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足之势——闽中风云

朱元璋、张士诚和陈友谅混战于江南的同时，在福建地区又一位汉族军阀强势崛起。他就是元帝国福建延平路（治今福建南平）总管陈友定，这位出身贫寒，曾为富户佣工的福清县青年和察罕帖木儿起家的模式颇为类似，也是在元末农民起义之中组织“义兵”参与平乱，逐渐成了一方霸主。陈友定虽然“威镇闽中”也一度有北上争雄的野心，但是他首先要面对的却是盘踞在元帝国最大贸易港口泉州的蒲氏家族以及麾下的“亦思巴奚”。

泉州蒲氏家族兴起于南宋末年的蒲寿庚时代，早在公元10世纪之前，蒲氏家族便从阿拉伯半岛移居到占城（今越南中部），随后又抵达中国广州，开始经营海上运输事业，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随着南宋中后期泉州港的崛起，蒲氏家族在广州的经营业绩开始明显下滑，蒲寿庚之父蒲开宗不得不举家自广州徙居泉州，定居临近泉州后渚港的法石乡云麓村，重操旧业，很快便再度崛起，并在南宋政府内争取到了安溪县主簿的职位，虽然这只是一个九品的小官，但却是蒲氏家族由单纯的从事商业向染指地方行政权力的开端。

和很多肥皂剧的情节一样，随着世代从商的蒲氏家族在泉州地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脉之后，蒲开宗的子嗣之中既出现了富有艺术气质、“厌铜臭而慕瓢饮”的蒲寿晟，也出现了好勇斗狠、豪侠无赖的蒲寿庚。而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之下，继承蒲开宗海上贸易事业和政府关系的蒲氏兄弟最终在长于商业运作却往往又能惯于使用一些“非常手段”的蒲寿庚经营之下，垄断了南宋在泉州地区的海上贸易长达三十年之久，并以此积累了空前巨大的财富和地方势力。

繁忙的海上贸易所产生的巨大财富自然引来了海盗的窥视，而随着南宋政府的主要精力转投到与元帝国的战争之中， 1274年海盗对泉州港的袭击也达到了高潮。在政府无能为力的情况之下，以蒲氏兄弟为首的泉州商贾不得不奋起自保，而正是因为剿灭海盗的功勋，蒲寿庚达到了其事业的巅峰。他被此刻已经焦头烂额的南宋政府任命为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此前蒲氏兄弟在南宋政府内也曾先后担任过官职，蒲寿晟曾被任命为广东梅州的知府，不过他自命清高的个性显然不适合在南宋末年的官场发展，因此很快便退隐家乡，以与当时的儒学大师洪天锡等交游为乐。而蒲寿庚虽然担任过相当于泉州海关关长的提举泉州舶司的职位，但地方官员在任三年一轮换的宋代官制，也不过做了两年多而已。 1274年本身便拥有庞大民间力量的蒲寿庚终于登上了地方军政长官的宝座。

应该说，相对于蒲寿庚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影响力而言，南宋政府的这一任命不仅可以有效地稳定当地的局势，更有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元帝国的入侵。但是南宋政府高层纷乱的局势却最终使得蒲寿庚所拥有的权力失去了驾驭。 1275年农历三月，利用南宋权臣贾似道在芜湖前线的溃败，丞相陈宜中在临安发动政变私自处决了内务部队指挥官殿前指挥使韩震。这一事件虽然在临安城内只引起了小规模的骚乱，但是在泉州地区却引发了长期的军事冲突。作为殿前指挥使韩震直接领导的野战部队——驻守浙江、福建一线的南宋左翼军在得到了指挥官被杀的消息之后，在统领夏璟的统帅之下已经站到了陈宜中所领导的南宋政府的对立面上，在得到了蒲寿庚的支持后，左翼军在瑞安、温陵、三阳等地连续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南宋政府的其他地方部队，俨然形成了以泉州为中心的独立王国。

不过无论是蒲寿庚还是夏璟，他们此时所迫切希望的只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在渴望获得泉州地区强大海上力量的元帝国派来的招降使节面前，蒲寿庚还是在表面上保持着对南宋政府的忠诚。而在南宋临安政府向元帝国投降之后，以宋端宗赵昰为首的流亡政府也投桃报李，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其更大的权力。双方之间尽管彼此并不信任，但仍未撕破那暧昧的面纱。不过随着张世杰和陈宜中放弃福州，率船队大举南下，双方的关系很快急转直下。

起初面对停泊在后渚港的南宋皇家舰队，蒲寿庚还是保持着臣子的礼节。他主动上船觐见了宋端宗赵昰，并向对方提出了在泉州建立临时首都的设想。作为在泉州拥有丰厚家底的商人，蒲寿庚的这一建议完全是出于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来考量的。毕竟数十万南宋难民和军队的抵达将强化泉州商业之都的地位，同时也能更好地帮助他将居心叵测的元帝国大军挡在泉州地区之外。但是由于对蒲寿庚的不信任以及对元帝国追击的担忧，张世杰明确反对南宋流亡政府在泉州长期逗留，同时还强行征用了蒲氏家族的海船两千多艘以及大量随船货物，在战争期间征用民间财物，本来无可厚非，但可惜的是，张世杰面对的不是一个只会忍气吞声的普通商人，那可是一个官商合一、手握重兵的地方豪杰。

在张世杰没有采纳部下扣押蒲寿庚的建议之后，蒲寿庚返回泉州第一时间关闭了城门，然后指使自己的儿子蒲师文动员家族势力大肆捕杀在泉州的南宋皇家宗室以及前期进城的南宋流亡政府军队，在泉州城内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张世杰却由于担心长期屯兵泉州会遭到元帝国追兵的合围，仓促地带着强行征用的船只和货物逃往广东。彻底和南宋政府决裂的蒲寿庚也随即投向了元帝国的怀抱，他和泉州知府、与文天祥同榜进士的田真子、左翼军统领夏璟一同向南下的元帝国将领董文炳递交降书，而元帝国显然比南宋的张世杰更懂得尊重地方势力，随即便授予蒲寿庚昭勇大将军等一系列官爵，蒲氏家族在泉州一带的权力不仅没有得到削弱，相反还进一步加强。

此后南宋流亡政府在张世杰的领导下再度组织对泉州的全面围攻，从战略角度来看夺取泉州将有力地增强南宋流亡政府的海上作战能力，同时遏止元帝国海军的南下，而从经济角度考量，南宋流亡政府同样迫切需要泉州地区的海外贸易。当然张世杰和南宋宗室向蒲寿庚的个人仇恨也是这次泉州之役的出发点之一。

尽管张世杰多方调集部队，陈吊眼与许夫人所率领的各寨畲族武装也群起呼应，甚至连莆田南少林也派出数千僧兵助战，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商人的蒲寿庚也是拼尽了全力。在向元帝国求援的同时，他不惜大撒金钱，贿赂前来参战的畲族武装，令对方在战场上出功不出力。泉州战役前后历时三个月之久，其中对泉州城防的围攻长达70多天。蒲寿庚“晨夜血战”、泉州城中更“死者万计”，但是最终他以这些为代价战胜了张世杰，保住自己家族在泉州地区的势力。而此后蒲氏家族将继续他们奢华而专横的生活，直到元帝国轰然崩塌。

1352年，“天完”红巾军遣兵四出，福建各地民众起兵响应。其中以宁化的曹柳顺实力最强，一度出现拥众数万的局面。但就在曹柳顺自认福建全省传檄可定之时，身为明溪驿卒的陈友定却率先杀死了曹柳顺派往自己家乡的八十余人的先遣队。出师不利令曹柳顺勃然大怒，随即动员步骑千余人杀奔明溪。但此时的“为人沉勇，喜游侠，乡人畏服”的陈友定已经联络了附近乡里的赖政、孙通、胡璃等500 人，将当地老孺引入山寨。随即据险而守，大败曹柳顺所部。但就在曹柳顺退守自己的根据地——曹坊，惊魂未定之际，陈友定竟然打上门来。拥有数万手下的曹柳顺来不及动员所有力量，就这样被陈友定以“斩首行动”轻松搞定了。

陈友定“平叛”的功绩很快便得到了元帝国汀州府判官蔡公安的注意，随即被授予明溪寨巡检的职务。随后陈友定又跟随福建佥都元帅吴按滩不花剿灭汀、延、邵、建诸山寨起义军，以功升清流县尉、主簿、县尹，再升延平路（治今福建南平）总管。

1358年农历五月，陈友定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天完”红巾军元帅陈友谅遣其将康泰、赵琮、邓克明等进攻邵武。十一月，邓克明占领汀州，进围清流。兵力处于明显劣势的陈友定只能驻兵于县前平安寨。但靠着夜袭红巾军军营，陈友定还是成功扭转了战局，随后陈友定又追击红巾军的败兵至宁化，收复清流，进一步修缮崆峡岭关寨及南北寨，加以坚守。

邓克明的兵败并未改变陈友谅鲸吞福建全省的野心。 1359年陈友谅再度派出康泰攻取邵武，邓克明攻汀州，转略延平、将乐等地。多线告急的元帝国福建行省只能委任陈友定汀州路总管，令其率兵抵御红巾军，双方战于黄土寨，陈友定成功在战场擒获了邓克明将邓益，迫使邓克明全军溃退。经此一役之后，陈友定以功升行省参政。十一月，陈友谅再度出兵攻破赣闽交界的杉关，但在陈友定的全力抵抗之下，“天完”红巾军只能再度选择无功而返。

1361年，篡夺“天完”政权，改国号为大汉的陈友谅再次派部领邓克明攻克汀州，转攻永丰、宁都、石城、宁化等县，克宁昌，破杉关，攻光泽，经顺昌以攻建宁（今建瓯），汉军于城西北立数十寨，以铁炮、火箭、云车、机弩轮番攻击，前后达半年之久，城中食将尽，元守将、行省平章完者帖木儿急檄陈友定解围。八月，友定率数十骑突围入战，焚橄榄山寨，夺水南寨，败邓克明于菱角塘，其将孙通等复建阳、崇安、浦城等县。邓克明退守抚州。陈友定再度收复邵武诸县。

1362年五月，长期处于防御姿态的陈友定趁陈友谅与朱元璋交兵、无暇南顾之际，自延平南引兵，水陆并进，一由顺昌出将乐，一溯延平溪而上清流，会攻汀州，汉军败退。陈友定随即收复汀州，但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屈居人下的政治地位，萌生占有全福建之心，在威迫行省平章燕只不华让渡权力的同时，陈友定“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资，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威镇闽中”。

1364年元帝国正式承认陈友定一省之长的合法权利，置分省于延平，以陈友定为平章。至此福建诸路及广东潮州俱由陈友定据而守之。唯泉州一带为“亦思巴奚”占有。所谓“亦思巴奚”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持刀盾的骑兵”。作为国际性贸易大港，泉州一带聚集的阿拉伯商人众多，又有蒲氏家族雄厚的财力支持，因此陈友定一时也奈何不了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