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足之势——决战鄱阳

“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虽然没有能够给予元帝国致命一击，但客观上却牵制了元帝国政府军的大量军力和资源。而这次大规模北伐除了造成长江流域的各路起义军的趁势崛起之外，更令元帝国内部的各路军事统帅逐渐成为了拥有地盘和私人武装的军阀。在平定“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之中出力最多的将领是招募义兵起家的察罕帖木儿以及曾经总制河南军马答失八都鲁之子——孛罗帖木儿。答失八都鲁虽然一度被刘福通击败，被元帝国政府认定为“玩寇失机”，忧愤而死，但是他的儿子孛罗帖木儿却先后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不断获得反击红巾军的胜利，堪称“大都铁壁”。

应该说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都是元帝国末期少有的军事人才。如果他们可以通力合作，甚至只要各司其职，那么元帝国的崩溃可能都不会如此之快。偏偏这两位因为出身不同，互相看不起。又都有很强的地盘意识，都试图控制元帝国相对太平和富庶的河北、山西地区。于是在南方各路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元帝国的内战又热闹开锣。而为了对抗察罕帖木儿的老搭档李思齐这个外来户，陕西宣慰使张良弼主动与孛罗帖木儿结盟，元帝国内战随即又扩大到了四川和陕西。

佥山南道肃政廉访司张桢看着打着政府军旗号的部队在日夜仇杀，元帝国派去调解的大臣们却“苟怀自安之计，无忧国致身之忠”，甚至从大都前往战区却要绕道延安以西，只能无奈地感慨：“天下事不可为矣！”辞职回家去了。张桢显然并知道此刻元帝国的中央官员更将这场内战当成了捞钱的工具——“南之赂厚，则曰密旨令汝并北，北之赂厚，则曰令汝并南”。不过察罕帖木儿毕竟要比孛罗帖木儿老道一点，除了贿赂大臣之外，还派自己的外甥兼养子——扩廓帖木儿在向大都运粮的过程中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扩廓帖木儿的汉族名字“王保保”更为著名也显得更为可爱一些，以下我们便称呼他为王保保。

^{水战中大型战舰往往占有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真正有资格问鼎大宝的铁木真后裔们终于坐不住了。奉命镇守漠北的窝阔台后裔——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领兵南下，向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表示：“祖宗把天下交付给你，你何故丢失大半？现在应该把国玺给我，让我来收拾残局！”应该说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此刻的回答很有帝王范儿，他说：“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随后派出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领并平叛，不过秃坚帖木儿实在“不给力”，竟然在战场上被对手直接打到崩溃，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逃回了上都。阳翟王的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却令元帝国此后在与中原的反政府武装交锋中始终不该倚重西北藩国的力量。甚至在元帝国崩溃之中，脱脱之子知枢密院事哈剌张在不得不发出：“亡国之臣岂可与图恢复？吾当与西北诸藩共图此事耳”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实施时，他无奈地回答：“子独不见阿鲁辉王之事乎？”

不知道是实在打得疲惫了，还是开始意识到各路起义军的威胁，总之在1361年农历六月，察罕帖木儿终于决定放下和孛罗帖木儿的恩怨，将矛头指向了南方。而他的第一个目标则是盘踞在山东地区的“宋”红巾军诸帅。一路上招降了田丰、王世诚等人，迅速席卷山东。此时正在布置对陈友谅新一轮打击的朱元璋显然也意识到了威胁的逼近。他派人与察罕帖木儿通好。不过却也向自己的部下如此解释自己的目的：“察罕帖木儿组建‘义兵’，号称图谋恢复，但是却和自己的同僚打得不可开交。似乎不是忠臣应该做的！我听说他好虚名，即便是田丰这样的小人，他也待如心腹，可见没有知人之名。古代的名将都是洞察入微，智谋弘远的人，察罕帖木儿似乎还不够格！”这段话由于有太多先见之名似乎不太可信。但是朱元璋并不想急于站在元帝国的对立面却是不争的事实。就如他自己所说：“吾今遣人往与通好，观其所处何如，然后议之。”

不过察罕帖木儿的南下很快在红巾军的主要根据地益都城下陷入了停滞。因此在朱元璋东进夺取了陈友谅“大汉”政权首都——江州之前写来了一封态度暧昧的信函，表示已经向元帝国为朱元璋申请了行省平章政事的职务。不过朱元璋毕竟不是张士诚，他对自己的部下说：“察罕帖木儿言辞虽然婉媚，但心里肯定是想吃了我。况且只是写了封信回来却不放回我的使者，无疑是另有所图。不过我现在没工夫和他计较！”就这一件事情，宁海的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叶兑还特意写了一封计划书递交给朱元璋，其前言就是：“最近听说察罕帖木儿妄自尊大，写信给您。这件事就像当年曹操招揽孙权。我觉得元帝国国运不久，人心不属。即便察罕帖木儿效仿曹操，您就效仿孙权——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朱元璋那样的政治远见的，就在察罕帖木儿南下的同时。拥有“西蜀形胜，东有瞿唐，北有剑阁，沃野千里”的“天完”红巾军将领明玉珍在部下：“大王所部皆四方之人，若谦让犹豫，一旦将士思乡土，瓦解星散，大王谁与建国乎？”的怂恿之下开始自立为王。自此“天完”红巾军彻底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他的遗骸之上出现了陈友谅的“大汉”和明玉珍所创建的“大夏”两个割据政权。不过明玉珍的皇帝坐得并不安稳，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察罕帖木儿的老战友李思齐的讨伐。

客观地说察罕帖木儿的大举南下，正处于江南各股势力互相制衡的微妙时期。朱元璋自己也感慨：“今张士诚据浙西，陈友谅据江汉，方国珍、陈友定又梗于东南，天下纷纷，未有定日。”而察罕帖木儿本人似乎也做好了平定江南的准备，他甚至对张士诚的下属——淮南行省左丞相汪同表示：“张士诚非忠于国者，中原事定，平江南当自姑苏始”。连已经被元帝国招安的张士诚都列入了黑名单，那么像朱元璋这样的骑墙派自然也是察罕帖木儿的假想敌之一。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察罕帖木儿顿兵益都，随即又在军前被降将田丰以视察军营的名义诱杀。元帝国最后一次扑灭叛乱的机会就此失去。察罕帖木儿表面上看是由于其自己的疏忽大意，以及“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的豪杰意气，但是从他遇刺之前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对所谓“白虹扫太微”的自然现象第一时间得出“山东必失一良将”的推断来看，事情的背后似乎并不简单。而此后察罕帖木儿的竞争对手——孛罗帖木儿的遭遇似乎也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而察罕帖木儿作为一个军阀，他的部下随即以“总兵奉朝廷命讨逆寇，总兵虽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令总制官王保保曾为总兵养子，朝廷又赐其名扩廓，若立以为主，总兵虽犹不死也”的名义拥立王保保为指挥官。尽管朱元璋对于察罕帖木儿之死发出了“天下无人矣！”的感叹。但是继承自己养父麾下大军的王保保却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天分，他首先率诸路军急攻益都，最终将其攻克。但是王保保的政治才能却显然比察罕帖木儿低了不止一个数量级。他在攻克益都之后首先展开了报复性屠城，随后又卷入了与孛罗帖木儿的地盘之争。

而朱元璋此时也故技重施，主动写信给王保保，言辞极其肉麻。朱元璋首先以“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庙廓方岳之臣，互相疑沮，丧师者无刑，得志者方命，悠悠岁月，卒致土崩”名义挑唆王保保。其后又将他曾经贬低的察罕帖木儿吹捧了一番。说什么：“阁下先王，奋起中原，英勇智谋，过于群雄，闻而未识，是以前岁遣人直抵大梁，实欲纵观，未敢纳交也。”最后表示：“不意先王捐馆，阁下意气相期，遗送使者涉海而来，深有推结之意，加以厚贶，何慰如之！”希望可以和王保保保持“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的良好关系，宛如一个“求交往”的痴情男子。王保保是否回信，我们不得不而知。但是他连退守安丰，既无兵力，又失去号召力的韩林儿和刘福通都无心追杀，带着部队北上和孛罗帖木儿争夺河北和山西却是不争的事实。

真正给予安丰地区的“宋”红巾军最后一击的是张士诚。面对张士诚的大军压境，刘福通曾派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名义上还是“宋”红巾军将领，一度也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表示：“安丰破，则张士诚益张，不可不救。”但是刘基却提出：“陈友谅方伺隙，未可动也”。一个月之后陈友谅的确出兵包围了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守备的洪都。但是朱元璋在安丰失守，刘逼通战死之后却还是“毅然”出兵了。不过令朱元璋比较“失望”的是小明王韩林儿却幸免于难。朱元璋只能将他安置在滁州。

应该说朱元璋出兵安丰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除了迎回了韩林儿这个傀儡之外，还一度令陈友谅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朱元璋自己也对刘基说：“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之出，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势去矣。” 不过令朱元璋庆幸的是：“今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计之不者，不亡何待！”陈友谅在洪都城下顿兵长达八十五天，这给了朱元璋足够的时间调集兵力西进。

为了一举荡平朱元璋在长江下游的势力，陈友谅特制大舰数百艘，“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全军号称60 万，堪称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南昌城原来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到靠江容易受水师进攻，将城墙改建去江岸30步。

这次陈友谅来攻，大舰无法靠城墙，只好登岸围城。南昌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都督朱文正，朱文正与诸将分城拒守：参政邓愈守抚州门，元帅赵德胜等守宫步、土步、桥步三门，指挥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等守琉璃、淡台二门，朱文正居中，节制诸军，自将精锐两千，往来应援以御敌。而就在陈友谅攻城甚急，朱文正麾下牛金海、赵德胜等一些战将阵亡之时，七月，朱元璋亲率舟师20 万，大将徐达、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皆随师出发。陈友谅闻朱军来援，即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于是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鄱阳湖水战。

双方在鄱阳湖展开了元末最大规模的水上交锋。这次战役的过程早已被各种史料、小说描绘成了元末版的赤壁之战。当然和赤壁之战一样许多历史的真相便湮没在“火攻”“伪降”等传奇桥段之中。事实上朱元璋一方的兵力并不弱于下风，否则也不能将内河舰队编组成十一队轮番猛攻。而陈友谅部队的战斗力和士气也并非不强，甚至一度将朱元璋的军队逼到右翼溃退，朱元璋下令斩杀中下级军官十余人都控制不住的境地。这绝不简单的只是一句：“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敌也”可以解释的。

^{民国年画：九江口破陈友谅}

七月二十日，双方舟师相会于鄱阳湖中康郎山。陈友谅舰高船坚，占有优势。元璋见势，下令分舟师为11 队，用火器、弓弩攻击。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俞通海乘风发火炮，焚友谅舰20余艘，杀溺者甚众，但朱元璋方面也有战将韩成、宋贵等人阵亡，随后陈友谅骁将张定边攻击朱元璋所乘之舟，而朱元璋舟又搁浅，形势危急，常遇春、俞通海来援，方脱险，战斗十分激烈。

二十二日，元璋命敢死勇士驾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舰，使陈友谅水寨中数百艘船被焚，“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陈友谅弟友仁、友贵、平章陈普略等皆被焚死。奉命指挥小舟火攻的朱元璋部将张志雄、丁普郎等亦丧身。

即便是在朱元璋发动火攻成功，事实上双方依旧相持和对峙了很长时间。而朱元璋的部下纷纷建议先行撤军。只是朱元璋意志坚定，表示：“两军相持，先退非计也。”而陈友谅没有采纳自己部下“今战不胜，出湖实难，莫若焚舟登陆，直趋湖南，谋为再举”的建议，最终陷入了进退失据、食尽穷蹙的局面。不过大军团作战对于朱元璋一方所造成的损失也很巨大。因此他以嘲讽的语气写了一封信给陈友谅。

在回顾之前双方的交恶记录之后，朱元璋最后说道：“以公平日之狂暴，正当亲决一战，何徐徐随后，若听吾指挥者，无乃非丈夫乎？公早决之。”而面对陈友谅的沉默，朱元璋很快又写了第二封信：“江、淮英雄，唯吾与公耳，何乃自相吞并！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纵欲力驱残兵，来死城下，不可再得也。即公侥幸逃还，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

被朱元璋连番羞辱的陈友谅只能拿战俘来出气，命令将被俘的朱元璋部下全部处决。而这恰好给了朱元璋施展政治攻势的空间，他不仅反其道而行之，释放了所有被俘的陈友谅部下，还给予其伤兵医疗援助。甚至连死在自己手上的陈友谅之弟——陈友仁、陈友贵等人朱元璋也大肆祭奠了一番。与此同时，朱元璋派出伏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抢先驻泊左蠡，令陈友谅只能移舟渚矶。

^{元末的火攻战船}

双方相持3 日，陈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所部降朱元璋，失此二将之后，陈友谅兵力益衰。在军事、政治的双重打击之下，陈友谅本人中流矢而死，麾下的大军随即崩溃。只剩下陈友谅的发小——张定边带着陈友谅之子——陈理杀出重围，打算在武昌重振旗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