仔细分析这“十五不征之国”却不能简单“一视同仁”。

所谓“渤泥”国即今天的文莱王国的前身，当时控制着加里曼丹岛大部及菲律宾南部的一些岛屿。所谓的“三佛齐”则是控制着今印度尼西亚巽他群岛的大部的佛教王国。湓亨、白花则为马来半岛的割据政权，苏门答腊、西洋、爪哇三国则是今天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封建王国。安南所控制的地域大体涵盖了今天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北部，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南部地区当时是占城的疆土。真腊是今天柬埔寨王国的古称，暹罗则是泰王国的旧名。大、小琉球则为今天的日本冲绳群岛。

^{壮年时期的朱元璋}

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均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藩属，如真腊、暹罗、占城等国均早在隋唐时期便建立起了与中国朝贡体系，而盘踞于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地区及菲律宾的南中国海沿岸国家则从宋、元时期与中国交往密切。特别是公元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命福建行省平章史弼等人率军远征爪哇的军事行动，极大地震慑了当地诸国。使其纷纷主动向元帝国输诚。因此基本上朱元璋所划定的“十五不征之国”中除了朝鲜与日本之外，基本均为宋元以来中国的传统藩属，既然是附属国，那么自然没有必要征讨。

^{现存于南京的渤泥国王墓}

朝鲜的情况之所以在“十五不征之国”中显得比较特殊，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国家。明帝国成立之初，朝鲜半岛仍处于高丽王国的统治之下，国王为王颛。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位之时，曾即遣使持书前往高丽谕告。次年，高丽国王颛也遣使上表庆贺明朝开国，并请封号。朱元璋应其之请，于洪武三年遣使持金印文诰，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从而确立了两国的宗藩关系，“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但高丽王国与昔日的元帝国有着悠久的姻亲关系，当时的辽东地区也仍盘踞着北元帝国的残余势力，因此高丽王国一度在明帝国与北元王庭之间首鼠两端，摇摆不定。

洪武七年（1374），高丽国王颛为权相李仁人所弑，李仁人拥立权臣辛肫之子辛禑为王，遣使来明入贡，但朱元璋认定其得位不正对其的朝贡却不受。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见辛禑地位日益稳固，才不得不正视既成事实，加给辛禑高丽国王封号，并追谥王颛为“恭愍王”。

^{被称为好太王的高谈德}

虽然得到了明帝国的正式册封，但此时的高丽王国却已是风雨飘摇。北方残元的势力虽然在明帝国的打压之下逐渐衰弱，但南方的“倭寇”却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倭寇”侵扰朝鲜古已有之，事实上，“倭寇”一词不是中国创造的，其最早见于文献，是公元404年朝鲜半岛上高句丽好太王碑文，这块今天被发现于吉林省集安县的石碑，记载了高句丽第19代君王高谈德于当年击败进犯平壤地区的百济——倭国联军的事迹，其中记载的“倭寇溃败，斩杀无数”的字句。从此开启了东亚大陆对日本入侵者的统一称谓。

镰仓幕府统治时期，虽然也不时有日本海盗袭扰朝鲜半岛。据《高丽史》记载，公元1223年，倭寇侵扰金州。不过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这种跨境劫掠的行动并不支持。公元1227年，90名涉嫌从事海盗行动的日本人便于九州岛被当着高丽使节的面斩首示众。但随着镰仓幕府的崩溃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动荡，日本国内破产武士及普通民众加入海盗集团，泛舟出海“捞生活”的热情逐渐走高，朝鲜半岛也随之成为了“倭寇”劫掠的重灾区。

公元1323年至公元1422年的百年间，寇掠朝鲜382次。而在倭寇最猖獗的公元1350年至公元1390年之间，未记载倭寇出没的年份仅有公元1356年和公元1386年两年而已。据《高丽史》所说，倭寇入侵朝鲜之时，所至“妇女婴孩，屠杀无遗”，“掳我人民，焚荡我府库，千里肃然”。而由于高丽王国的反击不力，倭寇不仅蹂躏了半岛南部沿海各地，甚至开始深入内地，成为了高丽王朝的心腹大患。

在“恭愍王”王颛时期，三南（忠清道、全罗道和庆尚道）等沿海地区已经成了倭寇的自留地，几乎一日一警。高丽王朝因为倭寇潮水般无穷无尽的侵袭，财政极度困难，以至于不能支付官员的薪水，士兵也是军心全无。“诸岛荒芜，王京震动”，无奈之下，高丽政府只好把全罗道等沿海地方的仓库迁移到内陆，海边几十里之内几乎没有人烟。辛禑执政之后，得陇望蜀的倭寇更在朝鲜沿海占据岛屿常住。面对这样的局面，辛禑曾经对大臣发火：“（你们）只是占田土，占奴婢，享富贵快活，也合寻思教百姓安宁，至至诚诚地做些好勾当，密匝匝的似兀那罗州一带筑起城子，多造些军船，教倭子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每三五十里家无人烟耕种。又说倭子在恁那一个甚么海岛子里经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这的有甚难处？着军船围了，困也困杀那厮！”对倭寇的恼怒和恨自己属下不力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平心而论，此时的高丽王国并非没有精兵强将。在南方各地饱受倭寇袭扰的同时，高丽王国北方边防部队却利用元末辽东地区群雄并起的态势，在不断击败来犯红巾军、元帝国政府军的同时，成功地跨过鸭绿江，一度杀到了辽阳城下。而这支北境雄师的统帅正是出身元帝国辽阳行省双城总管府的元帝国千户之子李成桂。李成桂得势之后曾自称是新罗名臣李翰之后，但在其有史可查的家谱中，从其曾祖父李行里开始，李氏一族便长期依附于蒙元帝国，世袭元帝国斡东千户所千户，直到公元1356年，高丽王国利用元帝国内乱北拓领土，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才“毅然反正”，协助高丽军队攻占元帝国双城总管府，从此开启了李氏一族在高丽王国的从政生涯。

对于自幼从军的李成桂，“恭愍王”王颛颇为宠幸，一度任命其为相当于国防部的密直司副使，与老牌政客崔莹、曹敏修分庭抗礼。但新科国君辛禑对其却并不信任。公元1377年，李成桂率军前往智异山和西海道击破倭寇，才第一次确立了其在高丽王国新一届政府内的位置。公元1380年，一支由500艘战船组成的倭寇舰队侵入云峰（今韩国全罗北道南原郡），占领引月驿。在前往当地清剿的高丽驻军大败而回的情况下，李成桂再度出马。成功射杀了“乘白马舞槊驰突，所向披靡莫敢当，我（高丽）军争避之”的倭寇首领“阿只拔都”。

^{李成桂曾多次击败倭寇}

“阿只”是朝鲜语，意为“年轻人”，“拔都”是蒙古语，意为“勇士”。显然朝鲜官方并不清楚这位年轻的倭寇首领的名字。只是根据其年龄和战场表现随意给他起了一个“代号”。而从日本方面的史料来看，此时的倭寇集团主要在盘踞壹岐岛的松浦氏领导之下，壹岐岛位于九州岛北部。北面通过对马海峡与对马隔海相望，南方通过壹岐水道与肥前国相离，这里不仅是由日本九州岛至中国大陆和朝鲜的一个中转站，也是防御外界入侵的一个重要前哨。因此蒙古袭来时遭到了很大破坏。

壹岐作为一个岛国，渔业很是发达；同时岛内也有平原，有大米、麦和大豆等农作物。虽然面积不如对马，但其耕地及人口都比对马岛要多。而更为关键的是在镰仓幕府统治期间，壹岐地区长期集结了大批戍守前线的武士。日本国内南北朝拉锯战所产生的许多溃兵败将也流亡至此，令倭寇势力大增，倍加凶猛。因而才会出现“阿只拔都”这样策马舞槊的职业军官统率流民跨国劫掠的现象。

^{壹岐和对马群岛长期以来都是日本前往朝鲜半岛的绝佳跳板}

李成桂麾下部将李之兰成功射杀“阿只拔都”的举动，极大地挫伤了倭寇的斗志，高丽军队趁势取得大胜，俘获倭寇600多人，杀敌无数，史称“荒山大捷”。据说当地的河流都被倭寇鲜血染红了，过了六七天后颜色都没有褪干净。此战之后，壹岐岛方向的“松浦党”倭寇元气大伤，相当长一段时间无力骚扰高丽边境。而高丽国王辛禑也随即又将矛头对准与明元交战的辽东方向。

公元1388年，明帝国在原双城总管府之地设置铁岭卫，移文告知高丽。高丽国王辛禑、门下侍中崔莹密议进攻辽东，守门下侍中李成桂反对无效。是年4月，辛禑派左军都统使曹敏修、右军都统使李成桂出兵辽东。5月，李成桂渡过鸭绿江后，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上书要求班师，辛禑不听。于是李成桂劝服曹敏修，果断在威化岛回军，返回开京（今朝鲜开城），流放崔莹，此后掌握高丽政权。6月，辛禑退位，其子辛昌即位，以李成桂为东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统使，赐忠勤亮节宣威同德安社功臣之号，都总中外诸军事；10月，兼判尚瑞司事。公元1388年11月，辛禑意图复辟，事败，李成桂以明帝国称王昌非“恭愍王”之后而不许入朝为借口，废辛昌为庶人，改立高丽宗室王瑶，是为“恭让王”。辛禑流放江陵，辛昌流放江华，12月被杀。恭让王只是李成桂的一个傀儡，他以李成桂为奋忠定难匡复燮理佐命功臣，封爵和宁君、开国忠义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三百户，田二百结、奴婢二十口，称中兴功臣，父母妻封爵，子孙荫职。

^{登基为王的李成桂}

以威化岛回军为契机，掌握实权的李成桂与新兴士大夫势力开始进行私田改革，主要以限制权门世族和佛教势力为目的，这种对经济基础的重新洗牌成为新王朝建立的前奏。首先李成桂下令调查全国土地，公元1390年，将所有现存的公私田册档都予以焚毁。次年，颁布了土地制度的新法令——科田法。规定科田只能取自京畿地区，按每人已有的官阶对官僚集团成员实行分配，其他郡县土地属于公田。这样，高丽权门世族和佛教势力的经济基础遭到彻底破坏，从而敲响了他们的丧钟。另一方面，私田改革也象征着高丽王朝本身的没落，公田的增长使政府收入相应增加，为朝鲜王朝开国奠定了经济基础。

公元1392年4月，效忠高丽王朝的大臣郑梦周被李成桂之子李芳远刺杀，自此，李成桂篡国的最后一道障碍被铲除。公元1392年7月12日，右侍中裴克廉等胁迫恭愍王妃废黜“恭让王”。7月17日丙申，在右侍中裴克廉、判三司事赵浚、奉化郡忠义君郑道传、同知密直司事南訚等亲信的劝进下，李成桂在开京寿昌宫即位，开创了朝鲜王朝500年的基业。时年58岁。

李成桂建国以后，就确立了对明事大的基本国策。公元1392年7月，李成桂遣知密直司事赵胖至中国明朝礼部上表称：“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居私第。窃念军国之务不可一日无统，择于宗亲，无有可当舆望者，惟门下侍中李成桂泽被生灵，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归附。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臣等咸愿推戴，令知密直司事赵胖，前赴朝廷奏达，伏启照验，烦为闻奏，俯从舆意，以安一国之民。”明帝国方面则以朱元璋圣旨答复：“三韩臣民既尊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虽然，自今以后慎守封疆，毋生谲诈，福愈增焉。尔礼部以示朕意。”李成桂遣门下侍郎赞成事郑道传赴南京谢恩，并献马60匹。

当年8月，李成桂又遣前密直使赵琳赴京进表继续讨封：“臣素无才德，辞至再三，而迫于众情，未获逃避，惊惶战栗，不知所措。伏望皇帝陛下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察众志之不可违、微臣之不获已，裁自圣心，以定民志。”朱元璋则答复说：“高丽限山隔海，天造东夷，非我中国所治。尔礼部回文书，声教自由，果能顺天意合人心，以妥东夷之民，不生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文书到日，国更何号，星驰来报。”

当年11月，李成桂再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至明朝上表：“惊惶战栗，措躬无地间，钦蒙圣慈许臣权知国事，仍问国号，臣与国人感喜尤切。臣窃思惟，有国立号诚非小臣所敢擅便。谨将‘朝鲜’（箕子所建古国名）、‘和宁’（李成桂诞生之地）等号闻达天聪，伏望取自圣裁。”礼部复以朱元璋旨意答复：“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于是“朝鲜”这一名称经过宗主国明朝批准，正式成为新王朝的国号。不过，虽然国号被批准，但朱元璋一直没有认可李成桂的王位。李成桂由于一直没有得到明太祖的册封，在上书明朝时仍然使用“权知高丽国事”，国号更改后则使用“权知朝鲜国事”。朝鲜史官对李成桂屡上书明帝国“跑官”一事，丝毫没有羞耻之感，反而谓之“我太祖有百折不挠之毅”。

李成桂即位后，认为开京王气已尽，开始积极谋划迁都。即位后一个月就下旨由开京迁都汉阳（今韩国首尔，1395年改称汉城） ，建宗庙社稷、宫室城池，并在公元1394年开始营建景福宫。其间，一个传说相当传神地刻画了当年围绕新都争论的激烈情形——李成桂的挚友、高僧无学大师曾对汉阳的城池布局提出意见“以仁王山作镇，白岳南山为龙虎”。首席谋臣郑道传则以儒家立场反对怪力乱神之说：“自古帝王皆南面而治，未闻东向也。”二人互不相让，场面剑拔弩张。最后，李成桂采纳了郑道传的意见，无学挖苦郑道传：“不从吾言，垂二百年当思吾言。新罗义湘大师云：择都汉阳，郑姓人是非之，不过五世，篡夺之祸生；岁才二百，板荡之难至。”

公元1396年，在宗社宫阙营建完成以后，朝鲜正式定都汉城。李成桂即位后，对内继续依靠郑道传等人实行改革，规划新王朝的蓝图，对外则通过招抚、武力征服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李成桂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管辖，使其疆域达到图们江。

从朱元璋对朝鲜的态度不难看出，所谓“十五不征之国”中的朝鲜和日本，对于明帝国而言不仅是藩属，而且存在着内部统治阶级合法性的质疑，甚至不能算做“一国”。因此所谓“不征”，无非是给出足够的外交空间，等待其内部争斗完成之后，再进一步考虑对其外交政策的一种策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