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狂飙——决战辽东

萨尔浒大战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大明帝国在辽东的经略由于攻势，不得不转为守势，而后金则由守势转为攻势。如此攻守易位，带给努尔哈赤的是更加勃勃的野心。其实，在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正月时，辽东经略杨镐派遣使臣到后金和谈时，努尔哈赤所提出的谈和条件中，最为过分的只以求裂土封王而已。从后金建国到萨尔浒战前，虽然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但“后金”的国号从来没有对外公开使用过，仍然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努尔哈赤并没有下定与大明王朝抗衡的决心。而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对大明已经是无所畏惧了，除了公开称自己为“后金国”之外，还公然称明廷为“南朝”，以表明自己的政治地位。

而大明帝国满朝文武得知这个消息，还是从李氏朝鲜那边传来的，在这之前，大明帝国上下居然都不知此消息。此后，又得知努尔哈赤正式称大金国皇帝，朝野上下，更是愤怒不已，建州卫变成了后金国，一个建州卫指挥使居然“黄衣称朕”，在满朝大臣的眼里，努尔哈赤已经猖狂至极，虽然甚是气愤，却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萨尔浒大战使得大明已经彻底没有力量去打击后金了。

其实萨尔浒大战前，明朝已经是国库空虚，朝野上下面对财政危机已是一筹莫展的局面。边事告急，朝臣奏请皇上临朝，决议兵饷问题，奏牍积山，可神宗皇帝早就不是即位初期的那位皇帝了，数十年不以朝政为意，隐居深宫，以至于朝纲逐渐废弛。众臣无奈之下，在抱怨皇帝置天下于不顾，甚至只能把如何请神宗出朝视事作为守边议饷的第一策，正如国子监署事司张鼎所说那样，今日廷臣见皇帝一面，“如大旱之求时雨”，好不容易筹措了军费，可一场大战，四路大军败北，文武将吏前后死者310余人，军士4.58万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败书闻，京师大震。于是朝议纷纭，众人皆弹劾杨镐，称竭尽四海脂膏和九边精锐，不到一年，耗费军储300多万，居然丧师失地，是为可恨。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追究杨镐责任的时候，史载，萨尔浒战败消息传来，御史杨鹤疏劾之，不报，此后朝臣奏疏“章满公车”，皇帝依然留中不问。此后，为了重整旗鼓，再伐后金，明廷召开中府公议。可对于出兵问题，谁都知道帝国几乎没有能力再战，又因财源无望，众臣都含糊其辞，苟且支吾，相互推诿，直到日中仍不决，只好日暮罢议。此后，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提出要发兵10万，每年用饷银300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个时候的大明帝国压根掏不出这么多钱。不久，朝议又议定募兵18万，但每年兵饷仍然不少于300万两，国库空虚，又哪里掏得出这么多钱。因此，兵部尚书黄嘉善，不得不率领九卿、科、道等官叩头于文华门前，请发内币。同时，山海关总兵柴国柱，又以支应目前辽势危局，请发内币200万，合计500万。其结果是什么？神宗皇帝居然只肯发币金40万，以供募集军士，甚至这位皇帝还在诏书中诉苦说：肤悉览请发内币奏文，肤何时曾经爱过此物？而今内库匮乏，搜刮也凑不足数。现在已经传令各处，如果能够弄到若干，即刻转发下去，朕不会食言。

计算一下，辽东每年饷银就需要800万，而这样大的数字，国库无银，也就自然只能对贫民展开剥削了，于是中府会议不得不决定开始征派辽饷，所谓辽饷亦称新饷，明初正统时，诸边的年例只有22万两。到万历时，年例便增至380万两。辽东战起，自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开始，到天启元年，前后不到四年时间，辽饷用银即达1720万两，平均每年支辽饷400多万两。前三次辽饷加派共九厘，也就是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合计加征银两480多万两，其中扣除北直隶和地方其他用途，尚余300万两不到，而山海关一地，即年需支银400万两。天启时，又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如此重赋，几乎逼得民穷财尽，无法生活下去。

然而，这么多饷银，却不能足额发放到前线，发放到兵士手中，用到作战的需要上。各级官僚和将领，都在军饷的收支上贪污和克扣。所以，才有了后来户部尚书毕自严称：“即令东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毕自严在萨尔浒之战时，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使，出督辽饷。这是通过从登、莱海运到娘娘宫登陆，然后陆运到广宁、辽阳，每一石军粮费一金，故其对明末军饷的窘迫感触最深，也因此才能够说得出这样的话语来。

此外，萨尔浒一战，也震撼了大明帝国200年的统治基础，当初“清兵克旅顺，明人记载谓之东事起”，因为抚顺城失守，使“全辽震动”，北京“举朝震骇”，辽东乃是京师左臂，如有闪失，就直接威胁到北京城的安危。于是，在考虑到辽东的驻军战斗力很弱，就如同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曾说过“今之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援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许多兵士“不能开弓，或开弓而不及十步”。遇到大明才决定从全国各地调遣，并且委派了“熟谙辽事”的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杨镐经略辽东。之前，鉴于建州的突袭和辽东的军力，大明帝国内阁对辽东所达成意见是一致的，即“辽事议者，以必剿为主”，可结果呢，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准备，辽东已经有四路大军齐集，号称47万，一战之下，努尔哈赤的建州兵在五天内将四路大军各个击破，取得完胜，明军惨败，所谓“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衄”。消息传到开原、铁岭，“人逃之尽矣”。随之沈阳、辽阳也风声鹤唳，“民逃军逃，将哭道哭，大小将吏，无不私蓄马匹为逃走计者”。与此同时，京师上下更是人心动摇、惊恐万状，“人心恇怯，谈虎生变”，“大小臣工，无不骇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卒多携家避难而去”，甚至感到“国家之计岌岌乎殆哉”，“其间惶惶之状，不能以旦夕待”。正如大学士方从哲所说的那样：京城大小臣工，无不惊骇，民间更为严重，流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兵民、商贾都携带家口外逃避难。又有四方饥民，逃来京师就食，多至千万。游食僧道，千百成群，白莲教等各立名目，妖言惑众。一时京城混乱不堪，以致人心大变。

民心如此，军心更乱。战后，明廷虽然想募兵18万，再次对建州进行征伐，可是三军丧胆，视敌如虎，诚如熊廷弼所说的，营兵逃的日以百计，五六方军队，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甚至全队都要逃。这种“民无仇敌之义，军无求战之心”，无疑是萨尔浒大战在政治和人心方面对明廷致命的一击。此后，军心不固成为明军屡战屡败的不治之症。

一直以来，大明帝国之初还算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帝国，先有明太祖、成祖拓展疆土，其次有仁宣之治尚且称职，后来的皇帝则乏善可陈，并不热衷于帝国版图的扩大。太祖时期遂列有15“不征之国”，严禁子孙后代妄动刀兵。成祖之后，连下西洋也被禁止了，甚至几番血战夺来的安南也放弃了。随着国力的衰弱，竟频频遭北元威胁入侵，先后土木堡之败，皇帝被擒，后有瓦剌围北京城之事，而嘉靖年间有倭寇骚扰多年，帝国却无力剿除。对于辽东女真，帝国一直是实行“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也就是对部落首领封官授爵，同时在经济上进行控制，并对其不同部落或扶植或打击，使其无法统一，继而更加无法进犯帝国了，可结果呢？最初的时候“以夷制夷”的政策不能说不够成功，携帝国之大威力，威逼利诱之下，倒也能够制衡女真，可努尔哈赤却利用了大明帝国朝廷上下的腐败、混乱，而统一女真，趁机坐大。

萨尔浒之战前，后金东有朝鲜，北有叶赫部，西南有开原重镇，四周逼困，仅东北一角可以畅通无阻。而萨尔浒大战也是大明帝国精心组织的第一次反击战，本意是汇集明帝国、朝鲜、叶赫部三方面形成之优势兵力，围歼建州都城，解除建州之武装，断绝建州之妄想，结果是战后，朝鲜与北关叶赫部虽然内心倾向大明，但慑于努尔哈赤的军事压力，出于自身难保的境地，也就只能保持观望了。这样，再加上努尔哈赤对于大明帝国再也无所畏惧，所以后金开始用兵频繁，出入无常。

应该说萨尔浒之战是后金和大明朝命运的转折点，就如同史料所评论的那样“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大明帝国的军事部属由攻转守，且再也无力主动对后金发动大规模战争；而后金则从试探性地进攻明朝，发展为更加主动地大举进犯。同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西120里的界凡城修筑衙门、行宫，迁居界凡以准备进一步伐明。

在萨尔浒之战后，明廷虽然试图重整旗鼓再战，但却因为筹饷无源，军心不固，而不得不放弃征剿计划。努尔哈赤虽然在明军可能经过的道路上，都设险防守，前后防御40多天，但见明兵不再来，于是撤兵归寨。随后，努尔哈赤率领后金铁骑进兵辽沈地区。

萨尔浒之战大胜两个月后，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十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4万攻打开原。靖安堡深入明边内，向开原进发。时值天雨纷纷，道路泥泞，河水暴涨，行进艰难。冒雨前行的努尔哈赤为了不走漏消息，于是佯令军士向沈阳地界进发，派小股兵力掠沈阳以东，以分散明军的注意力，就在这小股人马佯装进攻沈阳，沿途杀30余人、俘20人虚张声势时，他自己则亲率大军至靖安堡，同时，派人测量开原河水深浅，是否可渡。虽然努尔哈赤如此小心，后金想夺取开原的意图，还是被北关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探知，他们秘密派人到开原报告。开原城守推官郑之范，不但不予重视，还以消息不实为借口，鞭打了叶赫部的使臣，史书上说郑之范“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由这样的官员负责城中事务，开原城的命运是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在这之前，萨尔浒大战后，待罪开原的总兵官马林也在努力构筑防御，他非常清楚，凭自己的力量想与努尔哈赤的八旗兵相抗衡是不可能的。他曾在五月间，多次向辽阳申请增兵，但此时辽东战场刚刚崩溃，哪里还有兵可派。于是，马林为了能守住开原，转而寄希望于蒙古。马林希望依靠西部蒙古宰赛、煖兔侄叔的24营兵力协助，为此明使往返多次进行交涉。

实际上，宰、煖各部不仅无意帮助明军，反而已为努尔哈赤所收买，与马林假意周旋，递送明军的情报，配合努尔哈赤进兵。马林不明真相，又不听众人的劝阻，以与蒙古新盟为持，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竟不积极设防。其他的守城官员如副将于化龙，监军道推官郑之范，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备官何懋官等，都驻在城中，无人负责城防。显然，守军的大意和守将的昏庸，为努尔哈赤夺取开原提供了机会。在得知开原无雨后，努尔哈赤便急转马头，挥军直逼开原城。六月十五日深夜，后金兵临城下。

当马林自恃自己与蒙古喀尔喀部贝勒介赛有盟约，而介赛也答应如后金军至会率兵相助，故而对开原并未设防时，努尔哈赤却是做了完善而又周密的攻城准备。正如《三朝辽事实录》中说：“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努尔哈赤一边外联宰、煖二十四营，一边派人混入开原城内，以为内应。

六月十六日，后金四万大军兵临开原城下。史载，后金军突至时，开原守军毫无准备，当得知后金大兵压境时，他们的战马因无草料，还在城外很远的地方就牧，以至于接到战报后仓促往回返，可见其防御松懈之程度。于是，努尔哈赤亲统大军围攻开原，宰、煖各部也纷纷出兵，先抢占庆云堡，兵围镇西堡，从西部牵制明军，声援后金军。

开原有四个城门：东为阳和门，西为庆云门，南为迎恩门，北为安远门。后金军围城之后，一方面从南、北、西三面攻城，另一面则在东门进行夺门之战。关于此战，《明史·马芳传》有记载：“林列众城外，分少兵登陴。大清兵设楯梯进攻，而别以精骑击破林军之营东门外者。军士争门入，遂乘势夺门，攻城兵亦踰城入。”也就是说，面对后金兵的到来，总兵马林等率军在城外列阵，仅用少部分兵士在城上防守，后金兵用楯车云梯向城上发动进攻，同时以精兵冲击列阵于东门外的马林军，明军并没抵抗多久便败下阵来，仓皇逃进城中。同时，混入城内的“奸细”，也从内部响应，趁乱行动，以配合后金兵夺门，在内有奸细，而外有猛攻的情况下，顷刻间城门便被打开，大批八旗兵涌进城中。此外，其他方向的后金军此时也得手了，他们从城墙上进入城内。后金兵入城后，分兵两路，一路对付城内的明军，一部分据城而守，击杀城外向城内逃窜的明军。由于开原城周围挖有城壕，本是用来拱卫城池的，现在反倒成了明军进城的障碍，城外明军此时前后受敌，阻于壕外而不得渡，全部被消灭，马林战死城外，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守备何懋官等皆败死，之后推官郑之范受伤，从西门逃走。

城中民众早已料知城必失守，破城之时，一些人怕遭到屠戮和污辱，未待城破，事先上吊而死。据朝鲜史料记载：“开原城中多节义之士，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全城十多万居民，仅有千人逃出。

开原乃辽东，人口众多，物资雄厚，财产、玉帛多达“数百万”。努尔哈赤为将这些财物运送建州，不得不停留此处数日，而当后金军驻扎三天内，明军竟然无一兵一卒来援，以至于后金军最终从容分财、处理俘虏，最后焚开原城而去。

其实在开原城破以前，在沈阳有总兵官李如桢所部，贺世贤驻扎在虎皮驿。当开原城危急，急需待援的时候，李如桢却是胆怯畏战，先是拥兵在团山，又进到十方寺堡，以天雨为借口，不肯增援。这时，努尔哈赤率领兵卒在开原城内搜集钱财，饮酒欢宴，对明军是个攻击的良机。参将贺世贤急趋开原，他想率领士卒冲进城去，而部下士卒个个怯战，竟一哄而散，致使开原城被努尔哈赤从容抢掠。

努尔哈赤之所以先攻打开原并不是没有目的性的，开原是座古城，在大元帝国时，它是开元路中心所在。《元史·地理志》载：“开元路，古肃慎之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长阿固郎始来朝，后乃臣服，以其地为燕州，置黑水府。”开元之名源于东夏，是沿袭东夏国的开元路旧制。元灭东夏后，先后设置万户府、宣抚司，最初的治所在今黑龙江省东部地区依兰县附近或宁安县一带，后移至黄龙府。至元二十三年设置开元路，治于黄龙府，隶属辽阳行省。至正二年，移治于咸平府，也就是如今的开原了。

关于此处的位置重要性，如《元一统志》所称：开元路，“南镇长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三京故国，五国故城，亦东北一都会也”。所谓“三京故国”是指渤海的上京龙泉府、金代的上京会宁府和东夏的南京，而“五国故城”是指辽代五国部故城，即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至于所谓“鲸川之海”，即今俄罗斯鄂霍次克海。

大明建国后，在此地设三万卫、辽海卫、安乐州。明洪武二十一年 （1388），宰相刘伯温建议改“开元”为“开原”，既不变原名之音，又不变其开拓元创、宏大伟岸、吉祥安康之意，而这里由于西遏蒙古，北控海西，东逼建州，南屏沈阳和辽阳，故而也是一个军事要地，明时军事城堡分五个类型：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堡城。开原为路城，在辽东，它是仅次于辽阳和广宁的军事重镇，是明辽东防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由于开原横亘在后金和叶赫之间，成为后金廓清辽北，统一女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故而努尔哈赤如果试图辽沈，就必须解除来自开原方面的威胁。

开原被攻克以后，辽地一片混乱，沈阳、铁岭等地的军民纷逃跑，辽左众城危在旦夕，努尔哈赤自从攻克开原以后，就准备向铁岭进军。此时，自鸭绿江东南到西北一带诸城堡，抚顺、清河、永甸、新甸、长甸、大甸、瑷阳、孤山、碱场、一堵墙、洒马吉、散羊峪、马根丹、东州、会安、白家冲、三岔儿、抚安、柴河、松山、靖安、威远、镇北等数十个城堡都被后金所攻占了。而开原是辽河以东的根本重地，开原一破，河东重镇仅仅剩下辽阳、沈阳、铁岭，而铁岭又因为是辽北的一座孤城，故而首当其冲。

铁岭隋时，境域属高句丽辖地。唐时境域南部属安东都护府，西北部属枯漠都督府，昌图曾归渤海鸭绿府、扶余府管辖。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唐渤海大氏取越喜地改富州，即今铁岭城。后辽太祖在此地冶炼银子，故将富州改为银州，辽朝时期境域大部分属东京道辽阳府。金朝时期，境域南部属东京路咸平府，西部属北京路，东北部属上京路会宁府。元朝时期，境域西部属中书省会昌路，其余属开原路咸平府。明时，在银州设铁岭卫，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铁岭卫于沈阳、开原间古银州之地，境域南部属辽东都指挥使司铁岭卫，西部属辽河套扶余卫，北部属三万卫。由于是一座卫城，故而铁岭也是明在辽北仅次于开原的一座重要城堡，素有沈阳北门钥匙之称。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开原失守后，辽东明军应立即调兵遣将固守铁岭，经略杨镐令李如桢驻兵沈阳，南北策应。令贺世贤驻守虎皮驿，往来应援。沈阳距离铁岭120里，虎皮驿距离铁岭180里。明经、抚各官的军事意图十分明显，即准备增援铁岭。

然而，此举虽然明智，但用人方面却欠考虑，如果铁岭再失，则辽北尽失，帝国在辽北的势力便荡然无存了。正是由于这种考虑，一时间，大明帝国上下对于铁岭也非常重视，辽东已危在旦夕，朝廷无镇辽将军可派。有大臣以为，李成梁久镇辽东，在辽人心中威望极高，女真人当年闻其名则胆寒，如今李成梁虽然不在了，但他的后人还在，建议用其后人镇守铁岭，以李氏旧威或许还能够让边人惮服。再者铁岭是李氏宗族坟墓所在，而李成梁的家族也在铁岭，由李氏守铁岭是最佳选择。于是经略杨镐和巡抚周永春上书朝廷，将李成梁第三子李如桢调到了辽东。

关于此事，史书中有所记载：“如桢，成梁第三子。由父荫为指挥使。屡加至右都督，并在锦衣。尝掌南、北镇抚司，提督西司房，列环卫者40年。最后，军政拾遗，部议罢职，章久留不下。如桢虽将家子，然未历行阵，不知兵。及兄如柏革任，辽人谓李氏世镇辽东，边人惮服，非再用李氏不可，巡抚周永春以为言。而是时如柏兄弟独如桢在，兵部尚书黄嘉善遂徇其请，以如桢名上，帝即可之。时万历四十七年四月也。”

不过正如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如桢藉父兄势，又自以锦衣近臣，不肯居人下。未出关，即遣使与总督汪可受讲钧礼，朝议哗然，嘉善亦特疏言之。如桢始怏怏去。既抵辽，经略杨镐使守铁岭。铁岭故李氏宗族坟墓所在。当如柏还京，其族党部曲高赀者悉随之而西，城中为空。后镐以孤城难守，令如桢还屯沈阳，仅以参将丁碧等防守”。

也就是说考虑到李如桢不过是以父荫为指挥使，官至右都督，并在锦衣卫，曾掌南、北镇抚司，而且 “如桢虽将家子，然未历行阵，不知兵”。故而在李如桢到任不久，杨镐就将其调回沈阳，沈阳铁岭仅百余里，杨镐试图以李如桢镇守沈阳，可随时策应铁岭。

^八旗兵

努尔哈赤自从攻克开原以后，就准备向铁岭进军。他从开原得到的数百万财物中，分出十数万，送往蒙古宰、煖和炒花，引诱他们东攻辽沈，西扰广宁，以声援后金军进犯铁岭。七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亲自率领贝勒大臣，统兵数万大军向铁岭进发，大军出三岔儿堡，入老边十四五里时，明铁岭守将游击李克泰已经得到了消息，他将努尔哈赤兵进逼铁岭的消息飞报给沈阳总兵李如桢。同时把近城各个小堡的军民收入城中。

努尔哈赤兵围铁岭之后，分四面攻城。城上游击喻成名、吴贡卿、史凤鸣、李克泰等率军坚守，放火炮，发矢石，八旗兵死伤很多。铁岭兵民，“一城皆忠义”，拼死守城。天命汗派兵竖起云梯，登城毁陴，虽然上守兵以火炮、鸟枪还击，矢石齐发，拼死抵抗。然而，努尔哈赤的攻势凌厉，战斗自寅时开始，辰时铁岭北城便被攻克。同时，被收买的丁碧也打开城门，史载“参将丁碧开门迎敌”，于是后金军就蜂拥而入。

八旗兵冲入城中，顿时城内一时大乱，双方进行了激烈巷战。守城署事游击李克泰、缘事游击喻成名、新兵游击吴贡卿、督防判官涂必达等，先后战死，惟有新任游击王文鼎等逾城逃跑了。城内军丁战死4000多人，居民男女被杀、被俘的近万人。

当游击喻成名等因外无援兵，内有叛徒，城陷之后，力战阵亡时，援军在哪里呢？李如桢得报后，缩首不前，根本就没有立即驰援，本来用一昼夜的时间便可到达铁岭，然而，到二十五日，他还徘徊在途中。铁岭辰时陷落，申时他才到达新兴铺，还不肯急速增援，坐待贺世贤从虎皮驿到来。正如山东巡按陈王庭参劾李如桢言：“据七月二十四日酉时，署铁岭游击李克泰以虏入三岔儿堡，紧急夷情飞报李如桢矣。闻虏距边只十四五里，设使亲提一旅，衔枚疾趋，一夜可度铁岭。虏闻援至，自不得不解铁岭之围，何乃缩朒观望，延至二十五日申时，方抵新兴铺，俟贺镇守兵至方才合营，而铁岭于是日辰时陷矣。”

铁岭失陷后，城中士卒遭到残酷的屠杀。后金屯兵三日，将所获人畜，论功分赏给三军。据记载：铁岭陷后城内军丁死亡4000余人，城乡男妇被杀掳万余人。

城陷以后，努尔哈赤乘马从容入城，住在城守道的大衙门，同时令八旗兵一部分守城，防止明军增援，一部分清理财物、俘虏。此后在得知李如桢率军来援后，他又命令整队准备迎击，可李如桢却距城15里以外扎营，不肯接近铁岭城。而当贺世贤建议向铁岭城冲击时，李如侦依然不肯。此时，蒙古宰赛贝勒正率领儿子色特希尔、喀什克图和扎鲁特部、科尔沁部贝勒巴克、巴雅尔图、色本等，统兵万余而来。

铁岭陷落后的第二天，即二十六日清晨，蒙古大军赶到铁岭城外，伏兵于高粱地中。后金厮卒出城放马，被杀了十多个人。守城兵报入，努尔哈赤急令整兵出城，遇见大贝勒，怒而问道：“为什么不战？”大贝勒代善回答说：“这是宰赛、巴克、色本的兵，杀了恐怕后悔。”努尔哈赤愤而列举宰赛等人的罪状：“蒙古夺娶已经配给我的锦台什之女，袭击我乌扎鲁村，以铁锁逮系我使者和托，向明廷事乞赏，并发誓与明合兵，杀了他们有什么可悔的。”于是，下令八旗兵急速进战。大贝勒代善率兵向蒙古兵冲去。宰赛等兵丁缺乏严格的训练，稍一接战就纷纷溃退了。八旗兵沿着辽河岸猛追，杀了很多人。宰赛贝勒和两个儿子，扎鲁特的巴克、色本兄弟，科尔沁明安贝勒的儿子桑阿尔塞，宰赛的妹丈岱葛尔塔布囊等共150多人被俘。当宰赛等蒙古兵败后，铁岭城内外伏尸蔽野，李如祯居然率领军卒割取后金死兵首级170多余，报功而还。

铁岭陷落之后，朝中言官纷纷交章论劾李如桢，经略熊廷弼疏论其罪。李如桢以拥兵不救、失陷铁岭罪，被罢任。后言官又攻其罪，被下狱论死。崇祯四年（1631），李如桢被免死充军。杨镐先后以宁远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三个儿子如梅、如柏、如桢为总兵，如梅败于朝鲜岛山之役；如柏贪淫跋扈，放情酒色，羞于萨尔浒之役，后引罪自杀；如桢虽将家子，却不知兵，则辱于铁岭之役，后下狱论死。正如《明史·李成梁传》论道：“语曰‘将门有将’，诸人得无愧乎？”

很显然李如桢的怯阵无能，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努尔哈赤攻克铁岭后，明军在关外尽管还有7万多人，但对努尔哈赤的进攻阻挡不力。以至于努尔哈赤统兵一出，沿边各城军民都望风奔溃，辽东一带城堡相次陷落。而这一连串的失败，又导致了朝内的言官开始大规模的上疏问罪，鉴于经略杨镐在萨尔浒之战后，非但不能立功自赎，反而使开原、铁岭相继失陷，弄得辽事愈加不可收拾。八月二日，万历皇帝旨令熊廷弼出关代替杨镐经略辽东。八月十三日，押杨镐入京问罪。大明帝国从上到下，认为更换经略就可以扭转辽东局势，其实不然，萨尔浒之战所导致明金关系的转折是历史性的，开原、铁岭的再陷，不过是这种转折的继续和发展罢了。从此之后，大明帝国再无宁日。

而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此时他面临着一个选择，那就是向东发展，还是向西攻略的问题。在连下开原、铁岭之后，后金面临着统一辽河以东，与辽东明军进行辽沈决战的局面。不过，努尔哈赤深知明廷要抵抗八旗兵向前推进，恢复开原、铁岭两大重镇，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目的的，故而为了巩固后方，他决心统一女真内部。其实一直以来，统一女真与对大明交战是同时进行的，即当统一女真的行动遇到明军干涉，不能继续进行时，就对明开战；只有迫使明军无力干涉，暂时扫除了统一障碍时，在积聚了人力、财力后，再积极推进女真内部的统一。

在后金建国后，努尔哈赤就开始对东海余部和黑龙江中、下游南北地区进行了统一工作。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1616）七月十九日，努尔哈赤派达尔汉侍卫、硕翁科罗等率兵2000，统一萨哈连部和虎尔哈部。大军行到乌尔简河时，后金军造船200艘，水陆并进。八月十九日，到达黑龙江地区，袭取萨哈连部江北毛孔大臣所在的16乡，江南九乡和鲍吉里所在的虎尔哈部11乡，共收服36乡。十月，回军时，顺路收服阴达浑塔库喇喇、诺罗、实喇忻三路，共计四十路长归附，至十一月初七日，历时三个月，统一黑龙江至松花江一带1000多里的大片地区。

万历四十五年（天命二年，1617）正月，努尔哈赤派兵400，掠取东海岸边不肯归附的居民。三月，全部收服了东海诸岛，使鹿部全部归附，库页岛从此归入后金的版图。这是努尔哈赤对明用兵前夕，进一步收编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其以东诸岛的女真各部，目的是通过统一各部，加强经济实力，所以大军归来以后，曾派出或30人或60人的大型商队，到黑龙江地区进行贸易。同时，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女真人，同时收编所谓“乌龙江达子”，一扩大兵源，加强自身的实力。

此后，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之后，又开始着手推动对女真各部统一事业的完成。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十月，东海虎尔哈部的纳克达，率领100多户前来投靠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以示欢迎。他把前来定居和持观望态度的人分作两队，以赐物多寡加以区别。对于来归的八大首领，每人各给阿哈十对，马十匹，耕牛十头。冬衣有豹皮镶边蟒缎皮裘、大褂、貂皮帽、皂靴、彤带。春秋衣有蟒缎无披肩朝衣、蟒袍小褂。四季穿用的衣服、布衫、裤子、被褥等。第二等人，各赐给阿哈五对，马五匹，牛五头衣服各五套。第三等人，各赐给阿哈三对，马三匹，牛三头，衣服三套。最后一等人，各赐给阿哈一对，马一匹，牛一头，衣服一套。此外，还给予居宅、釜、席、缸、瓶、小磁瓶、碗、碟、匙、筷子、水桶、簸箕、槽、盆等家具，应有尽有。

由于努尔哈赤慷慨赐予，虎尔哈部持观望态度的人深受感动，解除了思想顾虑，纷纷表示愿意留下，还托付归去的人带信给其他部落说：原来我等只想英明汗杀我们，夺我们的财产，没有料到是为了招来安集，以为羽翼。

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正月二十六日，萨尔浒之战前，努尔哈赤在积极备战，抗击明四路大军进攻的同时，命令大臣穆哈连统兵1000，招服了虎尔哈的残部。这样，北至黑龙江中、下游南北，西到嫩江，东至东海三部及松花江等广大地区，基本上都划入了后金的版图。努尔哈赤通过统一战争，不仅加强了后金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去了后顾之忧。

此时，攻占了开原、铁岭之后，努尔哈赤迁都萨尔浒山城，为进兵辽沈做准备，并转而用兵于蒙古、叶赫，而对于大明，则仅以试探为主，没有太大的军事行动。而大明，则以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于是军势有所改观。

熊廷弼，字飞百，湖广承宣布政使司武昌府江夏县人。其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却刻苦强记，奋发图强。万历二十五年，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授直隶保定府推官。将被税监王虎冤枉缉拿的人员全部释放，并上撤矿疏，因其才能被擢为监察御史、兵部尚书。《明史·熊廷弼传》记载：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并称其“有胆知兵，善左右射”，“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万历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外出巡按辽东，正值巡抚赵楫与总兵官李成梁主张放弃宽甸所地800里，把当地6万众迁移到内地来安家。过后，评定功绩时，赵楫与李成梁居然还受到奖赏，于是引来言官不满，给事中宋一韩上疏论列了二人之罪。此事被下发给熊廷弼重新核查，在全部查清了赵楫与李成梁放弃疆土、驱民迁移之事，熊廷弼上疏弹劾他二人的罪状，并说到前任巡按大臣何尔健、康丕扬勾结、包庇赵、李二人。但他的奏章竟未被下发给朝臣讨论。此外，熊廷弼还说辽地多有闲地，每年在8万兵额中用三分人力来屯田、耕种，就可以收获粟米130万石，足以解决辽东吃饭问题。对此，神宗大喜，于是命令在边境各处推行。史载，熊廷弼在辽地几年，杜绝送礼，核查军情，审查大将小吏，绝不姑息养奸，辽地的风尚、纲纪为之大振。此外，明史里还有这么一个段子，“是年大旱，廷弼行部金州，祷城隍神，约七日雨，不雨毁其庙。及至广宁，逾三日，大书白牌，封剑，使往斩之。未至，风雷大作，雨如注，于是辽人以为神”。

然而，也就在巡按辽东时，他虽然缮垣建堡，按劾将吏，使得军纪大振，但针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之现实，主张实行军屯，并“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时任辽东经略的杨镐之议不和，后被排挤，故而转而督学南直隶。熊廷弼在南畿为督学时，纪律严明，很有声望。后来，因为棒打生员致死一事，与巡按御史荆养智相互在奏章中攻击。荆养智递上奏章弃职而去，熊廷弼也因听候核查回家乡去了。

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萨尔浒之战大败，辽东攻守之势从此易位。在前辽东经略杨镐被熊廷弼逮解进京下狱，前辽东总兵李如柏被召回北京后自杀。熊廷弼当时屯兵筑城，将辽东局势扭转，于是经廷议，逐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从而使大明王朝辽东战局大为一振，“由是人心复固”。

熊廷弼出守辽东时，首先便是指出李成梁罪可至死，继而提出自己经略辽东的方略，“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修建700余里的边墙以及城池7座、墩台100余座，还建粮仓17所，三年之内囤积粮谷30万石。于是辽东局势有所好转。

不过，就在熊廷弼还没有离开京城，开原就丢失了，对此熊廷弼上疏说：“辽左，是京城的肩背，河东，是辽镇的心腹，开原又是河东的根本。想保住辽东的话，开原一定不能放弃。建奴没有攻下开原的时候，北关叶赫、朝鲜还足以给他们构成腹背之患，现在开原丢失，叶赫不敢不向建奴屈服，至于朝鲜，建奴若是派一个使臣去，朝鲜不敢不附从。建奴没有腹背之忧，一定倾尽全力攻打辽东诸镇，这样一来，辽、沈怎么守得住呢？如果要守住辽沈，朝廷必须抓紧时间，准备粮草，修造器械，并不要节制辽东军费……”

这份奏章递上去以后，居然得到了神宗全部允准。神宗皇帝，虽说长年罢朝，但是对熊廷弼仍相当信任。在神宗去世之前，熊廷弼的方针政策均得到万历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皇帝特赐熊廷弼尚方宝剑，“重其事权”。此后，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刚出山海关，铁岭又失。一时间，辽沈一带人心不安。史载，熊廷弼刚到辽地时，命令佥事韩原善前往安抚沈阳，韩原善害怕，不肯去。接着派佥事阎鸣泰去，阎鸣泰走到虎皮驿，大哭而返。于是，熊廷弼亲往巡视，从虎皮驿抵达沈阳，又冒雪夜往抚顺。总兵贺世贤用距离敌人太近来阻挠他，熊廷弼说：“冰雪满地，敌人想不到我会来的。”于是，打鼓奏乐进入抚顺城。

此后，熊廷弼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斩首，以祭奠死节的将士，同时逮捕了准备逃跑的知州李尚皓，并上疏弹劾、罢免了总兵官李如桢，用李怀信替换之。此外，他还督促士兵打造战车，置办火器，开挖战壕，修筑城墙，做御敌守城的准备。

但他的这种消极防守，却也引来了言官谤议攻击，甚至是从未间断，各种弹劾之奏疏，不绝于耳。但是，神宗皇帝从来不听。他对熊廷弼的建议和主张，统统予以支持。根据《明史·熊廷弼传》的记载，凡是熊廷弼向皇帝的上疏，记载皆为“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此外，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皇帝曾针对言官的弹劾，对熊廷弼批复过一段相当有意思的话。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神宗皇帝对熊廷弼的“深切依赖”，这位皇帝临死之前，依然对熊廷弼于辽东的方略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另眼相待，非看不可，且还要逐一批答。

^{明光宗朱常洛}

万历四十八（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遗诏宣布立皇贵妃郑氏为继室皇后，在神宗皇帝刚死之时，皇太子朱常洛立即发内帑百万犒赏边关将士，同时停止所有矿税，召回以言得罪的诸臣。不久，再发内帑百万犒边。八月初一，太子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然而九月，在位不足30天的明光宗便在“红丸案”之中暴毙。

史载，八月初一，皇太子朱常洛登帝位为明光宗，拟定改元泰昌，并谥先皇为“神宗”，但没有尊封郑贵妃。郑贵妃担心新帝在为福王争储与梃击案怀恨，献给新帝八名（一说四名）美女以邀其欢心。光宗大喜，尽情享乐。或许由于纵欲过度，明光宗在八月初十日即开始生病；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进以泻药，服后病益剧，连泻三四十次，乃召阁臣方从哲等入受顾命。

八月二十九日起，皇帝连续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病情稍缓，精神好转，直赞李为“忠臣”；但旋于九月一日（一说八月三十日）五更时暴毙，在位仅29天。新帝未及改元即于年内崩殂，乃由年幼的皇长子朱由校登基，翌年改元天启，并谥先帝为“光宗”。

光宗猝逝，党争便起，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另，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而主持内阁的大学士方从哲希望借由对李可灼罚银50两、罚俸一年等动作，将光宗死前的一连串事件定调为“进药不效……但亦臣爱君之意”，以闭塞外廷沸腾的“阴谋论”；但他自己也因此成为被弹劾的对象。后来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于是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

史载，光宗皇帝有“东李”“西李”两位选侍，皇长子朱由校因为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就死了，故而及其同父异母五弟朱由检，一直是被托付给西李选侍照管。

明光宗登基后，西李选侍带着朱由校以及亲生女儿乐安公主，一起迁入乾清宫。于是，西李居乾清宫，企图挟皇长子自重。就在光宗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光宗皇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西李侍的阻拦。此后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方准朱由校与大臣们见面。

史载，杨涟、刘一燝等见到朱由校即叩首、山呼万岁，并随即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叩拜，杨涟、刘一燝等人在商议之后决定以本月六日（1620）举行登基大典。但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寝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其实一直以来，李选侍对朱由校一点也不好，后来这位皇帝说“选侍凌殴圣母，因致崩逝”，后“选侍侮慢凌虐，朕昼夜涕泣”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根据史料记载，熹宗由于其父光宗皇帝不得神宗皇帝的宠爱，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神宗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之上，但因李选侍受宠，故而备受李选侍凌辱，以至于最终早死，据说王才人临终前遗言：“我与西李（即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而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从而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明皇宫

当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之后，又提出凡大臣章奏，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朝臣们强烈反对。朝臣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居哕鸾宫，遭李选侍拒绝。李选侍又要求先封自己为皇太后，然后令朱由校即位，亦遭大臣们的拒绝，矛盾日渐激化。此后，随着登基大典日期迫近，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于是，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内阁诸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逼迫李选侍移出。此外，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力驱，在逼迫之下，李选侍万般无奈，怀抱所生乐安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到仁寿殿后给无名封宫御养老的哕鸾宫。

九月六日，朱由校御奉天门，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天启元年，史称熹宗。不过，李选侍虽已“移宫”，但事情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于是，御史贾继春上疏指责主张移宫的东林党人，“谓不由于新君御极之初，首劝主上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构，罗织不休，俾先帝龙体末寒，遂不能保其姬女”。 甚至反对移宫的官员还散发谣言：选侍投缳，其女投井，并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熹宗违背孝悌之道。

就这样，党争再起，两派官员争吵不已，直到熹宗朱由校出面干涉，称“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

移宫案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势力重新崛起，排除异己，打击宿敌。不久阉党崛起，东林党人又遭到血腥镇压，自此大明帝国再无宁日，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妖书案，到后来的移宫案，表面上的问题都是起源于所谓的“国本之争”，但实际上却是激烈的党争，这漫长的党争一直伴随着大明走向没落、直到南明灭亡为止。

客观上说，光宗皇帝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他却是做了不少实事，譬如：废矿税、饷边防、补官缺等。史载，光宗登基之后，首先下令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所谓矿税乃是万历二十四年乙酉，神宗皇帝为了增加宫中的收入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内庭开支而派遣太监采矿所设。一开始只是在直隶，很快就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等处。可是，开矿内监们既不懂堪舆，也不可能懂地质学，所谓的开矿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敲诈勒索运动。其常用手法是寻找当地富庶人家，随口指称其家地下有矿脉，或是其家祖坟下有矿脉，使用各种招数，总之要敲诈出一笔巨额财富出来方才罢休。于是，罢矿税起废诸事诏书刚刚颁布，朝野上下便是一遍山呼万岁。

其次是饷边防问题，光宗皇帝在登基之初，便下令由大内银库调拨200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巡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将士；并拨给运费5000两白银，沿途支用。朱常洛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为他用。

此外就是补充官缺。史载，光宗皇帝以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侍郎二人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并将何宗彦等四人均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同时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同意将因为“上疏”立储获罪的33人和为矿税等获罪的11人一概录用。

正如《明史》所赞曰：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春，努尔哈赤在得知明朝皇位更迭、党争激烈、经略换人，结合辽东大饥、守备松弛等因素，再一次对大明发动了攻势。其实，早在泰昌元年（天命五年，1620）八月，时明神宗方死，明光宗即位时，努尔哈赤就率兵前来攻打过辽东。此战努尔哈赤进攻蒲河，熊廷弼亲自督阵，击退后金。虽然明军散亡700多人，但贺世贤等人也有斩敌俘敌的功劳。

九月，明光宗死，明熹宗即位。此时，杨镐的叔父杨渊认为当初是熊廷弼不肯保奏杨镐，反把他押解进京，所以联手与熊廷弼不睦的御史冯三元、大学士顾慥、给事中姚宗文等上疏弹劾熊廷弼，说熊廷弼在边地假名增税，勒索小民，声言筑城御敌，实是误国欺君。根据《明史》记载：“当是时，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议起。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 言官文臣立刻磨刀霍霍，群起攻击熊廷弼。泰昌元年，攻击熊廷弼的言论就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

姚宗文本是任户科给事，因守丧离职回乡。回朝以后想入补做官，而吏部的几次申请递给明光宗以后都被放置不予批准，姚宗文引以为忧。于是，写信给熊廷弼，让他为自己请求一官。熊廷弼没有随从他，姚宗文因此怨恨廷弼。后来他一路巴结，才复职于吏科，到辽东来检阅兵马，与熊廷弼议事，大多意见不一。此番自然是竭力倾轧熊廷弼了。

熹宗于是派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调查，于是朱童蒙的一句“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便使得熹宗决定诏熊廷弼下于狱，幸亏左辅杨涟上疏挽救，才改为“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

熊廷弼被罢职，辽东经略由袁应泰，此人乃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授临漳知县，因筑长堤40余里，以防漳水泛滥而有功，后调任河内（今河南沁阳）后，组织人力穿凿太行山，引入沁水，修筑25条堰，灌溉田亩数万顷，使邻县也受益。政绩为两河（河南、河北）之冠。于是，迁工部主事，兵部武选郎中。不久，又任淮徐兵备参议。时山东遭灾，他组织人力，广设粥厂救济灾民，又动员流民们修城墙疏，浚城河，修葺孔庙，从而使灾民都能饱食。此外，又将额外税收及漕折银数万两全部用来赈济灾民，结果户部弹劾他擅自动用官库银、粮。其时，他已迁为副使，遂借病回乡。后来，袁应泰被起用为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身份到永平治水。当时后金屡次兴兵攻边，袁应泰加紧练兵并修备武器，关外所需粮草、火药之类都能及时供应，深受经略熊廷弼信赖。泰昌元年（1620）九月，袁应泰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代周永泰巡抚辽东。十月，熊廷弼被罢官，袁应泰代理经略。他上疏说：“誓与辽东相始终，更愿文武诸臣不怀二心，与臣相始终。”明熹宗对他嘉奖，并赐予尚方剑，袁应泰斩杀贪将何光先，罢免大将李光荣及以下十余人，并做收复抚顺的准备。

然而，袁应泰虽精明能干，但用兵非其所长，规划也不周密，熊廷弼在边防时，执法严格，部队军纪整肃，而袁应泰失之以宽，而且更动了往日的规章制度。譬如，其在辽东扩大边防，收编叛将、叛卒，来投即纳，大将童仲揆、尤世功等以为不可，但袁应泰均为不听。此外又有时值蒙古各部遭大灾，很多灾民到关内乞讨。袁应泰说：“我若不救，他们必将投敌；我招收他们，可增加兵员。”就下令招降，于是前来归顺的很多。袁应泰将这些蒙古灾民安置在辽、沈两城，结果却因那些蒙古人暗中奸淫抢掠，使得百姓深以为苦。于是，众人议论纷纷，认为招降兵过多，可能暗中被建奴利用，也可能间杂着后金奸细，来日必为内应，带来叵测之祸。

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二月，努尔哈赤先后进攻辽东重镇沈阳周边的奉集堡、虎皮驿、王大人屯等地，往来无定，使明军难以猜测其真正意图，为进攻沈阳做准备。三月十日，努尔哈赤突然率倾国之兵出现在沈阳城下。当时沈阳由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率兵万余把守。

^{西方画家笔下的明军}

贺世贤、年幼时曾做过仆人，后从军，积累功劳官至沈阳游击，后升义州参将。万历四十六年（1618）七月，清河被后金所围，副将邹储贤固守。清河城破，邹储贤率亲丁鏖战城南，与游击张旗、守备张云程等皆殉国。6400余兵民被歼灭。贺世贤驻叆阳，闻清河有变，疾驰出塞，得首功百余级，晋升副总兵。此后，杨镐以十万余人分四路出师出击后金。贺世贤辅佐辽东总兵李如柏由清河出兵。刘深入中伏，因与杨镐素不和，向李如柏求救而败，刘遂全军覆没。随即提升都督佥事，充任总兵官，驻守虎皮驿。铁岭被围，贺世贤驰援，城已破，获得斩首百余级。泰昌元年（1620）九月连战灰山、抚安堡，斩首200多。而当时，各地久经沙场的老将都聚集在辽东地区，畏首畏尾不敢战斗，只有贺世贤多次战斗有功，同僚大多都忌妒他，将其调镇守沈阳。

此番后金兵大举围沈阳，倾其全国攻城武器而来，十一日夜半渡浑河，十二日便逼近沈阳。贺世贤及总兵尤世功带领士兵挖掘沟壑建造战壕，将大量的树木砍伐做成栅栏置于城外，壕沟内筑拦马墙，留下炮眼，排列楯车和大小火炮。环城设兵，守城之法十分详细。努尔哈赤未敢轻易攻城，先派数十骑隔着城壕进行试探，贺世贤备火药于堞间，登城望后金兵仍距离城墙约四里，便下令发炮，但未伤一骑。此后总兵尤世功率家丁出战，杀死后金四骑，取得小胜。努尔哈赤大怒，遂命战车攻城，马步兵跟进，将沈阳城围困。此后双方展开攻防之战，后金从东北角以新土填垫，绕城掩击，城上明军连发炮，炮身炽热，以至装药即喷。后金兵乘胜蜂拥过壕，急攻东门。而原投降的蒙古兵乘乱反叛，斩断城外吊桥，后金兵破门入城。

见此情景，有人劝贺世贤撤至辽阳，他说：“吾为大将，不能存城，何面目见袁经略乎！”挥铁鞭出城逆战，敌以精骑四合，贺世贤且战且退，至西门时已身中四箭，贺世贤挥舞铁鞭奋力抵御，仍身中数十箭坠马而死。此外，尤世功率领一部退至西门，欲救世贤，因兵皆溃，自己孤身奋战，亦死，城外兵士7万余人皆溃败。贺世贤死后，有人怀疑其叛降，所以没有祭葬礼仪。四川副使车朴为其辩护冤情，但被无果而终。

经略袁应泰得知沈阳危急，当即命参将王世科率5000人赴援，却被敌将哈都杀之，余军尽降。此外，就在沈阳激战之时，总兵童仲揆、陈策统领由川浙之兵组成的援军万余人从辽阳北上，行至浑河得知沈阳失陷后，陈策下令班师，而裨将周敦吉等坚决请战，二者遂分兵。周敦吉、秦邦屏等率川兵在浑河桥北扎营，童仲揆、陈策等则带浙兵在桥南扎营。努尔哈赤得报后，趁川兵立足未稳击之。川兵奋力抵抗，杀死后金军两3000人，后金军再发动两拨进攻后，川兵寡不敌众，周敦吉等战死，桥北溃兵逃至桥南浙兵大营。后金军再围攻浙兵，又击败奉集堡来援明军，杀3000余人。浙兵先用火器，再短兵相接，最后力战不敌，全军覆没，童仲揆、陈策阵亡，但后金也付出了数千人伤亡的代价。

在连失沈阳、奉集之后，辽阳顿时失去屏障；加之连战连败，损兵折将，辽阳城守军已不满万，局势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在攻占沈阳、歼灭两路援军仅五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发兵攻打辽东首府辽阳。然而，辽阳历史悠久，自古便是军事要地。

根据史料记载，燕昭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约公元前284至前279），燕派大将秦开奔袭东胡，使“东胡却千余里”，又进击箕氏朝鲜，“取地二千里”，然后在辽河流域设置辽东郡，同时置襄平县，郡、县治地均在襄平城（即辽阳）。燕王喜二十九年（前226），秦王政为报燕太子丹派荆轲行刺之仇，举兵攻燕，秦军攻陷燕国都蓟 ，“太子丹匿于衍水”（今太子河）。燕王喜听从赵国代王嘉之计，杀太子丹，将其头颅献秦王以求罢兵，秦王不予理会，继续进兵辽东。五年后，燕国终于为秦所吞并。秦始皇二十六年，全国分为30郡，辽东郡仍沿袭燕国郡制，郡府设在襄平县。

西汉沿袭秦制，辽东郡郡府仍设在襄平县。西汉末年（公元9年）王莽篡汉，国号称新。仍设辽东郡。

东汉初期，仍置辽东郡，郡治襄平，领十一个县，襄平为首县，而此时的辽阳不仅是边疆重镇，而且还是辽东的中心城市。

东晋末，高句丽兴起，据有辽东之地，改襄平城为辽东城。襄平一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率大军征讨高句丽，始克辽东城，以其城为辽州。次年罢，仍称辽东城。同年，唐军攻取白岩城，以其地改为岩州。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唐军攻陷平壤，灭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后又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城。

此后，契丹族兴起，建国称辽。神册三年（918），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占辽东城，置辽阳府。

元代至元六年（1269），辽阳为东京总管府，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此后，大明立国，开始对辽东用兵，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归降，太祖下令设置辽东卫指挥司，任刘益为指挥同知。败走辽阳的元将洪保保不满，密谋刺死刘益，投奔元将纳哈出。同年明廷又建立辽东指挥使司，任马云、叶旺为定辽都卫指挥使，在老鸦山寨（辽阳东）击溃元将高家奴，先后占领辽阳、沈阳等地。洪武十九年（1386）大明在辽东废州县，立军卫制，设立辽东都司，治辽阳，辖有25卫二州。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辽阳成为了大明帝国统治辽东地区的军事重镇，同时这里又是辽东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据《辽东志》记载，辽阳城从洪武五年（1372）至十六年，历时十余载，在旧城址的基础上，几经修筑和扩建而成为砖石结构，周长24里多的方城。弘治年间，大明又在北部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即所谓的“九边”，分别是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也称山西镇或三关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及辽东镇。辽东总兵初驻广宁，隆庆后冬季驻东宁卫（辽阳）。

漫长的历史及其在大明帝国边防中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辽阳城的城防规模庞大且坚固，外围沿城壕列有火器、环城又设有重炮，袁应泰在督军备战的同时，还引太子河水注入城壕，布置城防，加强守御，同时还在壕沟的内侧排列火炮，严阵以待。

泰昌二年（1620）三月十九日，后金军包围辽阳，袁应泰率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钟万良五总兵出城五里结阵，后金兵见辽阳城池坚固，兵将有所准备，多心怀沮丧，有意退兵，努尔哈赤斥责道：“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遂率左翼四旗之兵发动进攻。明军发炮应战，后金军亦使用从明军处缴获得来的火器还击，配合骑兵冲杀，明军溃败，后金军乘胜追击60里，又击败西关山来援明军，至鞍山而返。二十日，后金兵两面攻城，努尔哈赤亲率一路在东门堵塞辽阳城壕之道，使其干涸后推战车攻城；另一路，由阿敏、皇太极等领兵夺桥登云梯自东门而上，在城垛上与守军厮杀。城外明军的作战亦不利，总兵梁仲善、钟万良战死，经略袁应泰退入城内，与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固守。

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合左右翼兵对辽阳城发起总攻，双方战至傍晚，城内多处起火。这是那些归降的蒙古人在作乱，此外还有辽阳望族数十家通李永芳为内应。于是，后金军里应外合，夺门而入。在辽阳城东北的镇远楼督战的袁应泰见大势已去，举火自焚而死。巡按御史张铨拒绝了后金军高官厚禄的诱惑，被缢杀。

努尔哈赤夺取辽阳之后，数日间又连下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地。至此河东14卫尽为后金所有。当月，努尔哈赤即迁都辽阳。

辽、沈丢失之后，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后金所占领，一时间，大明朝举国震动，“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也就是说，袁应泰一死，辽东战局告急，“烟火断绝，京师大震”。满朝上下，这才想起熊廷弼来。甚至有人感叹：“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熹宗再度起用熊廷弼，任命其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最初的时候，熊廷弼提出了“三方布置策”以守为主的战略思想，“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然而他的这个建议却与王化贞起了冲突。

王化贞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史称其“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朝廷重新启用熊廷弼经略辽东时，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不合，故而举荐王化贞当巡抚。在布兵上面，王、熊二人却意见分歧很大。此后，两者关系日益尖锐，乃至朝野皆知经略、巡抚不和。但由于此时后金大军已经逼近西平，故而不得不仍然以两人并行作战。

不和的原因很多，譬如此前，四方援辽的大军，王化贞全改名号为“平辽”，辽人很不愉快。熊廷弼说：“辽人又没叛乱，请改为‘平东’或‘征东’，以快慰辽人的心。”又譬如毛文龙所取得的“镇江大捷”。

毛文龙，乃浙江布政司杭州府钱塘县人，祖籍山西布政司平阳府太平县，其祖父毛玉山，原在山西经营官盐，后因生意需要，举家迁往杭州。父亲毛伟，弃商从儒，纳捐为监生，娶妻沈氏。沈家乃杭州望族，有“杭州甲族，以沈为最”之称。毛伟与沈氏共育四子，第三子夭折，余为长子毛文龙、次子毛仲龙、四子毛云龙。毛文龙九岁时，毛伟病故，其母时年26岁，携子依弟沈光祚居住。沈光祚是杭州名宦，万历乙未科进士，历仕开封府推官、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府尹等职，后毛文龙从军，曾得这位母舅提携、推荐。

史载，毛文龙幼时，受母家之影响，“幼从学，习经生业”，但他却对四书五经始终不感兴趣，而喜读兵法书“耻学举子业，好孙吴兵法”。 万历三十三年（1605）春，毛文龙过继给辽东鞍山的伯父毛得春为嗣子，遂只身北上，先顺道入京拜访了母舅沈光祚，被其荐于宁远伯李成梁帐下，开始了在辽东的军事生涯。当时建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不断兼并女真各部落，辽东形势日渐紧张，毛文龙对山川形势和敌情都加以考察，同年九月，参加了辽东的武举考试，“列名第六”，被任命为安山百户，不久又升千总，万历三十六年（1608）升叆阳守备。

毛文龙在守备任上待了十几年，因“不肯妄杀一人，妄报一功”，一直没有得到升迁，甚至动了南归养母的念头。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熊廷弼经略辽东，派毛文龙于沿边要害地带，逢水草下毒，阻止了后金入侵。万历四十八年（1620），毛文龙又擒斩有功，累功升都司，熊廷弼被姚宗文弹劾去职后，袁应泰接任，毛文龙一度被调往山海关，毛文龙因造办火药有功，加游击衔。

天启元年（1621）春，后金大举入侵，明军虽经浑河血战，终不能抵挡而战败，沈阳、辽阳先后沦陷。史载，毛文龙至30余岁时，始归家完婚，娶一山西籍士族女子张氏为妻。张氏多年不育，40多岁时又在辽阳纳一妾文氏，生子毛承斗。辽阳被后金攻占后，文氏死于战乱，毛承斗被人救出，送往杭州，张氏抚之如己出。

这时，辽东巡抚王化贞招募勇士，前往后金后方活动，毛文龙集国仇家恨一身，慨然应募，被实授练兵游击。七月初，毛文龙率百余名死士出发，深入敌后，先收复了长山岛、广鹿岛、石城岛、鹿岛等2000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七月十四日，抵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城下，探知城中后金军主力已出城抄杀百姓，遂暗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100余人夜袭之，擒努尔哈赤正室佟佳氏的堂弟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叆阳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牛酒迎劳者，不下数十万余”，全辽震动，后金大恐。

客观上说，“镇江大捷”是明与后金战争的首胜，扭转了明军在辽东一溃千里之局面，“自文龙之捷，朝议恢复有机”，消息传到京城，朝野相贺，明廷破格升毛文龙为副总兵。兵部左侍郎王在晋更是评价说：“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

而御史董其昌也上奏说：“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不过，关于镇江之战也有争议，一种说法似乎是，到达城外的明军并非毛文龙部一支，还有登莱巡抚陶郎先所遣王绍勋部，从山东半岛渡海至。战后王绍勋争功不得，遂报告说“镇江大捷”是假的，毛文龙只是大言哄骗陈良策为内应，信以为真的陈良策独自绑缚佟养真父子送至毛文龙船上，毛文龙畏敌如虎，坐享冒功。

^{西方画家笔下的明军}

不管怎么样，当王化贞得知自己所派遣的都司毛文龙已经袭取了镇江，奏上了捷报。满朝为此大喜，立即命令登、莱、天津派出两万水师接应毛文龙，王化贞率四万广宁兵进据河上，和蒙古军一起乘机进取，由熊廷弼在中间调度。然而，虽然朝廷的命令下来了，但辽东明军最终还是没有出兵。原因很简单，毛文龙孤军深入敌后，系辽东巡抚王化贞所遣，而辽东经略熊廷弼与王化贞不和，互相攻击不断。镇江之战后，王化贞绕开经略衙门单独报捷，熊廷弼更加不满，遂上言：“文龙发之太早，致使奴恨辽人，焚戮几尽。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谋，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乃奇祸耳。”能够把“镇江大捷”说成是“奇祸”，自然熊廷弼不会对此做出什么反应了。

而之所以熊廷弼会说是“奇祸”，理由很简单，熊廷弼当时琢磨出了个“三方并进之本谋”。所谓三方并进：即广宁、登莱、山海关三路同时进兵。后来事实证明：广宁很快就沦陷，登莱一路则问题更大，作为熊廷弼门生的登莱巡抚陶郎先不仅贪污军饷，而且还收留后金奸细佟卜年，于是登莱一路终属虚着，甚至就连熊廷弼自己也意识到：“此二方（广宁、登莱）已属画饼。”不过在当时，熊廷弼却认为毛文龙“发之太早”，误了他的“三方并进之本谋”，不过他的这份上言，却惹来了内阁首辅叶向高的驳斥。叶首辅认为：“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十，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杀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杀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由文龙故。”而兵部左侍郎王在晋对于叶向高的观点也是支持的，他说：“镇江之捷，巡抚径自报闻，不与经略衙门知会，遂生异议。党熊者必欲诎其功，文龙几逮矣。叶公出山，在途有疏，喜文龙之报捷，异论稍息。”并对熊廷弼、王化贞二人于国难当头之际互相拆台提出批评：“熊毕竟以此衔之，王亦不少逊。嗟乎！国家事大，可以一字而生嫌隙哉？”

由于经略、巡抚所辖兵镇相互观望，“镇江大捷”后，毛文龙不仅没有获得支持，位于其后方的登莱巡抚陶郎先对朝命阳奉阴违，不发一兵一饷相援，而此时后金却先后派皇太极、阿敏等率精兵5000兵马攻打镇江。毛文龙麾下只有百多人，孤军难支，不得不携军民退入朝鲜。皇太极等追击过鸭绿江，遣使暗通义州府尹郑遵，郑遵经朝鲜国王李珲的同意，与后金联合。于是，朝鲜、后金大军合围毛文龙部于林畔，毛文龙率部进行了激烈抵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后金未能逞志而退兵。明将丁文礼、吕世举等尽皆阵亡。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据点，招募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天启三年二月，加都督同知衔，赐尚方剑。天启四年（1624），后金首领努尔哈赤遣使东江议和，毛文龙将来人绑送京师，朝廷又升毛文龙为左都督。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数十万众；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骚扰后金，逐渐成为后金大患。对于东江镇的作用，王在晋在辽东经略任上曾奏言：“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

然而，努尔哈赤可不管大明内部是否存在有分裂的情况，他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攻势。天命七年（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经过十个月左右的准备，侦知明“经抚不合”等虚实后，率军向广宁进发。二十日，后金军渡辽河，逼近西平堡。副总兵罗一贵率3000守军抵挡努尔哈赤六万大军的围攻。后金军围城，参将黑云鹤出城应战被杀，罗一贵继续固守待援，后金军久攻不下，伤亡达到数千。明朝诸镇起初为自保均不愿救援，熊廷弼以“平日之言安在”激王化贞，王化贞遂命总兵刘渠率镇武之兵、总兵祁秉忠率闾阳之兵、心腹骁将游击孙得功率广宁之兵共数万明军前往救援。然而，孙得功早已暗降后金，援军合兵一处与后金交战，孙得功率先出战，故意与后金兵一触即退，致使明军大乱，刘渠、祁秉忠、副总兵麻承宗等皆阵亡。祖大寿逃往觉华岛，熊廷弼虽然已离开右屯，驻军闾阳，但当参议邢慎言劝他紧急救援广宁，却被佥事韩初命阻挠，于是熊廷弼撤军而归。

三路援军大败，西平堡彻底孤立无援。最终，罗一贵寡不敌众，在严词拒绝了李永芳的劝降后自刎而死。史载：罗一贵为参将，镇守西平。大清军攻城时，一昼夜都无法攻下，中炮伤者达数千人，尸体几乎堆起来与城墙同高。后夜间架云梯也无法攻下，李永芳知道守将为罗一贵，试图招降。罗一贵在城墙上大骂道：“你不知道罗一贵是好汉吗，怎么肯投降于你？”于是，也竖起招降旗帜。李永芳四面攻城，三次进攻都失败。后城中火药用尽，罗一贵拔剑自刎。

后金军攻占西平堡后，又连拔镇武、闾阳，尽断广宁犄角，但未敢轻易进攻广宁。在西平堡之役诈败的孙得功回到广宁后，散布后金军已至的谣言，城中陷入混乱，参政高邦佐阻挡也挡不住。王化贞大惊，委任孙得功镇守广宁城。孙得功控制广宁城后，想擒王化贞以献努尔哈赤。史载，广宁守军哗变时，王化贞还在牙帐中整理文书，参将江朝栋等排闼而入，大喊“事急矣，请公速走”。王化贞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朝栋就搀扶他出来骑马逃走，后边两个仆人徒步跟着，仓皇逃命。

正月二十三日，王化贞出逃后，孙得功、守备黄进等献城，跪请努尔哈赤入广宁，后金遂兵不血刃占领广宁。紧接着，后金连陷义州、平阳桥、西兴堡、锦州、铁场、大凌河、锦安、右屯卫、团山、镇宁、镇远、镇安、镇静、镇边、大清堡、大康堡、镇武堡、壮镇堡、闾阳驿、十三山驿、小凌河、松山、杏山、牵马岭、戚家堡、正安、锦昌、中安、镇彝、大静、大宁、大平、大安、大定、大茂、大胜、大镇、大福、大兴、盘山驿、鄂拓堡、白土厂、塔山堡、中安堡、双台堡等辽西40余堡。

弃城而逃的王化贞途在大凌河遇到熊廷弼时，“化贞哭，熊廷弼既笑且愤质问王化贞：‘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王化贞羞愧难当，建议驻守宁远和前屯。熊廷弼却说：‘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于是，将自己所领的五千兵马交由王化贞来殿后，并把全部粮草积蓄都放火烧了。沿途饥民哀号，哭声震野”。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和韩初命一起护送难民入得关来，王化贞、高出、胡嘉栋也先后入关。至此，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完全被努尔哈赤占领，消息传至北京，上下大震，“京师戒严，士大夫日夜潜发其币南还，首鼠观望”。正如王在晋上疏所说的那样：“东事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

其实，广宁之败，首先败于党争，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时，因为党争，又以王化贞为巡抚。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据说他可以调动的人马，仅有离京时带的京营5000人马。而王化贞则握有实权，其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正如《明史》所写的那样：“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毕竟，今日之辽东，早已不是十年前的辽东了。显然熊廷弼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王化贞不听，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天启二年（1622）二月，王化贞、熊廷弼下狱听候审理，于是党争又起，熊廷弼以前虽为楚党，但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且与东林六君子也关系匪浅，并传言杨涟弹劾阉党的奏疏就出自熊廷弼之手。然而东林内部为“保熊斥熊”还自相内讧的时候，王化贞却已经意识到东林党已经不可信赖，于是果断抛弃了还在为自己“重列朝班”而奔走辩护的“东林君子”们，投奔魏忠贤。魏忠贤趁机利用他揭露东林党“贪污辽东军饷”，以一举击溃东林党。

明代武士

很显然，兵败问罪，朝廷震怒时，自然要下令处置败军之将。而王化贞的责任是主要的。《明史》记载：“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一个是逮，另一个是勘。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然而，后经刑部和大理寺的审理后，最后的议决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

杨涟、左光斗等人上书冤之，反被诬以受赂，东林党人皆入大狱。其实熊廷弼被杀不只是因为他丢掉辽东，也是由于魏忠贤的陷害。因为这个时候，东林党人和魏忠贤党斗争激烈。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罪状。魏忠贤大兴党狱，为了迫害东林党人，就乘机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他的党徒冯铨又编造伪书《辽东传》陷害熊廷弼，说：“此书为熊廷弼所作，流传市上，希图为自己开脱。”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帝怒”。

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五更，熊廷弼被以“失陷广宁罪” 斩于西市。据说，熊廷弼临刑之际，主事张时雍见熊廷弼胸前挂一执袋，问是何物？熊廷弼答道：“此谢恩疏也。”张时雍冷笑道：“公不读《李斯传》乎？囚安得上书！”熊廷弼怒道：“此赵高语也。”张时雍一时无言。熊廷弼被冤杀，“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死前奏疏也被毁弃不报。

此外，御史梁梦环诬告熊廷弼生前侵盗军资17万，追抄其家产，熊廷弼的长子熊兆珪，不堪受辱而自杀，其女熊瑚愤激过度，吐血身亡，江夏知县王尔玉为讨好阉党，将熊家两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四十。人们无不为之叹愤，所谓“远近莫不嗟愤”也。天启七年（1627）五月，熹宗又传令都察院严限追解熊廷弼所谓“赃银”17万余两。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伏诛，工部主事徐尔一等上疏为熊廷弼申冤，无果。第二年五月，大学士韩爌再上疏成功，熊廷弼得以归葬故里，谥襄愍。

至于王化贞，虽然得到了魏忠贤的百般袒护，最终还是在崇祯五年（1632）伏诛。

而当熊廷弼、王化贞率明军残部与数十万流民往山海关而去时，在辽东，努尔哈赤在获得大片土地后，开始实行屯田制，也就是通过颁布“计丁授田令”，要求属民平时自耕自产，战时为兵。此外，努尔哈赤还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就是其一，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譬如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其二，对于降者则统一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多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其三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100户女真来投时，专遣200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这样也就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不必要的征战和损失。

而对于汉人的处理，努尔哈赤刚开始占据辽东的时候，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的政策，他优待“尼勘”，给予了归降的汉人以民的地位，从他们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看，其身份接近于后金国人，亦即牛录属员。考虑到这些汉民与满洲的文化传统迥异，努尔哈赤也没把他们编入八旗。而对据城不降、不服从命令的汉人则实施镇压、屠杀。甚至努尔哈赤曾直言不讳地对俘获的汉人说：即使杀了你们，夺取的财物能有多少呢？那只是暂时的，有限的。如果收养，你们的手可以出任何东西。用出的东西做生意，生产的好果实、好东西，那是永久的利益。

天启元年（1621）十一月二十二日时，他还下谕规定：“汉人、诸申每月每口给粮汉斗四升。”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初一，又命令汉人如实报告存储粮食的数量，并且实行按人口定量配给粮食的办法，具体的配给数量为：“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 四升粮约合16市斤。即使这样压缩消费，仍然解决不了燃眉之急，天启四年（1624）正月初五，努尔哈赤命令大规模清查粮食，清查的范围为“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地方”。 努尔哈赤命令，清查过后，无粮之人皆收捕之，并将其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皇帝，以听皇帝令。汉人的粮食皆称量之，并将石数造册，由所去之大臣掌之。令诸申（女真）看守粮食。 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清查粮食还修改了划分有粮无粮的标准，努尔哈赤下达的皇帝谕规定：“一口有五斗粮者，即列有粮人之数内；一口有四斗粮者，若有牛驴，则列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牛驴，则为无粮之人。”

然而此后，对汉人政策的急转直下，后金军进入辽、沈后抢掠财产、多次毁城，辽民被杀者数以万计，被俘的汉人则按照以往，强迫剃发易服，且多被编入女真人家为仆役，或编入农庄为农奴，许多汉人不堪奴役，起而反抗导致了后金的政局不稳。

天命十年（天启五，1625），努尔哈赤将都城从辽阳迁至沈阳，洪武二十一年（1388）时，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曾督建沈阳城。而后嘉靖二十二年（1543）时，又扩建沈城，不过至努尔哈赤迁都时，沈阳已是破败不堪，但在当时，由于人、财、物诸力的限制，努尔哈赤并没有对沈阳城做大规模的修建，只是加固了原有的城垣，并在城内靠着镇边门内，建设一个简单的“居住之宫”和诸王府。直到皇太极继位后，才大兴土木，于天聪元年（1627）开始在明代砖城基础上重修沈阳城。皇太极时，沈阳的建设主要是在原来城墙的基础上建设新城，而除了将城墙加厚、加高、加固之外，还将沈阳城门由四个增至八个，并将原来的城内十字街改建为“井”字格局，也就是四条道路将皇宫围在中间，从而形成了街道环卫皇宫的布局，而这也是后来入关之前，大清京城的初步建设。

大明帝国在短短的四年间连失抚、清、开、铁、沈、辽、广、义等重镇，辽东驻军20位总兵，阵亡15人，可谓是边事岌岌可危。熊廷弼因广宁之败而被处死，“传首九边”；王化贞则被下狱。其实，客观上来说，并不是努尔哈赤的后金兵锋有多强劲，而是和大明帝国内部的党争及皇帝的怠政昏庸有着很大的关系。

泰昌元年（1620），光宗在位不足30天便在红丸案之中暴毙。九月初六，皇长子朱由校登基，是为明熹宗，熹宗继位之前，抚养皇帝长大的李选侍利用皇帝年少，占据乾清宫，意图把持朝政，结果在东林党左光斗、杨涟的反对逼迫下，才使得李选侍移居他处，从而使得皇帝摆脱了李选侍的控制，是为移宫案，因东林党人的拥立之功，于是熹宗颇为重用东林党党人，内侍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此外，皇帝即位之初，就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颇为优容。东林党人担心客氏干政，建议按例赶客氏出宫。客氏与魏忠贤擅权弄政，联手打击东林党人，一时之间，厂卫横行、党争激烈，由此拉开了大明帝国走向末路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