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古代的天才和大人物一定都有他的教养。观察他的教养，便可以了解他成才立业的原因。而考察他成才立业的原因，也可以对他的教养有所了解。王安石的道德、气节、事业、文章都是一流的，像他这样的人，即使在近千年的历史中都显得非常卓越，而他在年幼时的教养一定也是非常纯正自然的。所以，我特意将他少年时代的事迹中那些可以考证的在这里简略地介绍一些。

在王安石先生的《临川先生文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庆历三年（1043年），他在淮南判官任上请假回临川省亲，在返回扬州赴任之前又一次到舅舅家道别，感怀前事，心潮难平，就写了这首长诗。读了这首诗，对王安石少年时的经历就有了大致了解。诗是这样写的：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一作“旻”）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晞。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身着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

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

况复邱（一作“丘”）樊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骖 。

留当开樽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这首诗回忆了王安石从少年时代开始随父亲宦游在外地，以及读书、应试、做官的经历，抒写了他回乡探亲的心情和看到舅舅家的变化所引起的感慨，是王安石二十三岁前人生经历的形象总结，是他以诗歌形式所作的青少年时期的自传，显示出王安石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学以致用，经邦济世，以稷契为榜样，力求有所作为的不凡抱负。

这几乎就是王安石自己讲述的二十三岁以前小传啊。他所表现出来的孝顺、友爱、纯真、忠实的天性，固然洋溢在纸墨之间，而他希望做稷、契那样人的想法更是从小立下的志向。

王安石的学问很高深，却没有听说过他的老师是谁，应该是他靠着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学得到的。但他在学习方面互相激励的朋友还是不少，在这里，我们挑选《临川先生文集》中一些书信、序文谈论学问、抒发志向的段落，由此也可以使我们对王安石青年时代的读书、立志的情况有一个大致了解。

王安石自幼随父亲在外地做官，到过很多地方，像江西、四川、广东、江苏、河南等地，他都曾经居住过，这扩大了他的眼界，增加了他的阅历。读书则主要是他的父亲在指导和安排。

他在《送孙正之序》中指出：“君子在穷困苦难、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肯随波逐流，顺从时俗，不因时俗而破坏原则。所以，他在受到君王的重用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时俗，使它符合圣人之道。这是因为他在才学方面早有准备，而他的志向也早就确定了。”

孙侔，字正之，王安石在扬州时的朋友。后来，他要随父母、兄长到温州去，临行前王安石写了这篇《送孙正之序》，相互勉励。

他在《李通叔哀辞》中说：“我的先天才华和品性都在古人之下，后天又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也得不到朋友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切磋，我也许只是一个走在归途中的人而已……我自从得到通叔这个朋友之后，才知道圣人的境界也是可以达到的。与李通叔交往，不仅能从他所说的话中得到启发，也能从他的为人和做事中受益匪浅。”

李通叔，福建人，与王安石是府学期间的同学，王安石与他志趣十分相投，故结为好友。通叔两次科考均落第，第二次考试后，在返乡途中不慎溺水身亡，年仅二十八岁。

他在《上张太傅书》中说：“我这个人很愚蠢，不了解事物的变化，唯一相信的就是古人。我听说古时候有尧和舜，他们的行为都是合乎正道，中规中矩的，讲的都是自然常理。我得到记述他们言行的书，在家闭门阅读，一点儿不知道疲倦。我的思想贯穿历史，在其中渐渐地扩展，小到没有缝隙，大到没有边际，就是要穷尽圣贤的道理啊。”

张太傅其人不详，王安石写这封书信给他，是为了通过他向别人呈献自己的一些文章。

他在《答曾子固书》中说：“当今迷惑世人的不是佛教，而是那些士大夫沉溺于个人的私欲，喜欢互相吹捧，不知道自我约束罢了。”

曾子固即曾巩，子固是他的字，他是王安石的老朋友，“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在《答李资深书》中说：“天下事物突然发生变故的情况是很多的，而古代的君子或者拒绝这种变故，或者接受这种变故，他们的态度并不一样，但他们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想法去应对所发生的变化，并不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改变自己。不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改变自己，所以他们的行为有时好像就很可疑；而按照自己固有的想法去应对所发生的变化，他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后悔过。像这种人，他们怎会把世俗的诋毁和赞誉放在心上呢？而我这个人，虽然做不到像古代君子那样，然而却有这样的志向，但如果不是我们经常往来讨论这些问题，我的这些话也不会这么坦率地说出来。”

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与时俱进的，该坚守的还是要坚守。

李定，字资深，王安石的朋友和同乡，这封信写于何时已不可考。

他在《答史讽书》中说：“学习可以使自己充实，所学知识不是服务于国家，就是造福于百姓；不是传诵于当今，就是流传于后世。如果不幸你的所学既不能得到国家、百姓的赏识，又不能在当今或后世流传，古代的人好像也并不感到遗憾。真正了解我的不是‘天’吗？这就是《易》所说的‘知命’吧。‘命’这个东西并不仅仅关系着个人的贵贱生死，天下万物的兴盛与衰亡都是命啊！孟子说，君子只是遵行法度等候命运的降临罢了。”

宋代学者善谈道德性命问题，王安石是推动者之一。《易·系辞上》有所谓“乐天知命”的说法，就是从个人主体方面来说的，王安石将它演绎为不单是个人的贵贱生死，还包含“万物之废兴”，极大地扩充了该题的内涵，可以启迪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联系起来考虑，其意蕴便丰富多了，价值也高得多。

他在《与王逢原书》中说：“君子对于学习一定要有胸怀天下的大志向。然而，先要搞好自身的修养，然后才能在治理别人方面有所作为。我的自身修养搞好了，而能否在治理人民方面有所作为，就要看我的志向能否得以实现。我的身体 似乎是被‘命’管着的，天下的治理与否，难道就不由‘命’来决定吗？孔子说，不了解‘命’就做不了君子。又说，他的‘道’能够通行，是‘命’，不能通行，也是‘命’。孔子的学说就是这样，有人以为孔子的学说是为了入世做官而表现出急切的、忧心忡忡的样子。错了，它错在把孔子的学说当作了做官入世的敲门砖，像这种不了解孔子学说的人还是有的……我个人认为，孔子的心思不是为了入世做官而忧心忡忡。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说，难道圣人忘了天下吗？我回答，这不能说是忘了天下。《易》中否卦的‘象’说，君子应该用崇尚俭朴的道德来逃避灾难，他是不能为利禄所诱惑的。其中的倒数第一阴爻又说，拔茜草应该按照它的种类来拔，占问是吉。‘象’又说，拔茅贞吉（占卜的一种方式），立志在为君主。为君主，就是不忘天下呀。不会被利禄所诱惑的人，是了解‘命’的人。我虽然心忧天下，而‘命’却未必与我的志向是一致的，我虽然很想实现理想，但能够要求‘命’和我一致吗？……孔子所以极力主张君子要了解‘命’，不要为此担忧，就是想让人知道治世和乱世都是有‘命’的，而君子入世做官不应该太马虎，这样先王的道才能够得到伸张。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他们明白应该了解‘命’的道理，却不能谨慎地对待进退。由此看来，他们还是不能坚守这样的道理呀。最初得到您的文章，特别珍惜您的才华。看到您衣衫不整的样子，坐下来谈话却不谈自己的穷困，离开的时候询问您的情况，您一年到头都吃不上肉，却不肯轻易地向别人出售自己。这 个世界上像您这样自尊自立的人有几个呀！我认为真正了解孔子的学说又能自觉坚守这种学说的人，就是您啊。”

王令，字逢原，五岁成为孤儿，他虽生活穷困，却不慕富贵，不应科举，坚持操守。王安石在任签书淮南判官时，他曾带着自己写的诗文拜见王安石，二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当时，王令二十三岁，王安石三十四岁，遂结为忘年之交。通过王安石的推荐揄扬，王令的才华渐为世人所知，王安石还将表妹嫁给了王令。不幸的是，王令才高命短，二十八岁时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王安石专门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临川先生文集》中的言论与上面所引类似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全部抄录了，只选择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可以借此了解王安石一生自我完善、服务于国家的来龙去脉。他的入世依据理法，他的隐退也不违背社会通行的道义，他幼年时贫困交加，历尽磨难，但从来没有让这种情况扰乱他的心胸，他以卓越的才华自立于这个世界，把古今的学问钻研得很透彻并致力于实际应用。他得到皇帝的支持，以道来治理天下，使得“命”能眷顾他，让他的志向得以实现，他没有什么可以懊悔的。等到他以臣子的身份请求辞官回家时，又能淡然处之，好像忘了世事的纷争。《礼记·中庸》曾说，只做自己职位之内的事，不做自己职位之外的事，不要因为某个职位而委曲求全，做自己不愿做的事。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读了他的这些文章，从而了解到他的学问是大有来历的。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对“命”的理解，而又归结为按照理法行事等候“命”的到来。所以，他平生高风亮节，特立独行，做事情总是顺其自然，并不刻意强求。他的功名事业也被看作是他的本性要求他这样做的，并不将一丝一毫的成败得失掺杂在里面，这就是王安石之所以为王安石啊！

王安石坚守道义，自尊自重，并不急切地想要入世做官。但是，像他这种“玉蕴山辉”般的人物不会一直沉默的。贤明的士大夫，凡是稍微了解他的，都愿意称赞他。与他相交最早的是曾巩。曾巩在《与欧阳修书》中说：

“我的朋友中有个叫王安石的，文章非常地古朴，他的行为也像他的文章一样。虽然已经获得了科举的名次，然而如今知道他的人还是很少。他非常自重，不愿被人所知。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古往今来是不常见到的，如今缺少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平常的人成千上万，但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却是不可缺少的呀。”

而陈襄在他的推荐信中把王安石与胡瑗并举，称赞他才华与品性都非常出众，认真钻研古人的学问，他的文章和所做的工作都为人们所称道。皇祐三年（1051年），宰相文彦博也把王安石和韩维一起推荐，于是有了集贤院校理的任命。嘉祐元年（1056年），欧阳修又把他和包拯、张环、吕公著三人共同做了推荐，说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当代很有影响，他严守道义，绝不苟且，自尊自重，议论通达明白，而且兼有实际的才干，没有他不能做的工作。朝廷屡次召他进京，但他却安心在下面做微小的官吏，不肯到朝廷来任职，并不是故意做出一种恬适、不求进取的样子，而只是专心于自己职位的责任。

（考异一）

《宋史·王安石传》说到曾巩曾携带王安石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大为赞赏，为他宣扬，选拔他做了进士。今天看来这是不实之词。曾巩修书给欧阳修，其中有“王安石出使河北”这样的话，这件事发生在庆历六年（1046年），而王安石成为进士应该在庆历四年（1044年），而且曾巩的书信中已经明确说到“王安石已有科名”这样的话。很显然，王安石获得进士这个称号并不是由于欧阳修的宣扬和选拔。《宋史》开口就是诬蔑的话，怎么能取信于读者呢！

（考异二）

《宋史·王安石传》又说，王安石本是湖北人，朝廷上没有人知道他。因为韩、吕两个家族都是大家族，他想借助这两大家族的势力，便与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和吕公著结交为好朋友。这三个人都颂扬他，他的名字才开始被许多人了解。这又是不实之词。陈襄在皇祐年间（1049—1054）写信推荐他的时候，已经称许他的文章和工作在当时是很出名的。欧阳修也说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当时很有影响。而韩维这个人，文彦博是把他和王安石一起推荐的，吕公著也是与王安石一起被欧阳修推荐的人。这样看来，韩、吕两家怎么能够使王安石可以倚重，而王安石又怎么会去倚重韩、吕两家呢？从皇祐至熙宁大约二十年间（1049—1067），王安石名满天下，像范仲淹、富弼、韩琦、曾巩等人，都对王安石表示赞赏，在他们的文集以及其他记载中都是清清楚楚，可以考察的。然而，这些情况《王安石传》全不曾涉及，就连文彦博、欧阳修推荐过他这样的事也被埋没了，却说他不过是借助韩、吕两家的势力罢了，这对诸位君子发现人才的好眼力也是一种侮辱、一种伤害。诋毁一个人竟然怎样卑鄙的方法都可以用啊！我为什么要这样为这件事而争辩不休呢？以王安石高于当世的名望和节操，即使在他去世之后，反对党首领司马光仍然称赞他。而按《宋史》的记载，王安石是专为利禄的无耻小人，他们自称都是所谓知命守道的人，却用一些假话来欺骗读者，他们的做法严重地玷污了王安石的人格。我虽然不喜欢辩论，但又如何做得到呢？

（考异三）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很少交朋友，曾巩说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而他在《答孙少述书》中也说：“我天性疏放耿直，与世俗总是不能合拍，平生得到的朋友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罢了。在这方面，您一向是了解我的，数来数去，扳着指头数，也就这几个人。”由此看来，王安石交往之少是可以想见的。而民间却有王安石与周敦颐（濂溪）交涉一事，这又不能不辩白清楚。据罗景纶在《鹤林玉露》中记载，王安石年轻时，是个不可一世的人，却一直想要拜见周敦颐，三次来到周府门前，但三次遭到拒绝。王安石恨恨地说：“我自己就不能读懂六经了吗？”于是，他不再去求见周敦颐。据度正所撰《周濂溪年谱》记载：嘉祐五年（1060年）周敦颐先生四十四岁，东归时，王安石正在江东提点刑狱任上，已经三十九岁了，号称对儒学很精通。周敦颐和他相遇，二人一连几天交谈，不分昼夜。回去以后，王安石认真思考他们交谈的内容，以至于忘了吃饭和睡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见了，一个说没见，已经自相矛盾，难道王安石年轻时就已经因怨恨而不再见他，而到了三十九岁的时候又上门去拜见他不成？如果说周敦颐最初曾三次推辞不见王安石，那么后来他又自己前往去见他吗？真是太可笑了。这两种说法都是虚妄的不实之词。考察周敦颐的年纪，不过比王安石年长五岁，如果说王安石是年轻人，那么周敦颐也应该是年轻人，即便说王安石求友心切，非常想见周敦颐，而周敦颐与他一样也在求学之时，什么理由使他这样妄自尊大呢？难道是效法孔子与孺悲的故事吗？而且，周敦颐既然没有见到王安石，以一个正在求学的少年，他怎么能一见名帖就断定这个人不能和他交谈呢？周敦颐如果这样做，他还怎么在世上做人呢？何况，按照两个人的年谱，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相逢的机会。周敦颐于天禧元年（1017年）出生在道州（又称道县，在今湖南省南部），天圣九年（1031年），他十五岁，父亲就去世了，他随母亲到京城依靠舅舅生活，那么他在十五岁以前一直是生活在道州的。景祐四年（1037年），他母亲又去世了，安葬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康定元年（1040年），他二十四岁了，被任命为洪州分宁县（今义宁州）主簿，才开始来到江西。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1021年），幼年就随父亲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做官，他在《忆昨书》中写道，“丙子从亲走京国”，那时他已经十六岁了。第二年，父亲担任了建昌的官吏，他就在十七岁时到了江宁（今南京）。宝元二年（1039年），父亲去世，他在江宁居丧，即诗中所谓“三载厌食钟山薇”。庆历二年（1042年），他二十二岁，成为进士，到淮南做官去了，而这时周敦颐已经在两年前到了分宁，这说明二人在年轻时未曾有一天在一起，罗景纶的说法从何而来呢？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从常州改任提点江东刑狱。嘉祐四年（1059年），他三十九岁。嘉祐五年（1060年）五月，王安石被召回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而周敦颐在这一年的六月解除合州（今四川合川东）签事的职务回到京城，王安石已经离开京城去了江东，他的年纪已经四十岁了。以为二人曾经在江东相遇，年份与地域都不相合，那么邢恕、度正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些讲学之徒伪造这种说法的目的是想借助王安石来衬托周敦颐吧？然而，周敦颐见不见王安石，对王安石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做这种辩解，主要是看到当时那些诬蔑、诋毁王安石的人肆无忌惮，乃至毫无影子的事情他们也言之凿凿，好像真的一样。其他许多不可信的说法和这件事有相似之处；而真正的事实被抹杀，不再能看到，又不止这一件事啊！