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性情 ——从明宪宗朱见深到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的明帝国

天顺八年（1464），18岁的太子朱见深奉诏即位，是为明宪宗，诏改翌年为成化元年。朱见深的童年颇为坎坷，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之后，其后虽被瓦剌部放归，但却被幽禁于南宫之中，身为太子的朱见深也随即失去了自由，在惶惶不安之中度过了那段漫长的时光。而朱见深刚一即位，就发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

门达是明英宗朱祁镇晚年颇为宠信的特务头子。《明史》中称他“怙宠骄横，凡忤之者，辄嗾觇卒潜致其罪，逮捕拷掠，使无诘证，莫可反异”，而李贤时为内阁首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门达因此含恨入骨，设计构陷李贤，事情败露，明英宗朱祁镇也未处置门达。朱祁镇病重之时，门达蓄意勾结王纶，欲除掉李贤。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发，朱见深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因他罪并发，“论斩系狱，没其资巨万”。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朱见深由此更加倚重李贤，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但李贤辅政不久，即于成化二年冬卒。

成化二年（1466），朱见深平反了于谦的冤狱。次年二月，受于谦案牵连被贬逐的官员商辂被召回，“命以故官入阁”。商辂上疏辞官，宪宗挽留说：“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辞。”其时，为朱见深所倚重的阁臣还有孜孜奉国数十年、“持正存大体”的彭时。彭时在成化七年上疏劝诫朱见深不要迷惑佛事，浪费钱财；针对宪宗时形成的传奉官制度，提出“传旨专委司礼监，毋令他人，以防诈伪”；针对宪宗荒疏朝政的情况，提出要“延见大臣议政事”。彭时的上疏都是切中时弊的，然而荒怠的朱见深已听不进忠言。

^{明宪宗的元宵行乐图}

朱见深不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史称“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戚贵畹，上下壅隔”。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朱见深宠幸万贵妃，进而又宠信万安。万贵妃原为孙太后宫女，后入侍朱见深于东宫，因其“机警，善迎帝意”，故深得朱见深宠幸。甚至连皇后吴氏仅因杖责万贵妃而被朱见深废去，打入冷宫。朱见深出游，万贵妃戎服前驱，侍从在侧。宫中宦官用事，亦要见万贵妃颜色行事，“一忤意，立见斥逐”。万贵妃以父兄为锦衣卫指挥使，侦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官，并通过阁臣万安，与内阁时通声气，把持朝政。翰林学士万安于成化五年入阁，他通过各种关系，与万贵妃叙上族谱，自称子侄，以此博得朱见深的信用。

成化十三年（1477）春正月，朱见深于东厂之外又开设了西厂，以太监汪直掌西厂。汪直是大藤峡瑶人，朝廷镇压瑶民起义时被俘入宫，初为万贵妃昭德宫内使。因汪直“年少黠谲，上宠之”。西厂刚一开张，便罗织了数起大狱，令臣民悚怵不已。建宁卫指挥杨晔（已故少师杨荣曾孙）被锦衣卫百官韦瑛告发，汪直听说其有“家资巨万”，便不分青红皂白，将他逮入狱中拷问至死。西厂设立仅四月，阁臣商辂即连连上疏请罢西厂，“疏入，上怒曰：‘一内竖辄危天下乎！’”太监怀恩传旨诘责商辂，辂反问道：“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守备不可一日缺，（汪）直则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辄收捕。诸近侍，（汪）直辄易置。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

^{明孝宗朱祐樘}

怀恩将商辂的话如实上奏，朱见深无奈，只得令罢去西厂，罪责汪直，谪韦瑛戍宣府。然而，罢西厂仅一月，御史戴缙、王亿别有用心地倡言恢复西厂，朱见深本来是不得已而罢西厂，此时便乘机恢复西厂，仍用汪直掌西厂。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等一批正直官员屡谏不听，均遭排斥，相继致仕离开朝廷。而与此相反，阿谀汪直的朝臣都得到了升迁，戴缙为尚宝司少卿，后又擢升佥都御史；王亿擢为湖广按察副使；汪直的左右爪牙王越升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学院事，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一时间，汪直势倾天下，其奉诏巡边，“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兵部侍郎马文升因对汪直“不为礼”，又轻视陈钺，遂被汪直陷害戍边。汪直“年少喜兵”，在辽东杀害海西诸部入贡人员，“焚其庐帐而还，以大捷闻”，回京后，朱见深给汪直记上大功，并加其俸禄，令其监督二十团营。巡按辽东御史强珍上疏弹劾汪直、陈钺等隐瞒军情，坐失战机，结果反被汪直等诬陷，下锦衣卫狱，戍辽东。

汪直把持西厂5年，作恶多端，后因与东厂太监尚铭争权，尚铭在朱见深面前先告了他一状，加之万贵妃、万安、李孜省等的嫉恶，科道也交章论奏西厂苛察，汪直遂失势。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斥责“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东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朱见深遂降汪直为奉御，递逐其党王越、戴缙、陈钺等。

成化后期，朱见深好方术，江西南昌人李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被授为通政使。太监梁芳谄事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也”。梁芳先后引进了李孜省、僧继晓，进献方术与符箓。朱见深从迷信方术渐至宠信方士，李孜省、僧继晓、梁芳等逐渐得干预政事。大学士万安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争献房中术以固宠。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万贵妃病死。八月，朱见深病死，年41。一个月后皇太子朱祐樘奉诏即位，是为明孝宗，诏改翌年为弘治元年。

朱祐樘幼年的宫廷生活备受磨难。其母纪淑妃，原为“蛮土官女”，俘入宫中后，因其“警敏通文字”，授女史，“命守内藏”。朱见深偶至内藏，因纪氏应对称旨，遂得幸。万贵妃得知此事后，处心积虑要除掉纪氏，在宫女和太监的同情维护下，纪氏病居西内，生下朱祐樘，秘而不宣。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孝宗6岁时，因朱见深与贵妃柏氏所生的悼恭太子朱祐极病死，朱见深因老而无子而悲叹，太监张敏才将朱祐樘的身世道明，朱祐樘遂被立为太子。纪氏被封为纪淑妃，移居永寿宫，不久，在宫中暴薨。太监张敏也因惧怕而吞金死。朱祐樘即位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家故人，并为其母立庙桂林府，每念及其母，“辄欷歔流涕也”。幼年的经历对朱祐樘影响很深。史称：孝宗恭仁俭朴，能虚心纳谏，而绝少“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的恶习，这种个性的形成大概与明孝宗幼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朱祐樘执政的弘治年间最为史家称道的是“朝多君子”的盛况。确实，弘治一朝任用了许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而一般情况下，孝宗也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正确意见，对政事作一些必要的改进。在弘治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弘治时期“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朱祐樘即位仅5天，即斥责左通政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弟锦衣卫指挥万喜等，并谪发戍边。其后又罢斥了大学士万安。与此同时，朱祐樘召进了一批在成化年间遭到排斥陷害的忠直之士。

十月，朱祐樘召王恕为吏部尚书。王恕系正统十三年进士，成化年间官南京兵部尚书，历来以谠言忠直闻于朝。当时曾有歌谣称赞王恕忠直敢谏：“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宦官怀恩亦由衷地称赞王恕：“天下忠义，斯人而已！”王恕在成化年间屡遭宦官构陷，“帝亦衔恕数直言”，遂命王恕巡南畿，遣他出京。成化二十二年，王恕对起用传奉官事上疏极谏，招致明宪宗朱见深的不满，遂离任致仕。王恕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而在弘治年间，朱祐樘对王恕委以重任，倚为重臣。王恕掌吏部以后，“不避权贵，请谒路绝”，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了很大的整肃作用。王恕对朝政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多为朱祐樘所接受。王恕任吏部尚书直到弘治六年，因与丘濬发生矛盾而辞官。

弘治二年（1489），朱祐樘又擢任马文升为兵部尚书。马文升是景泰二年进士，成化十一年任兵部右侍郎，被汪直、陈钺陷害入狱，谪戍重庆卫。汪直败后，马文升复官，成化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后又受李孜省排陷，调为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弘治时期任兵部尚书达13年之久，后又代屠滽为兵部尚书直至正德年间。史称马文升“任兵部13年，尽心戍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

弘治十五年（1502），朱祐樘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大夏素以安内攘外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刘大夏是天顺八年进士，成化年间任福建右参政，曾因得罪中官被系诏狱，后得怀恩力救，杖二十而释放。刘大夏就任兵部尚书后，明孝宗见了他问道：“朕素用卿，而数辞疾何也？”大夏顿首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帝默然。过了两天，孝宗又问刘大夏：“征敛俱有当，何至今独言民穷财尽也？”刘大夏答道：“我在两广时，见广西征铎木，广东市香药，所费皆以万计。”于是，朱祐樘下令取消这些奢侈的征取，并下令天下“事当兴革者，所司具实以闻”。大臣忠直敢言，朱祐樘能虚心纳谏，这是弘治政治比较突出的一点。

在明中后期，如朱祐樘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明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如这时，明初建立的户口赋役制度已遭受严重破坏，世家豪族的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国家控制的田地赋税大量流失，财政匮乏，兵饷不继，宦官监军及滥封传奉官的问题，都对弘治政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弘治时期，土地兼并趋势严重，皇亲国戚占田请田动辄千顷，甚至连宦官也占据了大量民田。弘治十年八月，朱祐樘张皇后之兄寿宁侯“有河间赐地四百顷，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且乞亩加税粮二分”。因户部尚书周经奏言阻止，朱祐樘未同意其加税的要求，但千余顷民田后来仍为其所侵占。弘治十二年，便发生了寿宁侯与河间民构田的案件。十三年，皇都近旁的河间民田已大部分成为贵戚的庄田，以致户部侍郎何进与巡抚高铨前往勘察时，河间人民“冤声撼野，至拥州县吏不得行”。十八年，又有巡抚保定都御史王璟“乞罢诸内珰田，尽归之民”的奏疏。虽然对于臣下的意见，朱祐樘大多予以采纳，对这些夺田占田事件作了处理，但同时，朱祐樘本人又不断地封赐贵戚勋旧以大量的田地。这种矛盾的做法无疑又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所控制的田地大量减少，势必导致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弘治时期的财政已相当匮乏，以致“边圉多警，许生员纳马入监，有七千余名。川、陕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粮入监，通前共有数万余人”。军费不足、荒歉救济竟然要通过滥收生员入监的办法来解决，财政状况之拮据可见一斑。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使出行，路经天津，适遇旱灾，一路上，只见“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以至于此。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

^{明武宗朱厚照}

弘治时期财政匮乏的状况及其导致原因，李东阳的奏疏中都作了形象的描述和中肯详尽的分析，朱祐樘看了颇为感叹，将章奏交付有司。明中后期，财政状况江河日下，这是历朝积弊所致，因循祖制的明孝宗朱祐樘企图在不变更“祖宗成宪定规”的前提下改变这种状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明宪宗朱见深统治的成化末年，宫中传奉官达千余人，朱祐樘即位后即淘汰了大部分传奉官，但由于囿于祖制，不能下决心革除旧弊，到弘治末年，传奉官又增至八百余人。对宦官监军的问题，兵部尚书刘大夏曾向朱祐樘指出，由于监军宦官贪污纳贿，克扣兵饷而导致兵饷常乏，朱祐樘则认为“第祖宗来设此辈已久，安能遽削之”。朱祐樘有心求治，也能听取臣下的意见，但他因循守旧，只能在陈规旧制的桎梏下修修补补，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而，弘治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大的改观。

弘治十八年五月，明孝宗朱祐樘病逝。临死前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让他们尽心辅佐太子。其后15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诏改翌年为正德元年（1506）。年少的朱厚照“好逸乐”，“好骑射”，即位不久，便信用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时称之为“八党”。刘瑾等经常以“狗马鹰犬、歌舞角觝以娱帝”，朱厚照则乐此不疲。

顾命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户部尚书韩文等连疏请诛“八党”，但刘瑾等八人在朱厚照面前跪地哭诉，称司礼监太监王岳勾结阁臣欲加害他们，朱厚照不辨是非，反令刘健、谢迁致仕，将王岳逐之南京，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司营务，分据要地。朱厚照悉以天下章奏付刘瑾，而刘瑾则日益诱导朱厚照戏玩娱乐。刘瑾往往“候帝娱，则多上章奏，请省决，帝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瑾由是自决政”。给事中吕翀、刘菃，南京兵部尚书林瀚，六科给事中戴铣，十三道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请斥权阉、挽留刘健等辅臣，刘瑾即矫旨派遣缇骑将他们逮系锦衣卫狱，责以廷杖，除名为民。左都御史张敷华、工部尚书杨守随上言“八党”罔上诬下，也被刘瑾革去官职。前朝老臣马文升、刘大夏也都被迫致仕。

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矫诏公布“奸党榜”，将刘健、谢迁、韩文等53名反对“八党”擅权的大臣列为奸党，并令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听其宣诫。与此同时，刘瑾不失时机地把同党亲信安插在重要职位上。正德元年十月，他任命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二年三月，又令内阁撰敕扩大镇守太监的权力，使他们的地位悉如巡抚、都御史，刑名政事都有权干预。同年四月，河南钧州人刘宇通过焦芳的关系，厚贿刘瑾以万金，刘瑾大喜，因而把刘宇提拔为兵部尚书。同年十月，焦芳又向刘瑾推荐了陕西同乡张，张得到刘瑾的赏识，很快晋升为吏部尚书，后又入阁取代了焦芳的地位。

一时间，刘瑾势倾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不敢与之抗礼，所上章奏，都先具红揭投给刘瑾，号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称“白本”。章奏中皆称刘太监而不称其名。一次，都察院奏本中写了刘瑾的名字，刘瑾当堂高声怒骂，吓得都御史屠滽率属下跪谢，方才作罢。正德三年（1508）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在丹墀发现一封状告刘瑾的匿名信，刘瑾大怒，当即令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进行诘责，直至第二天才予释放。其时正值酷暑，有的官员竟至热渴而死。刘瑾还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自己亲自掌管。内行厂较东、西厂更为酷烈，“屡起大狱，冤号相属”，“一家有犯，邻里皆坐”，使得道路惶惧，人不自安。

刘瑾当政，贿赂公行，“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鑰勘事归，因无计筹措钱款纳贿而被迫自杀。刘瑾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及至正德五年刘瑾获罪抄家时，抄出财物竟有金24万锭又5.78万两，元宝500万锭又158.36万两，宝石二斗，金甲二千，金钩三千，玉带四千等等。刘瑾在短短的5年内，即搜刮了如此巨大的财富，可见其贪得无厌、贪贿索贿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对于刘瑾的擅权乱政，朱厚照不闻不问，整日沉湎于玩乐之中，他在西华门别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每日游乐其中。皇帝的荒嬉无度、宦官的恣意妄为，致使原已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

正德五年（1510），刘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度田”宁夏，周东为了向刘瑾献贿，在进行土地核实“度田”时以50亩为一顷，多征亩银，并“征马屯租甚急，敲扑惨酷”，激起戍卒将士的愤怨。藩王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乘机起兵反叛，争夺皇位。他设计袭杀了周东、总兵姜汉等，颁布“清君侧”的檄文，指斥刘瑾内外交结，图谋不轨。

陕西守臣将安化王刊印的檄文封奏朝廷，刘瑾匿而不报。朝廷派前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太监张永监军，率军西讨安化王。大军至宁夏，安化王已被宁夏游击将军仇钺设计擒获。西讨途中，提督杨一清乘机联络张永扳倒刘瑾。八月，张永押解安化王至京向朱厚照献俘，并呈上安化王讨刘瑾的檄文，揭发刘瑾意图谋反。武宗途命连夜逮捕刘瑾。武宗“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违禁物”，不禁勃然大怒说：奴才果然要造反！于是将刘瑾下狱审讯，六科弹劾刘瑾罪行三十余条，将刘瑾凌迟处死，榜示天下。

刘瑾虽诛，但明武宗朱厚照声色犬马之所好却无丝毫改变。刘瑾之后，他又宠信山西宣府人江彬。江彬初任蔚州指挥佥事，以勇武著称。在幸臣钱宁的引见下，江彬得到了朱厚照的赏识。一天，朱厚照在搏虎时，钱宁畏缩不前，江彬却冲上去为皇帝解了围，朱厚照由是日益宠信江彬。在江彬的诱导下，朱厚照屡屡出巡。正德十二年八月至十四年二月，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连4次出巡。出巡宣府时，江彬为武宗建镇国府第，并将豹房的珍玩、女御全部运送到这里。江彬还随从朱厚照夜入民宅，索取妇女。朱厚照在外乐不思蜀，出巡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第4次出巡，时间长达半年。

朱厚照的荒疏朝政，纵乐无度，频频出巡，使得早已觊觎皇位的藩王江西宁王朱宸濠伺机而起。江西早在正德三年起，农民起义就蜂拥而起，朝廷派兵镇压，屡平屡起。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公然举起反叛的旗帜，袭杀不依附于己的地方官，集兵6万。七月初一日，朱宸濠亲率大队人马，“分五哨出鄱阳，舳舻蔽江而下，声言直取南京”。朱宸濠经过安庆时，安庆知府张文锦等令军士登城大骂，朱宸濠便急攻安庆。当时，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刚刚将围剿了一年的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得到宁王叛乱的消息，马上组织兵力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攻克南昌。久攻安庆不下的朱宸濠得到南昌被围的消息，马上丢下安庆回援南昌。二十四日，与王守仁部相遇于黄家渡，激战3天，朱宸濠大败，妃嫔多投水死，朱宸濠及其子皆被擒。

宁王之乱，给了原本就想寻找机会出巡江南的朱厚照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朱厚照不听群臣的谏阻，于当年八月亲自率军平叛。军到涿州，传来王守仁平叛的捷报。大学士梁储请朱厚照回驾，朱厚照不允，反令王守仁在原地候驾，不必进京。朱厚照一路上游山玩水，捕鱼捉鸟，寻欢作乐，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到南京，令王守仁重新报捷。八月，朱厚照在南京，设广场，身着戎服，“设大纛，环以诸军”，令释放朱宸濠等，然后与侍从等再行擒获，作凯旋状。武宗北返途中，照样玩乐不辍，九月，至清江浦，在积水潭捕鱼时舟覆入水，被侍从救出后得病不愈。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病死于豹房，年31岁。

朱厚照一生渴望统兵打仗，却没有更多的机会指挥作战，军事操练于是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至于其他各种游戏和女色，可说他是沉湎于斯而毁于斯。这些都使他距离一个好皇帝的要求差得太远了。但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热切追求宫廷之外的生活，又可说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若把他的行为放在那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来考虑，更可引人深思。

事实上，明朝自从成化时起，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最为突出之处是传统观念的转变和对物质生活的普遍追求。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旧有等级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反映。大量三教九流以传奉授官，成为过去士大夫们独据官场中的引人注目者。

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开始取代旧有的等级。这虽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也给相当多的人们带来忧虑。所以当朱祐樘即位后，依靠朝廷中的老臣去寻求对旧有秩序的恢复时，有人便称之为“中兴之世”。这种带有明显复旧性质的“中兴”，显然无法抵抗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当朱祐樘病逝，其子朱厚照以少年登基时，弘治一朝的努力也就付之东流。社会观念的再度突变，如同大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这也就是明朝人自己乃至后世所公认的明朝中叶后的社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